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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9月10日,华为Mate XT 非凡大师在华为商城预售已超400万人预约。对此,华为手机授权门店客服人员表示:“即便现在10万一台,咱不需要,咱就不买,等什么时候官网下单直接买到。就像现在华为MateX5,不仅能买到,还有更多的优惠,不也挺好的吗?提前两三个月购买没那必要。等着就行了。”至于华为Mate XT非凡大师何时能进行大批量线下售卖,该位人员指出,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我要是知道什么时候大批量出售,什么时候小批量出售,什么时候会便宜出售,那就和预测股票一样了。”(东方网·纵相视频 巢思远)延伸阅读500万人预约、溢价7万,华为三折叠对决iPhone 16相比万年不变的苹果手机,华为的三折叠手机Mate XT成为了最近两场手机巨头发布会中的最大亮点。Mate XT非凡大师被定位为“超高端手机”,起售价高达19999元。这款手机搭载一块10.2英寸屏幕,展开厚度为3.6毫米,是目前行业内最薄的折叠屏手机。Mate XT非凡大师出生自带噱头,作为全球首款量产的三折叠手机,从9月7日开启预定后,就在市场中掀起了一阵狂热追捧。根据华为线上商城显示,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Mate XT非凡大师的预约数量逼近200万。截止9月10日10:00时,其预约人数已经超过480万,并还在快速增长。而在京东、天猫的华为自营旗舰店开放的预约渠道中,页面显示的加购人数也超过了百万。9月7日下午2点半,记者在深圳坂田华为全球旗舰店实探发现,前来预约的消费者排起长队(图/海报新闻)一位华为门店销售向Tech星球表示,从开启预约至今,门店每天都在排队登记预约意向,并且在发布会之后,样机到店展示时,因为客流过爆,目前上手体验也需要提前预约。不过该门店销售人员表示,现在还没有开放购买,第一批货要在20日开售。去年华为Mate 60系列曾掀起一阵抢购热潮,延续至Mate XT非凡大师热度则更甚。于是,在用户狂热期待中,“黄牛”们看到了巨大的商机,连同代理商、经销商们,一同盯上了Mate XT非凡大师的溢价空间。2万起售价,7万的溢价“大多数人拿不到首轮新机”,一位华为经销商称,无论是线上商城、线下还是电商渠道,所开放的预定只是意向统计,而非排序购买的资格。一位门店工作人员也告诉Tech星球,现阶段预订的确是登记意向,后续到货后要进行抽签决定。另一个门店的销售则表示,从发布当天至今,因为过于火爆,门店已经停止了预约登记。在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得物,以及抖音上,华为三折叠的大量预订订单出现转让,标价3万-9万不等,普遍溢价8千元至6万元。通过和闲鱼上的商家沟通,大都表示,不能保证到货,但定金可退。咸鱼平台上搜到的部分帖子着实有点“夸张”(图/网络)一位保证有货的商家称,只有到9月20日开售当天,才能知道放货量,最终决定终端的销售价格。“现在下单需要支付1万元定金,当9月20日手机正式发售后,会给到最终价格,如果买就支付尾款,如不能定金则会退回。”另一位经销商告诉Tech星球,这些黄牛大都是散户,肯定拿不到第一批现货。“我们大概能够拿到两台货,但目前还不知道价格。”据其透露,当下需要等代理给出最终价格,因此只能给到一个预定价。“暂定是7万元左右,多退少补。”华为三折叠手机数万元溢价背后的直接原因,在于首批货源稀缺。一位经销商透露,其所在的江苏省一个地级市,能够拿到的首批供货只有几十台。上述经销商提到,考虑到产品的定位,华为对于三折叠的配货策略标准会更高,“一些三四线城市或者腰部商的门店拿不到首批货。”经销策略以外,良率与产能也是造成缺货的关键因素。一位折叠屏手机产业链人士也告诉Tech星球,这几年,折叠屏手机供应链逐渐成熟,但华为三折叠屏因为多一道铰链和屏幕,产线磨合和良品率的提升都需要时间,“所以前期的供货一定是有限的。”对于部分经销商而言,货源不充足却并非坏事。上述渠道人士称,Mate 60系列上市时的火爆和缺货状态,就曾为经销商和产业链带来了可观的利润。而且根据过往经验,华为的折叠屏产品都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溢价状态。如今,华为Mate 60系列发布至今已经超过一年,在8月中旬也开启了官方降价,经销商们迫切需要找到下一个赚钱的标的,不少经销商都将希望押注在了三折叠上。不过,多位华为销售人员称,就像Mate 60系列一样,Mate XT在上市初期的确会一定有溢价空间,等到货源基本充足时,溢价就会消失。高端折叠屏走不进大众市场Mate XT并不神秘,早在今年8月初,余承东就在飞机被“偶然”拍到翻阅手机,其手中拿着的正是一个三折叠试验机。在发布会上余承东的展示中能看到,Mate XT在全折叠状态下可做普通单屏手机,展开两屏则成为“大折叠”,若全部展开则能够变成一块平板。三折叠意味着Mate XT能够兼顾手机和平板两种形态,在观影、处理文档,或阅读书籍时体验更佳。图为发布会现场一位体验了Mate XT的网友告诉Tech星球,将三折叠完全展开,显示面积比双屏多了一半。而且Mate XT可以在同一屏幕同时运行两个应用,“是一种类似于使用电脑的体验。”一位门店销售称,该款手机受众群体定位正是商务人士。“适配出差路上办公的场景,Mate XT相比电脑更便携。”上述提到的一位经销商也表示,目前咨询及付定金的用户大都提到了办公用途。自2019年折叠屏手机上市,中国折叠屏手机市场就迎来了连续4年同比超过100%的增长。同时渗透率也在提升,根据艾瑞预计,折叠屏手机在高端机市场进入快速渗透阶段,渗透率预计将从2023年的9%增长至2025年的20%。但即便增长率和渗透率同步加速,折叠屏却依旧难以撕掉小众标签,走入大众市场。上述折叠屏手机产业链人士认为,成本高导致其价格高,是折叠屏手机局限于小众市场的核心因素,放到三折叠上,现象会更为突出。此前国外博主jasonwill在社交平台爆料称,华为三折叠屏手机的原型工程机超过了3.5万元。