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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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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2日，江西赣州信丰县警方接到一起报警，在当地一个工业园区的居民楼里面有一对夫妻正在打架。接到报警后，当地警方很快就赶到了现场，然而当打开房门的一瞬间，他们突然意识到这可不是什么夫妻打架这么简单啊。在屋内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地上躺着一个全身赤裸的中年男子，而他的身边则是站着一男一女二人。此时这对站着的二人身上也已经是血肉模糊，到达现场的民警立即呼叫了救援，并且立即将受伤男子送到医院抢救。然而很可惜，受伤男子送医途中就已经因为失血过多死亡了，而现场的这对男女仅仅是受了一点皮外伤并无大碍。警方立即控制了二人，到案后二人很快承认了那名死者就是被他们所杀的。犯罪嫌疑人陈小玲32岁，男性犯罪嫌疑人陈锦连52岁，根据陈小玲的供述，当时死者冲到她家里要强奸她，于是她抓住了死者的睾丸，死者吃痛趴在地上打滚，这个时候丈夫陈锦连则拿出家伙事朝着死者的身上就是一顿毒打，但是死者人高马大的，两个人还不是他的对手，于是夫妻二人就动了杀心。陈小玲供述作案过程按照 二人的供述，他们也是进行自我防卫，才失手杀害了死者。很快死者的身份就被警方解开，他叫向荣，59岁，当地某个村的村干部，而犯罪嫌疑人陈小玲和丈夫就来自这个村。可有一点很奇怪，全身赤裸的向荣，难道真的向陈小玲说的那样强奸她，她不得不和丈夫进行反抗吗？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眼前这个手握一条性命的女子，竟然有着如此凄惨的身世。警方调查发现，陈小玲和陈锦连可不仅仅是夫妻关系这么简单，在成为夫妻之前，陈锦连竟然是陈小玲的继父。陈小玲出生贫寒，母亲是童养媳，父亲有精神疾病，从小母亲就是在家暴中度过的，到了陈小玲十岁的时候，母亲选择了离婚，带着陈小玲离开了那个家。后来母亲在别人的介绍下认识了30多岁还是光棍一条的陈锦连，二人就这样选择了结婚走到了一起。可婚后，尽管陈锦连 穷的饭都吃不起，可还是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可彼时，陈小玲的母亲已经没有了生育能力。在陈锦连心中，尽管自己很穷， 但是没有后代死了也对不起自己的祖宗，于是和陈小玲的母亲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给陈小玲招亲，找个上门女婿。可当时的陈小玲只有十几岁，一连几年过去了，陈家一直没有招到上门女婿。就在这个时候，陈锦连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他来和陈小玲生一个儿子。陈锦连供述作案动机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荒唐了，但陈锦连抱子心切，因为考虑到陈小玲当时只有13岁，他如果硬来的话，要是陈小玲的母亲说她强奸，那他可要坐牢了。于是他就开始软磨硬泡对陈小玲的母亲进行“商量”，对于农村的女人来说，要在夫家站稳脚跟，那就得听丈夫的。结果就这样，陈小玲的母亲竟然真的答应了陈锦连的要求，让陈小玲给他生个孩子。陈小玲自然是不知道母亲和继父之间打的烂主意，就这样在13岁的时候，陈小玲怀孕了，之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到了15岁的时候，陈小玲再一次生下了一个女儿。当时 陈小玲的母亲还以为自己答应了陈锦连的要求让他有了后代，可结果就是在陈小玲先后生下一儿一女之后，陈小玲的母亲就被赶出了家门。陈小玲13岁成为了母亲，当时的同龄人可能还在上学，对男女之事都一无所知，可她却因为亲生母亲的算计成为了一位母亲。陈小玲的母亲被赶出了家门，她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这个家的女主人，并且成为了陈锦连的妻子，事实上，陈小玲对陈锦连一点感情都没有，她逼于无奈成为了母亲，可孩子却成为了她的绊脚石。她想要逃离这个家庭， 可自己一双儿女又能够逃到哪里去呢，她选择了破罐破摔，与陈锦连维持了将近20年的家庭。将近20年来，这个家庭维持着又被常伦的感情，原本也都相安无事，对于陈小玲而言，自己的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就是最好的事情了。在陈小玲这30多年的生活中，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儿子 考上了大学，可就是因为儿子考上了大学， 让陈小玲感觉到了自己无能为力。儿子读书要钱，将来谈恋爱要钱， 结婚要钱，生小孩也要钱，她要为儿子女儿都攒一点钱。2009年的时候，村干部向荣出现了，他提议让陈小玲来当妇女主任，一年有3000块钱的工资，还能够照顾家里的事情。