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央行降低房贷利息和政府提供廉租低价房

来源: 羊城派
2024-07-09 13:20:02

来源:周天勇

计划和行政供应住宅用地造成了高房价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房价越来越高,有以下三个成因。

首先,从人的需求看,除了吃饭,最大的需求就是居住。但是我国供给居民居住用的土地并不多。截止2023,从居住用地占全国全部已利用土地比例看,城镇居民93267万人,城镇(城市加县城)居住用土地3196万亩,分别只占0.352%;村乡镇(非县城建制镇)居民47700万人,居住用地18377万亩,也只占2.02%

特别是城市居民居住用地占城市总建设用比例很低。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要占到60%以上。但是我国城镇居住用地,一般只占城镇建设用地总面积的20%25%。东京和首尔城市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总面积的60%以上,而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居住用地只占城市建设用地总面积的20%左右。

也就是说,中国并不是没有给居民居住用的土地,而是为了增加出让收入抬高地价,有意少供应居住用的土地。人口规模和人口流动,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土地的居住需求很大。但土地供应是计划调节,地方行政垄断性土地市场供应,而对居住的土地供给,却牢牢控制在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手中,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地方将城市居住用地当成来钱快的商品经营,为了不断推高地价,获得丰厚的土地收入,其低征多储、囤地待沽,造成了财政利益导向型的住房建房用地供给紧张。

地方行政寡头垄断卖地,一家出让,千家竞价,低报价流拍、高溢价才卖,导致住宅用地价格奔腾式上涨。19922023年,全部出让的土地,每亩出让平均价格从开始的2500/亩左右上涨到了152万元/亩,地价31年平均上涨率为27.51%

专门从事住宅、商业楼、办公楼等房地产商从地方政府手中拿地,其平均成本价格从2000年的28.96万元/亩,上涨到了2023年的2715.78万元/亩,地价年复合上涨率为15.83%

地方高地价的分摊和只允许房地产商一条渠道开发、建设、供应住宅,导致了住宅房价的持续上涨和楼层的不断升高。在城乡住宅供给方面,我们也实行了二元体制。农村可以自己建设住宅,但是宅基地的分配实行计划管理和行政分配,并且不能市场化交易;城镇住宅虽然可以市场化交易,但是不能如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个人购地建房、合作购地建房、房地产商建设销售和政府建设廉租房等多元化方式供给,使房价失去了渠道竞争和政府补充的平抑机制。

高房价造成超高层居住和转移并挤出居民收入和消费

全国居民住宅楼层从开始的平均4.5层,抬高到了30余层。由于土地价格的上涨,房价上涨还不能消化的地价部分,则房地产商和地方用加高楼层的方式消化,全国住宅楼由2000年时的平均4.5层左右,20年的建设过程中,新建商品住宅楼年平均增加1.65层,到2021按照当年地价新建房平均要提高到38.5层,才能保证开发商有10%左右的利润可赚。

由于房价过高,20002023年,高价格购房累积转移居民收入542831亿元,高房价部分支付利息57376亿元,累积挤出居民消费410080亿元。期间,平均房价收入比为11.07,比联合国人居组织居民房价收入比最高标准6高出5.07。比如房价收入比9.52020年,居民购买高价格住宅转移了其55896亿元可支配收入,高房价房贷利息部分转移了其5075亿元,按照当年65.89%的收入消费率,挤出了41906亿元消费。

存量房贷降息和给进城三类涉农人群提供廉租低价房

第一,央行出台货币政策,给以亿计的高价格时买房居民的存量贷款降低利息。理由是:一是一些房地产公司,可以停息、回购和重整等措施救助他们,甚至可以破产了之;二是一些土地开发的地方城投等债务,可以通过专项债等措施去救助。只有居民在高房价时借的住宅贷款,利息又高,又不降息,即使单位降薪、个人经营破产和工作失业情况下,不仅没有救助措施,还要按高利息还本付息。有可能上一辈还不上,下一辈还要接着还。这与以人民为中心可能不相符合。

第二,中央政府支持,各地政府为主,给目前在城市工作务工和常住农村户籍的居民,包括给大中专毕业的农村户籍在城镇中寻找和工作的毕业生,以及其他农村复员军人需要在城镇中就业的,提供廉租和低价房。20世纪90年代到2023年,城市和县城扩大、独立工矿、交通水利等建设,从农村和城郊集体累计转移了22023万亩土地,其中协议和拍卖出让的土地为9638万亩。出让土地累计总收了788616亿元,补偿给农村城郊农民的按3%计算,规模只有23658亿元。过去依靠转移农村城郊土地发展经济的模式,需要补上农村户籍人口就业居住等民生方面的欠帐,到了向涉农务工、农村子女毕业和农村复员人群反哺的时候了。

只有这样,可以将以亿而计房贷家庭的负担减轻,使他们有消费的能力;也只有这样,才能配合户籍体制改革,使人口和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就业机会少、低收入和低消费的农村和农业,通过降低迁移和居住成本及门槛,向高生产率、就业机会多、高收入和消费能力强的城镇和工商服务业转移,稳定住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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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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