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指出，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汇聚发展优势、增强发展动力。

　　◇科研人员负担重、科技管理审批多、国有资产价格界定难、科创成果转化慢……瞄准这些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难题，安徽探索通过“科技大包干”改革破卡清障。

　　◇安徽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以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主线，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开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等，不断破除“三农”发展瓶颈，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劲动力。

　　◇2023年6月，安徽、浙江两省人民政府签署共建协议，两省变单一的资金激励补偿为涵盖水质、上下游产业人才合作等方面的多元化合作，从“一水共护”迈向“一域共富”。

　　◇安徽在全国率先探索林长制改革，创建全国首个林长制改革示范区，2021年7月1日起施行《安徽省林长制条例》，建立以党政领导责任制为核心的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体系，形成林长领衔负责、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的林业治理新格局。

　　◇率先构建服务自主创新的全周期管理机制，设立全国首个城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发行全国首单10亿元汽车金融公司绿色金融债券，探索服务新模式让长江航运政务审批事项办结时间压缩86%……今年上半年，安徽自贸试验区已累计形成207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32项为全国首创、11项在全国复制推广。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初秋的小岗村，一片丰收景象。四面八方的游客在当年18户小岗农民按下“红手印”的茅草房里，聆听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

　　改革，是安徽最为宝贵的基因；创新，是安徽最具优势的气质。安徽贡献的不仅是小岗村一个改革地标。从当年的“农业大包干”到如今的“科技大包干”，从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改革试点到先行先试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安徽改革创新举措迭出，备受瞩目。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指出，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汇聚发展优势、增强发展动力。

　　牢记嘱托，勇毅前行。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安徽努力在新时代争当击楫中流的改革先锋，推动安徽在全国发展的大棋局中不断换挡提速、创先争优。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今年9月，安徽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安徽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意见》。这份“安徽版”改革方案目标明确为“六个新提升、六个当先锋”：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实现新提升，在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上当先锋；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实现新提升，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当先锋；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实现新提升，在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上当先锋；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实现新提升，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当先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新提升，在增进人民福祉上当先锋；党的建设质量实现新提升，在践行“三严三实”上当先锋。

　　安徽省委书记梁言顺表示，安徽要敢于领跑、创先争优，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劲头，勤奋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

　　破除发展瓶颈：改革创新释放新质生产力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这首从安徽凤阳农民口中传唱开来的《大包干歌》，曾是上世纪80年代流行在中国农村的歌谣，背后是农业生产力得到释放的喜悦。

　　而今，安徽正用一场场新的改革，着力破除阻碍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个瓶颈。

　　——“科技大包干”破除束缚，让“第一生产力”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自主研发首套拖缆式地震勘探成套采集装备“海经”，海底地震勘探采集核心装备“海脉”……8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2024中国国际油气勘探技术年会上，合肥中科采象科技有限公司的多款产品受到广泛关注，而这家企业刚成立3年。

　　企业创始人曹平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他所在的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多年前投身于海洋物探技术与装备研发，形成了一批论文、专利，做出了装备样机，但这些成果却难以走出实验室。

　　科研人员负担重、科技管理审批多、国有资产价格界定难、科创成果转化慢……瞄准这些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难题，安徽探索通过“科技大包干”改革破卡清障。

　　2021年3月，中科大作为试点在安徽省率先启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将传统的“先转化、再奖励”模式，改为“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新模式。

　　曹平说，改革后高校教师可以拿着赋权后的成果、专利去找投资机构，解决科技成果处置难、科研人员“不想转、不敢转、不会转”等难题。目前中科采象公司的市场估值超过3亿元，累计合同额超过1.3亿元。他们提供技术支持“海经”系统成功应用，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拥有全套海洋地震勘探拖缆采集装备的国家。

　　“‘科技大包干’改革推动了科研管理从重过程向重产出转变，优化了科研经费管理方式，实现项目经费包干、科研组织包干、科研绩效包干。”安徽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说。

　　2023年，安徽省遴选出106家单位参与“科技大包干”成果赋权改革试点，累计赋权成果868项，成果估值达4.97亿元。经费管理改革措施平均节约科研人员15%到30%的时间。

　　“科技大包干”改革推动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把“第一生产力”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2023年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数增长28%，总量居全国第8位；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增长54%，总量居全国第7位；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29户，总量居全国第8位。

　　——“三农”领域改革持续深化，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不竭动力。

　　多种粮，种好粮，种粮大户在行动。今年夏收时节，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徐淙祥再次实现丰产心愿：百亩高产攻关示范田里，最好的一块田亩产高达846.84公斤。

　　徐淙祥的丰收离不开安徽近年来深入实施的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三权分置”即将之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推动适度规模经营。

　　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在深化农村改革中发挥示范作用，除了推进“三权分置”改革，他们还推进了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以及“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试点。

