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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新闻记者 付瞰9月15日，多家媒体报道中国香港著名演员徐少强因病过世，并称该消息得到徐少强子女确认，香港知名影视人田启文也接受媒体采访透露了相关细节。媒体报道截图9月15日下午，极目新闻记者致电田启文，他表示，根据他多方打探确认，徐少强在9月1日因病离世，“为什么会等了半个月才有消息出来呢？因为徐老师去世后，他夫人帮他办完后事，也不幸去世了，好像听说是因为心脏病。所以（徐少强过世）这个消息就没有人来传达。”根据网络公开信息，徐少强的夫人比他年轻约30岁，二人于2005年结婚，夫妻俩婚后一直生活在北京。田启文在电话中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虽然他并不认识徐太太，但根据他得到的信息，在徐少强病逝后也骤然离世的，就是这位女士。田启文表示，自己得知徐少强夫妇离世的消息后非常震惊，所以找了多方朋友进行求证，“是证实过了，我才跟媒体发布的。”田启文在采访中称徐少强为“徐老师”，表示自己入行时拍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与徐少强合作，从最初的电视剧《天蚕变》到后来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我们都有合作，我跟徐老师很熟，一直很敬佩他的努力。”田启文对徐少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的敬业精神，“他去拍戏的时候不用带剧本的，因为他都背得很好了，所以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是很高的。”据田启文了解，近些年来，徐少强一直在横店拍戏，较少回到香港，所以二人一直没有机会合作。田启文告诉记者，大约在下周，将会有一场徐少强追思会在浙江横店举办。（来源：极目新闻）

据广州日报消息，近日，小杨哥及三只羊旗下主播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被质疑虚假宣传。9月15日，涉事商家“美诚礼官方旗舰店”客服回复问询称，美诚品牌在香港注册，“品牌基因与研发团队均源自香港”。15日晚，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最新回应指出，9月13日关注到该情况后，该局立即对涉事企业——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核查。针对公众关注的“是否在香港注册”“是否属于香港品牌”等问题，该企业提供了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的商事登记资料，出具了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MEISUN”“美诚”“香港美诚月饼”商标的相关证明，同时也提供了该企业与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商标使用授权等文件。针对是否涉及“虚假宣传”问题，因涉及面较广，涉事企业和带货公司（合肥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分属不同地域，跨地域核查需要协调多方属地监管部门，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将加紧加快推进核查进度，依法依规处理，及时回应群众和媒体关注。相关新闻近期，包括小杨哥在内的多名头部主播带货的一款名为“美诚月饼”的产品遭到质疑。直播间宣传销售该品牌月饼时打“香港品牌”，实际其商标系去年在香港注册，而生产地在广东。（此前报道：多个网红主播带货，“香港美诚月饼”什么来头？）位于广州花都区狮岭镇的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是美诚月饼的生产厂家。澎湃新闻记者 陈绪厚 图若一家企业在香港注册公司，然后在内地生产销售，其是否算“香港品牌”？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军律师深耕知识产权领域多年，是安徽省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主任。他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品牌的确立是基于产品的销售与推广活动。倘若在香港地区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商业运营，而仅仅是持有注册商标，那么相关商品只能被认定为拥有香港注册商标的商品，而非“香港品牌”。陈军表示，鉴于内地消费者对中国香港或国际品牌存在一定的消费倾向，部分商家会利用此心理，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在香港以较低成本注册公司及商标。随后，在内地市场销售产品时，一些商家会以“香港品牌”作为营销手段，以此提升企业的盈利水平。陈军就其办理过的“套路商标”案件介绍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如近期“美诚月饼”事件受到质疑的，尽管经营活动均在内地进行，但由于在香港注册了商标，便声称自己是“香港品牌”。此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涉嫌虚假宣传，消费者和竞争者有权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举报，由执法机关依法进行查处。第二种情形涉及内地经营实体希望建立与内地某知名品牌的联系。然而，由于无法在内地成功注册相同的商标，以及在公司注册时无法使用与知名品牌相同的企业名称，这些实体转而利用香港企业登记的便利条件。在香港，注册资本无需实际缴纳和验资，经营范围和地址几乎没有限制，加之公司命名自由，可以使用“国际”、“集团”等令人印象深刻的词汇，甚至可以采用与内地知名品牌相同的字号。因此，这些实体在香港注册公司，并使用与内地知名品牌完全相同的公司名称。最终，他们在产品上贴上“香港某某公司监制”、“香港某某公司商标许可人”等标识，试图模糊与内地知名品牌之间的界限。“此类案件既涉及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又涉及商标侵权问题。”