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五月天,com|「いいのよcべつに。責めてるわけじゃないんだから。ただその話を聞かせてほしいだけなの」

近日，由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则悬赏公告引发关注。公告提到，因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申请执行人向该法院申请执行悬赏。悬赏的是被执行人宁玲颖等人的财产线索，本案的标的为185440元。中国新闻周刊经多方核实确认，被执行人宁玲颖即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法定代表人宁玲颖。资料显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是一所从事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一贯制学历教育的民办全日制寄宿学校，成立于2009年。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宁玲颖目前涉及63件执行案件，最早一件可追溯至2022年4月。在此次法院悬赏之前，她已多次被“限高”，认定为“老赖”。外界所担忧的，是学校的教学工作是否会受影响。9月5日，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正常举行了开学典礼。曾在该校担任相关负责人的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虽然秋季学校正常开学，但教育局没有分配招生指标。目前，该校还在校的学生约600人。6月份至今，教职工团队的薪资一直未发放。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太原维刚实验学校自身也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宁玲颖姐弟二人被法院进行悬赏执行 图片来源/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姐弟均被悬赏除了宁玲颖，另有两人宁世弘、潘幸福因同一执行案号和执行标的被悬赏，具体情形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宁玲颖和宁世弘系姐弟关系。“这个人欠债太多了，被诉得不少，不只是在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一名内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具体案情不便透露。工商平台资料显示，宁玲颖投资业务广泛。根据天眼查平台，她曾担任6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业务涉及投资管理、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软件销售、企业管理咨询等，涉足太原、北京、深圳、石家庄等地。目前其中5家企业已被注销。她持有股份的企业仍有3家存续，其中注册资本金最高的太原非凡心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也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宁玲颖是非凡心教育创始人，持股达到70%。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宁世弘曾是该公司股东，现已退股。宁玲颖曾4次出质该企业股权。在2021年7月至该年10月，她出质了3次股权，质权人均为古交市阜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额合计800万元。另一股东宁波（持股30%）也曾两次向该银行出质股权。在债务问题上，宁玲颖与太原维刚实验学校形成了捆绑关系。中国新闻周刊获悉，宁玲颖最近的一次出质记录是在2022年7月，质权人系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股权数额140万元。然而，双方之后陷入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一则民事判决书，2019年10月11日，原告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甲方，出租人）与被告维刚学校（承租人）、被告维光教育公司（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向甲方申请承租，甲方同意出租本融资租赁合同所述租赁物。据介绍，租赁物是由承租人出售给甲方，再由甲方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的物件，在租赁期限内，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甲方，租赁物由承租人租赁并占有使用。租赁物购买价款为3000万元，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系自起租日起36个月，合计12期。根据双方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质押物包括维刚学校2019—2022年所有学费及住宿费收费权，质押应收账款金额为不低于3400万余元。但在合同期内，维刚学校仅支付了11期租金，其中第9至11期租金系以保证金抵扣方式履行。截至合同到期日2022年10月22日，被告维刚学校欠付剩余租金610万余元。其间，2022年7月，为申请延期，宁玲颖为债务人维刚学校、维光教育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一审过程中，宁玲颖、非凡心教育公司等未到庭参加诉讼。图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学校“失信”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牵涉了不少借款合同和民间借贷等纠纷。事实上，该校也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对象是法定代表人宁玲颖。据企查查平台统计，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现有61次被限制高消费记录。作为被告，该校共涉及103起司法案件，67.92%的案件处于首次执行阶段，近五年内38.89%的案件年份为2023年，占比最高。太原维刚学校的总校区位于太原市小店区。至少早在2022年7月，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就向太原维刚实验学校下发了限消令，案件涉及金额360万余元。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荣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学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也会对学校的正常运转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比如，可能导致社会公众知晓学校信用度的真实情况而不敢与其开展合作经营等；此外还可能导致学校被排除在准入、投标、信贷申请之外，使其丧失更多经营竞争的机会。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收费标准并不低。以2023年该校高一新生为例，官方发布的学费标准为42800元/学年。该校曾荣获“中国民办教育先进学校”“太原市民办教育典范学校”“太原市优秀学校”等荣誉。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目前，宁玲颖已非太原维刚实验学校董事长，但仍系该校法定代表人。该校现董事长为武建平。“去年宁世弘曾向我透露，学校的外债已经有两三个亿了。”曹煜称。他表示，学校的管理团队只负责教学工作的开展，并不了解具体财务情况。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2021年12月，有网友称宁玲颖拖欠其茅台等高档酒和礼品费用13万多元。一篇相关报道称，宁玲颖承认欠款，但表示确实没钱，学校疫情期间出现了较大亏损，刚刚投资1.5亿元修建新校区。宁玲颖承认欠款，称学校疫情期间出现了较大亏损，刚刚投资1.5亿元修建新校区 图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教职工被欠薪多月仅从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官方社交平台账号上，或许很难看出学校的异样。今年4月，该校发布了招聘公告。其中提到，小学教师年薪8万至10万+、初中教师年薪9万至16万+、高中教师年薪12万至20万+，特别优秀者可享受更高的薪资待遇，其他岗位面谈。7月，该平台上也推送了择校宣传文章，吸引新生报考。9月5日，学校举办了开学典礼。10日，他们举办了教师节表彰大会。但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教育部门今年没有给学校招生指标，相当于停招了一年”。据其介绍，去年该校从小学到高中的招生指标有400多人。目前，学校还有学生近600人。另一名该校的资深教师吴广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只是招了一些借读生。目前在校学生也包括初三年级和高三年级的，高三年级有30余人，“他们是跟着老教师上来的，我觉得也不是完全对学校失去了信任”。根据该校2023年3月发布的宣传文章，学校占地面积6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883平方米。当时有104个教学班，3000多名学生，530多名教职工。知名专家把关，有多年大型民办学校经验的中青年老师为核心骨干，省市区级优秀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学能手等占78.5%。曹煜说，学校现有管理人员和教师将近200人，教师在百人左右。从今年6月开始，团队的薪资一直未能发放，社保更是早已中断。据吴广介绍，9月10日当天，学校也庆祝了教师节，给老师们发放了500元福利，但薪资问题仍未解决。在这样的条件下，师资和学生都不断流失。吴广举例称，之前初三年级有十几个班级，2024届就剩下了10个班，现在只有5个班了。对于学校的财务情况，吴广也表示不知情，“只是说资金紧张，我们也弄不清是什么事”。他听说的一个传闻，是学校办分校失败了，钱也没有收回来。“已经连续两三年了，经常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拖几个月补一点，之前最长的一次拖欠两三个月。”吴广说，除了不停地和校长谈，也没有别的办法。目前，他还在该校任教。他表示，不少老师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所学校上学，住的地方离学校挺近，觉得方便，一般的不舍得走。吴广回忆，学校光景好的时候，一个班能有三四十个人，现在可能只有二十多人了。但他也看到了积极的一面。据他介绍，今年该校中考成绩提升较大，“是实打实的成绩，近四五年来考得最好的一次”。“虽说不少老师走了，学校也解聘了一些老师，但很多有经验的老教师留下来了，这个班子还是挺好的。”吴广称。目前，摆在他面前的困扰是已经逾期3年多的银行贷款。“学校说遇到难处了，让老教师们帮帮忙。”吴广说，帮忙贷款的老师不少，目前都逾期了。“一开始也垫付过，但后来发现钱还是没有到账，现在只能不停地和银行说好话。”吴广说。他不愿意透露具体数额，只称达到6位数。太原市小店区教育局民办教育业务股一名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该局领导也一直在关注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举措其表示不知情。（文中曹煜、吴广为化名）作者：陈威敬编辑：胡韵

