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一、宏观刺激政策要刺激什么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去年全年增速达到5.2%，今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

　　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不足的起因区别开来，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导致了总需求不足。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问题，更要紧的是会贻误有利时机。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体上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增加投资。认为中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目前可以投资的领域还不少，空间还很大，仍然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维持甚至提高宏观增速。但真实的问题是，与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资比重已经过高，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

　　另一种更具主流性的观点是扩大消费。认为总需求不足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流行的主张是仿效发达国家进行“直升机撒钱”。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的问题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真实的问题是，在我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内需不足的重点何在，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扩大内需，这样我们才能在深一个层次上理解和解决扩大内需问题。

　　二、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两个重要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经历过类似增长。这种增长快速吸收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

　　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速。这种变化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转变。一个可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人口，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

　　在这种过程中，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

　　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经济增长就开始减速。

　　另一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结构；另一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低收入群体比重低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时间。

　　在转折点以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供给不足，在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通胀，这一时期主要是供给能力形成阶段。转折点之后，主要约束成为需求不足，事实上，需求相对下降正是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胀压力转为通缩压力，或价格上升压力转为价格低迷压力。

　　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这个时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节点。二战以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的国家在这个节点上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三、如何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首先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城市集聚效应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在传统农村地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与发达经济体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6%，户籍城市化率为48.3%，而发达经济体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过80%。

　　以往我们重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忽视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这一条应该是我们现阶段扩大消费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底层逻辑。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

　　从制度层面看，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所体现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不平等；三是财产（不动产）权利不平等。

　　四、不能简单仿效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

　　中国经历的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长，都显著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动能主要来源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结构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结构性潜能。这方面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领域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中国经济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在这一时期，宏观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稳定与平衡。作一个不大准确的比喻，现阶段如果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概影响的是1%，其余4%取决于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体制政策环境。改革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条件。

　　需要说清楚现阶段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折旧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整体走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了。

　　随着中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释放结构性潜能的改革相应转到需求侧。在继续推动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重心将会转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然而，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还有观点认为，改革不能解决短期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货币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改革就是开放权利。这些年来，中央关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词语是“允许”、“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许、不可以做的事情放开了，居民的权利就相应增加了。允许、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权利增加了，就可以发现新的交易机会，而正常的市场交易要“一致同意”，对双方都有好处，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增量或“增加值”。交易增加相应扩大货币需求，扩大信用，进而实质性地扩大需求和供给，特别是需求侧改革能够更多地扩大消费需求。简而言之，改革扩大权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进而实质性扩大需求。如果不通过改革把被不合理体制政策束缚的交易机会解放出来，即使增加货币，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会增加货币空转。

　　五、建议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实质性扩大终端需求，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应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举措，以财政政策为主，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紧密配合，产生扩消费、稳增长、防风险的综合效应。具体包括10万亿刺激规模、两大突破口和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刺激计划在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也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质性地扩大内需。在宏观上则可提升总需求水平，缩小与总供给的缺口，带动GDP平减指数转为正增长。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的精神。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精神。重点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 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尽可能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意义。