此外,该产业链人士提到,相比大折叠屏、小折叠屏,三折叠需要同时使用柔性OLED屏幕和双铰链结构,“成本和良品率都是难题。”根据山西证券研报显示,目前业界铰链的良率中位数约落在50%至60%。在华为的新品发布会上,余承东同样提到了成本,他表示三折叠成本确实非常高,后续会继续迭代工艺、提高良率降低成本。高成本决定了三折叠高昂的价格,而这样的价格又限制了其所能覆盖的用户。今年3月份,上海证券曾预测称,华为首款三折屏手机销售表现可参考华为首款折叠屏手机Mate X的销量。根据其推测,Mate X月销量大约为10万部,考虑到“三折屏手机”售价高于Mate X(约2万对比1.7万),预计2024年该机型销量或为其销量的70%至90%,即42至54万台。但根据此前博主@数码闲聊站的透露,截止今年6月,华为 Mate 60系列全版本销量已经超过千万台。和苹果,打一场高端市场争夺战比起承担销量冲高的重任,Mate XT更像是华为再次攻入高端市场的一个信号。“iPhone16不用加价,如果订不到Mate XT,可以考虑定金转购”,闲鱼上一位商家称。华为新品发布会同日,苹果发布了全新的iphone16系列手机,最高配价格为13999元。根据苹果发布会,苹果iPhone16系列的升级更多表现在芯片、人工智能以及摄像头性能的进一步增强上。iPhone16全系列的芯片配置支持苹果智能(Apple Intelligence)。由于用户对AI感知并不强烈,且iphone16系列外观设计仍沿袭传统,创新不足,就导致市场给出了缺乏新鲜感的评价。一位此前倒iPhone的黄牛告诉Tech星球,自己一台也不打算囤货,“去年的iPhone15系列就没有什么利润。”一位苹果门店的销售称,iPhone 16系列手机目前尚未到店,且前来特地咨询的用户也并不多。苹果一直是高端手机市场无可争议的领跑者。但随着Mate 60系列的发布和麒麟的回归,华为对高端市场的攻势愈加猛烈。据Canalys数据,在中国大陆600美元以上手机市场,2024年一季度,苹果销量同比下跌25%,市占率为54%。对比华为,销量增长67%,市占率达到了26%。2024年二季度华为继续追赶苹果,双方差距缩小。苹果销量同比下降7%,市占率进一步下降至52%,华为销量同比增长82%,市占率提升至30%。华为近两年份额的回收基本来自于Mate和P系列等高端机型的热卖,其中折叠屏是华为区别于苹果,冲击高端的一个利器。北京的一位华为经销商告诉Tech星球,目前华为折叠屏产品在其门店销售中占比接近三分之一。“Mate X5和nova Flip分别覆盖了大折叠和小折叠的用户人群。”三折叠的推出丰富了华为折叠系列的产品形态,能够覆盖更广泛的用户群体。不过该经销商认为,从产品形态和售价定位来看,Mate XT和iPhone 16所覆盖的用户并不完全相同,尚未发布的华为Mate70系列才是iPhone16系列的直接竞品。“如果Mate70系列还能搭载上‘纯血鸿蒙’(纯血鸿蒙:只能运行鸿蒙原生应用,不再兼容安卓应用),那苹果的市占份额可能会进一步缩小。”如今智能手机市场从红海走向血海,从Mate60系列,到最新发布的Mate XT,未来华为与苹果之间的对决会愈发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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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吵归吵,别拿中国说事)

(原标题:河南女子称“母亲一生都在被家暴”最新进展:人身安全保护令已签发,正等待离婚判决)

本田汽车可能是目前在中国市场进行人力成本优化和产能缩减最为激进的汽车企业。在5月广汽本田裁员2000余人后,本田在华另一合资企业东风本田近期同样启动了以主动离职为核心方式的大规模裁员。东风本田将裁员2000人一位在东风本田工作了两年的内部人士向界面新闻证实,此次东风本田提供了近2000个离职通道,赔偿能够给到“N+3”。被裁退的员工主要为生产线工人。这是该员工进入东风本田后,首次经历较大范围的裁员。9月10日,东风本田对外回应表示,此次优化是为了更好地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加快战略转型。优化将主要针对生产领域,并采用员工自愿离职的形式,给予员工妥善合理的补偿方案。界面新闻从东风本田贴吧注意到,从7月开始陆续有相关帖子称,内部正在进行协商离职的统计。在8月底,员工开始批量离职,且多个社交平台上出现东风本田离职员工发布的相关视频和帖子。由于此次赔偿方案不菲,一些东风本田的员工积极争取被裁名额。东风本田采用的是“N+2+1”的补偿方案,其中“N”代表工作年限,“2”指代2个月工资,“1”表示额外再发放1个月的奖金。东风本田方面表示,从实施反馈来看,很多离职员工对补偿方案表示满意。东风本田此次大规模裁员早有预兆。由于在中国市场表现低迷,本田计划通过关闭工厂等举措,在华削减三成的燃油车产能,年产能由149万辆缩减至100万辆。此次减产在日本汽车公司中创下最大规模。其中,东风本田在今年7月26日发文称,东风本田在湖北武汉的第二工厂生产线将于2024年11月暂停生产。这座工厂的年产能为24万辆。蓝鲸新闻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是,第二工厂并未关厂,还保留了研发及实验室。目前暂未传出将在生产领域外的进行裁员。界面新闻从多家合资品牌人士处了解到,由于公司效益不佳和短期内难见好转,不少合资品牌人士选择跳槽去新势力或国内自主品牌。自然流失人数不在少数。本田计划2024财年(截至2025年3月)内通过广汽本田的裁员和自然减员,对中国业务共削减3000人左右。但东风本田的人员削减并不包括在内,削减幅度可能会扩大。去年12月广汽本田已经开始裁员。据日媒报道,彼时广本裁员约900人,这是广汽本田25年来首次裁员。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超过50%,成为消费者购车的主流选择,缺少新能源车型的合资汽车厂商很难止住持续下滑的销量趋势。本田汽车8月中国新车销量同比下降44%,连续7个月低于去年同期。