村干部向荣提议让陈小玲来当妇女主任得知当妇女主任有工资，并且还不会耽误家里的事情，陈小玲心动了。见陈小玲有点心动，能说会道的向荣乘胜追击，他开始频繁和陈小玲联系，一来二去二人的关系突飞猛进，很快关系就变动暧昧了起来。已经50多岁的向荣是村里的会计，算是一个小官吧，可他自然为自己在村里说一不二，所以搞得其他村民一直对他有很大的意见。单纯的陈小玲认为向荣在村子里说话是有分量的，可以帮她坐上妇女主任的位置，所以和向荣之间一直保持着特殊的关系。很快这段感情的界限就被向荣给捅破了，二人最终还是发展成为了情人关系。可纸包不住火，二人的事情还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按理说，这个事情只有向荣和陈小玲知道，为何村子里会传的如此的迅速呢，那一定是有人说出去了。没错，向荣奇怪的虚荣心让他将陈小玲的事情在村子里传开了，可不知道为何，向荣却在村民面前表示是陈小玲勾引的他，见家里没人主动给他脱得裤子。陈小玲讲述和向荣的情感纠葛这个事情在村子里传的沸沸扬扬，让原本就因为和继父在一起生活的陈小玲更加觉得脸上无光。她给儿子女儿打去了电话， 让他们以后都不要再回这个家，在外面好好读书好好工作，尽量不要和自己联系。正所谓为母则刚，陈小玲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可能就这样了，但自己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她选择牺牲自己，来保护子女的名声。作为“丈夫”，陈锦连也知道了这个事情，可是他只能忍着，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本事养家，这个家都是妻子在撑着，妻子受委屈了，他也无能为力。可是仇恨的种子已经在陈锦连心中产生，他忍受着向荣和妻子发生关系的事实，但是无法忍受向荣在外面四处散播妻子勾引他的事情。最关键的就是向荣根本没有帮陈小玲当上妇女主任，也就是说陈小玲被向荣白睡了。一直到案发前，陈小玲在外读大学的儿子给家里打来电话，表示学校有贫困生助学金，需要村子里出个证明。儿子的事就是天大的事，尽管陈小玲已经不打算在和向荣接触了，但为了儿子，她还是硬着头皮找到了向荣。向荣表示要打这个证明很简单，陪他睡一觉就行，陈小玲答应了。彼时的向荣还在为自己有这个权利沾沾自喜，殊不知，陈小玲和陈锦连已经给他埋下了陷阱，就等他自己钻进去了。向荣准时的来到了陈小玲的出租屋内，见面后，向荣就和陈小玲钻了被窝，此时蹲守在外的陈锦连冲了进去，看到妻子和向荣一丝不挂的睡在一起，那个场景让愤怒瞬间充满了陈锦连的大脑。看到陈锦连冲到屋内 ，向荣意识到自己可能被下套了，于是立即开始反抗。陈小玲想到这段时间向荣在外散步的谣言让她异常愤怒，拿起菜刀就砍掉了向荣的三根手指，但因为害怕事情闹大，她便用菜刀的背部朝向荣身上砍去。扭打过程中，陈锦连夺过了菜刀，朝着向荣身上不断的砍去，最终导致向荣失血过多死亡。陈锦连讲述作案动机被捕后，陈小玲反而觉得自己轻松了许多，虽然对不起儿子，但是自己悲惨的一辈子好像终于可以在这个时候结束了。陈小玲的30年是苦难的三十年，从继父再到丈夫，再到情夫，她为了自己的孩子付出了一切，也包括她之后的生命和自由。

大象新闻记者 姜明圆9月13日，大象新闻·大象帮接到余女士求助称，今年4月17日，她到武汉江夏区安山街灯塔村找欠债人要钱时，遇到江夏分局金港派出所的民警抓赌，恰好在现场的她被当成赌徒抓捕，还遭到了民警的殴打。老人展示胳膊伤痕六旬老人讨债时被当赌徒抓捕，还被民警打断肋骨？“当时我正准备接孙女的电话，一个警察就从后面重重地打了我左肩一棍。”余女士说，她去那里就是为了要钱，身上只带了20块钱，手机里也没有钱，压根不可能涉赌，在现场也积极配合调查，“后来又一个民警过来，用皮鞋踹了我的胸部，当时我就昏倒了，他把我的手拖起来，就把我带到了江夏分局。”余女士被行政拘留了十天余女士称，她被带到江夏公安分局后，又遭受了殴打，“他们让我承认赌博，我没赌肯定不会承认，又来了一个警察把我拖到了小黑屋里，连着打了我4巴掌。”余女士怕再次挨打，只能承认涉赌，最终被行政拘留了十天。4月28日，余女士从拘留所出来后，儿子胡先生便带她去做了全身检查，“检查后，发现我妈断了3根肋骨。”胡先生表示，由于母亲伤情严重，8月1日，他带母亲去甘肃省兰州市天平司法医学鉴定所做了伤情鉴定，“我当时想看警察打我妈妈有没有构成刑事立案标准，看能否申请进行刑事立案。”余女士断了几根肋骨据甘肃天平司法医学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余女士的伤情为轻伤二级。认定被鉴定人余女士胸部存在明确外伤史，外伤直接导致她右侧肋骨骨折，两者存在因果关系。余女士的儿子称，这个事件给母亲造成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母亲也向武汉市公安局进行反映过这个情况，但没能得到自己满意的答复。“我们的病例还给金港派出所的人看过，他们不认可，跟我们说这个只能证明我母亲有伤，不代表是他们打的。”余女士的儿子说。一位自称在现场涉赌被抓的伍女士称，余女士被打的时候她就是目击者：“我在那里看见好多人打她，还说她不老实，现场还有几个人都看到了。”