图｜任海云和女儿前往派出所任海云见河南老家来的派出所民警将丈夫带走之前，她再三嘱托办案人员，说丈夫患有严重心脏病，每天不能停药。但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等三人，还是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将常济淙从北京跨省抓捕到河南郑州。常济淙在2024年2月4日被确诊为最罕见的心脏病——“右心房血栓”后，就终生离不开一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品。医务人员在常济淙出院后再三告诫患者家属，患有这种活动性右心房血栓的死亡率达到80%至100%，而治疗这种疾病的“利伐沙班”必须每天坚持服用，且不能间断，否则会随时危及患者生命。而在常济淙“停药”一天多时间后，他竟然在警方审讯中“突发疾病”。据涉案派出所所长陈国发介绍，3月28日晚上8点20分许，常济淙在郑东新区分局案管中心讯问期间上厕所途中突然倒地，民警随即联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以下简称：郑大医院）抢救，经医院抢救9天无效死亡，年仅51岁。离奇的是，常济淙在120抢救后，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和《院前急救情况记录》显示，患者“抢救前死亡”，“经全力抢救，患者呼吸心跳仍未恢复，心电监护导联呈一直线，血压未测出……”。尤其让死者家属感到疑惑的是，常济淙在郑大医院抢救9天后，竟然产生了29万余元的“天价”医疗费。白鹿新闻从院方出具的《临时医嘱单》看到，常济淙死后被送到太平间的第五天，院方还在给死者“注射”葡萄糖液等药品，以及心肺复苏、心电图检查。直到4月6日被医院宣告死亡后，任海云才见到爱人常济淙。但她在擦洗丈夫遗体时，发现其后颈脖上有一条深深的勒痕，且腿部也有明显伤口，身体背部有大面积淤青。“死者既然在抢救前已经被医生诊断为死亡，郑州警方为何还要将死亡的常济淙送到医院抢救9天？”任海云由此怀疑，警方为了故意隐瞒丈夫被刑讯逼供的死因，才让医院制造抢救的假象，这样好让死者家属误认为常济淙是正常突发疾病死的。对于死者被抓的真正原因，任海云因误接“赵俊华与神秘人士”的电话而揭开了事实真相。这段8分19秒的录音电话显示，赵俊华副所长在此次跨省抓捕行动中竟然违规传唤犯罪嫌疑人，还涉嫌插手经济纠纷办“人情案”，如“你这一点说得对，他是主动来我这配合调查的，我们没给他设为嫌疑人，我可以不去办传唤证……。这个很有价值，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白鹿新闻了解到，对于上述那段录音电话，涉案派出所及民警至今仍不知被死者家属“截获”。陈国发所长表示，涉案嫌疑人常济淙之死纯属意外事故，而此案的办案民警都是依法依规传唤，不存在违纪违法行为，至于死者身上的伤痕可能是医务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弄伤的。目前，郑东新区分局已经成立专班，地方检察院也介入调取了相关同步视频录像，善后工作正在进行。白鹿新闻就此向郑州自贸区检察院案管中心求证核实，相关人员表示，经查询，该院未受理常济淙的案子，具体情况应该找郑东分局了解。关于警方的这一说法，任海云仍然有自己的疑问：爱人生前患有致命的心脏病，警方有没有及时给他吃药（利伐沙班）“续命”？若是突发疾病死亡，为何他身上有原因不明的伤？她迫切想知道，爱人从北京带到郑州公安局审讯室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民警跨省“钓鱼执法”清晨7点，任海云的手机每天会响起闹钟，闹钟一响，她就要催丈夫老常准点吃药了。她和丈夫都是河南新乡人，尽管丈夫比她小三岁，但她一直管常济淙叫“老常”。可自从老常被郑州警方跨省抓捕后，她每天的闹钟再也唤醒不起丈夫吃药。而此时的老常，已经躺在700公里外的郑大医院太平间近6个月时间。任海云永远不会忘记老常被老家民警逮捕的那一天。据她回忆，3月27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老常在家里接到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的电话，说其表姐得了皮肤病，希望他在北京联系一家好的医院。挂断电话后，老常随即在北京门头沟区天街附近订了一家酒店，并通知好友崔金华过来陪河南老乡一起吃中饭。早在几年前，赵俊华因办理常济淙的拒执罪案而相互结识，并时常有了联系。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楚广军、常济淙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显示，因楚广军与常济淙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常济淙偿还2062万元给楚广军，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常济淙未完全履行债务，涉嫌构成拒执罪，于2019年10月8日移送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以下简称：郑东分局）处理。2021年2月20日，郑东分局开始立案调查。崔金华告诉白鹿新闻，大概一个小时后，她开车赶到天街十字路口时，正好看到老常夫妻俩跟三个身着便装的男子碰上了面。突然，为首的赵俊华将老常的手机夺走，并声称要带他“到郑州配合调查（案子）”，还扬言要戴铐子将他带走。这时，大家都感觉不对劲，一场酒宴竟然演变成“钓鱼执法”案。“我说你们这是干啥，他（赵）说了解个事。这时常总说先吃饭吧，然后我就去饭店点菜。”过了一会儿，任海云打电话叫她赶紧出来，他们要带走老常。“我赶快跑出来，对他们三人说，你们凭啥带他走？有传唤手续吗？”崔金华多次向白鹿新闻强调，当时前来北京的赵俊华三个人，均没按规定穿警服、持传唤证办案。但“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只有赵俊华一人晃了一下警官证。我们由此怀疑另外两人不是办案民警。”事后，白鹿新闻陪同死者家属在通泰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公示栏中，也没有找到这两名陌生男子。不过，该所王姓教导员却称“他们（两人）应该是去年刚分来的。”在双方僵持下，赵俊华最终强行将常济淙带上了路边的出租车。临行时，任海云要求他们留下联系电话，并央求赵俊华，“老常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刚出院不久，身体还在恢复期，希望他能回家拿药。”据任海云提供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2月8日出具的《出院记录》显示，常济淙有长达10年的高血压、糖尿病病史，其间曾被诊断为脑梗死，但经溶检治疗无明显后遗症。早在3年前，他曾出现过胸闷、气短、心前区不适等症状，经多家医院诊断患有多种心脏病。最后，该院于2月4日诊断为包含右心室血栓、肺动脉高压等多种缺血性心脏病，及其他10种疾病。其病历载明，“因心脏严重心衰无法耐受介入手术，院外口服药物保守治疗。”图｜解放军总医院为死者家属出具的诊断证明书白鹿新闻从这份出院记录看到，常济淙患有11种疾病，其中最致命的疾病应属右心室血栓。据公开资料显示，心腔内血栓以左心室多见，右心室少见，而常济淙右心室内大小为21x15mm的巨大血栓则更为罕见。赶到家中，任海云将老常每天吃的12种药全部捡到一起，送到已经等候小区门口的赵俊华一行四人的出租车上。“常总心脏病真的非常严重，一旦出问题谁能负责任？”待任海云回家取药后，赵俊华回复崔金华，“我会负责任的，我们有自己的医院鉴定。”老常看着风尘仆仆的妻子，对她说，要照顾好自己。任海云有些不安，老常看出来了，还安慰她说，“放心吧，我没事的，过几个小时就回家了。”车子启动后，任海云仍不放心地再三嘱托赵俊华，“记得让老常准时吃药，如果停了药，他会有生命危险。”但让任海云没有想到的是，丈夫这一去，便永远离开了自己的身边。断药一天后送医抢救再次返回家中，任海云发现刚才匆忙之中少带了一种药。而这种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正是治疗右心室血栓的特效药，需要每天及时服用。任海云至今仍记得老常出院时，其主治医生曾嘱咐过她，一定要记得给他每天服用“利伐沙班”，且不能间断。据了解，“利伐沙班”是一种新型口服抗凝药，可预防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塞，从而有效缓解右心房血栓问题的加重，以降低卒中和全身性栓塞的风险。对于这款药停用产生的后果，上述主治医生曾向任海云作过详细介绍。他说，一旦不及时服用此药，右心室中的血栓就会脱落进入肺动脉，引起肺栓塞，那么栓塞部位远端的血流就不能流入肺泡，无法完成气体交换，导致通气、血流比例失调，血液中的氧气含量急剧下降，最终出现心脏和呼吸衰竭，随时危及患者生命，严重导致猝死。右心室血栓合并肺栓塞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死亡率极高。据文献统计，右心房血栓的总死亡率大约是28%，而未经治疗的活动性右心血栓的死亡率可以达到80%—100%。而活动性右心室血栓又被全世界医学界公认为最高死亡率的急诊疾病。因此，常济淙从北京医院出院后，医生在《出院记录》中还特别注明医嘱：“出院后每天须按时服用20mg的“利伐沙班”一次……，规律服药，预防肺栓塞”。对于大剂量服用这款药，医生曾解释，正常情况下，右心房血栓患者只需服用10mg的“利伐沙班”，但老常右心室内的血栓巨大，所以要加大一倍的剂量，且每天必须准点准时吃药，否则一停药就会有生命危险。老常每天吃药的时间定在早上七点。考虑到明天早上即将要断药，任海云心急如焚的开始拨打赵俊华之前留给她的电话，但整个下午都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傍晚5点26分，赵俊华终于接听了电话。据任海云回忆，赵俊华说带老常去郑州只是了解情况，配合警方调查，并一再叫她放心老常的身体情况，他带有老常的病历。“通话期间，我一个朋友说能否让常总接电话，他说涉及案件不便在高铁上接听。”直到晚上11点37分，常济淙才打电话给妻子报平安，说“你别担心我的身体，今天笔录未做完，明天继续做”，中途，赵俊华抢过电话称，有两人陪着他在宾馆，还说他身体没问题。通过这个电话，任海云才知道丈夫下火车后被送到宾馆做了第一次笔录。结果这一次通话，他们夫妻俩便天人永隔。次日早上七点，又到了常济淙准点吃药时间，任海云多次拨打赵俊华电话，欲想知道丈夫是否准时吃上了“续命药”（利伐沙班）。一个小时后，赵俊华才接通电话，称老常没事，能吃能喝的。随后，任海云仍不放心丈夫病情，决定亲自去趟郑州送药。据上述判决书显示，任海云因为丈夫的经济纠纷案承担民事连带责任，而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员，限高不能坐高铁、飞机。为此，她坐动车到郑州后一路联系赵俊华，均没人接听。直到傍晚，赵俊华才知道她到了派出所，并叫她送到指定地方，那里有其安排的民警过来取药。任海云送完药一个多小时后，赵俊华竟然主动联系了她。任海云说，“他通知我明天中午12点左右到派出所办理拘留手续。这时，我又询问爱人的身体状况，他说没有一点问题。”任海云特别留意了这个电话的显示时间为：2024年3月28日19时13分。但白鹿新闻注意到，任海云事后从郑东分局获取的《拘留通知书》显示，“我局已于2024年3月28日18时将涉嫌拒执罪的常济淙刑事拘留，现羁押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也就是说，赵俊华当晚打电话给任海云时，常济淙早已被看守所收监。图｜郑东分局给死者家属的拘留通知书那时，任海云并没察觉到有何异常。但当晚9点17分，任海云又接到赵俊华打来的电话，说她丈夫正在医院进行抢救，让她赶紧去郑大医院。“当时我预感丈夫出事了，也一直是担心断药引发疾病的问题出现了。”大约20分钟后，她和弟弟开车抵达医院急诊室，发现老常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四周围了很多便衣警察、医生，其中就有派出所的陈国发所长和赵俊华。当她走过去准备靠近丈夫时，身边十几个民警把她拖拽回去，直到丈夫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ICU。患者抢救死亡后仍“注射”药品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任海云一家人不知所措。昏迷不醒的常济被医院安置到ICU抢救后，医生告诉家属，说患者情况危急，心跳反复骤停。据郑大医院出具的《入院记录》显示，半小时前上（审讯室）厕所时被人发现晕倒在厕所，可喊醒，后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心肺复苏成功收入院期间再次出现心跳骤停，再次予以心肺复苏，如此反复复苏6分钟才复苏成功。图｜郑大医院出具的入院病历医护人员持续为其心肺复苏，却始终没有效果，并下了病危通知书。为了纠正心衰、缺氧，并创造手术条件，医生决定启用一种名为ECMO（体外膜肺氧合）的设备。这是一种高科技的生命支持系统，用于在患者的心脏和肺功能严重受损时提供帮助。ECMO技术可以代表一家医院、一个地区的急危重症救治水平。公开资料显示，被誉为“亚洲最大医院”的郑大医院是河南省规模最大的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在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复旦大学版）中，其综合排名位居全国19位，在中国医院科研量值排行榜中居全国第21位，设有东院区、北院区等4个院区。图｜死者常济淙的妻子（右）和女儿在郑大医院的合影ECMO俗称人工心肺，是替代心肺功能的一项抢救技术，可为心脏骤停、难治性心源性休克、重症肺炎等各种疾病引起的呼吸衰竭的濒死患者的抢救赢得时间。目前，ECMO因在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救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逐渐被大众熟知，不少人把它称为重症患者救命的“终极武器”。白鹿新闻了解到，此前一台进口的ECMO设备价格在100万元至350万元不等，且开机、耗材费用不菲。德国德中医学会中国项目部主任刘洋曾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过去，ECMO开机耗材套包平均5万元，加上重症ICU每天超过1万元的治疗费。任海云得知，使用ECMO的费用极其昂贵，光开机费就高达5万元以上，且每天至少上万元。她感到无助，这对于一个负债累累的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她向医生询问了ECMO的必要性和成功率。据了解，成功率为50%。医生向任海云解释，ECMO是在其他治疗手段无效时的最后选择，它可以替代心脏和肺的功能，给患者提供治疗和康复的时间。然而，医生也坦诚地告诉她，尽管ECMO是一种先进的生命支持技术，但它并不能治愈病情，成功率因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异。面对这样的情况，任海云感到非常矛盾。一方面，她不想放弃任何救治丈夫的机会；另一方面，她还要考虑到家里还有两个需要照顾的孩子，以及持续增加的医疗费用，她很难抉择。