　　提出并实施上述经济振兴方案，短期内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上总需求不足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同时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也将为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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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达（记者 周明生）09月22日,2024年9月18日，在历经三年的高通胀和大幅度加息之后，美联储终于开始了降息之路，第一次就降息50个基点。经过过去几周的舆论准备，这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意外事件。纵观宏观经济史，加上去的利率总归还是会降下来，这是经济周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美联储在今天这个时间点降息，的确还是有一些关键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美联储大楼 资料图：新华社一第一个就是降息的规模大小。在前几个月美联储官员的讲话中透露出来的信息里已经充分坐实了9月将会降息，而金融市场一直不确定的是降息的规模：25还是50个基点？在几天前与美联储联系十分紧密的一个《华尔街日报》记者发表文章暗示，降息50个基点更适合当前的经济形势。于是，金融市场的期望也从主流的降息25个基点，逐渐变成超过一半的几率降息50个基点。当今天降息50个基点的决定传出以后，金融市场很自然都就将焦点转移到为什么美联储选择50个基点这个问题上。当然美联储的理由是为了预防经济危机，出于谨慎考虑才选择50个基点的降幅。但是市场对此的解读会有分化，相当一部分人怀疑美联储是否已经看到了某些经济不稳的迹象才开始大步降息。同时，另一部分人则会由于利率下降导致的资金成本降低而继续追逐金融资产，造成短期内股市房市的泡沫扩大。而这两种观点的交锋将导致最近金融市场波动率的放大，风险上升。这里插一句题外话：过去这两种观点的交锋会由随后发布的经济数据来判断对错，但是近两年美国不少经济数据准确性大大降低，尤其是就业数据，发布几个月后就大幅度向下调整，2023年的就业增长到今天已经大部分被“修正”消失了。尤其现在到了选举季节，这些经济数字的可靠性恐怕又要再打一个折扣。对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来说，美国降息50个基点虽然还没有改变美国市场利率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现实，但是美联储自己的预测与市场预期都已经认为未来几个月美联储会持续降息，而不是就此罢手。因此，对于未来几个月的美元利率下降的预期将会造成美元持续走弱的压力，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之前几周的货币汇率上涨已经反映出来这个压力，未来其他国家货币兑美元走强的趋势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促进国际资本的从美国回流。而在短期金融市场风险过去之后，未来几个月持续降息的预期以及年底美国股市的季节性，将增加美股在今年最后几个月进一步上涨的概率。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工作 资料图：新华社二第二个问题是美国降息对于实体经济的效果有多大。我觉得恐怕没有以前经济周期降息效果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前两年美联储加息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加息的影响被限制在了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房屋贷款，美国大量房屋拥有者在疫情期间取得了超低的固定利息房贷，美联储的加息对于这一大部分房产持有者的开支没有负面影响，降息当然也不会产生什么正面推动的效果。因此，美国经济中占70%的消费受到降息的刺激并不会很明显。因此，这一轮降息受益比较明显的更多是企业部门，而承受账面浮亏的银行体系在2023年美联储紧急资金支持下度过了硅谷银行挤兑危机，现在降息了，那么银行的账面浮亏就会下降。而非金融的实体企业，在疫情期间在超低利率水平下借债获得大量现金，未来两三年正好是需要借新债还旧债的时候，美联储降息对于他们来说是相对改善了未来融资成本。但是总体来说这些影响不会很明显，依照2008年以后的经验，对于实体经济尤其是连续收缩的美国制造业的刺激不会很大。而对于政府开支来说，官方降息肯定减少了联邦政府的利息开支，但是美国政府的超支赤字本来就是依靠美元霸权地位支持的，利息高低在霸权依旧的时候还只是一个会计问题，并不足以影响政府行为。占美国经济比重越来越大的政府开支最终还是要受到11月总统大选的结果影响。三那么，美国总统大选在即，离11月初投票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美联储开始降息，对于总统大选是否会有影响？这个问题比降息本身对于经济的影响更加重要。因为降息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会有一个延时，通常在几个月之后对于实体经济才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但是降息对于金融市场和普通人信心的影响则是即时性的，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党一方普遍欢迎在此时降息，认为这对于民主党的经济政策是一个正面宣传，而共和党则反对此时降息，因为降息的决定会削弱共和党炒作通货膨胀话题的效果。而这一届总统选举的结果，对于未来四年美国经济政策则有着巨大的影响。不仅仅是总统人选会对贸易、能源、金融、科技等方面的政策有重大改变，而且国会的组成和控制权则影响到美国政策的内容和推行效率。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只要是一方掌握了总统和国会两院，那么很大概率会通过大规模财政赤字政策，大幅度增加政府开支。另一方面如果总统和国会两院被两党分别控制，那么政府开支上升的幅度会相对有限。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美联储临近投票前的宽松政策，是否可以让普通选民克服过去两年高通胀带来的负面记忆，从而对最后的投票产生影响。根据当前美国政治的极端分化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对于选情极为接近的有决定作用的摇摆州，或许每一个好消息都会让民主党更多一分优势。特朗普与哈里斯首次面对面电视辩论 视频截图四对中国来说，过去三四年美国宏观经济实验给我们展示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仔细地分析。财政政策依旧是短期见效最快的经济干预手段，尤其是越过中间环节直接由政府面对群众个人的财政支出手段。但是刺激政策见效快的副作用就是极易造成通货膨胀，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今天美国虽然物价上涨的速度降低下来，实际物价水平依然在缓慢上升，对于中低收入的普通人来说，实际生活水平比前两年倒退不少。在加息过程中，融资成本上升这个负面作用由谁来承担？这三年下来，美国基本上是由银行和部分企业承担了，2023年硅谷银行挤兑危机之后美联储的救急措施也间接承担了这部分成本（当然通过美元霸权又转嫁给全世界）。其他国家还做不到将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的程度，那么在内部决定各个经济部门分摊债务成本的时候，更应该摆脱部门小利益，更多地计算整体利益，选择对于全国经济最有利的分摊方案来制定相应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最后一点还是老生常谈的科技投资。AI风潮的起点恰好和硅谷银行危机的爆发在同一时期出现，也许这是巧合，但是这的确对于推动美国股市的上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题材。即使今天很多人开始质疑AI 短期内对于生产力到底有多大影响，但这不妨碍AI相关的大规模投资对于宏观经济的支撑作用。国内科技还在补短板阶段，关键技术设备的国产替代投资已经初见曙光，对于科教界的结构改革和国内产学联潜力的进一步挖掘，是中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获得成功的最大希望，这比单纯的增加投资更能帮助国内的科技发展再上一层楼，促进国内长期经济竞争力的增加。来源|观察者网