陈军表示。对于商家把自己包装成“境外品牌”的情况，不少网友认为商家“钻了空子”。对此，陈军表示，针对前述两种情况，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以欺骗或误导消费者。（2）商标法第五十八条明确指出，若将他人注册商标或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用作企业名称中的字号，误导公众，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应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处理。（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时，必须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不得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澎湃新闻此前报道，疯狂小杨哥及其旗下主播前不久带货的一款“美诚月饼”引起外界关注，因在直播带货过程中，主播在介绍这款月饼时着重强调“香港”字眼，但这款月饼是不是香港传统品牌受到质疑。随后，便有媒体从生产企业方证实该款月饼产自广东，且目前在香港没有销售。澎湃新闻查询发现，美诚月饼的品牌运营方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美诚食品公司”），生产厂家为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美诚科技公司”），均位于广州市花都区。两家公司自称，其母公司为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美诚集团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广州美诚科技公司注册时间为2014年，香港美诚集团公司注册时间为2019年。香港美诚集团公司于2023年、2024年在香港注册了多个与月饼有关的含“美诚”字样、图样商标，其中，“香港美诚月饼”字样、图样的商标注册于2023年9月22日，差不多刚满一年。面对“美诚月饼在香港买不到”的质疑，澎湃新闻以消费者名义咨询美诚月饼的官方网店客服，其回复称，该品牌是在香港注册并拥有商标注册证书，在广州和佛山设立了营销中心和生产基地。当问及月饼是哪里的，客服回复称“广东的”。9月14日，根据工商登记地址，澎湃新闻记者探访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发现该地址处于空置状态。在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门口，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回复澎湃新闻称，针对外界关心的美诚月饼是否在香港销售、线下是否有卖到200多元、其香港公司是不是空壳公司等问题，他们会记录下来，之后会统一回复。随后，澎湃新闻致电该公司一位负责人，其称当前太忙了，只能后面再和媒体沟通。不少网友认为，相关主播的带货话术会让消费者误以为美诚月饼是香港传统品牌，甚至产自香港，存在误导性。对此，有律师认为，若主播的带货话术给消费者造成误导，品牌虽注册于香港，但跟香港本地产品联系甚微，则涉嫌违反广告法的规定，有很大的误导性，可能构成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消费欺诈。澎湃新闻注意到，目前，美诚月饼的商家抖音账号已停止直播宣传产品，其账号仅有一个视频可见，其他视频疑被隐藏或删除。9月14日晚间，疯狂小杨哥并未像往常一样，在周六晚7点开播。目前，小杨哥抖音账号的橱窗已下架美诚月饼的相关产品。据红星新闻报道，针对该事件，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抖音平台已介入调查。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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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陈代忠收到了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根据裁定书，陈代忠6年前祖屋被拆一案，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决定提审。当事人陈代忠。 澎湃新闻记者 庄岸 图58岁的陈代忠是福建省福清市玉屏街道石井村人。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随后他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该案中，一审法院曾认定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强拆行为违法，两被告上诉后，福建高院二审则认为，上诉人主张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今年6月，最高检针对该案向最高法提出抗诉。三个月后，9月12日，最高法作出裁定，决定提审该案。该裁定认为，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没想到自己的案子能引起‘两高’的关注。”9月15日， 陈代忠向澎湃新闻表示。一审法院认定强拆行为违法案卷材料显示，陈代忠在石井村有一处祖屋（部分与他人共有，部分自有）。他称，因福清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其祖屋被列入征迁范围。由于他不认可补偿安置标准，未签订补偿协议。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除。陈代忠说，他认为系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组织，石井村委会派员进行了强拆。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均表示未参与拆除行为，本案并不属于行政纠纷，也不存在行政强制行为。