但最后，任海云还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丈夫的生命。她告诉白鹿新闻，抢救的第一天，她先向亲朋好友筹借了5万元，然后多次找派出所协商垫付每天产生的医疗费，但赵俊华一直躲着不接电话。面对医院的催款通知，她无奈向郑东分局副局长谷秋生发出了“家属无力支付医药费”的求助短信。图｜郑东分局谷秋生副局长发给死者家属短信谷秋生于3月31日的当天下午2时12分回复了任海云：“刚医院查了，账上还有一万多，不影响治病。”随即她再发短信就没再回复。4月2日，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接见了任海云及其家属。据她提供的一段录音显示，当时陈林拿了一张打印好的《申请书》让她签字，但她拒绝在这份既没盖章，又没填写日期的纸上签名。图｜死者家属从郑东分局拍到的垫付医疗费的申请书趁他们不注意，任海云拍了这张申请书。该申请书显示，“我叫任海云……，3月27日我的丈夫常济淙在北京被通泰路派出所带回郑州询问案件，3月28日夜里常济淙因疾病被送到郑大医院急救，经多次抢救人还没有脱离危险期，公安机关出于人道主义先期已经垫付医药费12万元，家属自筹5万元，现病人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抢救，仍未脱离生命危险，现因家中无力支付医药费，请求公安机关对常济淙进行继续救助医治，并垫付医药费。”“拒绝签字后，陈林随后给我打了电话，承诺他们会支付，让我们放心。”任海云说，“老常刚使用ECMO抢救时，医生找我谈话，说他血压稳定。当初医院给我传递了一个信息：老常有救了，给了我希望。但抢救的第二天，医院就一直劝我放弃治疗，我感觉很不正常。”据任海云提供其中院方找她谈话的一段录音显示，患者主治医生对她说，“目前他30的血压还是在ECMO支撑的，我估计一撤ECMO，血压会掉得很厉害，我觉得你们下一步还花那么多钱去救也救不过来。”任海云告诉白鹿新闻，4月3日，她向院方索求老常的抢救病历，欲将给曾治疗过他的北京医院进行会诊。“可能他们感觉瞒不住了，医院拒绝提供病历，多次谈话中劝告我们放弃治疗，撤掉ECMO，但我们坚持不同意。”遗憾的是，昂贵的ECMO并没有将常济淙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4月6日凌晨4点42分，医院通知患者家属“抢救已经没有意义了”，并正式宣布常济淙死亡。至此，常济淙已经在郑大医院ICU抢救了9天时间，医疗费高达295731.81元，其中郑东分局垫付了24余万元。撤掉ECMO后，警方只准许死者儿女进入ICU，这也是他们俩第一次进ICU见到父亲。女儿摸了摸父亲的脚，“冰凉冰凉的，感觉刺骨，好像爸爸死了好多好多天”，而他的眼睛一直睁开着，死不瞑目。直到常济淙的遗体被转移到郑大医院太平间，任海云才见到丈夫。她按老家的风俗跟丈夫穿了寿衣，但在擦其遗体时发现其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且左腿部也有明显伤口，其身体背部有大面积淤青。她随后拍了几张照片。图｜死者常济淙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看到往日光彩照人的丈夫变成这个“狰狞”模样，她痛不欲生，几欲昏厥。任海云告诉白鹿新闻，她从120抢救病历中发现死者的“双手腕可见环状痕”，由此咨询了司法系统的朋友，他们称死者生前在审讯中经历过酷刑，她需要派出所给个说法。此外，任海云还对郑大医院使用ECMO产生的高达29余万元“天价”医疗费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涉嫌过度医疗、存在乱收费现象。她援引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曾经算的一笔细账，ECMO启动费用要4万～6万元，主要是一个套包的耗材费用，包含离心泵头、管道、血管插管和膜肺。运行期间，ECMO每天费用在1万～2万元，主要是ICU、用药、监测设备及医护人员费用等。统算下来，她丈夫抢救9天不会超过24万元。而上述的刘洋主任也曾向媒体介绍过，患者过去使用ECMO两周时间仅需20万元费用。白鹿新闻注意到，郑大医院出具的《临时医嘱单》第71页显示，4月6日上午8点2分，死者常济淙被医院送进太平间；4月11日8点53分，死者又做了“心肺复苏术”、“物理诊断常规心电图检查”，以及使用了多次不同数量剂量的“去甲肾上腺素针”、“葡萄糖注射液”等共22项收费，其中3项属“补录医嘱”。图｜死者被送进郑大医院太平间仍产生22项医疗费对于死者为何在太平间的第五天还会产生费用问题，患者常济淙的主治医生崔红卫答复以死者家属名义的白鹿新闻，他表示，“抢救完了，晚几个小时写医嘱，这是国家允许的。对于他送来已经死亡或晚几天写（补）医嘱，因为时间太长了，我记不住了。”死者伤痕可能是医生弄伤的丈夫死亡后，任海云一直要求警方给她看丈夫生前从北京到郑州的全部执法记录仪视频。因为她怀疑，身上有多处伤痕淤青的丈夫可能是被派出所民警刑讯逼供致死。现在她最大的疑问是：丈夫在审讯室的几个小时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为此，任海云先后找了派出所和郑东分局，均没有得到回复。4月8日，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发短信通知她：“分局对您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专班，由我来牵头处理善后事宜。”图｜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给死者家属发短信任海云觉得由陈林来牵头处理此事不合适。据报道，2020年12月13日，网络上出现实名举报郑东分局二级警督、纪委副书记、执法执纪监察室副主任陈林涉嫌违纪违法犯罪行为，举报人称陈林存在伪造更改多重身份、利用虚假档案资料混入人民警察队伍；裸官、长期与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插手经济案、办金钱案、关系案；拥有多套房产和商铺、为跨境网络赌博提供保护等情况。举报当天，河南省公安厅、郑州市公安局已成立调查组介入此事，但时至今日仍未见相关部门公布调查结果。图｜媒体曾报道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涉嫌违纪违法犯罪行为次日下午，陈林通知死者家属前来酒店协商善后事宜，并给任海云送达了《拘留通知书》、《立案决定书》和死者随身物品，以及死亡当天的抢救病历。“但唯独少了丈夫的手机，警方说现在不能给你。”任海云说，然后，她拿着丈夫的身份证去医院打印病历，但电脑中查不到他的相关信息，医生说病历还在ICU重症监护室没上传。最后经警方的同意，院方才勉强将死者的病历全部给了死者家属。4月10日，在任海云的强烈要求下，派出所给死者家属及其代理律师看了部分录像。任海云说，观看视频前，民警要求他们过安检，还要上交手机及金属物品。“我很生气，看个视频像审犯人一样，我们就直接下楼了，可走到大门口冷静想了想，还是想知道爱人去世的真相，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就回去接受了公安的要求。”据任海云和她的女儿回忆，这段视频显示，老常下高铁后，他和赵俊华并肩在郑州高铁站行走了十几秒钟，但具体时间不详。然后画面跳到3月27日晚上11点，他和两个穿着警服的民警在酒店前台待了1分钟左右，其中赵俊华让他在前台出示身份证（开房），尔后他们便乘电梯进入酒店房间一闪而过。整个视频画面没有声音，也听不到人说话。当她要求看房间视频时，放视频的民警却称酒店没监控。“我不相信，因为当晚11点37分，我接到爱人电话，他说今天笔录没做完，明天继续做，赵所还安排了两个人在这里。而赵俊华在电话里也说，在酒店里有另外两个人陪同，我还想多问两句，爱人说他们要手机便断了电话。”任海云说，“我肯定不相信酒店没有监控，而结合我爱人身上的伤痕，我更怀疑他在酒店受到非人的折磨。”所以，她一再坚持要观看房间视频，但遭到拒绝。“这段被剪裁处理过的视频再显示，3月28日下午4点多，老常被民警带进郑东分局案管中心大厅站了一会儿，喝了口水。随后，他被民警送进审讯室，坐上一张椅子，没多久，询问人赵俊华好像在撕一份什么文件。”对此，一旁观看视频的民警跟她解释，审讯人员做笔录，有时会写错、签错，或者需要改动的，然后要重新打印再拿给他认可再签字，所以之前的笔录就得撕了。“我听完之后感觉不正常，因为我爱人的眼睛老花了，看不太清楚，所以他们做的笔录我存疑。”任海云继续观看视频，发现画面中的老常又被带进了一个单独的房间，他先是坐在一个长凳上，然后不知多久又躺在凳子上，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叫门。“他们进一步跟我解释，说爱人要上厕所。”“画面一转，我看到爱人从厕所里倒在地上的画面。”任海云说，“我一看心都跳出来了，大喊救命，可看到爱人旁边没有人，我在着急，隔着屏幕也无能为力，心疼死了。看着他好像在叫人求救，然后就看到他坐起来抱着脚，很痛苦的样子。公安解释说是脚疼，我听不到什么，看不到什么，一会又见他倒下了。这时爱人的旁边站了一个人，不知他在说什么，我眼看着爱人无助地躺在那里，躺了很久。”“我看着画面只能大喊着叫他们救命，可那人无动于衷。”旁边的民警对她说，他们在审讯时进行了抢救。“可是我没看到有人在抢救，又过了不知道多久，我看到120的医生进来了，之后就没有画面了。”看完这段视频后，任海云整个人都瘫了，心脏也跳个不停，现场的120急救人员赶紧给她吃了几粒速效救心丸，她才缓解过来。“从整个视频来看，他们从没给丈夫吃‘利伐沙班’这种药。如果他按时吃这个药，不停药不断药，也不会突发心脏病死了，真的接受不了。”任海云事后回忆，丈夫死亡与停药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她心有存疑。据一位不具名的心脑血管专家透露，“利伐沙班”是一种抗血栓的药品，对治疗罕见的右心室血栓疾病有奇效。如果每天不及时服用，或停药一天以上，会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从而引发血液流不到心脏，危及患者生命。8月12日上午，白鹿新闻随死者家属走访了通泰路派出所，并以家属的名义向陈国发所长了解了此案相关情况。据陈国发介绍，老常在审讯时上了一趟厕所，解完手后不小心摔倒在地。他坐在地上摸着脚，身旁一办案民警走过去问他有事没，他说脚疼得受不了。那个民警将他扶了起来，但他站不起来又倒在地上。随后，民警立即拨打了120，并向带班民警汇报了情况，“过了一会又上去给他按心肺复苏，毕竟他（民警）还不专业。后来我们也在反思，可能有的民警不懂医疗知识”。任海云向他质问死者身上的伤痕及是否吃药情况，陈国发答复“可能是医务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劲儿很大而弄伤的……。进入案管中心，他要吃药，民警又跑出去给他买水”。对于陈国发这一说法，令她难以接受。任海云提出在酒店的房间里存在视频缺失，她要求派出所公布这段空白视频录像，她不清楚丈夫在第一次在酒店房间里审讯具体发生了什么，是否和死亡有诱因。而陈国发却以酒店房间没有监控为由，拒绝了她的请求。死亡通知书显示，目前常济淙的死因还未明确，需要在48小时尸检才能知道真相。任海云明确表示，派出所要尸检，她们家属不同意，因为当地公安直接参与尸检是不合理的，应避开嫌疑人，异地进行尸检，这样才能得到可信的结果。然而，她的要求至今仍没有得到满足。图｜郑大医院给死者家属出具的死亡通知书急救病历显示死者抢救前死亡“丈夫从抢救第一天开始，医生就不时劝我们放弃治疗，并一再提出撤掉ECMO。”任海云由此怀疑，丈夫在抢救前已经死亡。后来，她看了120的急诊记录，更加笃定丈夫因心脏骤停在120抢救前已经死亡。白鹿新闻从死者的抢救病历看到，常济淙在审讯中“突发疾病”导致心脏骤停。公开资料显示，心脏骤停，即心脏射血功能突然终止，导致重要器官严重缺血、缺氧，如果不及时干预，将导致生命终止。这种出乎意料的突然死亡，医学上又称猝死。《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1》指出，中国心脏猝死的总人数每年达到55万，居全球之首，每天约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即“每约一分钟，就有一人猝死”。据统计，70％以上的猝死发生在医院前，而其中约90%的猝死者由于心室颤动引起，其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和脑卒中占猝死的首位。对于突发心脏骤停患者，其最有效的急救措施是进行心肺复苏。心肺复苏是通过心脏按压、人工呼吸等方式，建立暂时性的人工循环，保证身体重要脏器的血液供应，同时刺激机体产生自主心跳、呼吸，从而挽救患者的生命。目前多数医学专家认为，心肺复苏开始的最佳时间是在心脏骤停的4分钟内进行，又称“黄金4分钟”。据河南省濮阳市人民医院刊发《关爱生命，“救”在身边——掌握心肺复苏术（CPR），抓住“黄金四分钟”！》的健康科普文章称，抢救心肺复苏的黄金时间只有4分钟，4分钟内复苏可能有一半人被救活，4-6分钟10%可救活，＞6分钟存活率仅4%，10分钟以上几乎无一人存活。图｜河南濮阳人民医院发布的健康科普知识文章但白鹿新闻注意到，死者常济淙在突发心脏骤停后，至少超过3个10分钟。据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情记录》显示，现场办案民警主诉嫌疑人“晕厥20分钟，加重5分钟”呼叫120，医务人员接120指令于当晚20：32：50到达现场，20：34：26见到病人。而白鹿新闻根据卫星导航，从郑大医院开车到病历载明的抢救地案管中心，全程行车4公里多、约8分钟。这表明，常济淙在心脏骤停至少超过30分钟以后，医务人员才赶到现场施救。那么，120能否在30分钟后将患者常济淙抢救过来？据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显示，患者“抢救前死亡”，肺部“呼吸音消失”，心脏“心音消失，未闻及心音”。