东风集团产销报告显示,东风本田1至8月累计销量同比下跌19%;广汽本田前8月累计销量只有27万辆,同比下滑26.81%。尽管在华销量出现大跌,但本田汽车4至6月合并营业利润却刷新同期历史记录。在美国市场,受益于混动车型的销量猛增,本田汽车4至6月财季销量增长3%,实现连续16个月增长。合资汽车品牌曾经是汽车人士争抢进入的好公司,能够提供行业内领先于自主品牌更高的薪资和丰厚的年终奖金,但随着业绩的持续萎靡,其过往的光环已经不再。根据乘联会发布的数据,8月主流合资品牌零售48万辆,同比下降27%;前8月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超过1000万辆,市占率达到63.2%。合资汽车品牌的燃油车产能已经普遍出现过剩,且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让它们对生产更为谨慎。不仅是本田汽车,今年5月一汽大众佛山工厂同样出现人员优化,对部分第一次劳动合同到期员工不续约,并提供“N+1”或“N”个月的补偿。惠誉评级亚太区企业评级董事杨菁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指出,合资品牌转型已经进入关键的执行期。它们拥有资金和技术储备,但令人担忧的是决策过程的周期较长,车型推出速度难以适应当前国内自主品牌快速迭代的市场环境,这将格外考验合资品牌中外双方的步调能否一致。延伸阅读IBM中国裁员会议只开了3分钟 员工冒雨到办公室讨说法步入中国市场的第40年,被称为“蓝色巨人”的美国计算机巨头IBM以一个极为“魔幻”的方式,宣布结束IBM在中国的研发业务,1000多名中国员工被波及。据港媒《南华早报》、美媒《华尔街日报》等27日报道,本周一,IBM高层原定就关闭业务进行半小时的会议,在仅持续3分钟宣布裁员决定后便戛然而止,没有留出任何提问空间,让特地冒着大雨赶到IBM北京办公室参会寻求说法和解决方案的中国员工大为失望,更有不少人感到愤怒乃至羞辱感。与此同时,又有不和谐声音借机鼓噪所谓“外资撤出中国”。不过,知名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对此指出,在中国同类竞争对手太多,自己又缺乏绝对技术壁垒优势,是IBM关闭中国研发部门的最主要原因。“裁撤研发机构可能不怪任何人,只是一家企业老了,这家企业在科技领域活得太久了”,他表示。IBM确认将彻底关闭中国研发部门 资料图有关IBM将彻底关闭中国研发业务的消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传得沸沸扬扬。据《南华早报》等报道,早在上周五,就已经有一些员工发现了“苗头”:当晚,IBM中国毫无预兆地关闭了内网访问权限,有些正在加班的员工突然发现自己无法访问公司的内网系统。到了周一,IBM中国关闭下属主要负责研发和测试的中国研发中心(CDL)和中国系统中心(CSL)的消息尘埃落定,涉及IBM在北京、上海和大连等地的中国员工。而这场将改变1000多人命运的会议,却是以一种让受影响员工觉得极其敷衍了事的态度结束的。报道称,当天参加虚拟会议的有IBM的全球企业系统开发副总裁赫根罗瑟(Jack Hergenrother)、Z大型机总经理毛里(Ross Mauri)和存储软件工程副总裁梅斯(Danny Mace)。赫根罗瑟表示,受到市场动态和激烈竞争的影响,IBM在中国的基础设施业务正在“衰退”,因此决定将开发业务从中国转移到IBM其他海外基地。《华尔街日报》补充称,部分业务可能将转至印度。一份文字记录显示,在赫根罗瑟敦促受影响员工与各自所属管理人员就遣散安排组织私下讨论,另两名高管感谢员工贡献后,这场仅持续了3分钟的会议被直接掐断,根本没有留出任何与中国员工进行问答沟通的时间。综合北京商报、第一财经等报道,大多数员工对突然裁员感到惊愕,更对如此简短的会议大失所望。在IBM工作13年的研发员小李(化名)告诉媒体,一早冒雨来开会,全员会议只开了3分钟,“大家听完之后很气愤,感觉受到了侮辱。”和小李的说法一样,另一名北京IBM员工对《南华早报》透露,他已经和自己的一线经理谈过相关安排,后者也被解雇了。IBM方面目前的说辞是不按裁员处理,而是协议离职。员工在今年9月13日之前签署解聘协议,将得到N+3的补偿。据小李补充,9月20日之前同意签字的补偿将是N+1,在10月31日正式关闭相关业务后再签字将得不到任何补偿。IBM此番大动作引发科技领域“地震”。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已经有中国科技公司的猎头,就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相关的职位,与这些受影响的中国员工进行了接洽。在一份发给媒体的声明中,IBM强调,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越来越重视抓住混合云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机遇,IBM在中国的本地战略重点将是利用在技术和咨询方面的经验,转向服务中国的民营企业以及部分在中国的跨国企业。近年来IBM在亚太地区虽有复苏之势,在中国的销售额却始终处于下滑中。IBM年度财报显示,2023年,IBM在中国的收入下降了19.6%,而整个亚太地区增长了1.6%。“就像把ThinkPad笔记本电脑业务卖给联想一样,IBM现在不得不关闭CDL和CSL,是因为这些业务的利润并不理想。”一名前员工告诉《金融时报》。IBM中国回应裁员传闻不过IBM仍然重申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就在8月22日举行的一场IBM中国企业级AI论坛上,IBM亚太区总经理德克斯(Hans Dekkers)表示:“今年是IBM进入中国市场的第40年。我们希望在未来的4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继续扎根中国。”IBM中国管理层也强调中国市场仍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在于企业级AI领域。