　　在安徽，土地流转率近年来稳步提升，目前已经突破六成。适度规模经营助力粮食产量稳步增加，安徽的粮食总产已连续7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

　　金融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源头活水”，2021年凤阳农村商业银行探索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在小岗村围绕乡村振兴领域重点项目，推出“乡村振兴贷”；围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出“经营快贷-新农贷”“兴农e贷”……

　　“现在手续简便多了，利息负担也降低了。”种粮大户程夕兵深有感触地说。他从2021年来已累计贷款120万元，解了资金之“渴”。

　　传承改革基因，安徽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以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主线，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开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等，不断破除“三农”发展瓶颈，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劲动力。

　　汇聚发展优势：改革新招增进群众获得感

　　以人民为中心，安徽坚定不移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持续将改革向生态环保、城市安全、社会治理等领域推进。

　　——生态补偿改革“吃螃蟹”，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今年6月1日，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施行，标志着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进入法治化阶段。在生态保护补偿改革领域“吃螃蟹”的安徽、浙江两省，也将迎来深化合作新机遇。

　　新安江发源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汇入浙江省千岛湖，是浙江最大的入境河流。2010年，千岛湖部分湖面蓝藻异常增殖，汛期数十万吨垃圾从新安江顺流入湖。保护迫在眉睫，改革势在必行。2012年，国内第一个跨省(皖浙)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在新安江流域开启。数据显示，试点以来，新安江水质连年达到补偿标准，安徽每年向千岛湖输送近70亿立方米干净水。

　　经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评估，新安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计246.5亿元，水生态服务价值总量64.5亿元。2022年黄山市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总量为3916.93亿元，相当于同年GDP的3.91倍，生态优势正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2023年6月，安徽、浙江两省人民政府签署共建协议，两省变单一的资金激励补偿为涵盖水质、上下游产业人才合作等方面的多元化合作，从“一水共护”迈向“一域共富”。“我们将加快构建与黄山生态环境相媲美，与徽州文化底蕴相融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黄山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江国斌说。

　　皖浙探索走向全国。截至今年8月，全国已有24个省份在28个流域建立起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有力推动流域水质改善和绿色低碳发展。

　　——率先探索林长制改革，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守护绿水青山，收获金山银山。安徽在全国率先探索林长制改革，创建全国首个林长制改革示范区，2021年7月1日起施行《安徽省林长制条例》，建立以党政领导责任制为核心的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体系，形成林长领衔负责、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的林业治理新格局。

　　以“林长制”促“林长治”，发展优势不断汇聚。2023年，安徽省积极开展国家和省级森林碳汇试点，发布碳汇造林主推树种，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着力打造木竹加工、特色经济林、生态旅游3个千亿元和木本油料、苗木花卉2个500亿元产业；出台《加快推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全省林下经济面积超1260万亩。

　　得益于林长制改革的推行，森林已是“中看又中用”的宝贵资源。在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五横乡杨亭村，改革前村里人到山上砍柴去卖，每年冬天山上都是光秃秃的一片。杨亭村林长杨江勤介绍，改革后封山育林，村里先后引进7家生态农林企业，流转了3000多亩林场，发展采摘农业、康养产业和乡村旅游业共同创造效益，实现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有机统一。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实施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新一轮提升工程，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深做实河湖长制，开展群众“家门口”问题专项整治行动……随着生态领域改革的持续深化，一幅幅“美好安徽”画卷正徐徐铺展，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城市“生命线”改革，赋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燃气管网、供水管线、电力系统、通信线路、交通设施……这些群众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也存在受极端天气、突发事件、人为疏漏等影响的风险隐患。

　　民之所需即改革所向。合肥市与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创新合作机制，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手段，率先提出并建成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系统，实现城市安全运行管理“从人防到技防、从看不见向看得见、从事后调查处理向事前事中预警、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转变。

　　如今，在合肥市的路面、桥梁、地下管网已铺设下8万多套传感设备，实现24小时监测“城市心跳”、精准预警。

　　在合肥市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中心的电子大屏上，密如蛛网的城市地下管线被不同颜色标注，系统自动排查地下管网的安全隐患并发送预警，助力管理部门及时掌握、化解风险隐患。

　　“我们紧扣安全需求开拓新场景，已逐步由燃气、桥梁、供水、排水4个安全场景，拓展至燃气终端、滑坡监测、消防、电梯等20余个，形成市政府牵头、多部门联合、统一监测服务的运行机制，赋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同时培育发展城市安全新质生产力。”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党委专职副书记范观兵说，这套城市生命线系统解决方案已在全国推广。

　　——“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在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市，当地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将六尺巷典故蕴含的“礼让和谐”文化注入基层治理，创新推出以“党建领事、礼让和事、群众说事、多元解事、网格管事、群力防事”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实现矛盾纠纷总量、万人成讼率大幅下降，社会治安持续稳定。