同时，《院前急救情况记录》也显示，患者“双侧瞳孔散大固定，直径约4.5mm，对光反射消失，面色苍白，口唇紫绀，颈动脉搏动消失，胸腹无起伏，四肢冰冷，双下肢指凹性水肿”，“经全力抢救，患者呼吸心跳仍未恢复，心电监护导联呈一直线，血压未测出……”。图｜郑大医院在死者抢救后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针对死者院前病历出现的以上情况，上述科普文章强调，如果持续超过30分钟的心肺复苏（CPR）后，患者呼吸与脉搏没有恢复正常，患者瞳孔散大固定，那么应视为心肺复苏无效。也就是说，常济淙前期经过现场办案人员的心肺复苏30分钟后，就算等到抢救人员再实施心肺复苏也是无效的。白鹿新闻就“常济淙院前120急救病历”咨询了江西省内几家三甲医院的心脑血管专家，他们多数认为，通过120抢救人员的院前病历上描述，患者突发心脏骤停后心跳、呼吸、脉搏整个都没有了，死亡特征非常明显。但也有个别医生表示，患者“看起来情况不妙”，在短时间内也有可能被抢救回来，而这种情况微乎其微，不到十万分之一。此外，上述科普文章还指出，当一个人心脏骤停，3分钟就会出现脑水肿，4-6分钟就可能导致脑细胞不可逆性损伤。另外还有报道称，在正常室温下，心脏骤停4分钟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时间在10分钟以上，即使病人抢救过来，也可能是脑死亡。上述心脑血管专家告诉白鹿新闻，如果患者出现心跳呼吸骤停引发脑损伤，就不能使用ECMO辅助救治系统，严重违反了包括“严重不可逆的脑损伤和长时间心肺复苏”的ECMO使用禁忌症这一条硬性规定，最终将会导致患者出血、栓塞、感染等并发症，加速患者死亡，所以医护人员使用ECMO较为慎重，市场容量也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心肺复苏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急救措施，由于办案人员前期未经过系统培训，他们在心肺复苏操作时的不专业、不规范导致患者的胸部、肺部、心脏等内脏损伤或出血，这对患者常济淙的右心室血栓疾病造成了第二次伤害脱落，从而也加速了肺栓塞症的形成，威胁患者生命。其中医学博士刘医生认为，右心室血栓脱落引起肺栓塞时常无明显诱因，个别患者就诊时症状并不严重，常规检查通常又缺乏特异性，容易误诊耽误最佳治疗时机。据报道，被称为猝死之王的肺栓塞因很少有人知道，误诊率高达70%，致死人数超过急性心肌梗塞、脑卒中。“因误诊率高，不及时诊治死亡率接近100%，比心梗、中风还可怕。”刘博士表示，因此，肺栓塞很容易被忽视，更像一个“沉默的杀手”，往往比心梗、脑卒中还凶险。以上种种证据表明，死者家属在写给公安部、河南省公安厅的控告信上认为，“当天的急救病历清清楚楚写明，常济淙在送往郑大医院前已经死亡。从3月28日拖到4月6才宣告死亡，完全是医院在某些人的指使下，给我们家属在'演戏'，试图掩盖常济淙在公安办案场所当天已经死亡的事实。”“既然患者在抢救前已经死亡，120为何还要送去医院？”任海云一家人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但《院前急救情况记录》中载明的内容给她找到了答案“与赵俊华（关系人：民警）沟通，决定转医院进一步抢救”。“而关于丈夫心脏骤停经抢救成功心肺复苏后，其抢救前后病历矛盾，显然医院在配合其管辖的派出所说谎。”任海云说。但也有法医对死者常济淙的死亡时间提出了质疑。从事法医鉴定工作30多年，曾在“湖南黄静死亡案”“黑龙江代义死亡案”“福建念斌投毒案”“河北聂树斌杀人案”等案件中担任鉴定或论证专家的著名法医专家胡志强认为，从死者家属提供的遗体照片来看，尸体没有形成尸斑，应该是没有死亡多久，其死亡9天之说应该不能成立。具体情况还要看尸检，才能进一步确认其真正的死亡时间。对此，上述心脑血管专家解释称，死者在宣告死亡时没有出现尸斑，原因就是ECMO的工作原理，即ECMO是维持心肺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帮助危重症的患者实现体外循环，为医生赢得抢救患者的时间，而在ECMO的体外循环过程中会采用血液稀释，以减少阻力和血液的破坏，让患者的血液与平常一样浓，使得患者的温度维持在常温。8分钟误接电话揭开抓捕真相这五个月，对丈夫死因的疑惑一直缠绕着任海云。她认为，造成这一切都是因为派出所民警赵俊华及当地公安机关涉嫌一系列违规“暗箱”操作。任海云说，首先，是赵俊华涉嫌非法“钓鱼”传唤。他到北京以找人看病为名，约嫌疑人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天街附近餐馆见面，随后他没有出具任何手续，强行跨省将丈夫带到郑州。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指定的地点或者他的住所、所在单位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即传唤证）。赵俊华是否持有相关部门批准的传唤证？陈国发所长对白鹿新闻称，他们有传唤证，因为现在异地办案必须得到当地警方的配合，否则未有传唤手续，当地警方也不会协助。但当死者家属提出要看传唤证时，派出所至今也没有提供。死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告诉白鹿新闻，赵俊华去北京抓捕嫌疑人常济淙，还必须至少有两个民警参加。担参与抓捕的三个人当中，仅有赵俊华出示了警官证，而且还是在死者家属强烈要求下才勉强出示的。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处罚应当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且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此外，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时，参与执法的民警也不得少于两人。事后，白鹿新闻在通泰路派出所工作人员的公示栏中只找到赵俊华副所长一人，该所教导员王警官解释另外两人未出现公示栏是因为“他们俩是去年刚分来的”。但白鹿新闻随死者家属随机咨询了该所办证大厅民警，他们均称局里要求所里全体人员必须对外公示。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17条还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但是，死者家属却在传唤的第13天（4月9日）才收到拘留通知书。白鹿新闻注意到，该拘留通知书还是一张“早产”通知书。据拘留通知书显示，常济淙于3月28日晚上6点被警方刑事拘留的，并羁押于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但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情记录》显示，120抵达案管中心的时间是当晚8点32分。这意味着，嫌疑人还在案管中心审讯时，派出所就提前两个半小时办理了刑拘手续，并同时办理了看守所羁押手续。白鹿新闻从拘留通知书获悉，常济淙是以涉嫌拒执罪的罪名被刑拘的。公开报道显示，2019年5月14日，郑州高新区法院、郑东分局联合成立了 “郑东分局驻郑州高新区法院打击拒执犯罪侦办大队”，设立该大队是为切实解决执行工作中存在的被执行人，特别是涉嫌拒执行为的被执行人“人难寻 、物难找、追究难”等突出问题。成立不到5个月，该大队于同年10月8日对常济淙上述拒执罪的案子进行立案调查。图｜郑东分局与郑州高新法院联合成立拒执大队据陈国发所长介绍，由于该拒执大队去年被撤，老常的这个拒执案就分到所里由赵俊华副所长负责。移交过来之后，老常来所里做过一次笔录，但因老常住院一直不能过来，申请执行人便举报赵俊华久拖不办案。所以，在此背景下，赵俊华今年才带人前往北京传唤老常来郑州配合调查。“其实我们也不想办这个案子，我们也不认识（申请执行人），也不知道这事。”白鹿新闻就“拒执大队撤销”之事致电郑东分局相关部门，证实该大队确实被撤销，具体原因不清楚。但据郑东分局一知情人士透露，所有的拒执案件必须由法院移交郑东分局案管中心，然后案管中心统一分配。之前，因为郑东分局所有的案件都是在郑州高新区法院判决的，所以郑州高新法院的拒执案都要移交给郑东分局立案。但自从前年或者去年开始，郑东分局办理的刑事案件改由郑州自贸区法院（经开区法院）判决，那么以前由高新法院移交过来的拒执案则移交给郑州公安局高新分局。既然常济淙的拒执案改了办案单位，为何原办案单位还在继续执行呢？对于这个关键问题，任海云因误接到“赵俊华与神秘人士”的8分多钟电话而揭开了神秘面纱。据任海云回忆，3月29日晚上6点55分，也是丈夫被送进医院抢救的第一天。“赵俊华突然打电话给我，我赶紧接听，并喂了几声，见对方没有说话。正想挂电话时，突然听到赵俊华与他人在通话，我一听，刚好说的是我爱人的事情……。我听了很生气，大概听了8分多钟，我感觉他们之间的通话将要结束，我就提前挂掉了电话。”“能接到这个电话，纯属偶然。”任海云说，“我觉得应该是他无意中触碰到我的电话，因为当天我打了他一天的电话未接，可能我的号码被他的手机置顶了。他当时正在用另一个手机打电话时，不小心误碰了他的工作手机。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我偷录到他这个秘密电话。”根据任海云的通话记录，白鹿新闻向陈国发所长求证后得知，该电话号码就是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工作用的警务通手机号码。白鹿新闻发现，这段录音电话全长8分19秒，里面只能听到带有河南口音的赵俊华一人的声音，现摘抄部分内容如下：赵：对，我们公安以前带人，传唤证肯定批不下来，拘证批不出来，只有违规去执法。赵：你这一点说得对，他是主动来我这配合调查的，我们没给他设为嫌疑人，我可以不去办传唤证。赵：我们拘留证快批下来了，确定是嫌疑人了，法院那个高鑫鑫（音）法官来这了，机关批了（批捕）以后，他有重大嫌疑。赵：这个很有价值，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赵：他原来有病，这是事实，又没有说有这种病就不处理，不批拘留，就没有这规定，是不是。赵：120的人说你上车吧······，后来，我又去了，给他挂个号，我给他垫了一万八，后来想想那一万八不该给他垫，但是咱的心老善良啊。赵：没啥事，张旭（音）那边说也没啥事，张旭刚才也给我回过电话了，他们讨论这个事了，他说全是案管（中心）责任，他上卫生间那没人跟着，而且穿个一次性拖鞋，拖鞋一沾水滑。这段电话录音中提到两个关键的人，即“高鑫鑫”和“张旭”。白鹿新闻从常济淙拒执罪案了解到，高鑫鑫是该案二审法院——郑州市中院的书记员。而其中的张旭，经陈国发证实，他是郑东分局治安大队某个专案组负责人。据2022年10月13日公开报道称，张旭入警5年来，干过特警、治安警，现任郑东分局圃田派出所副所长，荣获个人嘉奖一次，多次获得郑州市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白鹿新闻从圃田派出所了解到，张旭今年已调离该所。陈国发所长向白鹿新闻透露，张旭和赵俊华是同一批提上来的副所长，他比赵俊华小，两人关系较熟。“他客观上确实是有病。所以大家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个事发生，走到这一步，我们要积极解决善后问题，包括前期救治，赵俊华还自己掏了18000块钱，现在分局仍没报。”值得一提的是，电话录音中赵俊华重点说到“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任海云称，从这个“钱”字和“尽心去办”这句，她初步怀疑，这个与赵通话的“神秘人”可能是该拒执案的申请执行人，也可能是赵俊华的直接领导，他们之间可能存在金钱交易。赵俊华涉嫌插手经济纠纷，不经任何部门批准私自传唤、拘留丈夫，甚至不顾嫌疑人重病审讯致死，严重违反了公安部禁止民警插手经济纠纷等禁令规定。白鹿新闻在通泰路派出所用任海云的手机拨通了赵俊华的电话，他以“不在、不知道”为由挂断了电话。“老常已经走了5个多月了，当地公安部门至今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每次都是我主动去找他们。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通过媒体找到电话中的那个神秘人。”任海云说，她希望借助媒体公开这段电话录音，能够引起河南省相关部门的重视，让死者家属和公众了解事件真相，并公开酒店及审讯室的完整视频，对相关违法违纪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民警在酒店讯问严重违法白鹿新闻就此案牵涉的一系列法律问题，采访了著名刑辩专家、中央财经大学预防证券金融犯罪研究所副所长、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范辰律师。对于派出所民警在酒店审讯嫌疑人常济淙之事，范辰表示，本案中的《拘留通知书》显示，2024年3月28日郑东分局以“拒执罪”将常济淙从北京跨省抓捕到河南郑州，但第一次讯问却在酒店里进行，不符合有关规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除下列情形以外，应当在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的讯问室进行：（一）紧急情况下在现场进行讯问的；（二）对有严重伤病或者残疾、行动不便的，以及正在怀孕的犯罪嫌疑人，在其住处或者就诊的医疗机构进行讯问的。”因此，对常济淙进行讯问，要么在办案场所讯问室进行，要么因其患有疾病，应在其住所或者医疗机构进行，在酒店对其进行第一次讯问，属于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对于派出所非法传唤重病人员审讯问题，范辰称，常济淙抓捕前被确诊为最罕见的心脏病“右心房血栓”，终生离不开一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品。