随后，陈代忠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2019年6月26日，莆田中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莆田中院认定，案涉“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系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市政项目，由市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征地工作。涉事房屋被强制拆除客观上有利于该征迁项目的顺利实施，契合了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征迁意图，故被告福清市政府应承担原告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本案被告玉屏街道办提供证据可以证明其实际参与组织实施征迁工作，且在诉讼过程中收集证据，欲意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故玉屏街道办也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两被告未提供其责令原告交出土地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综上，原告陈代忠对本案被拆除房屋享有应份所有权，两被告未依照法定程序对原告房屋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由于该强制拆除行为已经实现终了的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判决：确认被告福清市人民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7月7日强制拆除原告陈代忠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审法院驳回起诉，村委会称房屋系其拆除福清市人民政府和玉屏街道办事处均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6月19日，福建省高院对该案作出二审裁定，撤销此前一审判决，驳回了陈代忠的起诉。裁定书中显示，在调查中，石井村委会向福建高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介绍称，2016年福清市进行环城路建设，因村集体在环城路另一侧有大片土地，石井村委会打算建设一条石井村和环城路的衔接水泥路，以便村民往返通行，故向玉屏街道办和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提出申请,请求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收范围后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福清市环城路建设指挥部专题会议纪要(二十九)》，同意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迁。石井村委会的《情况说明》称，因各种原因，案涉房屋后来没有列入征迁红线图。陈代忠在村两委及老人会的动员下，同意将案涉房屋拆除，所以石井村村委会雇请施工队于2018年7月7日拆除了案涉房屋。石井村委会还称，目前由于陈代忠又说不同意拆除，石井村委会因无强制力，其房屋东侧的剩余部分至今未拆，原准备修建的村里连接环城路的水泥路无法修建。而陈代忠则表示，从未同意任何人拆除其祖屋。福建高院在裁定书中称，在调查中，福清市政府否认在征地批复后将被上诉人的案涉房屋纳入征迁范围。从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提供的现场拆除照片和视频看，拆除现场仅有两名施工人员，施工现场平稳。两上诉人主张其没有实施也没有委托他人实施拆除案涉房屋，其不知施工人员的身份。福建高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就拆除的原因及强制力分析，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至于被上诉人与村委会间的纠纷，相关当事人应另行寻求救济。故作出上述二审裁定。最高检提出抗诉，最高法决定提审陈代忠不服，向最高法提出申诉。2021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驳回了陈代忠的再审申请。最高法决定提审该案。最高法经审查认为，本案中，陈代忠以其祖遗房屋被强制拆除为由提起诉讼。从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涉案房屋并未被列入征迁红线范围内；因修路需要，在村两委和老人会的动员下，陈代忠同意拆除，村委会雇人将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屋及陈代忠与他人共有的厅拆除后，其又反悔，故剩余部分至今未拆除。最高法认为，从前述情况看，涉案房屋拆除不属于行政强制行为，故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陈代忠的起诉并无不当。陈代忠的再审申请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后，陈代忠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2023年11月23日，福建省检察院答复称：关于陈代忠诉福清市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检察监督案，本院经审查已于2023年11月23日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检抗诉通知书。 受访者 供图2024年6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针对该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9月14日，陈代忠收到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裁定书中称，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并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终790号行政裁定的执行。