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IBM关闭中国研发部门,原因有且只有一个——在中国同类竞争对手太多,IBM缺乏绝对的技术壁垒优势。他对封面新闻表示,虽然IBM宣称关闭相关业务是用AI取代人力,提高企业效率,但从今年二季度数据来看,IBM营收仅仅增长2%,固定汇率算仅仅为4%,“在科技企业中,你很少见到如此没有火气的业绩表现。所以,有可能研发机构裁撤不怪任何人,只是一家企业老了,这家企业在科技领域活得太久了。”对于有杂音借机唱衰中国外资投资,盘和林在一篇评论文中反驳道,所谓“IBM全面撤离中国”是一种危言耸听,IBM此次裁员只是其全球业务调整的一部分。自2020年新CEO上任后,该公司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多轮裁员,此次裁员显然不是针对中国市场的特殊行动。IBM在中国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分公司和业务,在华员工总数超过1.2万人。《华夏时报》也援引专家说法分析称,近些年,IBM在中国市场的能力和服务优势其实已经被本土IT企业逐步取代,其先发优势到了一定瓶颈期,这是目前这家公司遇到的最大问题。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指出,在中国过去这40多年的发展中,外企先进的IT技术的确占到巨大的先发优势,但最近十几年,中国IT领域的发展尤为迅速,整体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都有很大提升,而不少外企却固守在过去的逻辑思维和技术水平上缓慢前行,无法适应变化中的中国企业的需求,只能选择收缩业务或者退出,这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北京商报引述专家分析指出,对于IBM这种习惯于服务政府、银行等大型机构的龙头,“放低身段”挖掘细分群体“赚辛苦钱”,并非易事。产业观察家洪仕宾也提到,在现今各家技术差距已经不再明显的情况下,市场整体的打法、逻辑早已改变,所谓“得客户者得天下”,关键在于竞争谁的生态覆盖面更广。一些外媒则猜测,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可能也给在中国从事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研究的美国公司的商业前景蒙上了阴影。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中国设立大型研究团队可能会使IBM获得美国政府合同变得困难,美国政府是IBM的主要客户。《华尔街日报》还提到,自2010年以来,为了推动信息化建设的自主性和安全性,中国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接连发起“去IOE”(在IT架构中去除IBM小型机、‌Oracle数据库和EMC存储设备)。尤其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棱镜门”爆料人爱德华·斯诺登在2013年揭露美国当局曾入侵中国的移动通信和企业网络,更加速了这一转变。

非法持有枪支5支、弹药732发,贵州纪检系统正厅级“内鬼”陈罡今日获刑7年。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通报,9月12日,黔南州中院一审公开宣判贵州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原组长陈罡受贿、洗钱、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对被告人陈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对陈罡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对陈罡非法持有的5支枪支及732枚弹药,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陈罡(中)受审公开资料显示,陈罡出生于1964年8月,贵州沿河人,土家族,曾任遵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等职,2017年任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省工商局纪检监察组组长(保留正厅级),2019年任贵州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公安厅纪检监察组组长(保留正厅级)。2023年8月,陈罡官宣被查。2024年1月,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陈罡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钱款;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规放贷获利;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今天的庭审中,法庭经审理查明:2016年至2023年,被告人陈罡利用担任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省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人员在案件处理、混凝土生产资质办理、消防手续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2万余元;2020年4月至2022年5月,陈罡为掩饰、隐瞒50万元受贿款的来源、性质,虚构向他人借、还款的转账事实,伪造借贷关系,转移受贿资金;陈罡还违反枪支、弹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5支、弹药732发。