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张明宏观金融研究

注：本文发表于《领导文萃》2024年9月下，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文中配图摄于首都机场三号楼。

编者按——

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2024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出“六个强大”，“强大的货币”位居金融强国六大关键核心要素之首。

“稳慎扎实”的提法与以往有何不同？我们该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位和现实进展？在当前国际形势愈加复杂的背景下，我们又该如何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就此，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明。

本刊特约记者王喆

《领导文萃》：从2009年开始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走过15个年头。您觉得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有何变化，这背后有哪些重要的推动力量？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又处于何种阶段？

张明：人民币国际化从起步至今，取得了突出成就和进步。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从支付结算功能来看，人民币已经连续5个月稳定在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2024年3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所占比重达到4.7%。此外，人民币目前也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

二是从国际储备职能来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2016年人民币被IMF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2022年5月，人民币在SDR中的权重又从原来的10.92%上调至12.28%。截至2023年末，人民币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为2.29%，是全球第六大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的货币锚定效应已经开始在东南亚、“一带一路”等周边区域显现。

三是从离岸和在岸市场发展来看，香港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我国的在岸金融市场也在逐渐开放。境外投资者的进入限制逐渐放松，“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金融互联互通举措增强了我国金融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

四是从金融基础设施来看，我国已经与4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此外我国在全球设立31家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积极扩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使用。

然而，人民币国际化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呈现出周期性发展、盘旋上升的特点。2009年—2017年，人民币国际化经历了从起步到涨潮再到回落的完整周期。其中2009年—2015年是上升期，2015年—2017年则是这一周期的下降期，“811”汇改之后，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低潮，推进速度明显放缓。

从2018年开始，人民币国际化逐渐活跃，进入新的发展周期。当前我们正处于新周期的快速发展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多个指标超越前一时期的高点，并且在大宗商品的人民币计价、在岸金融市场发展、数字人民币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人民币国际化的周期性特点与基本面因素和政策因素都有关系。在基本面层面，货币国际化与一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自2009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金融改革不断深化，是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取得显著进展的根本推动力。与此同时，短期内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一国货币国际使用的吸引力，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也会随着经济金融的周期性波动而出现起伏。

在政策层面，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旧周期也与我国政府的推动策略变化有关。第一个周期中，我国采取“三位一体”推进策略，即大力促进跨境贸易与直接投资的人民币结算、大力发展中国香港等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和积极推进双边本币互换。然而，这一策略也存在着重结算轻计价、重离岸轻在岸、重投机而轻真实需求等问题，这也导致人民币国际化存在一定程度的顺周期性和不稳定性。最终，在“811”汇改之后由于中美利差收窄、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资本管制增加以及金融风险显性化等短期冲击，而导致人民币国际化陷入低潮期。

正是通过对第一个周期经验与问题的反思，我国在2018年以来的新周期，采取新“三位一体”的推进策略。具体包括：大力发展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交易、加大国内金融市场向境外投资者的开放力度、在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人民币的真实黏性需求。与上一周期相比，新周期的推进策略对现存问题和短板的解决更加具有针对性，有助于强化人民币跨境流入流出的循环体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领导文萃》：根据您的观察和了解，当前微观主体对跨境使用人民币的态度如何？人民币国际化仍面临着哪些较为现实的障碍和阻力？

张明：随着对外开放持续扩大、“一带一路”加快建设，我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出口贸易、海外投资、海外承包工程等国际化经营活动更加活跃。为了规避汇率波动风险、保护海外资产安全，我国企业具有广阔的人民币使用需求。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最新《跨境人民币观察报告》显示，超过七成被调研企业使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说明其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意愿是比较强的。近年来企业“出海”掀起热潮，可以预见未来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需求将持续扩大。

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人民币跨境供给和制度机制尚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币使用需求。主要障碍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人民币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不足，贸易投资便利化成都有待提高。从我的长期调研和观察来看，居民和企业在实际跨境活动中面临人民币使用便利化不足的问题。比如，我国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分支机构、跨境人民币业务代理行、人民币清算行数量和覆盖广度较为有限，主要集中于中国香港、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再比如，CIPS的使用度和便利度有待提高，直接参与者和币种数量仍然有限。这导致我国在非洲、中东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进行大量海外投资的企业，可能面临无法开设跨境人民币账户，人民币存款、投融资、风险管理等金融需要难以有效满足。

