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熟妇坐脸 -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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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9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一家从事国际展览业务的私企老板木某某“玩弄已婚女下属，婚内出轨，与女员工开房，导致家庭妻离子散”。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上了发帖者龙某某，龙某某表示：“我妻子去年10月份入职木某某公司后，开始经常醉酒陪饭晚归，借口出差酒店开房不回，甚至提出离婚。目前我们已经离婚。”龙某某在社交平台发帖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上其中一名女员工，此人名为谢某，其表示，曾在木某某公司任职两年多时间，因受“木某某诱导”与其发生关系，最后与老公离婚，还被公司开除，抑郁成疾。针对此事，红星新闻记者电话联系上了木某某。木某某表示，他正在国外，并没有和龙某某妻子有不正常男女关系，龙某某和妻子离婚是他自己的原因，和谢某也同样没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木某某还称，龙某某是造谣诽谤，曾去派出所报过警，但警方没有立案，目前正在搜集证据准备起诉。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了报警的派出所，但暂未收到警方回复。发帖者：妻子入职后与老板有染导致家庭破裂9月12日发布的网帖提到，“某展览公司老板木某某玩弄多名已婚女下属，婚内出轨，与女员工开房”。该网帖称，木某某套路已婚女员工有一套流程。包括“借工作小事关照已婚女下属”“借工作应酬喝酒加班”“出差等让已婚女下属晚归（不归）制造加深家庭矛盾”“借工作便利酒店开房与女下属发生关系”等。日前，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发帖者龙某某。龙某某表示，他和妻子结婚15年，育有一儿一女，因为家庭条件还可以，妻子此前一直是全职太太。“孩子渐渐大了之后，她提出想出去工作，我觉得她想要和社会多接触挺好的，不会和社会脱节，挺支持她的。”龙某某说，去年10月份，妻子入职木某某的公司，没过多久便经常醉酒陪饭晚归，借口出差酒店开房不回。他和妻子的关系也逐渐恶化，“甚至我们还动了手，她就说我家暴她，还报了警。”龙某某说，曾经有一次，妻子给他打电话说在外吃饭要回来很晚。他开车出去不久就在附近的十字路口遇到妻子的车，“她当时表情比较尴尬，车后座还有一个男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木某某。”龙某某表示，他还查到，“妻子和木某某曾在出差时开过一个房间。”龙某某说，他今年4月中旬给木某某公司的员工群发了一个短信，内容比网帖要更详细一些。内容包括“妻子的行为与公司的非正常工作，已导致家庭破裂并无法挽回”“媳妇抛弃了家庭与两个年幼的孩子，请公司给个说法”等。短信发出后，有木某某公司的女员工和自己联系，称也有相应经历。公司前女员工：曾和老板发生关系，后被其开除“目前，我已经和妻子离婚，但是我要向木某某讨个说法，我认为是他破坏了我的婚姻。帖子中我所举报的他的套路，和我联系的女员工也遭遇了……我所说的这些都有文字、视频、照片、录音、微信记录、DNA鉴定报告等多份材料证实。”龙某某表示。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上与龙某某取得联系的一名女员工谢某。谢某表示，她曾在木某某的公司工作了两年左右。刚开始的时候，面对木某某的关心和表扬，觉得自己得到肯定，是有价值的，挺开心的，后来，木某某会给自己发一些比较暧昧的短信。“因为那会儿老是晚上要和木某某出去吃饭，有时候还要唱歌，和老公关系也闹得很僵，经常吵架，对比起来就觉得木某某很好。后来有一天晚上木某某应酬完开车一个多小时来找我，我和他见面之后就发生了关系，此后一直保持着这种关系。”谢某还提到，这期间木某某曾提出，说要开分公司让自己去当负责人，但是并没实现。差不多在公司待了两年左右的时候，她受到木某某的冷落。“经常拉黑或者删除我，还在公开场合批评我，直到后来把我开除。”谢某说，因为这段关系，她和老公离了婚，被公司开除，回到老家后抑郁很长时间，还生了一场大病。涉事老板回应：绝无此事，正收集证据准备起诉针对此事，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木某某。木某某表示：“我正在国外出差，龙某某所说都不属实，我和他妻子之间没有关系，绝没有这些事。”木某某说，公司要接待客户有应酬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是展览公司，要在各地办展会，出差也都是正常的。“至于我们住一间酒店那次，是酒店当时把登记搞错了，实际上我们是一人住一间房，当时还有客户也住了一间，酒店都证明过了。”