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罡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洗钱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应依法惩处。陈罡受贿数额巨大,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鉴于陈罡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主动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事实,认罪悔罪,且退缴全部受贿赃款,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延伸阅读敛财5.5亿的公安厅长被指"胆子大":情妇家被搜出1亿多现金在被查一年多之后,“老虎”王大伟受审。2023年10月19日,湖北省襄阳市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辽宁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王大伟受贿一案。据检方指控,他敛财数额高达5.55亿。另外,他还曾收受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孟冰等给予的财物。政知君注意到,此次王大伟受审的官方报道中,罕见提到了他受贿的几个重要细节。他也是今年以来受审以及获刑的“老虎”中,受贿金额最多的人。搞假结婚欺骗组织王大伟1964年4月出生,曾在国家经贸委办公厅、中国联通公司、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任职。其间,他挂职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副市长。王大伟被控敛财数额高达5.55亿,图为其讲话画面 资料图挂职结束后,王大伟留在哈尔滨市工作,历任副市长,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2009年8月,王大伟调往黑龙江省公安厅工作,出任党委副书记、副厅长。2013年3月,他跨省出任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次月他同时担任省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2017年2月升任副省长。直到2022年3月1日落马,王大伟执掌辽宁省公安厅9年。2022年9月,王大伟被双开。纪委通报指出,王大伟为掩盖“裸官”问题,搞假结婚欺骗组织。这在落马“老虎”通报中尚属首次。此外,他还被通报大肆卖官鬻爵,严重破坏任职地区和系统的选人用人制度和政治生态;生活腐化,道德败坏;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徇私枉法践踏纪法底线,贪婪无度。2021年以来,辽宁省公安厅已经有3任厅长落马。2021年1月25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文喜(2002年5月至2011年3月任省公安厅厅长)落马。2021年8月23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薛恒(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任省公安厅厅长)主动投案。今年1月,李文喜受贿案一审宣判。2006年至2021年,李文喜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4亿余元,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李文喜受访视频截图去年8月,薛恒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审开庭。检察院指控,2005年至2021年,薛恒直接或者通过亲属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5亿余元。2019年,薛恒离职后,利用其原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他人请托,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6.3万元。在情妇住所搜到超亿元现金在王大伟被查之后,有关他的案件细节被媒体披露。有媒体称,外界认为,王大伟被认为是落马的几个辽宁省公安厅厅长中,胆子最大的一个。此前,《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当地政法系统盛传,王大伟涉案金额超过李文喜,其被查后,办案人员在其沈阳市一位情妇住所处搜出的现金就超过1亿元。此外,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办案人员在王大伟妹妹的一个住处,搜出数以亿计的人民币,“王大伟主要的钱都藏在齐齐哈尔”。