9月18日，大象新闻记者致电江夏分局金港派出所，一位值班民警表示，当时确实有抓赌这个事，但是并不存在打人现象。“我们这边纪委已经核查过了，没有打人这个事情，涉赌的人当时都被抓获了，但是我们没有动手打人。”延伸阅读老人被控抢夺警车方向盘 妻子拿出8小时录音未被采信2021年8月29日，一辆警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撞向护栏，车上载着浙江省龙游县法院的法警和被强制执行的乐高富夫妇。事发后，附近的交警接到施救信息才得知发生事故，赶到现场时也未被告知事故原因。近一小时后，车上的法警才报了案。几位法警作证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拉拽高速行驶中的车辆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乐高富自始至终否认犯罪，称是司机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一审开庭期间，妻子胡金花为丈夫喊冤，向浙江省桐庐县法院递交了事发前后8小时的完整录音，以证明丈夫未抢方向盘，但录音一直未被采信。在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的情况下，法院采信法警的证言，加之方向盘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被判四年半。乐高富上诉后维持原判。70岁的乐高富和妻子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至今。2024年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该案的申诉。法警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迟报的警情2021年8月29日7时30分许，浙江省龙游县法院法警田俊波等人找到乐高富夫妻在杭州入住的宾馆，“说要带我们回龙游，处理欠款执行的事情”，胡金花回忆。该笔欠款因乐高富承包山地而产生。乐高富是龙游县龙洲街道白坂村村民，从1999年开始承包了龙游县湖镇镇文林村的林果场。2018年，湖镇镇文林村（林果场）垦造耕地项目通过龙游县政府批复立项，乐高富承包的山林在土地垦造中灭失，夫妻二人举报该项目破坏森林资源。2021年，国家林草局实地核查后，龙游县政府撤销该项目。但乐高富夫妻一直未拿到青苗赔偿费。承包山地期间，乐高富和龙游县农业农村局发生农业承包合同纠纷，2019年9月20日，龙游县法院曾判决乐高富赔偿龙游县农业农村局12万元。乐高富夫妻愿意赔偿，曾承诺等政府支付青苗赔偿费后偿还。这些年来，夫妻俩一直因为青苗费的事情四处举报。2021年8月底，乐高富推着坐轮椅的胡金花来杭州，就是向省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请求监督当地政府赔偿“青苗损失费”。他们没想到在杭州遇到了龙游法院的“强制执行”。2021年8月29日8点左右，面对前来执行的法警，胡金花解释，“我整片山300多亩的树木被毁，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你现在让我还，我拿不出”。随后，二人被法警带上了警车。当天上午9时30分许，行驶至杭新景高速桐庐出口往千岛湖方向不到两公里处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右侧护栏，车辆右侧车头、车门受损，车上人员法警蒋灿灿和田俊波、司机林海荣以及乐高富不同程度受伤。之后，法警田俊波报警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突然起身，用手拉拽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导致事故发生，乐高富被带回桐庐县城南派出所接受调查。2021年8月30日，乐高富被桐庐县公安局刑拘。法警田俊波并不是第一时间报的警。杭州市高速交警杭州支队五大队的一位辅警作证称，当时，他听到高速公路施救人员在对讲机汇报，才发现附近有事故，赶过去帮忙维护秩序和了解第一现场的情况。该位辅警在接受询问时说，他到场后，无人提起事故原因，一行人被带离高速路段后，他才从龙游县法院的一位辅警口中得知，“是嫌疑人抢夺方向盘造成的事故”。他马上向在现场的一位交警汇报，交警简单了解情况并上报后，龙游县法警田俊波才报了案，此时 距离事发已过去一个多小时。涉事法警车矛盾的证言接受询问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和两名法警均指认乐高富双手抢方向盘。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作证称，乐高富一直在自言自语，突然间说了句“要死一起死”，然后用两只手拉他方向盘的右上角，他当时左手在握方向盘，右手放在档位上。