木某某说，龙某某离婚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曾经家暴过妻子。“他是污蔑我，还曾给我们公司员工群发过短信，还去我们公司贴过传单，说的也是这些内容，但都是子虚乌有的。”木某某说，当时因龙某某的行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诽谤自己与公司，他们还去派出所报警，不过警方没有立案。对于谢某的说法，木某某同样予以否认。“根本就没这样的事。”木某某表示，目前正在收集证据，要起诉龙某某。此外，红星新闻记者还联系到网帖中提到的木某某公司管理层张某。张某表示，正在国外出差。他们是正规做生意的公司，不可能会去做举报的那些事情。“员工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他给员工群发短信，去公司贴传单，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理亏。目前我们正在委托律师收集证据，准备起诉龙某某。”针对木某某所提报警一事，龙某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报警之后，他也去了派出所。“去的是康城派出所，并把我遭遇的情况和警察说了，同时给警察看了DNA鉴定报告，后来警方没立案。”为了解当时的报警情况，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了三河市公安局康城派出所，但截至发稿时，红星新闻记者未收到回复。（因涉及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延伸阅读南都此前报道，湖南长沙一女干部李某萍被曝出与一男子的不雅聊天记录，之后该女干部被免职。8月23日，涉事男方告诉南都记者，他原是女方外甥，在女方与男方舅舅离婚后，女方通过男方了解孩子近况，二人才产生密切交集。同日，南都记者致电雨花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李某萍已经离职，部门不掌握其离职后的去向。二人聊天记录 受访者供图据媒体报道，涉事女干部李某萍此前担任长沙雨花区商务局局长，2023年4月27日被免去局长职务，后为雨花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今年2月1日，雨花区委宣传部账号发布通报称，网传雨花区公职人员李某某相关问题，雨花区委高度重视，已对其予以免职处理，区纪委监委已对其立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8月23日，涉事男方告诉南都记者，他与女方原是亲戚关系，是女方的外甥。在女方与男方舅舅离婚后，女方通过男方了解孩子近况，二人才产生密切交集。之后女方与他人再婚，期间二人依旧保持亲密关系。男方表示，事件发生后，网络舆论对其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男方提供的截图显示，网络上有言论称其为“渣男”“没正当职业”“吸毒人员”，还有言论称此事为男方“敲诈勒索”。男方向南都记者表示，“5月份的时候我报过警了，但派出所不受理，理由是还没造成严重后果。”8月23日，南都记者尝试联系涉事女方，但未能打通电话。南都记者向雨花区纪检部门询问案件进展，工作人员称无可奉告。此后，南都记者致电雨花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李某萍已经离职，部门不掌握其离职后的去向。大皖新闻消息，湖南长沙雨花区发生的一起女干部李某某不雅聊天事件持续发酵，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近日，事件中的男方当事人杨先生联系大皖新闻记者，详细披露了举报的背后原因。“社会上不清楚我的举报原由，导致我遭到很多人的误解。”杨先生无奈表示，这段时间他焦头烂额，生活状态颇受影响。他坦言，自己在这段关系中也有过错，并“愿意接受应有的批评和指责”，但同时也迫切希望澄清围绕他的一些谣言和诽谤。据杨先生介绍，李某某是他的前舅妈，两人因李某某与前夫（即杨先生的舅舅）离婚后，通过杨先生保持联系，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李某某能够了解并接触其子小坤（杨先生的表弟）。杨先生和李某某微信聊天截图 受访人提供谈及举报的初衷，杨先生说，“去年春节期间，我和李某某的一次通话被她现在的丈夫听到，随后她竟反咬一口，称是我敲诈勒索逼迫她。”杨先生表示，原本打算息事宁人，但面对持续不断的谣言和诽谤，他感到非常憋屈，最终决定举报。“她（李某某）早在去年被第二任丈夫发现出轨后，就编造谎言，说是我设局敲诈她，胁迫她保持这种关系。”针对杨先生的说法，8月26日，大皖新闻记者尝试联系李某某进行求证，但拨打其手机时未能接通。