裁定书中称，最高法经审查认为，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的《会议纪要》与案涉房屋在同一祖厝的陈友明等户与玉屏街道办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协议书》，以及玉屏街道办《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等证据有可能证明，《会议纪要》同意将陈代忠户的案涉房屋列入征迁范围，玉屏街道办受福清市政府委托，在对会议纪要涉及石井村6座房屋实施征收过程中，将案涉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收到这个裁定非常欣喜和欣慰，接下来我们就等待法院的公平公正的裁判。”陈代忠代理律师、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海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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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陈代忠收到了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根据裁定书，陈代忠6年前祖屋被拆一案，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决定提审。当事人陈代忠。 澎湃新闻记者 庄岸 图58岁的陈代忠是福建省福清市玉屏街道石井村人。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随后他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该案中，一审法院曾认定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强拆行为违法，两被告上诉后，福建高院二审则认为，上诉人主张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今年6月，最高检针对该案向最高法提出抗诉。三个月后，9月12日，最高法作出裁定，决定提审该案。该裁定认为，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没想到自己的案子能引起‘两高’的关注。”9月15日， 陈代忠向澎湃新闻表示。一审法院认定强拆行为违法案卷材料显示，陈代忠在石井村有一处祖屋（部分与他人共有，部分自有）。他称，因福清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其祖屋被列入征迁范围。由于他不认可补偿安置标准，未签订补偿协议。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除。陈代忠说，他认为系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组织，石井村委会派员进行了强拆。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均表示未参与拆除行为，本案并不属于行政纠纷，也不存在行政强制行为。随后，陈代忠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2019年6月26日，莆田中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莆田中院认定，案涉“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系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市政项目，由市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征地工作。涉事房屋被强制拆除客观上有利于该征迁项目的顺利实施，契合了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征迁意图，故被告福清市政府应承担原告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本案被告玉屏街道办提供证据可以证明其实际参与组织实施征迁工作，且在诉讼过程中收集证据，欲意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故玉屏街道办也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两被告未提供其责令原告交出土地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综上，原告陈代忠对本案被拆除房屋享有应份所有权，两被告未依照法定程序对原告房屋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由于该强制拆除行为已经实现终了的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判决：确认被告福清市人民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7月7日强制拆除原告陈代忠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审法院驳回起诉，村委会称房屋系其拆除福清市人民政府和玉屏街道办事处均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6月19日，福建省高院对该案作出二审裁定，撤销此前一审判决，驳回了陈代忠的起诉。裁定书中显示，在调查中，石井村委会向福建高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介绍称，2016年福清市进行环城路建设，因村集体在环城路另一侧有大片土地，石井村委会打算建设一条石井村和环城路的衔接水泥路，以便村民往返通行，故向玉屏街道办和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提出申请,请求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收范围后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福清市环城路建设指挥部专题会议纪要(二十九)》，同意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迁。