据检方指控:2008年至2022年,被告人王大伟利用担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辽宁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红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孟冰等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处理以及职务提拔、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等财物,以及代为支付购房款、购物款,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王大伟当庭认罪悔罪从检方指控来看,王大伟是进入政法系统之后开始堕落的,他敛财的第一个岗位是“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辽宁忠旺集团和下属孟冰政知君注意到,此次王大伟受审的官方报道中,罕见提到了他受贿的几个重要细节。第一,他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他是今年受审、获刑的“老虎”中,受贿金额最多的人。第二,根据检方指控,他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红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孟冰等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公开资料显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忠旺的下属公司。据《证券时报》等媒体报道,中国忠旺实控人是刘忠田,贴有“亚洲铝王”标签。在王大伟被查之前,2021年10月15日,中国忠旺收到下属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因重大亏损、运营困难,下属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出现严重经营困难,经多方努力,已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当前问题。中国忠旺发布内幕消息2022年9月,中国忠旺公告称,公司接获通知,相关中国债权人已于2022年8月30日,针对公司附属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等共计14家公司,向法院提交破产重整申请。今年4月6日晚,中国忠旺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香港联交所宣布,由2023年4月13日上午9时起,该公司的上市地位将被予以取消。另外,王大伟还曾为下属孟冰提供帮助。孟冰,男,汉族,1973年9月出生,今年50岁,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王大伟的“70后”下属孟冰孟冰长期在辽宁省公安厅工作。2013年,王大伟从黑龙江调任辽宁担任公安厅一把手时,孟冰是辽宁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副厅级)。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孟冰任葫芦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之后他重回省公安厅,出任公安厅党委委员、指挥中心主任。2018年10月,孟冰出任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兼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局长。次年11月,他任省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正厅长级)。2021年5月,在王大伟被查前一年,孟冰调离辽宁省委政法委,出任辽宁省法学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2022年6月16日,在王大伟被查3个月后,孟冰落马。孟冰的双开通报提到,他“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政治攀附,并在组织核查时掩盖攀附问题,花费巨资跑官买官”“为谋求职务提拔调整,向领导干部赠送钱款”。孟冰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官网截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第三,王大伟曾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等财物,以及代为支付购房款、购物款。此前“老虎”受审时,官方的报道表述多为“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XX万余元”,王大伟案件则明确列出了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此前,8月4日,“正部级”老虎、十三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主任沈德咏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法院审理查明,沈德咏收取现金、黄金制品、车辆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56万余元。更早一些,2019年5月,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张化为受贿案一审宣判。张化为被认定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给予的字画、金条、玉石、珠宝首饰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284.93万余元。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本田汽车可能是目前在中国市场进行人力成本优化和产能缩减最为激进的汽车企业。