第二，人民币计价职能滞后于结算职能发展，并受到产业链分工地位和贸易模式的制约。相比于结算职能，计价职能提升对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和提高金融话语权具有更加关键的作用。在跨境贸易中，如果采取本币结算但是外币计价，企业也无法完全对冲汇兑风险。此外，需要注意产业链分工与贸易结构的影响。比如我国与东盟贸易往来密切，具备推广人民币结算计价的基础，然而东盟以加工贸易为主，产品最终目的地是欧美国家并且以美元结算计价，这种贸易模式制约了人民币的结算计价职能提升。

第三，离岸和在岸金融市场广度、深度和流动性不足，人民币金融产品丰富度和投融资渠道有待拓展。目前，人民币流出-流入的顺畅流通机制尚未建立。一方面，我国离岸市场仍然以中国香港为主，其他离岸市场发展不足。此外，离岸市场仍然缺乏丰富多样、流动性强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国际投资者持有和投资意愿不强。另一方面，我国在岸市场开放已经有序推进，但在货币兑换、机构准入、金融产品丰富度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领导文萃》：近年来全球疫情、地缘冲突、美元加息等多重冲击叠加，全球形势复杂多变，您认为这会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哪些影响？

张明：近年来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美元武器化、美元加息等行为引发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呼声高涨。这一国际环境既对人民币国际化形成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从挑战来看，我的主要担忧来源于三个方面：

首先，国际经济复苏乏力和金融动荡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环境稳定性。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持续分化，在美国推动下隐隐有将中国排除在主流国际体系之外的风险。在贸易层面主要表现为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朝着区域化、分散化、碎片化方向发展。美国通过“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等措施封锁和打压中国，一些国家也在寻找中国以外的产业链替代节点。在金融层面，美国也通过全球货币互换网络的构建维护美元地位，并将中国排斥在外。

最后，愈演愈烈的美元武器化行径可能影响中国的金融安全和人民币国际化外部空间。由于我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并且对SWIFT系统有较强依赖，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需要警惕美元武器化对我国金融安全和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挑战。

从机遇来看，全球新变局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新的发展机会。

一是俄乌冲突之后，俄罗斯等国的油气资源出口对象“由西向东”转移，加之俄罗斯、伊朗等国家跨境能源交易加速非美元货币的使用。我国可借此机会增加能源战略储备的同时，扩大人民币在大宗商品结算计价中的规模和普及度。

二是在国际金融动荡与美债信心受损的情况下，我国可以抓住机遇增加人民币计价的在岸和离岸安全金融资产供给，包括国债、国开债、金融债等金融产品，提高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国际吸引力。

三是在SWIFT系统中立性和可靠性受到质疑的情况下，我国可以加快推动CIPS系统的普及使用，并加强与欧盟INSTEX支付系统、俄罗斯SPFS支付系统等其他替代性的跨境支付清算系统合作。这也可以概括为人民币国际化在全球新变局下的新新“三位一体”拓展。

《领导文萃》：近年来，比特币、天秤币等数字货币方兴未艾，有关数字货币对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影响也引发诸多讨论。您认为数字货币对国际货币格局会产生何种影响，对人民币国际化又意味着什么？

张明：数字货币可以说是全球货币竞争的新赛道，其特性决定了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具有广阔应用空间。一方面，数字货币天然适应于数字经济时代的需要。随着跨境电商、移动支付的兴起乃至未来元宇宙的发展，数字货币有助于满足各种数字化场景的需要。另一方面，数字货币具有低成本、快速便捷等特征，特别是数字技术具有显著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如果数字货币依托数字平台的优势而在国际上广泛使用，正如布伦纳梅尔等学者所描述的数字货币区形成，能够为打破美元长久以来的网络正外部性和强大惯性另辟蹊径。考虑到货币属性和实践现实性等，目前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的影响较小，更有可能带来边际性变革的是央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

然而，数字货币是否会冲击美元主导货币地位，加速改变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很大程度取决于主权货币和数字货币结合的方式和程度。一种情景是稳定币更多盯住美元，或者数字美元投入现实应用，则有可能通过数字化方式进一步巩固美元的霸权地位。另一种情景则是如果新兴市场国家在数字货币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则有可能“弯道超车”，以快于传统货币国际化的速度而提升国际货币地位。目前各国在数字货币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仍需观察。

数字货币同样也可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从现实来看，数字人民币目前主要立足于国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有限。但如果未来数字人民币的货币替代范围从M0向M1乃至M2拓展，或者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取得快速进展，则有可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机遇。从应用场景来说，跨境支付是当前值得重点关注并推进的领域。例如我国可以继续加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m-CBDC Bridge）合作，结合CIPS系统探索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使用等。

