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生明表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检察机关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司法机关，更应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大格局中肩负重要责任。

　　一方 面，最高检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领域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工作，对污染环境等破坏生态环境犯罪始终保持依法从严惩治高压态势。最高检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于2023年8月会同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紧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重点流域、区域、行业，加大对污染环境类犯罪惩治力度。经持续严惩，该类犯罪呈下降

　　2019年至2023年，受理审查起诉污染环境类犯罪37465人。其中，2023年比2019年下降11%。坚决惩治非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犯罪，2020年起会同生态环境部、公安部开展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并先后将重点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问题纳入专项打击范围。聚焦破坏生态领域重点犯罪的共性特点，以常见多发领域、环节为切入点，牵头发布依法严惩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犯罪典型案例7件和依法严惩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犯罪典型案例4件。

　　另一方面，最高检加大对破坏资源保护类犯罪打击力度，该类犯罪呈上升趋势。2019年至2023年受理审查起诉379483人。2023年比2019年上升22.9%。具体来说，最高检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9部门专项整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助力长江十年禁渔；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严格保护耕地的重大决策部署，从严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违法犯罪，起诉2.2万人。针对盗采矿产资源犯罪多发，起诉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犯罪4万余人，会同公安部、中国海警局专项整治盗采海砂违法犯罪，牵头印发《办理海上涉砂刑事案件证据指引》，加大办案指导。

　　苗生明指出，事实上，目前破坏生态环境类案件数量下降、破坏资源保护类案件数量上升都是阶段性的打击成效，这一点要予以肯定。当然，也注意到部分破坏资源类犯罪在入罪标准的把握上还需进一步研究，比如部分地区机械办案，对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狩猎案件“双禁”入罪标准的把握不够严格，背离了法律设定的初衷，存在不符合社会危害性特征本质要求的个别现象。

　　苗生明提到，目前，最高检正在起草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证据指引，准备联合公安部、生态环境部等会签印发，进一步统一执法司法标准。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打击力度，方向不变、力度不减。深入开展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等专项整治，通过专项行动、联合相关部门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挂牌督办等方式，打击一批、震慑一批、预防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