在5月广汽本田裁员2000余人后,本田在华另一合资企业东风本田近期同样启动了以主动离职为核心方式的大规模裁员。东风本田将裁员2000人一位在东风本田工作了两年的内部人士向界面新闻证实,此次东风本田提供了近2000个离职通道,赔偿能够给到“N+3”。被裁退的员工主要为生产线工人。这是该员工进入东风本田后,首次经历较大范围的裁员。9月10日,东风本田对外回应表示,此次优化是为了更好地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加快战略转型。优化将主要针对生产领域,并采用员工自愿离职的形式,给予员工妥善合理的补偿方案。界面新闻从东风本田贴吧注意到,从7月开始陆续有相关帖子称,内部正在进行协商离职的统计。在8月底,员工开始批量离职,且多个社交平台上出现东风本田离职员工发布的相关视频和帖子。由于此次赔偿方案不菲,一些东风本田的员工积极争取被裁名额。东风本田采用的是“N+2+1”的补偿方案,其中“N”代表工作年限,“2”指代2个月工资,“1”表示额外再发放1个月的奖金。东风本田方面表示,从实施反馈来看,很多离职员工对补偿方案表示满意。东风本田此次大规模裁员早有预兆。由于在中国市场表现低迷,本田计划通过关闭工厂等举措,在华削减三成的燃油车产能,年产能由149万辆缩减至100万辆。此次减产在日本汽车公司中创下最大规模。其中,东风本田在今年7月26日发文称,东风本田在湖北武汉的第二工厂生产线将于2024年11月暂停生产。这座工厂的年产能为24万辆。蓝鲸新闻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是,第二工厂并未关厂,还保留了研发及实验室。目前暂未传出将在生产领域外的进行裁员。界面新闻从多家合资品牌人士处了解到,由于公司效益不佳和短期内难见好转,不少合资品牌人士选择跳槽去新势力或国内自主品牌。自然流失人数不在少数。本田计划2024财年(截至2025年3月)内通过广汽本田的裁员和自然减员,对中国业务共削减3000人左右。但东风本田的人员削减并不包括在内,削减幅度可能会扩大。去年12月广汽本田已经开始裁员。据日媒报道,彼时广本裁员约900人,这是广汽本田25年来首次裁员。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超过50%,成为消费者购车的主流选择,缺少新能源车型的合资汽车厂商很难止住持续下滑的销量趋势。本田汽车8月中国新车销量同比下降44%,连续7个月低于去年同期。东风集团产销报告显示,东风本田1至8月累计销量同比下跌19%;广汽本田前8月累计销量只有27万辆,同比下滑26.81%。尽管在华销量出现大跌,但本田汽车4至6月合并营业利润却刷新同期历史记录。在美国市场,受益于混动车型的销量猛增,本田汽车4至6月财季销量增长3%,实现连续16个月增长。合资汽车品牌曾经是汽车人士争抢进入的好公司,能够提供行业内领先于自主品牌更高的薪资和丰厚的年终奖金,但随着业绩的持续萎靡,其过往的光环已经不再。根据乘联会发布的数据,8月主流合资品牌零售48万辆,同比下降27%;前8月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超过1000万辆,市占率达到63.2%。合资汽车品牌的燃油车产能已经普遍出现过剩,且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让它们对生产更为谨慎。不仅是本田汽车,今年5月一汽大众佛山工厂同样出现人员优化,对部分第一次劳动合同到期员工不续约,并提供“N+1”或“N”个月的补偿。惠誉评级亚太区企业评级董事杨菁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指出,合资品牌转型已经进入关键的执行期。它们拥有资金和技术储备,但令人担忧的是决策过程的周期较长,车型推出速度难以适应当前国内自主品牌快速迭代的市场环境,这将格外考验合资品牌中外双方的步调能否一致。延伸阅读IBM中国裁员会议只开了3分钟 员工冒雨到办公室讨说法步入中国市场的第40年,被称为“蓝色巨人”的美国计算机巨头IBM以一个极为“魔幻”的方式,宣布结束IBM在中国的研发业务,1000多名中国员工被波及。据港媒《南华早报》、美媒《华尔街日报》等27日报道,本周一,IBM高层原定就关闭业务进行半小时的会议,在仅持续3分钟宣布裁员决定后便戛然而止,没有留出任何提问空间,让特地冒着大雨赶到IBM北京办公室参会寻求说法和解决方案的中国员工大为失望,更有不少人感到愤怒乃至羞辱感。与此同时,又有不和谐声音借机鼓噪所谓“外资撤出中国”。不过,知名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对此指出,在中国同类竞争对手太多,自己又缺乏绝对技术壁垒优势,是IBM关闭中国研发部门的最主要原因。“裁撤研发机构可能不怪任何人,只是一家企业老了,这家企业在科技领域活得太久了”,他表示。IBM确认将彻底关闭中国研发部门 资料图有关IBM将彻底关闭中国研发业务的消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传得沸沸扬扬。据《南华早报》等报道,早在上周五,就已经有一些员工发现了“苗头”:当晚,IBM中国毫无预兆地关闭了内网访问权限,有些正在加班的员工突然发现自己无法访问公司的内网系统。到了周一,IBM中国关闭下属主要负责研发和测试的中国研发中心(CDL)和中国系统中心(CSL)的消息尘埃落定,涉及IBM在北京、上海和大连等地的中国员工。而这场将改变1000多人命运的会议,却是以一种让受影响员工觉得极其敷衍了事的态度结束的。报道称,当天参加虚拟会议的有IBM的全球企业系统开发副总裁赫根罗瑟(Jack Hergenrother)、Z大型机总经理毛里(Ross Mauri)和存储软件工程副总裁梅斯(Danny Mace)。赫根罗瑟表示,受到市场动态和激烈竞争的影响,IBM在中国的基础设施业务正在“衰退”,因此决定将开发业务从中国转移到IBM其他海外基地。《华尔街日报》补充称,部分业务可能将转至印度。一份文字记录显示,在赫根罗瑟敦促受影响员工与各自所属管理人员就遣散安排组织私下讨论,另两名高管感谢员工贡献后,这场仅持续了3分钟的会议被直接掐断,根本没有留出任何与中国员工进行问答沟通的时间。