坐在副驾的法警蒋灿灿作证称，他看到乐高富的身子扑过来，双手抓住方向盘右上角，用力往右侧打方向，导致车子失控；蒋灿灿还称，胡金花看到丈夫乐高富抢方向盘后指责，“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但乐高富现场说是法院的司机开车不稳想要他的命。而事发时坐在乐高富身旁的胡金花则称，丈夫坐在后排中间位置，她感觉车子好像急刹车一样，身子往前冲，“乐高富也身体往前冲，但是两只手冲到哪里、碰到哪里，我没有看清楚。”乐高富也供述，他没有系安全带，当时正仰着头睡觉，突然车子开始晃来晃去，“驾驶员一个紧急刹车，我整个人都往前冲上去了”，他只得将手撑在副驾驶的座椅后面，左侧大腿也被撞得很痛。乐高富否认拉拽方向盘，“我要命的啊，我老婆也是在车里的，我怎么可能拿我老婆和我的生命开玩笑。”发生车祸后，他还将妻子扶起。自始至终，乐高富都不愿签署认罪认罚告知书，“我是冤枉的，我是受害者。”最终，司机和法警等人指认乐高富抢方向盘的证言被采信，桐庐县警方还从方向盘拭子中鉴定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显示，侦查机关8月29日当天未在事故车辆方向盘上提取到乐高富的DNA，8月30日，再次提取检材，才检测出乐高富的DNA分型，而此时车辆已被龙游县法院自行存放回当地的汽车修理厂。2021年9月6日，桐庐县公安局向检察院申请逮捕乐高富。公安局认为，乐高富临时起意，突然从后排中间座位起身，双手拉拽方向盘，导致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失控，车辆撞上右侧护栏。2021年9月13日乐高富被逮捕。2021年10月29日，桐庐县公安局以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移送桐庐县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12月21日，桐庐县检察院提起公诉。2021年8月29日，龙游县人民法院的法警到杭州，对乐高富夫妇“强制执行”‍ ‍ ‍ ‍8小时的录音2022年1月7日，该案一审第一次开庭。一审法律援助律师认为，法警等人的证言和乐高富夫妻的说法存在较大矛盾；现场勘验没有提取指纹证据，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并不能直接证明乐高富有抓方向盘的行为，两位法警和乐高富有过身体接触，碰撞过程中也会有身体接触，不可避免乐高富的毛发留在方向盘上；该案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6天后，胡金花向桐庐县法院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时长8小时。胡金花说，因为长期信访和维权，为了保留证据和自保，她有了录音的习惯。2021年8月29日一早，听到龙游县法院的法警敲门声，她就用随身携带的手机开始录音，恰好录下了事发前后的全过程。2022年1月7日开庭时，她携带着存有录音复印件的录音笔去了法院，计划着作为证人当庭提交，因未被传唤，没能上交。对胡金花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上交的录音，公诉机关对录音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022年3月31日，鉴定机构答复桐庐县公安局称，“因现有材料条件局限，且缺少原始录音器材原件，无法对委托事项进行鉴定”。乐高富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显峰告诉深一度，一审法院未将相关情况告知胡金花，也未让其补充材料或询问是否重新鉴定。胡金花将该现场录音提供给深一度，录音记录了龙游县法院人员去宾馆将二人带走、交通事故发生直至胡金花被送回龙游县的全过程，由她本人用手机录制。结合胡金花的回忆，现场录音能够听到，事故发生前，坐于乐高富左侧的龙游法院法警田俊波在车内打呼噜睡觉，司机林海荣“喂”了一声，疑似开始接打电话，随后听到轮胎摩擦地面、车辆晃来晃去和碰撞的声音。田俊波和乐高富夫妇都发出疑问，“怎么了”。接着乐高富夫妇痛得发出呻吟，胡金花被乐高富扶起，两人指责，“怎么这样开车的？”乐高富抱怨道，“高速公路喂，这样开车的？故意要把我搞掉是不是呀？”现场录音显示，事故发生时，乐高富未说“要死一起死”等威胁性话语，胡金花也没有指责丈夫抢夺方向盘。事故发生后，面对乐高富的指责，驾驶员和法警没有反驳，也未指责乐高富抢夺方向盘。乐高富的家人和辩护律师们均认为，这与通常的生活经验不符。胡金花提供的录音中，乐高富曾向最先到场的交警辅警抱怨，“他们不小心开车”。该名辅警对他说，“没有谁能保证开车百分之百安全”。后来，面对公安询问时，该名辅警解释，“我当时是出于安抚对方情绪的考虑，根本没听清他说的什么”。胡金花提交录音证据后，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2022年4月12日，对田俊波等几位法警分别又做了一次询问笔录。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几人证言被用于证明，事故发生之前，司机林海荣没有和乐高富发生肢体接触，接触乐高富的两位法警田俊波和蒋灿灿没有接触过方向盘。