　　为破解基层治理“一个部门管不了、多个部门管不好”“事多人少、责大权小”等问题，“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通过机制改革创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从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到有效开展基层治理的转化升级。

　　2023年11月，“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入展枫桥经验陈列馆。

　　“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是安徽大力推进社会事业和社会治理改革的缩影。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深入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公安改革，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安徽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将各项改革成果不断汇聚成发展优势。

　　增强发展动力：改革之光照亮高质量发展前景

　　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发展。安徽近年来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条例”， 提出“十四五”时期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数字创意、高端装备制造等十大新兴产业，到2025年培育形成1个以上万亿、10个以上千亿、一批百亿级产业。

　　——向改革要动力，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

　　汽车工业被誉为“工业中的工业”，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今年上半年，安徽全省汽车产量达150.6万辆，同比增长46.7%，占全国比重达10.8%，居全国第2位；其中新能源汽车62.1万辆，同比增长81.4%。而在2022年，安徽汽车产量还只位于全国第7位。

　　安徽汽车工业强劲的发展动力来自改革。为抢抓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重大机遇，安徽强化创新引领，推动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三位一体发展，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今年7月17日，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首款面向中国市场的纯电动车型“ID.与众”正式上市。一年前的5月，大众汽车(中国)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落户安徽，这是大众汽车集团在德国总部以外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一系列动作，充分体现了外资车企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信心，对安徽改革开放和营商环境的信心。

　　大众安徽公司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这家公司由德国大众汽车集团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组建，是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持多数股权并拥有全面运营管理权的首家合资企业。这一项目是全国在省属企业集团层面引进世界500强外资企业实施混改的范例。

　　“安徽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聚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全省现代产业体系确立为“六大传统优势产业、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七大创新领域未来产业、八大优势高效现代服务业发展”，分别作出部署，让这些“金娃娃”聚链成群、集群成势。

　　“安徽将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争创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军说。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探索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

　　无人巴士自动驶入车站，行人可扫码乘坐；无人售卖车憨态可掬、招手即停，游客扫码即可购物。点个外卖，无人直升机片刻“从天而降”送来奶茶、蛋糕、炸鸡……在面积12.7平方公里、有“世界最大城市公园”之称的合肥骆岗中央公园，不时冒出的各种“新鲜玩意”让人耳目一新。

　　这是合肥市建设全域场景创新之城，创新机制“为好产品找好场景，为好场景找好产品”的景象之一。

　　“无人机造出来不难，飞起来不难，难的是飞出经济业态。”合肥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合肥把开拓应用场景作为产业培育的重点，在骆岗公园建设国内首个全空间无人体系城市级应用场景，将无人巡检、无人物流、城市立体交通等新技术应用有机融合。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安徽积极实施体制机制改革，先人一步探索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在合肥，当地通过改革建立了大科技工作机制，成立市委科技委，建立科技工作统筹体系，组建合肥科创集团，专注运营市级投资的新型研发机构、科创产业园等。通过改革，合肥健全服务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保障体系，系统推进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建设，打造面向全国的科技大市场，深化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健全大中小企业梯度培养机制。

　　2023年，合肥市培育出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1.1万家，居全国城市第12位；科创板上市企业20家，居全国城市第6位。今年上半年，合肥市地区生产总值居全国城市第19位，创历史同期最好位次。

　　——深耕“制度试验田”，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安徽不断建设“制度试验田”，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在由合肥、芜湖和蚌埠三大片区构成的安徽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省千分之一的面积，贡献了全省约25%的进出口、38%的外商直接投资，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的改革在这里不断涌现。

　　落户芜湖片区的库迪咖啡公司对改革带来的变化深有感触。得益于“告知承诺制”食品生产许可改革，企业报批审核由改革前的“受理、审查、材料复核、报批”等8个环节压缩为3个环节。今年4月29日，库迪咖啡位于安徽的全球供应链基地正式投产，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投产后第一个月产值就达到了1200万元。

　　率先构建服务自主创新的全周期管理机制，设立全国首个城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发行全国首单10亿元汽车金融公司绿色金融债券，探索服务新模式让长江航运政务审批事项办结时间压缩86%……

　　今年上半年，安徽自贸试验区已累计形成207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32项为全国首创、11项在全国复制推广。带动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67.8亿元，同比增长7.4%、高于全国1.3个百分点，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展现出强劲活力与韧性。

　　改革潮涌，击鼓催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安徽省委认为，新时代新征程，安徽面临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机遇，有条件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有责任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改革风正劲，扬帆启新程。安徽正坚定不移弘扬小岗精神，“敢于做一些领跑的事情”，以“跑”的姿态，“争当击楫中流的改革先锋”，持续擦亮安徽的改革品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采写记者：刘菁 徐海涛 姜刚 马姝瑞)

李兰任（记者 蔡原秀）09月16日,（原标题：大学生组团陪爬 月入合计一万五）

李兰任（记者 李正元）09月16日,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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