综合北京商报、第一财经等报道,大多数员工对突然裁员感到惊愕,更对如此简短的会议大失所望。在IBM工作13年的研发员小李(化名)告诉媒体,一早冒雨来开会,全员会议只开了3分钟,“大家听完之后很气愤,感觉受到了侮辱。”和小李的说法一样,另一名北京IBM员工对《南华早报》透露,他已经和自己的一线经理谈过相关安排,后者也被解雇了。IBM方面目前的说辞是不按裁员处理,而是协议离职。员工在今年9月13日之前签署解聘协议,将得到N+3的补偿。据小李补充,9月20日之前同意签字的补偿将是N+1,在10月31日正式关闭相关业务后再签字将得不到任何补偿。IBM此番大动作引发科技领域“地震”。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已经有中国科技公司的猎头,就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相关的职位,与这些受影响的中国员工进行了接洽。在一份发给媒体的声明中,IBM强调,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越来越重视抓住混合云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机遇,IBM在中国的本地战略重点将是利用在技术和咨询方面的经验,转向服务中国的民营企业以及部分在中国的跨国企业。近年来IBM在亚太地区虽有复苏之势,在中国的销售额却始终处于下滑中。IBM年度财报显示,2023年,IBM在中国的收入下降了19.6%,而整个亚太地区增长了1.6%。“就像把ThinkPad笔记本电脑业务卖给联想一样,IBM现在不得不关闭CDL和CSL,是因为这些业务的利润并不理想。”一名前员工告诉《金融时报》。IBM中国回应裁员传闻不过IBM仍然重申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就在8月22日举行的一场IBM中国企业级AI论坛上,IBM亚太区总经理德克斯(Hans Dekkers)表示:“今年是IBM进入中国市场的第40年。我们希望在未来的4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继续扎根中国。”IBM中国管理层也强调中国市场仍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在于企业级AI领域。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IBM关闭中国研发部门,原因有且只有一个——在中国同类竞争对手太多,IBM缺乏绝对的技术壁垒优势。他对封面新闻表示,虽然IBM宣称关闭相关业务是用AI取代人力,提高企业效率,但从今年二季度数据来看,IBM营收仅仅增长2%,固定汇率算仅仅为4%,“在科技企业中,你很少见到如此没有火气的业绩表现。所以,有可能研发机构裁撤不怪任何人,只是一家企业老了,这家企业在科技领域活得太久了。”对于有杂音借机唱衰中国外资投资,盘和林在一篇评论文中反驳道,所谓“IBM全面撤离中国”是一种危言耸听,IBM此次裁员只是其全球业务调整的一部分。自2020年新CEO上任后,该公司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多轮裁员,此次裁员显然不是针对中国市场的特殊行动。IBM在中国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分公司和业务,在华员工总数超过1.2万人。《华夏时报》也援引专家说法分析称,近些年,IBM在中国市场的能力和服务优势其实已经被本土IT企业逐步取代,其先发优势到了一定瓶颈期,这是目前这家公司遇到的最大问题。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指出,在中国过去这40多年的发展中,外企先进的IT技术的确占到巨大的先发优势,但最近十几年,中国IT领域的发展尤为迅速,整体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都有很大提升,而不少外企却固守在过去的逻辑思维和技术水平上缓慢前行,无法适应变化中的中国企业的需求,只能选择收缩业务或者退出,这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北京商报引述专家分析指出,对于IBM这种习惯于服务政府、银行等大型机构的龙头,“放低身段”挖掘细分群体“赚辛苦钱”,并非易事。产业观察家洪仕宾也提到,在现今各家技术差距已经不再明显的情况下,市场整体的打法、逻辑早已改变,所谓“得客户者得天下”,关键在于竞争谁的生态覆盖面更广。一些外媒则猜测,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可能也给在中国从事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研究的美国公司的商业前景蒙上了阴影。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中国设立大型研究团队可能会使IBM获得美国政府合同变得困难,美国政府是IBM的主要客户。《华尔街日报》还提到,自2010年以来,为了推动信息化建设的自主性和安全性,中国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接连发起“去IOE”(在IT架构中去除IBM小型机、‌Oracle数据库和EMC存储设备)。尤其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棱镜门”爆料人爱德华·斯诺登在2013年揭露美国当局曾入侵中国的移动通信和企业网络,更加速了这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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