一审辩护律师对司机林海荣和两位法警的证言均有异议，并将几段录音材料和整理好的文字稿作为证据提交。他认为，三人证言不能排除司机林海荣和乐高富有身体接触或间接接触，三人作为法院工作人员，与被执行人乐高富有利害关系，并存在虚假陈述，证言均不应该被采信。但现场录音证据并未被重视，申诉代理律师告诉深一度，他查看在案材料发现，一审开庭时，该录音证据并没有被详细举证和展示，乐高富也没发表质证意见。在家人的陪同下，胡金花坐着轮椅为丈夫申诉申诉被受理最终，一审法院认定，龙游县法院司机和法警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采信，加上从方向盘上检出了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足以证实乐高富抢夺汽车方向盘的事实。法院经审理认为，乐高富突然抢夺处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导致汽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护栏，造成车上人员损伤和车辆受损；虽然该案最终未造成严重后果，但高速公路车流量大、车速快，高速行驶的车辆失控极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严重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四年六个月。一审判决书中，对胡金花提交的现场录音证据并未提及。对此，乐高富在上诉书中提出强烈质疑。乐高富的二审辩护律师认为，一审判决对现场录音这一关键证据未有提及，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院的委托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机构不予鉴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期间，他曾申请重新鉴定，未获杭州中院支持。杭州中院认为，胡金花提交的录音已由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真实性，鉴定机构出具材料说明无法鉴定，二审提交的录音内容与已提交的录音内容一致，且无法达到佐证乐高富辩解真实性的目的。2022年9月7日，杭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乐高富妻子胡金花不服丈夫判决，先后向杭州市中院、浙江省高院、杭州市检察院申诉，均被驳回。2024年7月22日，乐高富和胡金花向浙江省检察院递交申诉书，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乐高富案的申诉。如今，乐高富夫妻已将存有原始录音的手机作为物证和新证据提交，申请司法鉴定。乐高富的申诉律师还进一步补充，乐高富也基本不具备抢夺并转动方向盘的身体条件和能力。2011年，57岁的乐高富驾驶摩托车遭遇交通事故后，就大便失禁，要穿尿不湿，右手小指和无名指粉碎性骨折，妻子胡金花说，“右手拳头握不起来，也使不上劲，平时在家拿筷子、锅铲都抓不牢，经常掉”。乐高富也没有汽车驾驶证，不会驾驶汽车。乐高富的右手无名指、小指经常痛，即使现在在监狱服刑，他仍要每天喷药水减轻疼痛。2024年9月3日，律师会见时，乐高富的手心、手背都贴着膏药。胡金花提供的8小时录音也记录了，因为大小便失禁，当年67岁的乐高富经历的尴尬一幕。2021年8月29日，在杭州的宾馆里，他一再要求自行去法院处理案件，未获龙游县法警同意，乐高富只得说出实情，“我现在大便拉在身上，我有什么办法”，胡金花跟着解释“乐高富穿纸尿裤的”。随后，两人被带上了警车，一个半小时后，车祸发生，乐高富成了抢夺方向盘的罪犯。妻子胡金花2011年因车祸右膝骨折后，终身残疾，需要坐轮椅出行，完全依靠丈夫照顾。丈夫入狱后，她坚持为丈夫申诉至今。得到申诉被受理的消息后，胡金花又鼓起了信心。2024年8月29日，事发三年后，她和家人赶去浙江省检察院沟通案情，看到了些许希望，她信心坚决，“我坐轮椅也要申诉到底的。”

李向英任北京市贸促会主任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官网“领导介绍”栏目显示，李向英已任北京市贸促会主任。李向英主持会议画面李向英出生于1972年5月，北京顺义人，大学文化，无党派。李向英长期在北京任职，曾任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管委会招商投资部部长（副处级），北方印刷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新辉印刷产业基地副经理，北方印刷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新辉印刷产业基地副经理、杨镇地区办事处副主任，北京空港物流基地管委会副主任、开发中心副经理、杨镇地区办事处副主任，北京市顺义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正处级工资待遇），北京市顺义区政协副主席（不驻会）、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正处级工资待遇）等职。