石井村委会的《情况说明》称，因各种原因，案涉房屋后来没有列入征迁红线图。陈代忠在村两委及老人会的动员下，同意将案涉房屋拆除，所以石井村村委会雇请施工队于2018年7月7日拆除了案涉房屋。石井村委会还称，目前由于陈代忠又说不同意拆除，石井村委会因无强制力，其房屋东侧的剩余部分至今未拆，原准备修建的村里连接环城路的水泥路无法修建。而陈代忠则表示，从未同意任何人拆除其祖屋。福建高院在裁定书中称，在调查中，福清市政府否认在征地批复后将被上诉人的案涉房屋纳入征迁范围。从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提供的现场拆除照片和视频看，拆除现场仅有两名施工人员，施工现场平稳。两上诉人主张其没有实施也没有委托他人实施拆除案涉房屋，其不知施工人员的身份。福建高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就拆除的原因及强制力分析，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至于被上诉人与村委会间的纠纷，相关当事人应另行寻求救济。故作出上述二审裁定。最高检提出抗诉，最高法决定提审陈代忠不服，向最高法提出申诉。2021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驳回了陈代忠的再审申请。最高法决定提审该案。最高法经审查认为，本案中，陈代忠以其祖遗房屋被强制拆除为由提起诉讼。从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涉案房屋并未被列入征迁红线范围内；因修路需要，在村两委和老人会的动员下，陈代忠同意拆除，村委会雇人将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屋及陈代忠与他人共有的厅拆除后，其又反悔，故剩余部分至今未拆除。最高法认为，从前述情况看，涉案房屋拆除不属于行政强制行为，故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陈代忠的起诉并无不当。陈代忠的再审申请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后，陈代忠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2023年11月23日，福建省检察院答复称：关于陈代忠诉福清市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检察监督案，本院经审查已于2023年11月23日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检抗诉通知书。 受访者 供图2024年6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针对该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9月14日，陈代忠收到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裁定书中称，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并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终790号行政裁定的执行。裁定书中称，最高法经审查认为，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的《会议纪要》与案涉房屋在同一祖厝的陈友明等户与玉屏街道办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协议书》，以及玉屏街道办《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等证据有可能证明，《会议纪要》同意将陈代忠户的案涉房屋列入征迁范围，玉屏街道办受福清市政府委托，在对会议纪要涉及石井村6座房屋实施征收过程中，将案涉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收到这个裁定非常欣喜和欣慰，接下来我们就等待法院的公平公正的裁判。”陈代忠代理律师、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海峰表示。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院成为了传统意义上“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分担载体，养老机构的建设成为了被关注的社会焦点。9月13日，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通报了这样一起案例。现年78岁的程奶奶，被儿子程一（化名）送到长沙某品牌养老公寓入住，月缴费6000元。不幸的是，在程奶奶入住的第六天，程一被养老公寓告知母亲已被送入附近医院就医。当日程一护送母亲进入ICU治疗，2023年9月11日，程奶奶经抢救无效离世。悲恸的程一在核查母亲养老机构的监控录像时发现，为母亲“粗暴”喂饭的护工、养老院不当救治对母亲的离世负有重大过错，而养老机构拒不承担责任，双方多轮协商无果，程一到长沙市雨花区法院起诉该养老公寓，认为其侵犯了母亲的生命权，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在养老院被照顾吃饭的老人（图与内文无关，来自网络）雨花法院公开审理本案，并作出一审判决，养老公寓对程奶奶的离世承担40%的责任，并向其子程一赔偿15.81万元。该判决经二审维持，已经生效。被告辩称，原告程一认为母亲入院时，可以行走，采用“重度护理Ⅰ”护理等级即可，而实际上对程奶奶进行综合能力评估，其老年人能力等级为重度受损，存在跌倒、噎食、走失等风险。原告同时签署入住老年人管理规定、安全责任书、入住老人潜在意外风险告知书等作为合同附件，其中《安全责任书》中载明因老年人身体器官机能下降，存在意外跌倒、呛食、噎食等风险，监护人对此应完全知晓并自愿承担其相应责任。因此，被告主张用《安全责任书》排除自身相应责任。图为养老院小花园（图与内文无关，来自网络）经审理查明，2023年8月13日11时许，程奶奶于被告（养老公寓）处进餐，据监控视频记录（无声音），程奶奶起初系自主进餐，动作缓慢但能将食物自主送入口中咀嚼。