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超70个城市推行住房“以旧换新” 助力美好安居、激活房地产市场

来源: 东方财富网
2024-06-18 20:35:30

  今年5月,广州花都区在广州率先推出住房“以旧换新”活动。截至 目前,已有超过400组意向买家咨询“以旧换新”政策,首批参与“以旧换新”的客户目前已完成签约登记。按照花都的计划,通过此次“以旧换新”,花都区将推动一二手房联动提升楼市活跃度。

  相比广州,南京住房“以旧换新”活动则已进入到2.0阶段。4月底,南京发布关于开展存量住房“以旧换新”试点活动的公告,首批试点限额2000套,由于反响还不错,近日他们又启动了第二批“以旧换新”住房消费活动,推出了21个项目2780套房源。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上海、广州、深圳、郑州、武汉、苏州、南京等70多个城市推出相关政策,支持住房“以旧换新”。其中,像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目前还对政策进行了跟进调整,发布了第二批次“以旧换新”活动名单,扩大了“以旧换新”房源范围。

  主要模式:中介帮卖 国企收购 购房补贴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70多个城市加入了住房“以旧换新”的行列。各地根据当地特点,采取了不同的“以旧换新”模式。

  记者梳理后发现,各地支持“以旧换新”主要是两种模式:一种是中介帮卖旧房模式,就是房企联合中介机构对旧房优先进行推广销售,如果一定期限内旧房售出,则按流程购买新房。第二种则是国企收购旧房模式,就是由国资平台直接收购业主手中的旧房用作保障性住房,这样业主可以直接去购买新房。

  除了这两种模式之外,不少城市还出台了补贴政策,就是对出售自有住房并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个人或家庭给予一定的购房补贴。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从多方反馈来看,市场表现总体积极。像一些大城市最近推出了一些“以旧换新”的项目,报名人数远远超过了房企的预估。有一些开发商反馈,随着“以旧换新”工作推进,客观上对这些开发商的一些新房客户产生了积极作用。

  湖北武汉:国企参与 以旧换新怎么“换”

  我们看到,各地住房“以旧换新”的模式主要是中介优先卖和国企收旧换新两种。其中,对于很多想换房的人来说,国企收购是一种比较新鲜的模式,到底是如何进行的?我们下面就通过武汉的做法来具体了解一下。

  在武汉硚口区,通过政府搭建的平台,相关国有企业将老房子收购。目前,当地刚刚对“以旧换新”的项目库进行了扩容,筹集了8个开发商,包含10个在售新房项目。同时还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进一步调整,旧房面积由最初的120平方米以下调整为140平方米以下,老旧房屋价格从不得高于所购新房总价的70%,调整为不得高于所购新房总价。此外,原来的一套存量房只能置换一套新房,现在调整为最多允许三套房源置换一套新房。假如购房人选中了一套总价210万元的新房,他的操作流程应该是这样的。

  武汉市硚口城市更新安居供应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晶介绍:“假如他的旧房评估价格为90万元,我们会为他出具一个有效期三个月的购房消费券,他就可以凭消费券与开发商、我们签订一个三方协议,同时他再完成一个新房的购房销售协议就可以了。由我们向开发商支付90万元,剩余的款项由业主自行补齐,或者是办理相关的贷款手续。”

  按照武汉市硚口区的要求,目前“以房换房”仅限硚口区内成套旧住宅置换区内的新房,有清晰独立的不动产权。有愿望的市民报名登记并缴纳5万元的购房意向金后,就会有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上门估价。

  记者了解到,硚口区“以旧换新”收购来的二手房未来主要将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等。

  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副会长吴璟分析称:“这个模式一个可取之处,是它提供了保障和市场这两个供应体系之间一种可能的结合点。对于保障性住房的供应来讲,如果我们完全用新建的模式,区位条件比较好的地块其实是相对稀缺的,而且完全从零开始建设,需要的周期也比较长。这种模式针对现在市场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

  “以旧换新”政策仍有优化空间

  住房“以旧换新”被看作是打通一二手房置换链条、助力房地产去库存的重要方式。在业内人士看来,未来这一政策还有进一步优化调整的空间。

  从目前市场的反应情况看,各地住房“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效果不尽相同,各地购房者对于由国企出面回购旧房的模式,反响要更加积极一些,而像中介帮卖模式和直接补贴的方式,目前来看对住房销售的拉动作用还有待做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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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四年来首次访华,寻求贸易全面解冻”,据澳媒报道,应中国商务部邀请,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11日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其间将与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会晤,并共同主持召开第16届中澳部长级经济联委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日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处分歧,推动中澳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可在此过程当中,通过建设性磋商平衡解决各自在经贸问题上的关切,共同造福两国人民。澳媒称,这是中澳两国最高贸易官员2019年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也是堪培拉与最大贸易伙伴关系升温的又一迹象。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主席戴维·奥尔森表示,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澳企“都希望看到两国关系恢复稳定”。与此同时,据澳媒报道,美国方面私下警告澳大利亚对华外交要谨慎,有学者提醒称,在政治上紧紧跟随美国,这会给未来的中澳经贸合作带来潜在的风险。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也就是说,改革几年后,越来越多的申请人选择做“需求导向”型项目。2019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李静海接受中科院主管的《国家科学评论》期刊专访时曾表示,他推测,几年后,需求导向的申请数量和资助金额可能会适当提高,“这个估计一方面来自经验,另一方面也因为基金委会加强对需求导向研究的关注⋯⋯如果现在不能通过改革使资助系统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将会失去机遇。”李静海强调。

  公开信息显示,日本、德国、法国等在苏州投资比例都很高,“以前是货物出口,现在生产能力都面临转移”。国内一些民营企业也只能跟着走,“因为你订单拿不到,可能只有到越南才能去做”。

  据《天津日报》今年4月报道,今年伊始,天津市委组织部正式启动实施“瞪羚淬炼”,先后推进从市级机关、市管企事业单位选派一批35岁左右的年轻干部到乡镇街道担任党政正职,从驻津高校、市属高校和重点园区择优选派50名干部人才进行双向挂职等工作,不断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拓展培养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的有效途径,持续充盈各级年轻干部“蓄水池”。

林晓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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