极目新闻记者 曹雪娇9月12日，来自湖南长沙的消费者陈女士反映，她购买近三年的三星Galaxy S21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一道绿线，且只能自费换屏。但她发现，三星公司此前已经在印度市场对几款出现绿线的手机实行免费换屏政策，她认为遭到了品牌的“双标”对待。对此，三星电子售后客服表示，或是因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陈女士的手机已过保修期，只能付费修理。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绿线陈女士介绍，2021年12月，她花3789元网购了一部三星Galaxy S21手机，有全国联保。两年多来，手机一直正常使用。今年8月，在没有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一条竖着的绿线。手机中间出现了一条绿线（受访者供图）8月26日，陈女士与三星客服沟通，客服表示需要先确定有无人为损坏因素，可以寄回厂家检测维修。9月3日，陈女士又到一家三星线下维修中心检测，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种情况只能自费换屏，但可能要花费千元左右。陈女士上网搜索发现，不少使用三星Galaxy S20、S21等系列的手机用户，也出现了和她相似的情况，且被告知需自费换屏。极目新闻记者在社交平台及消费者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年，确实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反映三星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问题，其向客服反映后，需要承担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维修费。社交平台有消费者反映相似问题国外同型号手机可免费换屏陈女士还发现，除中国市场外，三星上述型号的手机在印度市场等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三星在那些地方实行了免费更换屏幕政策。据媒体此前报道，三星印度公司曾宣布，将为存在绿屏问题的多款Galaxy系列智能手机提供一次性免费屏幕更换服务，其中，包括三星Galaxy S20系列、S21系列（不包括FE型号）、S22 Ultra、Note 20及Note 20 Ultra等型号。且即便设备已过保修期，只要是在购买后三年内的手机，都可以享受此次免费维修政策。不过，三星当时并未就绿屏问题的具体原因作出官方说明。陈女士说，出现这样普遍的问题，说明是机器本身有问题，所以应由三星公司负责，而不是由消费者承担后果。12日下午，三星电子售后客服回复极目新闻记者称，收到关于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投诉后，已将情况上报给了三星公司。目前，未收到任何需要对上述型号手机进行特殊处理的通知。陈女士所说的出现问题的机型，目前只能提供付费维修。“按照三包相关规定，2021年购买的机器也超过保修期了。”该客服表示，手机只有满足保修期内和机器性能故障两个条件，才能保修。对于陈女士所提到的印度市场手机出现问题可免费换屏一事，该客服人员表示：“可能是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来源：极目新闻）

日本首相宝座争夺战正日趋白热化。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投票已不足两周，创纪录的9人参选与15天竞选期使得本次选举受到更广泛关注。由于现首相岸田文雄已宣布弃选，这意味着胜选的新总裁将接任首相。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多人竞逐首相之位，对日本政坛来说，这一局面意味着什么？新老交替、权力更迭的变局会否带来震荡？日本自民党总裁的位置到底有多香？从本次参选的人数就可见一斑。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数字大臣河野太郎、外务大臣上川阳子等9人跃跃欲试，创下了1972年以来参选人数之最。在饱受“黑金”丑闻影响、党内派阀解散、总裁放弃连任等大背景下，本次选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日本自民党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日媒如此评价道。根据日本政治规则，日本首相并非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执政党提名、国会众参两院议员投票选举产生，一般由在国会众议院占据多数议席的政党党首出任。现任执政党自民党占国会多数议席，这就意味着本次选举胜出者将直接锁定日本下一任首相。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说，本次参选人数创新高首先在于派阀的解散。以往派阀的存在，一方面让参选人自动获得了党内人数上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无形中让一些有才能、有意愿的人被埋没。派阀解散后个人不再受到党内派阀力量的制约，所以就涌现出九人同台竞争的局面。其次，九人参选反映出自民党内新老势力的对抗。