一名护理人员注意到程奶奶进餐困难，便主动开始喂食；7分钟后，护理人员喂食频率加快；程奶奶摆手示意不再进餐，并要求掏出口中食物，护工用饭勺清理其口中残食；随后该护工去收取其他老人餐盘。几分钟后，另一护理人员前来收取程奶奶餐盘时注意到异状，并呼叫管楼护士赶到现场对程奶奶实施拍背、催吐、海姆立克急救法处理，随后将程奶奶推离餐厅并对其吸氧、吸痰、测量血氧等措施，被告遂送程奶奶往附近医院救治，后因吸入性肺炎进而引发重症肺炎、呼吸衰竭而离世。法院认为：程奶奶系于被告处就餐后送医救治，入院诊断为吸入性肺炎且查有气管食物残渣，可以认定其病症系进食过程呛噎引发，嗣后进行多处抢救，病情不断加重而致死亡，死亡原因载为重症肺炎、呼吸衰竭，可以认定两者存在因果关系。在发现程奶奶存在进食困难后，被告主动提供喂食服务本身并无过错，根据现场监控视频记录，被告护理人员喂食过程能够基本尊重程奶奶指示与意愿，不存在强行喂食情形，但喂食之前未让程奶奶处于正常进食姿态（如扶正头部），且从11时32分26秒之后喂食频率明显加快，其中多次喂送存在连续动作而占时相对较长，未谨慎全面考察程奶奶当时进食能力与身体状况而致呛噎情形发生，在程奶奶出现呼吸局促与呕吐异样并多次指示口喉部位不适之后，现场护理人员亦因疏忽大意未能及时处置，虽然后续自行紧急处置以及送医抢救过程难言失当，但如前分析认定，被告应因其喂食现场所存过失诱发程奶奶肺炎并致最终死亡承担相当侵权后果，其通过《安全责任书》排除自身相应责任，不符合民法典第五百零六条规定，法院不予采纳。程奶奶发生食物呛噎事故，被告喂食与处置过程构成诱因，亦有程奶奶身体机能与配合行为因素，所引发的吸入性肺炎嗣后多处救治过程病情不断演化加重直至死亡，期间存在多种可能因素介入，更有自身特殊体质缘故，无法全部归责于被告，兼之考虑原告未及时提交体检报告、坚持降低护理等级等情节，综合全案案情，法院酌情确定被告承担责任比例为40%。结合双方主张、相关证据以及法律规定，就本次事故损失项目本院分别核定如下：医疗费、死亡赔偿金、护理费各项物质损失合计32.03万元，根据前文认定责任比例，相应赔偿为12.81万元（31.59万元×40%），原告作为程奶奶家属，必然遭受精神痛苦，综合考虑具体案情及各自过错程度，法院酌情支持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据此原告总计可获赔偿款额为15.81万元。被告虽已投保养老机构责任保险，但原告本案拒绝保险机构参加诉讼且不对其提出实体请求，被告可向相关保险公司另行主张权利。雨花法院判决，被告养老公寓向原告程一支付赔偿款15.81万元。延伸阅读38岁女子放弃北漂住养老院：在京工作11年 父母已去世7月31日，一段“38岁女子放弃北漂住进养老院”的视频登上网络热搜。 据拍摄者杨女士介绍，她曾在北京工作11年，后因生病选择放慢生活，回到东北找了家养老院休养。在养老院里，她每月只需花费2000元便可包吃包住。“已经来养老院3个月了，每天早睡早起，和老人们相处得也很好，也会帮他们写回忆录，生活作息规律，感觉每天精力都挺充沛。”杨女士曾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的养老院日常杨女士说，她今年38岁，从小喜欢文学创作，偶然间接触到了影视行业，从事编剧工作，此前一直在北京等地工作生活。由于父母已去世，她在去年患病后，便打算去一个不曾去过的城市放松休养。“当时我就想找一个有吃有住的地方，就是想好好休息。”而她也在入住养老院后，渐渐喜欢上了“慢”节奏的生活，开始在休养期间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写成文字或拍成视频发到网上。“但我没想到大家会喜欢看这些。”杨女士告诉记者，她虽不会一直居住在养老院，但还未确定离开的时间。“我在帮一位老人写回忆录，这不是一时半会能完成的，需要时间。我还打算在这儿为100位老人拍摄视频记录生活。”杨女士表示，她这样做的目的，除了记录老人们在养老院的真实生活，也是希望将老人们充满故事性的人生经历分享出去。“我并不在乎视频的传播效果，我只是觉得这个过程很有意义，让我感到满足。”杨女士所在的养老院系吉林市丰满区一家名为亿森林的养老院，兴建于2013年，总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内设5幢电梯楼房。该养老院负责人告诉记者，杨女士在网上所说内容均属实，他们收人没有特别的年龄或身体限制。“目前院里有520来人，最大的102岁，最小的是‘00后’。”由于当地物价较低，以及有部分政府补贴，因此养老院的入住费用也较便宜，“我们分为健康区、半自理区和护理区三个住宿区域，有2000元的，也有1300元的。”养老院负责人说。以下是红星新闻记者与杨女士的对话：住进养老院本为调养身体红星新闻：为什么会想着住进养老院？杨女士：之前的工作时常熬夜，很多时候我都睡不好，去年生病我住院了一个月，事后便想好好生活，停下自己的脚步，找个没去过的地方休养一下。当时我只是想找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空气好的地方，在上网查看的时候偶然看到了这家养老院，觉得还不错，就想来住一个月看看。之所以会选择养老院而不是民宿、酒店什么的，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对养老院很好奇，想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大家说的那么沉闷；二是，由于我生病，希望有个能调整作息，确保基本的医疗、饮食健康的地方，刚好养老院的老人们都睡得很早，且有针对老人的基本医疗条件，以及清淡、健康的膳食。这些都很符合我的需求。杨女士在养老院的生活照片红星新闻：现在的生活日常是怎样的？杨女士：现在作息很规律，晚上9点左右就睡了，不过早上会起很早。我每天都会看书，写小说，（帮老人）写回忆录。现在还会发抖音，拍视频等。偶尔天气好的话，我也会开展一些户外活动，比如出去做早操什么的。在养老院不会感到孤独或是无聊，这里的老人对我都很好奇，也很喜欢我。我之前是有自己的抖音号的，常在上面写小说，有老人的子女关注了我，不久很多老人就都知道了，他们就会和我聊天。一次，有个70多岁的阿姨给我说，她这一辈子经历了很多，命运挺坎坷的，但写不出来。我就给她说，我可以帮你写。也因此，我和老人们的互动多了起来，我们之间经常互相送吃的，相处得很好。红星新闻：目前的生活状态与以往有什么不同？杨女士：节奏不一样了，以前的工作很忙，长期熬夜，晚上睡觉还经常做噩梦。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做噩梦了，睡得很踏实。另外的不同，就是老人们都起得很早，大部分人可能四点多就醒了，这一点我需要去适应。至于像网友说的，年轻人突然从繁华便捷的都市离开会有不习惯的地方，对我来说却没什么大影响。