依据《保外就医严重疾病的范围》（司发通〔2014〕112号）规定，罪犯有下列严重疾病之一，久治不愈，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的，属于适用保外就医的疾病范围：“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急性心肌梗死及重度不稳定型心绞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有严重心绞痛反复发作，经规范治疗仍有严重冠状动脉供血不足表现。” “心功能判定：心功能不全，表现出心悸、心律失常、低血压、休克，甚至发生心搏骤停。按发生部位和发病过程分为左侧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右侧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和全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而常济淙被侦查人员从北京带走时，其家属多次提醒办案人员，常济淙患有严重心脏病，每天不能停药。依据上述规定和情况，常济淙不适宜羁押。出现常济淙在羁押期间死亡情况，办案机关工作人员难以推脱其责任。对于“郑东分局专门成立专班，由公安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牵头处理此案善后事宜”之问题，范辰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根据《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第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报告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开展相关工作。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民检察院进行调查：（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二）死亡在押人员的近亲属对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有疑义，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需要调查的；（三）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有异议的；（四）其他需要由人民检察院调查的。”依据上述规定，对常济淙死亡事件，应由相对独立的检察院牵头进行，而不是由造成死亡的公安机关牵头处理。显然，由公安机关牵头调查此案，既不符合有关规定，结论也难以让家属信服。法谚有云，“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程序违法是不能容忍的。但郑州自贸区检察院案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白鹿新闻，经查询，检方至今从未受理过常济淙的案件，具体情况应该找郑东分局了解。范辰还表示，根据死者家属提供的死者遗体照片，常济淙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涉案派出所陈国发所长用抢救时所致，难以自圆其说。白鹿新闻将持续关注河南常济淙死亡案。（来源：白鹿新闻）

作者| 猫哥来源| 大猫财经Pro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刷屏了，全球资产被冻结，每个月只能领两万英镑生活费。丁玉梅每个月只能领两万英镑生活费很多人听了就炸了，一个月生活费接近19万人民币，比很多人一年挣的还多。但你以为她能过得好吗？肯定非常糟糕，丁玉梅现在就是行动的500亿，全世界的债主都在围剿她，就算哪天来个意外死亡，也不用奇怪，海外有些金主比咱们的银行狠多了，丁玉梅也在用法律手段保住自己的资产，但每月2万英镑还不够她支付律师费的。所以伦敦法院这一招够狠的，直接把丁玉梅整成一个待宰的羔羊。这里面的关系并不复杂。恒大的窟窿2万多亿，靠许家印肯定是填不上的，他是去年9月进去的，已经一年多了，这个结果他们家是有预感的，所以提前做了准备。丁玉梅还向法院起诉了自己的儿子许腾鹤，要追讨10亿港元所有这一切，感觉就是为了把恒大最后一点值钱的资产都吃干榨尽。许家印进去这么久了，恒大的一个大金主都被判了死缓，他的结局是很难预料的。可能他们家的策略就是牺牲许老板和小儿子，然后丁玉梅带走500多亿，和大儿子一起安安静静做个大富豪。不过这个设想过于美好了。为啥呢？因为恒大的债主遍布全球，恒大不光在国内各种借钱，在国外也借了不少。几年前银行已经很少给房地产企业借钱了，当时就流行去借美元，恒大也借了不少，他那些海外债主可不是善茬，比如最大资管公司贝莱德、恒丰、瑞银、富达等等，号称新兴市场专家的安石，更是豪赌恒大美元债，不断加仓，最后买了30亿美元，成了最大持有人。2021年，恒大不稳的苗头已经有了，但是这些海外机构一反常态，居然都在加仓，12月，恒大出现第一笔美元债违约，恒大的美元债暴跌，从1美元跌至20美分，实际成交价更低。面对暴跌，该止损走人吗？不会的，当时杀红了眼的贝莱德反而加码了，为什么呢？他们断定恒大这种规模的企业是大而不倒的，中国最后一定会出手救助。这时候趁机抄底，只要中国救，他们就稳赚。包括像美国对冲基金老板、有“黑天鹅之王”绰号的博阿兹·温斯坦也买了不少，但他的目的，是等待恒大无法偿付时，打官司索取巨额赔偿。结果呢，这些各怀鬼胎的资金全都被套死了，现在恒大的美元债接近200亿美元，你说这些机构能放过许家吗？根本不可能。丁玉梅与许家印的合影他们想从恒大在国内的资产获偿很难，最值钱的土地和房产早就都抵押换钱了，一大堆债主每天盯着，保交房都困难。好在恒大是个香港上市公司，于是香港法院就上场了。丁玉梅要面对两个非常厉害的对手，这是香港法院指定的恒大清盘人。一个叫黄咏诗，是著名的析产律师，她主持过赌王何鸿燊家族遗产纠纷案，另一个叫杜艾迪，曾担任雷曼兄弟亚洲业务首席清算人。这就是两个赏金猎人啊，俩人一上任，马上对恒大的财务进行了调查，结果惊讶地发现，恒大早已被掏空了。俩人毫不迟疑，立即起诉了许家印和的高管团队。丁玉梅最初并不是案件的被告，但法院查着查着，发现许家印名下的豪宅、游艇、豪车全都登记在她名下，所以第一时间怀疑许家印可能转移财产已久，并因此将丁玉梅也告上法庭。他们随后发出了追讨令，要求许家印、丁玉梅等人返还他们在2017年到2020年期间获得的分红和薪酬，总计60亿美元。许家印、丁玉梅等人被收回股息、酬金约60亿美元追讨令发到英国，伦敦的法院直接发出了禁止令，冻结了丁玉梅的所有财产，并要求她必须真实地披露自己拥有的资产。伦敦法院为啥这么干呢？因为丁玉梅现在是在伦敦居住的，她也在通过法律程序试图保护自己名下的财产。但现在每月就发你两万英镑，你连律师都请不起，让你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这样清盘人就更容易查清楚她在海外的资产了。而且这个禁止令是英国法院发的，在56个英联邦国家，通常会司法互认，这里面就包括丁玉梅拿到永居权的加拿大。所以像许家印给大儿子在加拿大设立的家族信托，23亿美元，早就被盯上了，虽然家族信托有一定的隔离作用，但如果查明来源非法，想留也留不住。这些海外债主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瓜分许家的海外资产，减轻自己的损失。所以你觉得丁玉梅日子轻松吗？她被群狼盯上了，也没办法，这都是欠人家的。如果这些海外债主拿到许家的财产，可能这事也就结束了。但如果一分钱都拿不回来，那最极端的结果，可以参考一个英国老板，林奇。这个林奇创建了一个科技公司，2011年以11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大名鼎鼎的惠普，但没多久，惠普认为林奇作了假账和假数据，夸大了公司的价值，骗惠普多花了88亿美元，双方打了13年官司。今年6月，结果出来了，惠普败诉。林奇很高兴啊，8月份就带着自己的老婆、女儿、律师，还有给他作证的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的董事长等等一大堆人去意大利的一个游艇上庆祝。结果没多久，游艇翻了，船员都没死，他的老婆也没死，但林奇和他的女儿、律师和那位作证的董事长全死了。再一查吧，这些人还不是淹死的，是窒息死亡之后才入水的，这显然就是被人给弄死了，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凶手是谁，但你看，钱多虽然是好事，但你可能因此上了别人的餐桌。丁玉梅还在试图保住带走的资产，但难度越来越大了，做个安安静静的富婆没希望了，最后会咋样，等等看吧。

摘要：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 图为反腐宣传图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信息显示，周铁根，男，1962年11月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曾长期扎根家乡南通工作。1986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1987年，他进入南通市委研究室，两年后成为副科级研究员。1993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委办公室系统，三年后升任南通市委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12月，周铁根出任如皋市委副书记，两年后转任如皋市市长。2006年，周铁根被调往南通另一个县级市如东，出任县委书记。这是他首次主政地方。2011年，周铁根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家乡南通，调任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4年1月，周铁根出任江阴市委书记，并身兼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时隔三年后再次主政一方。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2015年12月，周铁根从江阴市委书记任上北上徐州，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任市长，2018年4月任徐州市委书记。彼时，有媒体评价，周铁根曾在苏南、苏中、苏北等城市都担任过地方领导，如此丰富的施政经历，在江苏官场上仍属少见。纵观周铁根的从政履历，他曾以善于跟企业打交道著称。在担任如东县委书记期间，他曾力主洋口港建设，破解了当地“有海无港”尴尬。当时，由于对开发洋口港信心不足，投资方香港保华集团迟迟不敢和如东县签署合作协议。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当时兼任洋口港开发建设总指挥的周铁根向保华集团表态，只要保华集团将跨海大桥和人工岛建起来，“不管后边有无投资者，政府兜底收购！”这一承诺最终促成洋口港开发的关键性工程——黄海大桥、人工岛的建成。2008年10月28日，洋口港实现初步通航，结束了如东“有海无港”的历史。彼时，在开发建设洋口港时，周铁根曾坦言，洋口港是全国的重要港口，洋口港开发建设任务重，难度大，必须超常规强势推进。他还提出，吸引大客商就要解放思想，灵活地运用市场化的办法，能合作的就合作，“我们不能看到人家有利可图，就死抱着项目资源不放。要想方设法，尽可能早开发、早启动”。在江阴工作期间，周铁根也曾展现过和企业打交道的哲学。据《江阴日报》报道，2014年1月6日，也就是履新江阴市委书记后仅三天，周铁根便深入部分镇村、企业进行调研。他的第一站是“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在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后，周铁根提出，希望华西继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把华西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此后，他还来到江阴的两大龙头企业阳光集团和海澜集团。周铁根说，企业是江阴发展的最重要力量，阳光集团、海澜集团等一批大企业集团为江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徐州工作期间，周铁根曾多次参加政企会谈，旨在加强同民营企业家沟通交流，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建议。据《徐州日报》报道，2021年4月28日，2021年度首期“政企交融汇”活动举行，周铁根出席并讲话。活动期间，周铁根认真听取企业家们的发言，不时插话与大家交流探讨，并就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具体要求。他说，举办“政企交融汇”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增进政企沟通了解，能够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服务更加精准、措施更加有效。从大家的发言中，深切感受到企业家们良好的精神状态，详细了解到企业发展情况和所需所盼，听后很受启发。开启“十四五”，要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坚定信心。周铁根曾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专门曾谈过他对政企关系的看法。