履新前任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区红十字会会长。今年9月4日，北京市委组织部发布干部任前公示，李向英拟任市级群团正局职，至此番履新。刘昌松任聊城市常务副市长据“聊城日报”消息，山东省聊城市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9月19日表决通过，决定任命刘昌松为聊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另据聊城市政府官网“领导之窗”栏目显示，刘昌松已任聊城市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昌松简历照刘昌松出生于1972年2月，山东文登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早年在威海市文登市工作，曾任文登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等职。2014年1月25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文登市，设立威海市文登区（不含汪疃镇、蔄山镇）。后任文登区委常委、副区长、区政府党组副书记。2015年起到荣成市工作，任荣成市委常委、副市长，荣成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荣成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等职。2016年任荣成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石岛管理区党工委书记。2019年12月任泰安市岱岳区委书记。2022年2月任聊城市委常委，后任聊城市委常委、秘书长，至此番履新。常英敏任漯河市委副书记据“漯河发布”消息：根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和漯河市委、市政府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安排，9月19日，“豫农优品”智能数字化展馆开馆仪式举行。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常英敏致辞。上述消息显示，常英敏已任漯河市委副书记。常英敏简历照常英敏出生于1971年3月，河南内乡人，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常英敏长期在河南省任职，早年在基层工作，曾任河南省南召县副县长，南召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桐柏县委常委、纪委书记，镇平县委常委、副县长，新野县委副书记、县长，新野县委书记等职。2016年9月，她任河南省鹤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2020年9月，她任漯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1年9月，她任漯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同年10月，任漯河市副市长。她后任漯河市委组织部部长。今年9月1日，河南省委组织部发布干部任前公示，常英敏拟任省辖市委副书记，至此番履新。曲阜市委书记李丽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山东省委组织部9月20日发布干部任前公示公告，其中，曲阜市委书记李丽，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李丽开会画面李丽出生于1971年11月，满族，省委党校研究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她曾任曲阜市委常委、副市长，济宁市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济宁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等职。2021年12月起任曲阜市委书记。至此番拟任新职。来源：白鹭洲知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官网、聊城日报、聊城市政府官网、漯河发布、山东省委组织部