可能由于生病的原因，我整个人都是一个很“慢”的状态，不管是走路还是做事，我都很慢，这就让我和老人们很合拍。而且，我也不想逛街什么的，因为我的身体还是会感觉疲惫，我比较喜欢静下心来看书、写字。计划离开前为100位老人拍视频红星新闻：这3个月里，你有什么收获？杨女士：刚来的那一阵，我晚上总醒，就发现在我对面的那栋楼老人大多都开着灯睡觉，而且我还看到有护理员每隔2个小时就会去查房一次，帮老人换尿不湿，让我觉得护理员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职业。另外，这3个月的相处也改变了一些我的想法和认知。在来之前，我对养老院是有一些排斥的——认为这里都是老人，会“死气沉沉”。但真的住下来了，才发现并没有那么“恐怖”，大家都很乐观，充满活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做。和老人们交流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或多或少的会成为我之后写作的素材、灵感，对我未来的创作是有帮助的。话题#38岁女子放弃北漂住进养老院#登上微博热搜红星新闻：打算一直住下去吗？杨女士：不会，我现在活得比较随意，不会想那么远，反正能住多久算多久，如果不想待了，随时也可以离开，这得看我身体的恢复状态。还有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帮一个阿姨写回忆录，这个并不是一两天、几千字就可以完成的，需要不断地沟通、交流，长时间的记录才能完成。我希望在我离开前能写完，把这个送给阿姨当作礼物。红星新闻：接下来的“养老”生活有什么打算？杨女士：3个月的养老院生活让我感触很多，特别是在和老人们交流过后，我特别想把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记录下来，不论是文字还是视频的方式。因此，我计划在离开前为这里100位老人拍视频。同时，也是想让大家都看一看真实的养老院是怎样的。这里有500多名老人，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同，而且每个人的表达能力也不一样。我不会刻意去要求老人怎么表达、怎么做，我会选择自己去发现，在不打扰老人、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拍摄记录，再把他们的经历分享出去。目前，我已经为3位老人拍摄了视频，不过素材都还没剪辑，等弄好了后我会发到自己的账号上。我并不在乎视频的传播效果，我只是觉得这个过程很有意义，让我感到满足。

（原标题：受权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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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刘程辉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刘程辉眼瞅美英仍未决定放松乌克兰武器使用限制，一些英国政客们坐不住了。据英国《泰晤士报》9月14日报道，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和另外五名英国前国防大臣敦促首相斯塔默，即便没有美国的支持，英国也应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这五名前防相包括格兰特·沙普斯、本·华莱士、加文·威廉姆森、彭妮·莫当特和利亚姆·福克斯。他们和约翰逊对斯塔默发出警告说，任何进一步的拖延都会让俄罗斯更加“大胆”。英国前防相华莱士和前首相约翰逊 卫报约翰逊表示，“没有任何理由需要拖延”。华莱士说，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英国将成为克里姆林宫的“绥靖者”。“英国有陷入犹豫者、绥靖者和拖延者行列的危险。”他称，对付俄罗斯“唯一真正方法就是坚强、团结并决心渡过难关”。威廉姆森则认为，不采取行动解除乌克兰武器限制是种“玩忽职守”的行为。沙普斯表示，斯塔默“不需要等待美国的正式批准”，而是需要向乌克兰提供眼下急需的东西，这就是英国在援乌问题上彰显全球领导地位的方式。“我们行动了，其他人也会跟着。今天的乌克兰再次需要这种领导力。”沙普斯说。斯塔默13日飞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使用英国导弹的请求。然而，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斯塔默说，他与拜登将在不久后的联合国大会上，与更多人继续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当地时间9月13日，美英首脑在白宫举行会晤，但未对是否放松乌克兰使用武器打击俄纵深目标作出表态 纽约时报上周有消息称，俄罗斯已经从伊朗获得“致命弹道导弹”用于乌克兰战场。尽管伊朗方面予以否认，但关于批准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等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的声音越来越大。普京12日对此发出“最强硬”警告，他说，取消对乌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将大大改变冲突本质，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直接卷入与俄冲突。“这不是允许乌克兰政权使用这些武器打击俄罗斯的问题，而是决定北约国家是否直接参与军事冲突的问题。”普京说，“如果做出这一决定，将意味着北约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直接参与乌克兰冲突。这将是他们的直接参与，当然，这将大大改变冲突的本质。”迄今为止，由于担心事态升级，美国和英国尚未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使用远程导弹。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呼吁西方盟友授权使用这种武器，并称这是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13日表示，美英首脑会谈不会有对乌克兰武器限制政策的重大消息，拜登政府会认真对待普京发出的“威胁”，但拜登对乌克兰武器限制政策没有改变。