按年龄划分，九人中有两人不超50岁，一人超70岁，剩下的人均为60多岁。71岁的上川阳子于9月11日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 来源：央视新闻虽然参选人还是以老一代为主，但年轻一代已展现出出人预料的实力。比如，49岁的小林鹰之不仅第一个宣布正式参选，而且第一个获得党内20人支持， 43岁的小泉进次郎虽执政经验有限，但在各类民调中是热门，而拥有内阁要职、党内高层经历的茂木敏充在民调支持率上仅为个位数。最后，小泉进次郎、石破茂、高市早苗成为热门人选凸显革新与保守势力的对决。从某种意义上说，小泉进次郎、石破茂不能完全称为自民党内革新势力代表，比如小泉进次郎就高调参拜靖国神社，但相较于保守派色彩浓厚的高市早苗，小泉和石破更像是“革新派”代表。因为高市早苗的社会知名度其实不算太高，但能成为热门，就在于她自身的保守派色彩。小泉进次郎目前在各类民调中都是热门 来源：央视新闻其实，当前从自民党到公明党，日本政坛正呈现出新老交替的变局。这种权力的更迭会否引发日本政坛震荡？陈洋认为，这一变化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比如年轻世代在执政方面的成果如何、年轻政治家率领的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如何。新老交替一方面将给日本政坛带来新气象、新可能。相较于老一代政治家的传统思维，年轻一代政治家拥有国际化背景、经历与见识，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越上一代。像小泉进次郎、小林鹰之在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竞选纲领中就体现出革新、创新、大胆的思维，这恐怕是日本老一代政治家所没有的。日本政坛当前的变化，不仅是两代人之间的权力更替，也是执政权力理念的一次更替。另一方面，当然也意味着日本政治不确定性的增加。老一代政治家的政治理念相对成熟稳定，年轻一代由于缺乏充分的执政经验，有可能会做出一些极端、消极、短视的决策。这不仅将加剧政策执行的不稳定性，或将加剧日本政治的动荡。未来也不排除再出现“十年九相”的可能。作者：吴宏浩 黄晓洲延伸阅读日本执政党启动总裁选举，下一任日本首相如何诞生？从当地时间周四开始，长期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正式启动为期两周的总裁选举，最终的胜利者将在9月27日出炉。胜选者预期将在10月初走完出任日本第102任首相的任命程序。当地时间周四，创纪录的9名候选人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这也标志着选举正式拉开帷幕。9名候选人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 来源：自民党官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参选？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去年底曝光的政治资金丑闻。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因此决定不再参选，这也使得支持他的议员可以站出来竞争总裁的位置。9名候选人中，有5人是岸田内阁成员或自民党高层。与此同时，自民党内“六大派系”中已经有5个决定解散，大幅减少了限制性因素。选举有哪些流程？根据选举规则，目前进行的是第一轮投票，选民包括所有自民党党员（必须交过2023年的党费）。其中367名自民党议员将在现场投票，每人算1票；另外还有367票按照普通党员的提前投票，按比例分配给每位候选人。如果有候选人能够在这一阶段拿到多数票，将成为自民党总裁。按照今年的状况，大概率要进入第二轮投票。在这种情况下总共有414票可供争夺——367票来自议员，另外47票来自地方党派，投给当地普通成员最支持的候选人。与日本的人口趋势一致，2023年自民党党员总数为109万人，同比下降3%。其中105万人有资格在这次选举中投票。谁是领先者？根据日经新闻/东京电视台8月底进行的民意调查，前首相之子、曾担任环境部长的小泉进次郎和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是处于领先位置的候选人。另外，被视为“安倍继承者”的前经济安全大臣高市早苗也被视为有力挑战者——如果她能赢，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从左到右依次为小泉进次郎、石破茂和高市早苗 来源：新闻发布会、NHK关键议题有哪些？首先还是“黑金”丑闻。由于这一事件重创日本民众对自民党的信任，不论谁当选，都将面临低支持率的起步状态。而且，留给下一任总裁的时间非常紧迫——日本必须在2025年底前举行两院选举。明年将是自民党成立70周年，自成立以来累计掌握日本政权65年，仅在1993年8月至1994年6月，以及2009年9月至2012年12月间短暂下野。另外还有一些长期困扰日本社会的议题——如何止住人口下降的趋势、如何确保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支出，还有物价上涨等问题。