（原标题："爆炸前几小时真主党仍在分发寻呼机，他们都检测过"） 来源：环球时报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9日在其告别演讲中将任内的成绩夸耀了一番。斯托尔滕贝格宣称，10年间东翼的北约士兵从零增加到几万，处于高度戒备的军事人员从几千增加到50万，国防开支占GDP 2%以上的国家从3个增加到23个，黑山、北马其顿、芬兰和瑞典新加入北约，深化了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他还总结了5条对北约未来继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的教训，敦促美欧不要搞孤立主义，宣称“自由比自由贸易重要”，北约“绝不能对中国犯对俄罗斯同样的错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发表告别演讲 资料图在当前欧洲安全形势仍然糟糕的状态下，斯托尔滕贝格这番自我夸耀多少有点“拿错剧本”的意味。不过，回顾斯托尔滕贝格10年任期，北约的“扩张”确实算得上是个主题词。除了他自己在演讲中提到的这些，统计显示这10年间北约军费增加了超过30%，2024年达到创纪录的11850亿美元。而作为一个跨大西洋军事联盟，北约在斯托尔滕贝格任内也进行了战略扩张、地理扩张、内容扩张，不仅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多次公开渲染“中国威胁”，不断推进“北约亚太化”步伐，还将供应链、科技以及经济安全等内容纳入北约的议程当中。关键问题是，除了他自诩的北约“强大、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之外，这些扩张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高达30%的军费涨幅有多少流入了美国军工企业的腰包？在全球贩卖了多少安全焦虑？又有多少是以牺牲欧洲的民生福祉和社会稳定为代价的？追随美国对华战略而挑动与中国对抗，对北约国家来讲究竟是更安全了还是更不安全了？把产业链供应链、网络等领域全都安全化、武器化，让本可以良性合作互动的领域染上北约式的对抗思维，究竟是利是弊？如果要对斯托尔滕贝格过去10年的任期做稍微认真和严肃的评价，这些都是绕不过的问题，而且答案跟他本人所总结的成绩是反过来的。欧洲今日安全形势沦落到这样的困局，北约到底该承担怎样的责任？正是北约的扩张酿下乌克兰危机的祸根，将手伸向亚太又将地缘政治紧张输出到欧洲之外，斯托尔滕贝格所主导的北约更是进一步将自己与美国的战略目标捆绑，其所有转变无不体现美国的战略意图。历史留给斯托尔滕贝格本人的评价，除了因北约内部分歧而造就的这个史上第二长任期之外，恐怕还有华盛顿政策“忠实的执行人”“急先锋”形象。斯托尔滕贝格多次公开渲染“中国威胁”，图为中国国旗和北约旗帜 资料图北约早就该随着冷战寿终正寝，它的生存和发展一直靠制造安全焦虑和卷入战争冲突，周而复始。北约一边宣称自己是地区联盟一边又以维护自身安全为名不断进行全球性扩张，一边说自己是防御性组织一边又以防御之名大搞威慑、煽动对抗。斯托尔滕贝格试图把北约打扮成地区甚至全球安全的“保护者”，但他所谓“军事实力是对话的先决条件”等言辞，不过就是将“强权即公理”换了一种说法罢了。表面上看，这篇演讲很像是斯托尔滕贝格留给北约的一个踌躇满志的战备宣言，但实际上字里行间难掩北约自身的困局和落寞。在美国国内政治面临不确定性的状态下，北约的未来该何去何从，欧洲可持续安全的路在何方？斯托尔滕贝格背后，留给欧洲国家和世界的是一个更分裂的局面。实际上，北约75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它并没有让欧洲和世界更和平更安全。北约的存在和不断扩张恰恰成为造成安全困境的根源，反而是少一些北约及其对抗式思维的地方实现了“长和平”。斯托尔滕贝格的离任演讲及其所夸耀的北约扩张，价值就在于告诉世人当前的世界不需要一个挑动阵营对抗、散播冷战思维的北约，更不需要一个全球性扩张的北约。我们敦促北约与它即将卸任的秘书长一道，让那些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过时理念，迷信军事武力、谋求“绝对安全”的错误做法以及搞乱欧洲、祸乱亚太的危险行径早点“退休”。延伸阅读：北约秘书长又"警告"上了：中国应停止支持俄罗斯对于俄乌冲突，中方已反复表明“劝和促谈”立场，但美西方却频繁强扯中国。据乌克兰国家新闻社（UNN）和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6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挪威奥斯陆发表讲话时再次甩锅，呼吁中方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停止支持”俄罗斯。报道称，斯托尔滕贝格在与挪威首相斯特勒举行的联合发布会上，不断给中国恶意“戴高帽”。他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声称，在俄乌冲突期间，“伊朗和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弹药等，而中国则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据他所说，“俄罗斯使用的许多武器都是中国制造”，中国与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之间保持了“无限制伙伴关系，并向其提供了包括武器、部件、设备和原材料等军民两用材料的支持”。