他说，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营造环境，企业才是发展的主体。“社会要对企业家给予充分尊重。政府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往这个方向发展。”周铁根表示，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诸如土地、金融等要素的获得，都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和协调，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而在生产经营方面，政府不要去干预企业。2021年7月，周铁根转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后任江苏省十三届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江苏省十四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此番被查。值得一提的是，除周铁根外，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被查。王昊曾任徐州邳州市市长，沛县县委书记，徐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徐州市政协主席、党组副书记，宿迁市市长，宿迁市委书记等职。去年1月，王昊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7月25日，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兴振被查。冯兴振曾任徐州市农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沛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沛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州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等职。2019年4月，冯兴振任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州矿务局局长。延伸阅读70岁的北京原区委书记落马 卸任后还告诫该区领导干部近日，三名高龄厅官落马和受审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9月9日，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发布消息，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尚宪芳1955年6月出生，今年69岁，已退休9年。9月7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王云峰1954年4月出生，今年70岁，已卸任通州区委书记近10年。9月6日，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她被指控受贿1309万元。胡世莲出生于1955年2月，今年69岁，已退休9年。这三名厅官退休9年多，年届七旬被查、被审，再次敲响警钟：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虽往必查、虽远必追，既不会因为党员干部退休而止步，也不会因为退休而出现盲区。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尚宪芳，男，山西省襄垣县人，1955年6月出生。他15岁便开始参加工作，在襄垣虒亭公社当办事员，在基层历练多年，此后在长治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多年后，开始主政地方，曾任长治市沁县县委副书记，黎城县委副书记、县长，黎城县委书记。2005年3月任长治市副市长，任职长达7年。2012年4月跻身长治市委常委，后获任市委统战部部长，2015年到龄退休。尚宪芳还是山西省作协会员，曾出版《县委书记的思考》《县域发展论》《治县观》等书，书中谈了他在县城主政十年的心得体会，尤其谈到了提高党性修养和拒腐防变能力，营造持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而今书籍犹存，写书人已落马。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王云峰出生于1954年4月，河北阜城人。他长期在北京任职，早年在丰台区任职30年，担任过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世界公园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区政法委书记兼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任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2002年12月调任北京市平谷区委副书记，次年任区长。2006年5月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局级)。2007年8月，王云峰任北京市通州区委书记，2014年11月卸任，随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值得一提的是，王云峰主政通州区期间，正是建设高峰期。据媒体报道，在他卸任两个月后的北京市两会上，市领导在通州团分组审议会上告诫通州区党员领导干部：“高速建设时期规模量大，要坚持公开透明，工程监理要跟上，不要出腐败，不能楼起来了，人倒下了”。一语成谶，而今9年后，王云峰还是“倒下了”。胡世莲受审画面9月6日，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公开资料显示，胡世莲，女，1955年2月出生，安徽肥西人。主任医师、教授、山东大学和安徽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省政协委员，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家级特殊津贴。擅长老年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诊治。她曾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2015年8月卸任。今年1月，退休近9年的胡世莲被查，今年6月被开除党籍。安徽省纪委监委通报，经查，胡世莲身为公立医院党委主要负责人，丧失党性原则，背弃初心使命，带头违纪违法，严重污染单位政治生态，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财物；无视纪律规矩，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大肆干预插手医疗设备采购、工程项目招标；权力观异化、亲情观扭曲，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利，单独或伙同亲属非法收受巨额财物。9月6日，69岁的胡世莲在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受审，检方指控，她利用担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09.8053万元，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受262.71万元。胡世莲当庭表示认罪、悔罪。该案将择期宣判。察时局梳理发现，近期，官员退休多年后被查处的案例并不少见。退休近9年，69岁的原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郑勇8月30日被查；退休八年后，71岁的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8月21日被查。除了高龄厅官被查，还有“高龄虎”，1月落马的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苏增添，今年已70岁；中纪委今年打下的正部级“大老虎”，曾担任海南省委书记近6年的罗保铭，将满72岁。纵观近些年查处的类似案例，有的是在职时就存在违纪违法行为，退休后“东窗事发”；有的是临退休时想捞一把，导致“晚节不保”；还有的是退下来后“不甘寂寞”，利用“余威”谋取私利。通报案例一再证明，只要触碰纪法红线，就难逃纪法惩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2027年）》明确提出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思路举措，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的腐败分子，更加有力遏制增量，分类施策清除存量。上述高龄贪官被查，正是对腐败存量的坚决清除。中纪委网站刊文表示，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彻底清除，腐败增量仍在发生，表现形形色色，腐败隐形变异、手段翻新升级，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等等。这些问题充分说明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根除，必须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持续保持战略定力，防止“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

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9月11日，上海市民齐先生向封面新闻报料称，8月15日，他在哈啰平台打了一辆顺风车后，7天内被平台莫名扣款21笔，共计3000多元。事后，他多次跟平台沟通要求退款，至今未得到处理。对此，哈啰公关相关工作人员回应，平台扣款的直接原因是齐先生打车时曾把验证码透露给司机，这可能导致司机绑定其账号刷单，这并不是平台系统的漏洞，哈啰方已经报警处理。把验证码透露给司机之后账户被莫名扣款21笔齐先生告诉记者，8月15日下午6点多，他通过哈啰平台发送了一笔从上海到江西景德镇的顺风车订单。没多久，一名司机在线上联系他，两人沟通了起止地点、时间后，这名司机打来了电话。“他说接单前需要一个验证码，我当时正在跟同事讨论工作，没有想太多，收到验证码后就发给他了。”齐先生说。挂断电话后他才反应过来，之前打顺风车时并不会这么操作。果然，这名司机并没有接单，齐先生乘坐另一辆顺风车到达了目的地，当晚支付了车费322.3元。乘客真实的顺风车订单，且已付款本以为这就是一次普通的打车经历，直到8月21日，他才发现蹊跷。那次打车给验证码后，从8月15日到8月21日，哈啰顺风车连续7天从他的支付宝扣款，一共扣了21笔，共计3000多元。而他很确定，上述时间段里并未打过车。8月15日到21日，乘客哈啰账户被莫名扣款21笔更奇怪的是，平台每天都在凌晨零点左右扣款，几分钟之内扣3笔，每笔在140元到200元之间，有时甚至在一个时间点同时扣两笔，“就算是我打的车，我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消费两笔吧”。乘客与平台多次沟通未果至今未获退款发现问题后，齐先生多次拨打哈啰客服投诉，要求退款，如今快一个月过去了，事情仍未得到解决。他告诉记者，客服给了很多版本的回复。其中一名客服表示已经查询到是有司机在违规操作，平台需要先去找司机退钱，才能把钱退还给齐先生，该客服还建议他直接报警。“这名司机只通过一个验证码就能违规操作，这是否说明平台系统存在漏洞？我是在平台下的单，并没有跟司机直接产生利益联系，平台是否应该先把钱退给我，再跟司机解决此事。”齐先生提出了质疑。平台回应：这不能说明系统有漏洞，已报警处理11日下午6点，哈啰公关相关工作人员就此事进行了回应。他表示，乘客被扣款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司机骗取他的验证码后，把他的电话号码和验证码绑定到另一个手机上刷单，如果乘客开通了免密支付，账户就会被自动扣款；第二种情况则是司机和乘客合谋骗取平台的钱。“针对这两种情况，我们企业是没有任何刑侦手段把事情搞清楚的，所以我们也报警处理了，看警方怎么跟进和判断。”他说。齐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并没有开通哈啰顺风车的免密支付。上述工作人员回应：“我们不能判断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因为理论上他没有开通免密支付，司机是刷不到他的钱的。有可能是他不知道自己曾经开通过，或者在技术方面没有那么专业。我们现在无法判断，只能交给公安。”平台能否先把钱款退还给乘客呢？该工作人员表示，这件事并不能说明平台有漏洞，或者平台监管手续不严格，导致乘客被扣款的直接原因是他不小心把验证码透露给了第三方，平台不能作为承担无限牵连责任的一方。“警方已经立案，后续如果确定是司机的个人行为，肯定会让他退款，我们后续也会将钱款退回。”他说。