总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虽然根本上取决于一国经济、金融、政治等综合实力，但面对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新变化以及激烈的全球数字货币竞争，我国有必要加强对数字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探索。

《领导文萃》：当前许多国家开启了去美元化进程，人民币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货币备受瞩目。有观点认为，人民币有可能替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您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发展前景？

张明：尽管人民币国际化从自身发展历程来看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面对目前存在的一些过度乐观情绪和预期，我们仍需要保持冷静，应当客观地看待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水平。

第一，“人民币即将取代美元”的观点存在对人民币国际化现实进展的误读。近年来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中的使用进展积极。中国与俄罗斯、巴西、伊朗等国家的贸易越来越多地采用本币结算。2023年3月人民币在我国本外币跨境结算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美元，达到48.4%。然而，这不等同于人民币结算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普及。事实上，人民币目前在国际结算中的份额约为4%，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为2%左右，在国际债券计价中的份额更是不足1%，不仅与美元超过一般的国际份额相去甚远，也不及欧元、英镑等国际货币。

第二，“人民币的货币地位应尽快与经济地位匹配”的观点也缺乏历史经验支撑。一般来说，从一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与国际货币地位提升之间存在着漫长的滞后期，正如美国货币霸权的确立相比于经济霸权的取得晚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另外，经济地位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货币国际化一定会实现，经济基础更像是“入场券”，一国取得国际货币地位是一国经济、金融、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的体现，以及国家间的力量关系对比与博弈的结果。

第三，“去美元化”并不容易，可能仍需要未来较长时间的努力。国际货币格局的变迁通常是时间漫长且曲折渐进的过程。尽管美元霸权的弊端不断显现并引发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诸多讨论，但是长期以来美元作为主导国际货币地位并没有根本性下降。目前无论是国际储备还是结算和计价中，美元所占份额仍然超过一半以上。甚至在2008年和2022年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避险需要使美元地位不降反升。究其原因是美元依靠其发达金融市场、强劲科技创新能力以及产业链枢纽地位等而取得的强大制度惯性和网络外部性。因此，“去美元化”反映的是各国摆脱美元依赖的意愿，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格局仍然在较长一段时间维持。

总体而言，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设想，应当明确人民币国际化本质上不以取代美元为目的，而是要以我为主，以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升金融竞争力与话语权的自身现实需要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此外，需要认识到人民币与主流国际货币之间的差距，人民币国际地位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依然滞后于中国经济地位，人民币国际化任重道远。

《领导文萃》：2023年首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稳慎扎实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对人民币国际化作出重要部署。您觉得应该如何理解“稳慎扎实”的深刻内涵？这一提法与以往的提法有何不同？

张明：我们回顾一下人民币国际化在政策表述方面经历的几次变化。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稳步”到“稳慎”，再从“有序”到“稳慎扎实”，这反映了我国政府对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方向作出的整体判断和调整。

我认为，“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提法确立了全球新变局与国内新形势下的总基调。基本内涵包括：一是人民币国际化将走上更加可持续、更加稳健的发展道路。二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质量要比速度更加重要。

其中，“稳慎”意味着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更加稳健和谨慎。从我国过去的实践经验来看，稳慎推进将着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提升，避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大起大落；从国际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来看，稳慎推进更加强调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防范系统性风险，平衡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扎实”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要更加注重真实需求，避免投机套利需求。只有以真实需求驱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才能穿越周期，行稳致远。而真实需求的培育不仅需要政府引导，也需要坚持市场驱动，挖掘境内外微观市场主体自发选择、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需求。正如中央人民银行指出，人民币国际化遵循“尊重市场顺应需求、循序渐进风险可控”原则，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导向。

《领导文萃》：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初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金融强国应当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这为金融强国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您认为人民币怎样才能成为强大的货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张明：强大的货币是金融强国的基石。从对外的角度来看，强大的货币意味着人民币将在国际市场具有广泛影响力，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金融资源。要实现强大的货币这一目标，人民币至少应当达到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保持币值稳定。汇率稳定或升值有助于为货币国际化营造良好的环境。二是货币可兑换，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归根结底，这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保持我国经济较高的增长速度。我国从来都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经济增长的良好前景是人民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来源。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存在负向产出缺口、有效需求不足、微观主体预期偏弱，是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从短期来看，应当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支持作用，使我国经济尽快回归潜在增速。特别要提高中央财政的投入力度，保持宽松货币环境，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结构性货币政策等创新政策工具。这也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的基本面支撑。从长期来看，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扩大、传统产业收益率下降等问题，经济可持续增长要深化结构性改革，通过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等激发经济持续增长活力，增强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