下一任日本首相还需要面对日本央行的加息周期。从植田和男上任以来的表现不难看出，这届日本央行比较“敢于做动作”。就在发稿前不久，高市早苗在流媒体频道上表示，日本央行应该暂停进一步加息，确保经济复苏的完整性。她说道：“坦率地说，现在不应该提高利率。这会使资本支出变得困难，也会使年轻人获得购房贷款变得困难。”当然，从海外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无论这9个人里谁赢得选举，都很难改变自安倍时期以来的基本政策。所以自民党在选举宣传中格外强调的“变革”能否落地，需要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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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上午，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黄某强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一案。法庭上，辩护人辩称，黄某强虽充当了替人冒用刘汉廷一家身份信息的中介角色，但此案中许多环节并非由其独立经手完成。11日，受害者之一的刘汉庭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庭上，检察机关给出的建议刑期为3年；本案未当庭宣判。被人冒用身份，“欠债”近8000万元……多年维权的刘汉廷希望彻底从这个泥潭中脱身。他对记者表示，这桩案件对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他正在考虑申请国家赔偿。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开具的情况说明据了解，检察机关提供的该案相关信息显示，2009年，此案相关人员刘某威通过关系与黄某强建立联系，让黄某强代其办理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随后选择刘汉廷一家作为目标，替刘某威制造假证。2010年，刘某威再次找到黄某强，托其为刘某威“朋友”陈某制作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则协助陈某顶替了刘汉廷妹妹刘琼华的身份信息。此前，红星新闻曾报道过刘汉廷的遭遇，2011年8月，广东男子刘汉廷被警方告知其在警方系统内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其后，刘汉廷开始频繁接到银行、信贷机构催收电话。据警方调查显示，刘汉廷的身份信息遭他人冒用，并被欠下了近8000万元巨额债务。2023年5月20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冒充刘汉廷的嫌疑人刘某威（男），以及假称刘汉廷妻子的嫌疑人董某丽（女）于广州市一小区内被抓获。今年7月12日，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刘某威冒用身份信息诈骗一案，刘汉廷曾以证人身份出庭，这一案件目前尚未宣判。被冒用身份信息后，即使已经在警方、法院帮助下澄清自己与刘某威所借巨额债务无关，但刘汉廷的生活依然在持续受到影响。他表示，自己现在无法向银行、信贷机构正常申请任何贷款，“500块都借不到。”红星新闻记者 周炜皓事件回顾天降横“债”：多了个“老婆”，还“欠下”近8000万，男子维权十年被人冒用身份，背上近8000万元的债务，十年过去了，刘汉廷依然没能从这个泥潭中脱身。2011年8月，深圳警方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警方系统内，刘汉廷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那时刘汉廷没有多想，托朋友帮忙在老家进行了信息更改，重新办理了身份证后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疏忽，刘汉廷后悔不已，“如果我办这张新身份证的时候，能及时纠正过来，后面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了”。根据律师苏玉宏整理发现，那个冒用身份的“假刘汉廷”，有不少借贷记录发生在2011年4月之后，而直到2012年12月，真正的刘汉廷开始不断接到催收消息，冒名者却已经消失无踪。根据统计，被放到刘汉廷名下的已知债务高达7900多万元，对于这个在深圳务工的普通电工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如今十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刘汉廷背负的巨债仍没有完全化解，直到发稿前的2023年3月，他还不断收到征收电话和短信。一家人的生活被完全打乱，妻子蔡晓霞和老家的亲戚之间几乎不再往来，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因为被骚扰而辍学打工，至于刘汉廷自己，也难以继续正常工作，“整个大脑里面所装的信息都是跟这些相关的，我整个手机里面百分之七八十的信息都和案件有关”。