【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对美英等乌克兰西方盟友发出“最强硬”警告，称取消对乌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将大大改变冲突本质，等同于“与俄罗斯开战”。 当地时间13日，塔斯社援引“俄罗斯24”新闻频道报道称，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透露，在普京发出警告后，有几名美国前官员打电话给他，询问普京表态背后的真正含义。 “普京昨天的声明被细细斟酌。我接到了几名（美国）前官员的电话，他们问我这些话背后的意思。”安东诺夫没有具体提到打电话的美方人士是谁，他补充说，“我只是简单回答道：‘同事们，不要玩火’。”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视觉中国 安东诺夫重申，如果欧洲发生核冲突，美国不可能置身事外。 “我们已经说了一百次了，核战争不会有赢家，但美国似乎存在着某种幻想，觉得如果发生核冲突，不会影响到美国本土。我一直试图向他们传达一个观点，这场战争将影响到每一个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断地在说，没必要玩弄这种话术。” 安东诺夫还表示，美国至今还没有做好和俄罗斯进行认真谈判以解决问题的准备，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不会改变俄美关系的消极背景和不利局面。 “美国人想要什么？想要续签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他接着说，“但这让我想到这样一个画面：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一个人伸出手做出握手的姿势，但他背在身后的另一只手却握着把匕首，随时准备攻击他的伙伴。” “我们现在应该依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在全球南方的伙伴，虽然速度没那么快，但逐步朝着建立多级国际关系体系的方向前进。”安东诺夫总结道。 对于英美近日持续炒作将批准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普京12日对俄媒表示，西方有人在“偷换概念”，问题的本质并非武器限制是否解禁，而是北约国家“是否直接参与”了俄乌冲突。取消对乌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将大大改变冲突本质，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直接卷入与俄冲突，俄方将被迫做出“适当回应”。 普京的这番话，被路透社称为其在西方国家升级援乌问题上发表的“最强硬表态”。 普京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访问。RT报道截图 综合俄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普京的声明毋庸置疑已经传达给了接收者。他强调，这份声明“非常重要、非常明确、毫不含糊”，不应存在任何双重解读。 同日，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对此回应称，普京的声明与此前的俄方表态区别不大，但美国仍会严肃对待。 柯比还补充道，拜登政府对是否允许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使用美国远程武器的立场没有改变。他称，美英周五举行的元首会晤不会改变美方在这一方面的政策，会后两国预计也不会对此发布任何声明。 “就这种远程打击能力而言，目前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因为之前我们（美国）说过，不支持（乌方获得）这种能力。”他说。 俄方警告之际，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会面。早前报道曾称，两名领导人将就是否允许乌克兰向俄境内发射西方远程导弹系统展开讨论。 不过据英国广播公司（BBC）13日报道，会后两国没有对这项议题做出任何决定。被问及是否说服拜登允许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射 “风暴阴影 ”巡航导弹时，斯塔默顾左右而言他，“与拜登的白宫会晤是一次讨论乌克兰战略的机会，而不仅仅是一个特定的步骤或策略。” 在媒体不断追问下，斯塔默透露，双方在乌克兰、中东和印太地区议题上进行了“长期而富有成效”的讨论，预计有关问题会在几天后的联合国大会上继续深入讨论。 与此同时，德国总理朔尔茨13日也重申，尽管美英两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远程武器，但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德国对乌克兰供应武器的规模仅次于美国。 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赫贝斯特雷特当天也重申，柏林方面对这一立场没有补充说明，美英正在讨论的武器射程已经超过了德国所提供的武器。他还表示，柏林不会评估普京发出的最新警告，但认为有必要考虑他的言论。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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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上午，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黄某强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一案。法庭上，辩护人辩称，黄某强虽充当了替人冒用刘汉廷一家身份信息的中介角色，但此案中许多环节并非由其独立经手完成。11日，受害者之一的刘汉庭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庭上，检察机关给出的建议刑期为3年；本案未当庭宣判。被人冒用身份，“欠债”近8000万元……多年维权的刘汉廷希望彻底从这个泥潭中脱身。他对记者表示，这桩案件对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他正在考虑申请国家赔偿。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开具的情况说明据了解，检察机关提供的该案相关信息显示，2009年，此案相关人员刘某威通过关系与黄某强建立联系，让黄某强代其办理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随后选择刘汉廷一家作为目标，替刘某威制造假证。2010年，刘某威再次找到黄某强，托其为刘某威“朋友”陈某制作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则协助陈某顶替了刘汉廷妹妹刘琼华的身份信息。此前，红星新闻曾报道过刘汉廷的遭遇，2011年8月，广东男子刘汉廷被警方告知其在警方系统内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其后，刘汉廷开始频繁接到银行、信贷机构催收电话。据警方调查显示，刘汉廷的身份信息遭他人冒用，并被欠下了近8000万元巨额债务。2023年5月20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冒充刘汉廷的嫌疑人刘某威（男），以及假称刘汉廷妻子的嫌疑人董某丽（女）于广州市一小区内被抓获。今年7月12日，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刘某威冒用身份信息诈骗一案，刘汉廷曾以证人身份出庭，这一案件目前尚未宣判。被冒用身份信息后，即使已经在警方、法院帮助下澄清自己与刘某威所借巨额债务无关，但刘汉廷的生活依然在持续受到影响。他表示，自己现在无法向银行、信贷机构正常申请任何贷款，“500块都借不到。”红星新闻记者 周炜皓事件回顾天降横“债”：多了个“老婆”，还“欠下”近8000万，男子维权十年被人冒用身份，背上近8000万元的债务，十年过去了，刘汉廷依然没能从这个泥潭中脱身。2011年8月，深圳警方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警方系统内，刘汉廷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那时刘汉廷没有多想，托朋友帮忙在老家进行了信息更改，重新办理了身份证后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疏忽，刘汉廷后悔不已，“如果我办这张新身份证的时候，能及时纠正过来，后面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了”。根据律师苏玉宏整理发现，那个冒用身份的“假刘汉廷”，有不少借贷记录发生在2011年4月之后，而直到2012年12月，真正的刘汉廷开始不断接到催收消息，冒名者却已经消失无踪。根据统计，被放到刘汉廷名下的已知债务高达7900多万元，对于这个在深圳务工的普通电工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如今十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刘汉廷背负的巨债仍没有完全化解，直到发稿前的2023年3月，他还不断收到征收电话和短信。一家人的生活被完全打乱，妻子蔡晓霞和老家的亲戚之间几乎不再往来，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因为被骚扰而辍学打工，至于刘汉廷自己，也难以继续正常工作，“整个大脑里面所装的信息都是跟这些相关的，我整个手机里面百分之七八十的信息都和案件有关”。更大的隐患是，刘汉廷并不知道这7900多万元，是否已经是全部的债务——在刘汉廷被伪造的户籍信息中，他多出了一名叫作董林丽的“妻子”，由于无法查询这名“假老婆”的负债情况，律师也没办法确认刘汉廷会不会背上更多关联债务。人生中整整十年深陷这笔天降横“债”当中，刘汉廷说，事到如今，他只希望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打工攒点钱，再重新送女儿回到学校，让这个家走回正轨。但他不知道，自己离那一天还有多远，“我也不知道债务彻底了结了没有，对我的影响是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被打乱的十年2012年12月8日，刘汉廷接到第一个催收电话，民生银行告诉刘汉廷，他欠了37万元。放下电话后，刘汉廷马上跑去银行核对，发现银行系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根据银行系统内查询到的信息，借款的“刘汉廷”，除了身份证还有一整套完整的户籍信息，包括一名叫“董林丽”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分别叫刘煜、刘烨。打印了相关报告以后，刘汉廷报了警，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自证之路。刘汉廷一家被伪造过的户籍信息深圳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假冒刘汉廷的人原名刘沛威，在冒名顶替后，他以“刘汉廷”为法人注册了一间民间借贷公司，并在深圳各个银行开信用卡套现。直到刘汉廷报警时，刘沛威已经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而刘汉廷彼时还没有想象到自己会面对一笔多么巨大的债务，随着各路银行、借贷公司的催收和法院判决纷至沓来，催收的手段越发多样，接不完的短信和电话已经司空见惯，有的催收人员甚至直接找到了刘汉廷家里和他上班的工地。2013年10月11日，安信小贷的催收人员假称“送快递”，将正在做工的刘汉廷叫出来，“我们当面澄清了之后，他就有一段时间没再来纠缠”。据妻子蔡晓霞说，后来装修的业主嫌新房被人上门催债“彩头不好”，向老板要求换掉了刘汉廷。征收公司不仅找过刘汉廷本人，也找过蔡晓霞和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蔡晓霞被老家的亲戚朋友议论，逐渐和亲友们断绝联系，一对女儿同样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学校的老师同学老是问她们，你爸你妈和哥哥是干什么的，两个女儿觉得我是破坏别人的家庭”。2015年，刘汉廷存给女儿们9000多元学费被银行冻结，他找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个人征信报告，才发现自己名下有20多条不良信用记录，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实际上，那时的刘汉廷已经是深圳各级法院30多次开庭审理的民事经济纠纷中缺席的被告，只不过法院的传票没有寄送到他的常住地址，在刘汉廷未到场的情况下，他已经败诉了很多次。为了恢复正常的生活，刘汉廷开始积极查询相关材料尝试维权。他统计过，以自己身份为被告的32宗案件中涉及的欠债金额，累加起来高达7900多万元。而刘汉廷做电工一个月的收入只在四五千元，如果按照年收入6万元来算，这笔债务需要还上1000多年。因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刘汉廷开的网店被封停，只能以妻子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女儿们也不堪老师、同学的议论，在初中毕业后辍学打工。刘汉廷女儿收到的催收短信别人怎么变成“我”？十年过去，刘汉廷至今没想明白的一点是，自己究竟是怎么被人冒名顶替的？在他回忆里，2009年初那次托人帮忙可能是身份信息泄露的源头。