第二，建设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在经济实力达到一定水平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在货币国际化中发挥着更加关键的作用。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现在广度、深度、流动性和开放度等方面，不仅要拥有丰富的金融产品、顺畅的投融资渠道，也要有多样化的参与者和完善的监管制度体系。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仍然存在金融抑制和金融排斥等问题，应当持续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并有序加强在岸金融市场的制度型开放。一方面，放宽外资机构的市场准入要求，营造公平竞争和有序监管的制度环境，吸引更多海外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持续投资中国。另一方面，应当提升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走出去”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并强化企业在对外投融资中的人民币使用。

第三，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如果没有得到根本性控制，不仅影响投资者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以及投资中国的信心，也可能打破人民币国际化良好的前期积累和发展势头。目前，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市场以及中小银行等领域依然存在潜在风险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也增加了国际风险的溢出效应与国内外风险联动的可能冲击。因此，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当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多措并举尽快防范化解潜在风险。此外，对资本账户保持必要的管制，并加强资本流动的预警监测，避免国内外风险联动。

《领导文萃》：如您所说，国际货币最终要实现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目前我国正处于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推动金融制度型开放的过程中。您认为应该如何把握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

张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应当放置于促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建设金融强国的大背景下，不能单独推进而是要与深化国内改革相配合。其中，利率汇率市场化本身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账户开放与货币可兑换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要求。有关人民币国际化与国内金融改革关系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第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是否应该完全开放资本账户。20世纪后期历次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表明，在国内金融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完全放开资本账户可能会冲击金融稳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以来，新兴市场国家保持适度的资本管制作为资本异常流动时的管理工具箱已经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因此，未来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对待货币可兑换应该渐进式推进，应当保持必要的资本管制以防范系统性风险。

第二，当前是否应该加速开放资本账户开放从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应当是国内经济发展与金融深化改革的结果，不宜作为目标而倒逼资本账户开放。资本账户开放的进展速度要随国内外宏观环境变化而调整。一般而言，资本账户开放应当在国际环境较为稳定、国内外经济金融周期较为一致、经济增长较为强劲、通胀水平较低的时期。当前我国在大多数资本账户细分账户中已经实现开放，主要管制集中在跨境借贷、货币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等风险水平较高的领域。面对国际不确定性增强、中美经济金融周期错位以及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要更为谨慎。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是否要如美元一样随着资本账户开放而形成资本账户逆差与经常账户顺差的国际收支模式。美国是以大规模进口形成经常账户逆差和吸引全球资本投资形成资本账户顺差作为美元循环体系的支撑。然而，这一模式是在首个以信用锚为基础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逐渐演变形成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未来其他货币国际货币地位的取得也依然遵循同样路径。结合我国国情，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一方面经常账户顺差是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竞争优势的体现，未来依然会在较长一段时间维持，更应向制造业强国转型并提升出口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同样可以成为输出人民币的渠道，未来可顺应企业“出海”浪潮，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承包工程等过程中增加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持有和使用。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如何把握资本账户开放及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之间的关系与次序。首先，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弹性化是基础性保障。在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取得显著进展时扩大海外人民币流通，有可能在人民币离岸和在岸市场之间引发类似2015年盛行的套利套汇现象。其次，在货币国际化之前完全开放资本账户也有可能造成金融风险不可控，失去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动的管理应对手段。再次，在资本账户开放、固定汇率制度以及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的“三元悖论”之中，并非只有极端情况。我国选择的是较大程度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与适度资本账户管制的中间路径。最后，在推进次序上，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应在资本账户开放之前，资本账户开放应当是金融开放最后的一步，并应保留资本流动管理的空间。

《领导文萃》：您认为未来应该如何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体有哪些可行的路径和策略？

张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既要有顶层设计也要有具体方案。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将是长期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应当统筹安全为发展的目标，做好长远规划，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致远。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要以经济稳定增长、金融实力逐步提升、制度型开放渐进推进、金融风险有效化解为根本性支撑。我国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未来也要以更具韬略的国际经济外交政策，推动全球经贸新规则和金融体系新秩序的建立；加强国家间经济政策协调与金融沟通合作，为人民币国际化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最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策略可以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第一，结合产业链重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强化人民币结算计价在我国产业链地位攀升中的作用。

第二，促进在岸金融市场有序开放，并与离岸市场深化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将自贸区自贸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创新探索的前沿试验阵地。

