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实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基底

　　生态环保合作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要求。从外在发展环境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然条件差异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东段的东亚经济圈经济发展迅速，西段的欧洲经济圈经济发达，而两者中间的广大腹地国家虽然拥有较丰富的资源禀赋，但生态环境敏感脆弱，治理难度较大。从内在发展条件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破解资源约束、减少环境污染、推进节能减排等任务紧迫。历史教训与现实需求都使我们在共建“一带一路”时必须通盘考虑生态环境问题，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近年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解决自身环境问题的同时，带动沿线国家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一是制定《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 合作规划》《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等系列文件，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制度支撑。二是大力推动清洁能源革命，全面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稳慎推进在建境外煤电项目，帮助沿线国家落实减排目标，提高电气化水平。三是开展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的设计研究，将减排、水土流失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目标融入“一带一路”发展规划，携手沿线国家共同应对生态环境风险。

　　依托“五通”推动全面绿色转型

　　十年来，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积极发挥比较优势、凝聚发展共识，依托“五通”播撒绿色果实。

　　推动绿色政策沟通。契合广大参与国的经济发展和环保诉求，主动对接各国发展战略，制定“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绿色澜湄计划”等发展规划，积极参与国际绿色标准制定，将绿色低碳技术标准和管理模式贯彻到重点项目中，引导沿线国家开展绿色产业发展、清洁能源革命、绿色技术创新、气候治理和生态城市建设等广泛合作。

　　推动绿色设施联通。制定“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规范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环保责任，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和维护中充分考虑生态影响，实现绿色低碳运营管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解决民众当务之急的饮水、用能、供电等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成为“一带一路”绿色实践典范。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40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年均新增装机将超过8000万千瓦，成为全球电力增长最快的区域。

　　推动绿色贸易畅通。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沿线经贸合作，推动绿色技术交流合作。一方面，与共建国家合作开展蒙内铁路、中老铁路、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等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建成印尼青山工业园、老挝万象赛色塔低碳示范区、中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等一批绿色低碳标杆项目，构建绿色价值链，避免“污染跨国转嫁”，带动当地实现绿色产业转型。

　　推动绿色资金融通。充分发挥丝路基金及各国主权基金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建设。比如，中国工商银行发行首只“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绿色债券，并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等相关成员共同发布“一带一路”绿色金融指数，募集资金用于绿色项目建设。在促进绿色投融资的同时，加强绿色金融监管合作，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

　　促进绿色民心相通。广泛开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等项目和活动，推进科学研究和人才的跨界交流合作，协同沿线各国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增加各国民众对生态环保的认同感和获得感。以人才培养为例，中国政府启动“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已为12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训3000人次绿色人才，共同研究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路径和方案。

　　构建全球多边环境治理机制

　　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开展经贸往来活动，积极寻求与沿线国家的“最大公约数”，在低碳技术、能源转型等方面寻求战略合作，携手沿线各国解决环境、气候、扶贫等问题，为全球多边环境治理体系提供重要支柱。

　　在具体合作机制上，历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专设绿色发展分论坛，从居民绿色家电、企业绿色投资等贴近生活、影响深远的领域入手，落实生态环保法律和准则，引导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承担社会环保责任。同时，“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等国际合作平台，定位于推进政策沟通、促进绿色技术交流、凝聚绿色发展共识，成为沿线国家分享绿色发展经验的重要渠道。此外，“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和“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等平台和机构，则为生态环保信息分享、绿色发展产业合作、绿色金融合作等提供了专业化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