“我呼吁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的非法战争，”托尔滕贝格随即宣称，若中方继续助长这一“欧洲最大的军事冲突”，“中方的利益和声誉将受到影响”。斯托尔滕贝格9月6日在挪威发表讲话 图源：乌克兰国家新闻社实际上，这并非美西方官员首次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强扯中国，呼吁中方向俄罗斯施压。据外交部网站消息，芬兰总统斯图布7月初曾表示，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已经到了北京可以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地步。他当时声称：“俄罗斯现在非常依赖中国。中方领导人一个电话就能化解这场危机。”7月11日，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强调，北约把中国定义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支持者”，称中国同白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系共同支持俄对乌战争的组成部分。当时，我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表示，中方强烈谴责北约秘书长针对中国发表极不负责任的挑衅性言论。有关的言论充斥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颠倒黑白，恶毒攻击中国制度，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恶意歪曲中国内外政策，在乌克兰问题上甩锅推责、误导国际社会，对中国正常的军力建设以及同有关国家关系说三道四。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林剑主持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资料图林剑进一步表示，中方此前已就乌克兰问题和北约峰会清晰地表达了立场。在此要强调指出，长期以来，北约秘书长罔顾事实和中方反复交涉，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各种场合对中国大肆抹黑攻击，渲染“中国威胁论”，煽动疑华反华情绪，配合某些势力对华打压遏制的企图昭然若揭。种种拙劣表演不能不引起世人警惕，也充分印证了北约作为冷战遗存、阵营对抗和集团政治的产物，将给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何种风险与挑战。林剑指出，中方奉劝某些在政治生涯上行将就木的西方政客，不要妄图靠拱火浇油、挑衅生事和嫁祸于人来强行留下些许“遗产”。中国将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以自身发展和对外合作为世界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同时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北约最终只能自食苦果。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份曾在一次讲话中提及中国，称他不希望与俄罗斯有着“无限”伙伴关系的中国充当调解人，但希望中方向莫斯科施加更大压力，以结束战争。当地时间9月2日，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表示，俄乌冲突或将持续十年之久，同时呼吁中方参与冲突调停，因为“中国是唯一能够真正使这场战争结束的国家”。他还声称，由于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友好，可以发挥其他国家不能发挥的作用，“如果中国能够结束这场疯狂的战争，肯定会得到欧洲的善意和感激”。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于相关呼吁曾回应称，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独立自主的大国。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我们将始终站在和平和对话的一边，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继续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