第三，推动以大宗商品为抓手提升人民币的计价功能，在大宗商品现货和期货交易中尝试建立“能源-人民币”的循环机制。

第四，重点推进人民币在“一带一路”、RCEP等周边国家和区域的跨境流通。在沿线跨境电商、产业园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等领域拓展人民币的使用。

第五，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提高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普及度和便利化。促进商业银行、人民币代理行、跨境清算行在海外的布局，扩大CIPS系统的普及使用与直接参与者数量。

第六，积极探索并试验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基础设施等应用场景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潜在可能，积极推动数字货币桥等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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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介新（记者 余纬绮）09月22日,据路透社援引中国台湾（省）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德国海军的“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和“法兰克福”号补给舰，一前一后航行。9月13日凌晨，出现在温州以东海域，之后由北向南穿航，并通过了台湾海峡。据悉，德国海军的这两艘水面舰艇，开启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选择沿所谓“台海中线”东侧，即更靠近台湾本岛一侧行驶。这哪里是航行，分明是在挑衅，在试探中方的底线。德国海军的这两艘水面舰艇，开启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东部战区海军反应迅速，出动两艘型号不详的舰艇，以巧妙的夹击态势，对打着“航行自由”旗帜，前来挑衅的这两艘德国舰艇实施了严密的监视。此外，中国台湾（省）似乎也不甘落后，也紧急出动了海上力量，尾随跟监在德国海上编队的后面。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的水面舰艇，在海上呈现出以“夹击”方式抵近监控德国这支“一护一补”组成的编队，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悄然上演，显然出要将德舰一路“押送出境”的态势，成为近年来在台湾海峡鲜见的多方在海上的角逐场景。大陆和台湾的水面舰艇“夹击”德舰至于中国海军和台湾（省）各自出动了什么型号的舰艇，参与对德国两艘舰艇的跟监，德舰在穿越台湾海峡的过程中，是否有进行任何的军事展示或动作，目前仍然是个未知数，还有待时间来解密。毫无疑问，却增加了整个事件的神秘感和紧张氛围。两艘德舰以海上编队的形式，事先高调对外声称在穿航台湾海峡时不会与中国打招呼，已经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重视，都在坐等着看中德的舰艇在台湾海峡的对峙。两艘德舰以海上编队的形式穿航台海网络上有人称台湾（省）的舰艇出现在台湾海峡，如同一个无奈的旁观者，难以介入这场海上“棋局”。其实，本文作者国平视野认为这个说法是欠妥的。虽然在统一问题上，两岸是有分歧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未统一的前提下，台湾（省）防务部门这次派出护卫舰，跟监域外不请自来的海上编队。体现出了它“管辖”台湾海峡的权利，可谓两岸罕见地在台湾海峡一致对外的行动。媒体报道德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事件近距离跟踪和监视德国护卫舰和补给舰在台湾海峡的动态，两岸不约而同地派出水面舰艇，不可能让这两艘德舰在海峡内撒野，不可能让其轻松自然地通过。德国军舰高调穿越台湾海峡，无疑是对地区稳定的一种挑衅，属于惹是生非的行为。台湾海峡，作为连接东亚和东南亚的重要水道，其和平与稳定对于周边国家乃至全球都具有重要意义。两岸出动水面舰艇近距离跟监，让这两艘破舰上的德国官兵精神高度紧张。德国军舰位置图担忧一旦在台湾海峡擦枪走火，那么他们就回不到威廉海军基地了。这次德舰穿航台湾海峡，被两岸的战舰“包夹”，除了自取其辱，不可能有其他“收获”。德国作为欧洲国家中与中国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在地缘政治博弈中，从派出海军舰艇编队高调穿航台湾海峡，就能窥探其已经全面倒向华盛顿。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官网回应此事件尤其是涉足台海这一敏感领域，德国不可能不为此付出代价。中国海军对德国穿航台湾海峡军舰的精准布防与严密监视，近距离的逼迫和慑压，对外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姿态，表明中国的内政及红线不可触碰。希望德国能够重新审视自身的立场，在涉台问题上尤其要谨言慎行，从而避免在不属于自身的舞台上随着华盛顿的指挥棒起舞，扮演不光彩的角色时被中方随时当头棒喝的窘迫状。德国军舰遭中方军舰近距离逼迫和慑压总之，德国军舰穿航台湾海峡，它的算盘打得并不划算，所谓“自由航行”刷存在感的代价，可能让中德关系陷入尴尬的状态。影响的不仅仅只是政治，更是中德间数十年来累积的极其重要的经贸合作，以及两国间的民间关系。。台湾海峡，是属于中国的领海，任何打着“航行自由”旗号，前来搞事挑衅的，都会被中国的舰机“依法依规”处置，乃至警告和驱离。德国的每一次挑衅，都可能让中德经贸合作这一基础动摇。最终，落得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