吕文达（记者 王依昀）09月22日,继17日黎巴嫩真主党成员携带寻呼机发生爆炸后，18日下午黎多地又发生通信设备爆炸事件，据悉其中包括真主党成员使用的对讲机。黎公共卫生部说，18日的爆炸已造成20人死亡、超450人受伤。以色列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但路透社18日援引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说法表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应对此负责。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18日晚发表讲话时没有提到爆炸事件，但赞扬了以军和安全机构的工作，并表示新阶段以军事行动的重心正“向北移动”。黎巴嫩多地发生爆炸 《以色列时报》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以及该国南部地区、东部贝卡谷地等都传出爆炸声，英国广播公司（BBC）指出，这些地区都被视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据点。黎公共卫生部称，致命爆炸的“目标是对讲机”。据一名与黎巴嫩真主党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称，有真主党成员使用的对讲机被炸毁。按照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说法，此次涉及的设备主要是对讲机或收音机，但也有报道称太阳能设备和汽车中的一些电池也被引爆。其中至少一起爆炸事件发生在因17日寻呼机爆炸事件而丧生的真主党成员的葬礼上。BBC称，其团队当天下午在贝鲁特南郊参加四名真主党遇难者葬礼时，听到一声巨响，随后有报道称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爆炸。此外，一段未经证实的社交媒体视频显示，在一次似乎有大批人群参加的真主党游行中，一名男子在一次小规模爆炸后倒地。黎巴嫩国家通讯社（NNA）确认，发生爆炸的通信设备系ICOM-V82手持型高频对讲机。该型号来自日本电子制造商ICOM，但现已停产。路透社称，一名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表示，真主党五个月前购买了这批对讲机——与购买传呼机的时间大致相同。黎巴嫩多地发生对讲机爆炸 社交媒体XICOM美国子公司方面则称，这些爆炸的设备似乎是山寨产品，并非ICOM生产。ICOM美国子公司业余无线电分部高级销售经理雷·诺瓦克（Ray Novak）18日在罗德岛的一个展会上告诉美联社：“我可以向你保证，它们不是我们的产品。”诺瓦克说，ICOM在20多年前推出了V82型对讲机，主要用于业余无线电通联活动或社会通信和紧急通信，但早在2014年就已经停产，要在网上销售假冒产品很容易。ICOM官网称，当前市面上售卖的V82型对讲机几乎都是假冒产品 ICOM官网截图以色列官员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但路透社18日援引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说法表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应对此负责。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18日晚对以色列军队发表讲话时，并未提及最近几天黎巴嫩发生的通信设备爆炸事件，但他赞扬了以色列军队和安全机构的工作，称“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加兰特表示，经过数月在加沙地带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战斗，以军的“重心”正在向北移动，“我们正在将部队、资源和能源转移到北方”。他说，以军没有忘记“在南方的任务”，但军事行动已经处于“新阶段的开始”。以军当天证实，此前一直在加沙作战的以色列国防军第98师已重新部署至以色列北部地区，以应对以色列与黎巴嫩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当地时间2024年9月18日，以色列海法，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访问空军基地 视觉中国黎巴嫩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布·哈比卜警告说，18日“对黎巴嫩主权和安全的公然侵犯”是一个危险的事态发展，可能“预示着一场更广泛的战争”。真主党18日指责以色列“对这次罪恶的侵略负有全部责任”，并重申将对最近的袭击进行报复，同时表示将继续打击以色列，支持加沙的哈马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日表示，他对黎巴嫩和叙利亚大量通讯设备爆炸的报道深感震惊。“所有行为者必须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以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他在社交媒体平台X（原推特）上写道。古特雷斯被问及17日的寻呼机爆炸事件时表示，此事尤为严重，这不仅是因为受害者人数众多，还因为“有迹象表明”这是以非正常的方式触发的。“显然，让所有这些装置爆炸的逻辑是在重大军事行动之前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古特雷斯说。美国则否认与爆炸事件有任何关联，称正在开展密集的外交活动，以避免冲突升级。“我们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昨天或今天的事件。”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18日说。《以色列时报》称，柯比当天在发布会上多次拒绝就此事发表进一步评论，只表示白宫将继续努力防止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扩大，并认为外交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当被问及针对真主党的爆炸是否会损害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正在进行的人质谈判时，柯比表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我们现在距离（达成协议）并不比一周前更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17日告诉美方，它将在黎巴嫩采取行动。但这位官员称，以色列没有提供细节，而且这次行动本身让华盛顿感到意外。此前，17日，黎巴嫩真主党成员携带的寻呼机发生爆炸，造成12人死亡、约2800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应对黎巴嫩各地发生的寻呼机爆炸事件负责。路透社18日援引数名消息人士披露，在此次爆炸数个月前，以色列摩萨德就在黎巴嫩真主党订购的5000台寻呼机内安放了爆炸物。伊朗驻黎巴嫩大使也在17日的爆炸中受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致联合国的信函中表示，伊朗“保留根据国际法采取必要措施回应袭击的权利”，并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强烈谴责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行径和犯下的可怕罪行。应阿拉伯国家的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于20日就寻呼机爆炸事件召开会议。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指责以色列制造寻呼机爆炸事件，并表示这增加了军事升级的可能性。“以色列正在把整个地区推向地区战争的深渊，这样的战争不仅会对该地区，而且会对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来源|观察者网

（原标题：币圈大事件！“前华人首富”赵长鹏确认即将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