那时，在深圳务工的刘汉廷通过惠来县老家公安局户籍科的熟人代办女儿户口，将自己的户口本原件、结婚证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个人证件照一起寄给了对方。而惠来县公安局靖海边防派出所开出的情况说明显示，刘沛威冒名顶替办理的假身份证，办理于2009年5月10日——这在时间上与刘汉廷托人办理户口本的时间接近。刘汉廷称，据他了解，办理户口本需要当地居委会等部门开具相关证明，然后由当地派出所核实签发，他认为自己被冒名顶替并非单一环节存在问题。红星新闻记者佯装要托人办理户口本，拨打了揭阳市惠来县靖海镇城东社区居委会某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办理户口本不需要本人到场，可以由他人持有身份证复印件进行代办。记者询问刘汉廷的相关证明是如何办理的，由谁经手？对方称由于年代久远，他已经记不住了，“把关都是派出所那边的，村里面你让村民找我们开证明，我们应该都开给他们”。对此，刘汉廷称他曾经向警方要求过处理相关人员，得到的回复是“已经进行了内部处理”，至于究竟谁涉及其中、如何进行处理，则没有进一步说明。根据上观新闻报道，当地公安曾反复强调，刘汉廷在2011年提出更改身份证上的照片信息时，他们已经给予了及时更正，至于之后刘沛威冒充其银行贷款的案件，是因为“深圳的公安户籍信息系统和惠来当地的不同步”。针对刘汉廷案件的处理调查情况，记者联系了揭阳市公安局某负责跟进这一案件的民警，对方表示没有权限进行答复，需要请示其领导，随后再无回应。刘汉廷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由惠来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对于刘汉廷因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提交的刑事立案监督申请，已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决定予以受理”。刘汉廷的部分报警回执艰难自证让其常年精神紧张实际上此前向媒体求助后，刘汉廷的遭遇引起社会关注，他的维权也迎来了实质性的进展。2016年，在多家媒体报道之下，刘汉廷老家的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公安局出具了证明“2009年5月10日为其签发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但相片并非刘汉廷本人，为错证”。除了证明材料，揭阳市公安局还和刘汉廷签署协议，由公安局聘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苏玉宏律师代理案件。刘汉廷向红星新闻记者出示了当时签署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规定，由揭阳市公安局指定和聘请律师所和律师，负责为涉及刘汉廷名下财产及以刘汉廷、董林丽夫妻共同财产名义为执行标的的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终止，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等事项。刘汉廷与揭阳市公安局签署的协议苏玉宏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截至2023年3月，这份协议当中大部分委托已经完成，但“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还没处理完”。这部分未完成的事项，包括需要公安立案配合处理的部分遗留问题，未能撤销的银行信用记录，以及一辆还未处理的涉案车辆，目前该车辆已经被公安方面扣留，正在进行处理。虽然如今已经与刘沛威大部分债务撇清关系，也从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撤下，但刘汉廷仍然在担心自己能否脱离这个漩涡。在刘汉廷和律师苏玉宏整理的文档中，除了20条征信记录，涉及冒名的“刘汉廷”以及董林丽的案件有42起，相关工商信息4条，房产土地信息5条。由于无法直接查询董林丽的征信等信息，对于这位“妻子”带来的关联债务，刘汉廷暂时难以确定其规模。另一方面，放在他名下的一些债务，也依然如影随形。就在发稿前的2023年3月，刘汉廷和家人还在不断收到催收电话和短信，包括十年前就曾直接上门过的安信小贷。刘汉廷播放了一段和催收员的通话录音，在他多次解释自己身份被冒用后，对方依然不依不饶地表示，“我会去和你双胞胎女儿聊一聊她们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识”。遭遇过激的催收后，几乎每一次刘汉廷都会报警，让警方替他和这些催收人员沟通，但收效甚微。另一段催收录音中，在听到民警的解释之后，催收员称警方“包庇老赖”，并扬言除了要起诉刘汉廷，还要连办案的警员和派出所一起告。常年处于精神紧张当中，相较于2011年办理的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如今的刘汉廷枯瘦、憔悴了许多，他想过那个假冒他的人如果落网，自己是不是就能从这些折磨当中抽身而退。但苏玉宏却对此并不抱什么期望——即使刘沛威落网后承担了其刑事责任，其民事案件所造成的影响依旧要刘汉廷一笔笔去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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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某珍和鲜大爷居住在四川南充市南部县王家镇乡下，两女一子都已成家，在外居住生活。儿女们曾经接了二老到城里方便照顾，但他们待不了几天就坚持要回去——他们在村里种了四亩田地，养了鸡鸭，生活自给自足，觉得这样的生活才踏实。这片稻田，就是夫妻俩一起播种的，今年收成不错，预计能收一千多斤。但这一次，罗某珍再也无法享受丰收的喜悦……1割稻葬礼已过去好几天，鲜大爷仍不愿相信老伴已经离世。这位86岁的老人，身高1米6左右，头发花白，指甲缝里嵌着泥垢，握手时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指关节处的硬茧，这是长期干农活留下的烙印。妻子罗某珍比他小3岁，勤劳本分，比他心细，家里大小事都是妻子拿主意。但在几天前，这个家拿主意的人走了。“那天，她要是听话去看医生就好了，她都是为了我啊……”9月9日，坐在凳子上的鲜大爷突然低下头，用手捂住双眼，屋里随后传出断断续续的抽泣声……9月2日，一个平常的日子。凌晨5时，鲜大爷和妻子罗某珍起床煮了稀饭，这是当地常见的早餐。吃饭时，妻子说自己有些头疼，他不放心，让妻子等会儿去看医生，不要跟其下田割稻。但妻子觉得只是小毛病，吃过饭就拿上镰刀背着背篓跟他一起下田。这块稻田，鲜大爷和妻子已连续收割了两天，再劳作一上午，就可以收完了。他后来想，妻子那天肯定是担心自己一个人割稻太累太慢，才坚持要一起下田的。▲收割后的稻田 王超摄今年鲜大爷家的稻子收成不错，预计有一千多斤。鲜大爷说，春耕时没下雨，稻田距河远抽水不便，错过了插秧时节，好在后来落了一场雨，他跟妻子拿上钉耙花了两天平整稻田，赶着撒下3斤多稻种。这样直接将谷种随意撒进稻田，对于种庄稼几十年的鲜大爷夫妇来说，也是第一次。好在，这些种子努力地发芽、生长，终于变成黄澄澄的稻穗。鲜大爷和妻子只需割下稻穗，背回家用机器脱粒就好了。9月2日上午，年过八旬的夫妻俩一直在稻田忙碌。上午9时，南部县气象部门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8℃以上，提醒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和露天作业。今年以来，当地已发布多次高温预警。“从来没见过哪一年像今年这样热。”鲜大爷说，割稻这几天，他和妻子每日凌晨5时起床，吃完早饭就下田，一般劳作到上午11时才回家。那天上午割稻时，罗某珍又嘀咕说自己头有些疼，鲜大爷催她去看医生，但她并没停下手里的镰刀。11时许，鲜大爷让妻子先回家，剩下的稻子自己一个人割就行了。罗某珍看了看自家田里所剩不多的稻子，同意先回家。随后，她走上田埂，背上背篓，离开了稻田……2死亡妻子走后半小时，鲜大爷也回家了，只剩最后一点稻谷没收割。然而，回到家，他却没看到妻子。妻子左眼早年失明，右眼视力也不好，平时不用手机。他呼喊妻子的名字没回应，又出去找了一圈，还是不见人。鲜大爷慌了，给远在成都的儿子鲜伟（化名）打电话，儿子闻讯往家里赶。鲜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老家的监控能确定母亲当天没回家，邻居家的监控显示母亲离开稻田后，走向了跟回家相反的方向。在回家路上，鲜伟报了警。当天下午，村干部通过广播号召村民帮忙寻人，但一直找到晚上毫无进展。一个大活人突然消失，村民们心中闪现出不祥的预感：会不会溺水了？村外就是西河……9月3日，接到求助的南部县红十字会救援大队带着装备进村，除了在岸上寻找，还重点沿河搜救，但一无所获。▲救援人员在河里搜救 救援队供图直到9月4日早晨，家属和搜救人员在村里一处荆棘丛生的山林里发现了罗某珍，她倒在荒草丛中已经去世，现场还遗留着她的背篓。这里，距她的家有三四百米远。鲜伟说，这里本来有条小路，但很多年没人走了，现在杂草齐腰，不走近看，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人。搜救人员和村民分析，罗某珍失踪那天应该是中暑了，而且情况严重，加上她视力不好，迷迷糊糊中走错了方向，最后晕倒在山林里不幸去世。鲜大爷至今后悔不已，那天如果自己不继续割稻，而是跟着妻子一起回家，妻子就不会出事。3留守鲜大爷的家，位于村庄的一个山弯里，周围还有几户人家。平时只有三对夫妇留在这里生活，最年轻的是鲜大爷的侄媳，但她今年也已70岁，三户人家都种着庄稼。土地，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是比生命还珍贵的东西，有了土地才能种出更多粮食，养活一家人。鲜大爷和妻子从未外出务工，就靠着土地养育了两女一子，供他们读书、长大，然后各自成家。鲜伟说，母亲虽患眼疾，但热爱劳动，心思细密，家里很多事情都是母亲拿主意。此前，他们曾尝试将父母接到成都生活方便照顾，但父母待了几天就坚持要回老家。作为子女，他们只能顺从老人心愿。他们带父母去做过体检，没什么大的问题，就连常见的“三高”也没有，这让他们对父母回老家生活也多了一份安心。“我想我妈心细，两个人在老家互相照应，种点蔬菜就当锻炼身体。”鲜伟说，没想到父母回到老家还是坚持种了很多庄稼。提到母亲的意外离世，鲜伟感到很内疚，“他们（父母）总想着给儿女减轻负担，作为子女，我们是不孝的。”但鲜大爷说，儿子、儿媳和女儿，对他和妻子都很孝顺，几个孩子已经做得很好了。他和妻子平时身体情况都还可以，打理着家里的四亩田地，种蔬菜、花生、玉米、红薯，也种稻谷、油菜。此外，家里还养了鸡鸭。“每天都有活儿等着干。”鲜大爷说，农忙自不必说，农闲时也要时不时去地里看看庄稼，锄草施肥，忙完回家还要给鸡鸭添食喂水。晚上，罗某珍因视力不好，夫妻俩很少出门散步，也不看电视，早早就上床休息，等待新一天的到来。这样的乡村生活，虽然单调重复，但鲜大爷和妻子都觉得踏实。4这一代人罗某珍的离世，在村里没有引起太大讨论。村里人不多，留下来的也基本是老人，死亡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很自然的事。一名村干部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老人都七八十岁了，村民会根据自身情况种些粮食庄稼，对于那些无人耕种的撂荒地，村委会便统一耕种管理。走在村里，房屋“关门闭户”很常见，一些屋前院落甚至长满荒草。但撂荒地很少，成片稻田在收割后留下或高或低的谷桩。61岁的老杜花了5天终于收割完父母种的一亩多稻谷。老杜家有三兄弟，他排行老二，在新疆做生意30多年。因年近90岁的父亲身体不好，83岁母亲身体也大不如前。兄弟几人商量后决定轮流回家照顾父母，以便遇到突发情况可及时送父母就医。老杜说，去年有一次父亲突发疾病，自己远在新疆，只能打电话托老家一个朋友开车送父亲去医院。他的母亲在一旁抱怨，自己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但她每年都要种些水稻、花生和玉米，现在每到庄稼收割就发愁，不知该怎么收回家。好在今年老杜在家，帮忙将粮食收回了家。他算了笔账，今年收割一千多斤谷子，按每斤1.4元计算，除开成本就1000多元，这也就是自己两三天的收入。他的母亲觉得账不能这么算，自己在家种点粮食喂些鸡鸭，总能给孩子减轻些负担。她和老伴曾被儿子接到新疆生活，但待了两个月就坚持要回家，“不习惯，我就想回老家喝点红薯稀饭。”同在一个村生活，老杜的母亲也为勤劳本分的罗某珍意外离世感到惋惜，“她怎么就没走回家呢？”母亲就这样走了，鲜伟有些伤感地说，在农村生活的父母这代人总想着为儿女减轻负担，平时很少关心自己的健康，小病小痛总想着忍一忍就好了。比起来，他们对地里庄稼的长势这些农事更关心，也更心中有数。儿女们担心父亲鲜大爷接受不了这突来的打击，商量后决定接他进城生活。鲜大爷这次同意了儿女的建议，进城前，他卖掉了家里的鸡鸭，还跟儿子一起，去把地里已成熟的花生收了回来。▲收割后的稻田 王超摄坐在屋里，他抬头就能看到百米开外的那块稻田，走路就三四分钟，他想不通妻子那天怎么就没走回来。他多想重回那一天，他会搁下手里的镰刀，跟妻子一道回家。他又重复着说：“那天，她要是听话去看医生就好了。”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编辑郭宇 责编 魏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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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