沈介新（记者 钱威廷）09月22日,红星资本局9月17日消息，月薪10万的券商投行业务分部总经理葛某被降薪30%后，又因所负责的两个投行项目收到监管罚单而被扣发奖金。为此，葛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和项目奖金，但最终败诉。近日，裁判文书网披露了这则劳动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的诉求，法院认定，葛某所在部门两项考核目标均未完成，公司对其降薪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在合理范围内。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项目奖金的诉求，法院则认定，葛某作为项目的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对其扣发奖金并无不当；此外，在葛某已取得某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龙力退002604.SZ 注：该股已退市)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605198.SH)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图为法院相关判决书投行业务负责人讨薪负责的两个项目均收监管罚单判决书显示，葛某于2011年5月1日入职某某公司，双方曾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葛某原担任业务一部总经理，2023年2月起在某某公司业务拓展部工作。葛某自2015年起工资标准为10万元/月，2022年7月调整为10.2万元/月，2022年11月调整为7.14万元/月。2023年6月19日，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同月，葛某向某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因仲裁委员会决定终止审理，葛某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公司支付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6月19日期间工资差额24.48万元，以及奖金14.73万元。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其中，龙力生物于2011年由华英证券保荐上市，因连续数年虚增利润财务造假，于2020年7月被深交所摘牌。红星资本局结合判决书以及公开信息发现，2020年1月14日，作为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持续督导机构，因未及时发现违规挪用募资，执业中存在部分尽职调查工作不规范等情况，华英证券和两名项目财务顾问主办人被山东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此外，2020年10月27日，因在安德利IPO项目中未严格履行立项程序，华英证券被证监会出具警示函。因上述项目收到罚单，2021年6月，公司决定扣发葛某的龙力生物项目奖金12.73万元，安德利项目奖金2万元，合计14.73万元。双方的争议也由此产生，即项目被监管处罚，公司是否可以追索葛某奖金。关于降薪是否合理，双方也有争议。公司称调薪后工资仍高于平均水平一审法院认定降薪合理，但应支付奖金判决书显示，2022年1月，葛某曾签署《2022年度业绩责任状》，其中对考核期内的业绩要求进行了约定，包括实现部门盈利、实现一定收入等，包括部门在考核期内实现收入不低于1800万元等。根据上述业绩责任状，如果未能在考核期完成考核目标，公司将视情况采取考核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解散部门、降职降薪、调整岗位、乙方辞职、解除劳动合同等。此外，公司《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载明，经济处罚措施包括扣发奖金、责令退还奖金、减薪、停薪。葛某认为，降薪决定不符合劳动合同约定和依法制定的公司制度规定。同时，截至2022年11月，葛某管理的项目累计收入2.4亿，收支平衡账户下是正数1.846亿元，公司在2022年10月以2年亏损（合计290万元）为由通知其降薪30%的决定不合法，更不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质证时，公司给出了部分降薪依据。其认为，由于葛某存在未勤勉尽责履行充分核查程序的情况，导致公司可能遭受巨大损失以及对公司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公司调整其薪酬。公司还拿出了一份咨询报告，用于证明葛某调薪后的工资依旧高于行业市场平均水平。不过，葛某对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葛某的诉求，一审法院认定，2022年葛某所在业务一部没有盈利，也没有完成业绩责任状中载明的考核目标，因此公司依据责任状约定在合理范围内对葛某采取降薪的措施，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也在合理范围内。一审法院还认定，葛某作为安德利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据此对其扣发绩效奖金2万元的处罚并无不当；此外，基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与其他项目并无关联，如公司认为葛某存在过错需扣发奖金，也应扣发该项目奖金，而不应延伸至其他无关项目奖金。因此，法院判决公司应支付葛某奖金差额12.73万元。二审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认定公司扣发相关项目奖金合理原告葛某与被告公司均不服上述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资料图公司认为，葛某已经领取了龙力生物项目的全部奖金，因此相关处分决定提到的扣发奖金应当属于扣发当下未发放的其他项目奖金。葛某则指出，安德利项目组的业务活动与证监会检查和出具警示函是两件并行且没有交集的事件，没有证据证明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应对公司因内部控制不完善受到警示负有责任。二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葛某关于安德利项目奖金差额的诉讼请求并不当。同时经二审法院查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存在依据违规挪用募集资金的情况，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项目流程、文件材料有进行审批职责，因此公司决定扣发葛某该项目部分奖金，有事实依据和规章制度依据。二审法院对此认定，在葛某已取得龙力生物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决定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依据《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可以扣发葛某的奖金种类包括合规风险或违规事项直接相关的项目奖金和其他无直接关联的各类奖金。最终，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葛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中包括对葛某请求改判公司支付其工资差额的诉求不予支持。延伸阅读知情人士：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 不接受可自行离职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图为中金公司logo 资料图导读：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作者 |第一财经 周斌8月30日，中金公司一则网传消息“中金公司多人陆续收到降职级降薪资的邮件，如不签字接受，将根据公司统一安排推进后续工作”引起市场关注。第一财经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确有此事，“相关考核前几个月就在做，此次相当于要员工签字确认接受降职级，并接受按对应职级进行薪资调整，如不接受相关安排，可以选择自行离职，不离职也不签字，公司将继续推进走流程统一安排降职降薪。”上述知情人士称。今年5月，第一财经从业内了解到，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上半年中金公司已减员264人，大陆地区及海外均有涉及。根据中金公司30日披露的2024年半年报，截至6月30日，中金公司集团员工人数从2023年末的15327人减少至15081人， 13967名员工位于中国大陆及1114名员工位于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及德国。其中中国内地员工减少了221人，境外员工减少25人。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上半年仅资产规模超过2千亿的14家大型券商员工人数合计减少了5735人。其中减员最多的是方正证券，减少了1381人。还有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广发证券等在内的多家券商上半年减员均超过500人。