欧洲官员本周早些时候表示，拜登似乎准备允许乌克兰使用英国和法国的远程导弹。斯塔默和法国官员表示，此举是为了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建立统一战线。但出于对局势升级和激怒俄罗斯的担忧，拜登对是否允许乌克兰以同样的方式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犹豫不决。延伸阅读：北约秘书长又"警告"上了：中国应停止支持俄罗斯对于俄乌冲突，中方已反复表明“劝和促谈”立场，但美西方却频繁强扯中国。据乌克兰国家新闻社（UNN）和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6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挪威奥斯陆发表讲话时再次甩锅，呼吁中方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停止支持”俄罗斯。报道称，斯托尔滕贝格在与挪威首相斯特勒举行的联合发布会上，不断给中国恶意“戴高帽”。他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声称，在俄乌冲突期间，“伊朗和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弹药等，而中国则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据他所说，“俄罗斯使用的许多武器都是中国制造”，中国与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之间保持了“无限制伙伴关系，并向其提供了包括武器、部件、设备和原材料等军民两用材料的支持”。“我呼吁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的非法战争，”托尔滕贝格随即宣称，若中方继续助长这一“欧洲最大的军事冲突”，“中方的利益和声誉将受到影响”。斯托尔滕贝格9月6日在挪威发表讲话 乌克兰国家新闻社实际上，这并非美西方官员首次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强扯中国，呼吁中方向俄罗斯施压。据外交部网站消息，芬兰总统斯图布7月初曾表示，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已经到了北京可以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地步。他当时声称：“俄罗斯现在非常依赖中国。中方领导人一个电话就能化解这场危机。”7月11日，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强调，北约把中国定义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支持者”，称中国同白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系共同支持俄对乌战争的组成部分。当时，我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表示，中方强烈谴责北约秘书长针对中国发表极不负责任的挑衅性言论。有关的言论充斥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颠倒黑白，恶毒攻击中国制度，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恶意歪曲中国内外政策，在乌克兰问题上甩锅推责、误导国际社会，对中国正常的军力建设以及同有关国家关系说三道四。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林剑主持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资料图林剑进一步表示，中方此前已就乌克兰问题和北约峰会清晰地表达了立场。在此要强调指出，长期以来，北约秘书长罔顾事实和中方反复交涉，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各种场合对中国大肆抹黑攻击，渲染“中国威胁论”，煽动疑华反华情绪，配合某些势力对华打压遏制的企图昭然若揭。种种拙劣表演不能不引起世人警惕，也充分印证了北约作为冷战遗存、阵营对抗和集团政治的产物，将给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何种风险与挑战。林剑指出，中方奉劝某些在政治生涯上行将就木的西方政客，不要妄图靠拱火浇油、挑衅生事和嫁祸于人来强行留下些许“遗产”。中国将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以自身发展和对外合作为世界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同时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北约最终只能自食苦果。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份曾在一次讲话中提及中国，称他不希望与俄罗斯有着“无限”伙伴关系的中国充当调解人，但希望中方向莫斯科施加更大压力，以结束战争。当地时间9月2日，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表示，俄乌冲突或将持续十年之久，同时呼吁中方参与冲突调停，因为“中国是唯一能够真正使这场战争结束的国家”。他还声称，由于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友好，可以发挥其他国家不能发挥的作用，“如果中国能够结束这场疯狂的战争，肯定会得到欧洲的善意和感激”。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于相关呼吁曾回应称，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独立自主的大国。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我们将始终站在和平和对话的一边，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继续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