在国有银行、股份行中的高管中，“70后”是其主力军。而在中小银行群体中，尤其是上市地方性银行中，“80后”已逐步成长为高管团队的骨干力量，同时“90后”亦崭露头角。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出生于1983年的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由此，张文斌成为继常熟银行行长包剑之后，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两者均不满45岁，分别只有41岁、43岁。A股上市地方银行尤其农商行是“80后”高管“聚集地”，记者粗略统计，当前上市中小银行已汇集了20位“80后”副行长。其中，2024年以来，包括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在内的“85后”副行长履新，即任职年龄均小于40岁，位于35岁至39岁区间。需要观察的是，一面是更为年轻化的群体成长为地方银行的管理层，一面是更具有挑战的经营环境，如何在经济转型下，掌舵好经营业绩，考验着这一年轻群体。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日前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原行长孟东晓为董事长，委任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两人任职资格尚待监管部门核准，在核准之前两人分别代为履行董事长、行长职责。其中，行长张文斌出生于1983年，今年41岁，其任职代表着国内上市银行中第二位80后正职行长。从其履历资料看，张文斌在该行升迁较为迅速，其自2004年9月至2014年5月先后担任支行业务部经理、工业新区支行行长，并自2014年5月至2016年3月担任山东高速新加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此后历任威海银行交通金融部总经理、潍坊分行行长、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公司业务总监，自2021年2月起担任威海银行行长助理，当年8月获委任为该行副行长。值得关注的是，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除了代理行长张文斌，在威海银行高管团队中，同是“80后”的还有副行长姜毅，此外“90后”副行长卢继梁是目前上市银行中较为少见的年轻高管。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威海银行官网信息显示，该行成立于1997年，现辖济南、天津、青岛等126家分支机构，是山东省内唯一一家实现16地市网点全覆盖的城市商业银行。2020年10月12日，该行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从区域排名看，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资产总额达到4228.64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7.91%，资产规模在山东三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第三，前两名分别是A股上市银行青岛银行和齐鲁银行，均已迈入6000亿元行列。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数据来源：上述各家银行2024年半年报）记者梳理港股上市银行高管团队发现，除威海银行之外，中原银行、广州农商行、九台农商银行、泸州银行、九江银行等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亦崭露头角，年龄多在40岁上下，所处管理岗位涵盖行长助理、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等职位。多家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崭露头角80后渐成区域银行骨干力量整体看，在当前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总计有20位副行长，另有12位“80后”高管分布于行长助理、董事会秘书、财务部门负责人、合规部门负责人、首席信息官等职位，甚至在有的银行高管团队中占据半壁江山，更值得关注的是“85后”高管也渐渐崭露头角。具体看，江阴银行有4位，张家港行、常熟银行3位，无锡银行、瑞丰银行、紫金银行分别有两位，宁波银行、青岛银行、贵阳银行、苏州银行以及沪农商行分别有1位“80后”副行长。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值得关注的是，上述高管团队中，“85后”，即40岁以下的副行长有7位，分布于江阴银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常熟银行、紫金银行、贵阳银行。例如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这四位“85后”均是在今年任职资格获核准或被选聘。其中最小的是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出生于1989年4月，历任连云港东方农商行的小额贷款中心客户经理、电子银行部办事员、科技创新部产品经理、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以及昆山农商行小微事业部管理岗、小微事业部总经理助理、信用卡部总经理助理、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自2023年11月起，任江阴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常熟银行是目前“80后”中高管团体占比较高的银行。在2023年11月，由于常熟银行原董事长庄广强调任江南农商行担任董事长，常熟银行原高管层更新，原“70后”行长薛文被选为董事长，“80后”包剑和干晴分别履新行长和副行长。今年1月、7月发布相关公告披露，上述三人任职资格获得监管核准。由此，今年43岁的包剑是目前A股上市银行中最年轻的行长。包剑出生于1981年，从其履历看，虽然在履新常熟银行行长之前，包剑任江南农商银行副行长，但其成长经历主要集中于常熟银行体系。具体看，包剑从常熟银行柜员、客户经理做起，曾辗转任职于该行公司银行部、小额贷款中心，此后包剑曾至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投行与同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经过该履历后，包剑回归常熟银行后升至该行的中层管理岗，担任过该行投资银行部、票据业务部总经理、同业金融部的总经理，并在担任该行公司银行总部总裁之后，升至高管层至副行长。至此，常熟银行高级管理层已集齐三位“80后”副行长，除了前述包剑和干晴，还有生于1986年副行长陆鼎昌，在其36岁时，即2022年8月起就已担任常熟银行副行长。与包剑履历相似，陆鼎昌也从该行基层做起，曾历任该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总经理助理，小微金融总部副总经理，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邗江支行行长，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小微金融总部总经理等职。此外，当前常熟银行合规部门负责人张金梁、财务部门负责人范丽斌也均是“80后”，分别出生于1985年和1984年，今年分别只有39岁和40岁。不仅内部提拔，常熟银行更向外输送“80后”管理者。今年8月下旬，紫金银行因原董事长赵远宽到龄辞任，该行迎来高层变动，董事会选举无锡银行原董事长邵辉接替赵远宽任该行董事长，同时聘任只有36岁的常熟银行原零售业务总裁徐伟为副行长。简历资料显示，徐伟出生于1988年7月，此前长期在常熟银行任职，曾从常熟银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做起，后续一直升至公司银行部客户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位，此后还历任常熟银行张家港支行行长，银行部兼三农金融部总经理，零售业务总裁等职。紫金银行高层“换血”后，随即无锡银行也迅速于8月底完成董事长、行长、4位副行长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补位更新。值得关注的是，前述有两位新聘副行长胥焱冰、史炜，以及聘任的合规部门负责人陈秋实、审计部门负责人倪莹以及计划财务部负责人尤赟均为“80后”，其中，史炜出生于1987年，今年仅37岁。新的经营形势考验年轻领导层从近期上市银行披露的半年报数据看，2024年上半年中小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增多，考验着这一批“70后”“80后”高管团队的经营能力。可以观察到，除了近年来明显的营收放缓乃至下滑，以及净息差持续收窄之外，利息净收入和中收承压的现象进一步显现，而各家银行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中收降幅扩大，多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下降，不再是推动非息收入大增的营收引擎，反而以投资收益为代表的其他非息收入实现了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纷纷扩大了对债市的投资，投资收益的增速大幅上升，占据营收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二成乃至三成的水平。据Wind数据，2024年上半年，42家A股上市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27.75%，32家正增长，10家负增长。分类型看，国有大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10.54%，股份制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9.76%，城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1.2%，农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最高，增幅达89.34%。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银行业面临信贷投放放缓，加之让利实体经济背景下的资产端收益率不断下行，利息净收入增长空间受到了压制，从而拖累了营收。而在这一大环境下，中小银行还面临大行不断下沉市场的挤压，使地方性银行市场拓展空间进一步收缩。而将富余资金转向金融市场增加投资收益，是这些区域银行面临市场困境，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一种突围方式。总而言之，中小银行是我国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超九成比重。在我国四千多家中小银行体系中，A股和港股上市银行属于其中综合能力的佼佼者，其经营业绩和对经济环境的适应度代表着这一金融群体的突破能力。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来源：作者：券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