更大的隐患是，刘汉廷并不知道这7900多万元，是否已经是全部的债务——在刘汉廷被伪造的户籍信息中，他多出了一名叫作董林丽的“妻子”，由于无法查询这名“假老婆”的负债情况，律师也没办法确认刘汉廷会不会背上更多关联债务。人生中整整十年深陷这笔天降横“债”当中，刘汉廷说，事到如今，他只希望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打工攒点钱，再重新送女儿回到学校，让这个家走回正轨。但他不知道，自己离那一天还有多远，“我也不知道债务彻底了结了没有，对我的影响是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被打乱的十年2012年12月8日，刘汉廷接到第一个催收电话，民生银行告诉刘汉廷，他欠了37万元。放下电话后，刘汉廷马上跑去银行核对，发现银行系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根据银行系统内查询到的信息，借款的“刘汉廷”，除了身份证还有一整套完整的户籍信息，包括一名叫“董林丽”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分别叫刘煜、刘烨。打印了相关报告以后，刘汉廷报了警，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自证之路。刘汉廷一家被伪造过的户籍信息深圳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假冒刘汉廷的人原名刘沛威，在冒名顶替后，他以“刘汉廷”为法人注册了一间民间借贷公司，并在深圳各个银行开信用卡套现。直到刘汉廷报警时，刘沛威已经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而刘汉廷彼时还没有想象到自己会面对一笔多么巨大的债务，随着各路银行、借贷公司的催收和法院判决纷至沓来，催收的手段越发多样，接不完的短信和电话已经司空见惯，有的催收人员甚至直接找到了刘汉廷家里和他上班的工地。2013年10月11日，安信小贷的催收人员假称“送快递”，将正在做工的刘汉廷叫出来，“我们当面澄清了之后，他就有一段时间没再来纠缠”。据妻子蔡晓霞说，后来装修的业主嫌新房被人上门催债“彩头不好”，向老板要求换掉了刘汉廷。征收公司不仅找过刘汉廷本人，也找过蔡晓霞和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蔡晓霞被老家的亲戚朋友议论，逐渐和亲友们断绝联系，一对女儿同样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学校的老师同学老是问她们，你爸你妈和哥哥是干什么的，两个女儿觉得我是破坏别人的家庭”。2015年，刘汉廷存给女儿们9000多元学费被银行冻结，他找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个人征信报告，才发现自己名下有20多条不良信用记录，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实际上，那时的刘汉廷已经是深圳各级法院30多次开庭审理的民事经济纠纷中缺席的被告，只不过法院的传票没有寄送到他的常住地址，在刘汉廷未到场的情况下，他已经败诉了很多次。为了恢复正常的生活，刘汉廷开始积极查询相关材料尝试维权。他统计过，以自己身份为被告的32宗案件中涉及的欠债金额，累加起来高达7900多万元。而刘汉廷做电工一个月的收入只在四五千元，如果按照年收入6万元来算，这笔债务需要还上1000多年。因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刘汉廷开的网店被封停，只能以妻子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女儿们也不堪老师、同学的议论，在初中毕业后辍学打工。刘汉廷女儿收到的催收短信别人怎么变成“我”？十年过去，刘汉廷至今没想明白的一点是，自己究竟是怎么被人冒名顶替的？在他回忆里，2009年初那次托人帮忙可能是身份信息泄露的源头。那时，在深圳务工的刘汉廷通过惠来县老家公安局户籍科的熟人代办女儿户口，将自己的户口本原件、结婚证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个人证件照一起寄给了对方。而惠来县公安局靖海边防派出所开出的情况说明显示，刘沛威冒名顶替办理的假身份证，办理于2009年5月10日——这在时间上与刘汉廷托人办理户口本的时间接近。刘汉廷称，据他了解，办理户口本需要当地居委会等部门开具相关证明，然后由当地派出所核实签发，他认为自己被冒名顶替并非单一环节存在问题。红星新闻记者佯装要托人办理户口本，拨打了揭阳市惠来县靖海镇城东社区居委会某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办理户口本不需要本人到场，可以由他人持有身份证复印件进行代办。记者询问刘汉廷的相关证明是如何办理的，由谁经手？对方称由于年代久远，他已经记不住了，“把关都是派出所那边的，村里面你让村民找我们开证明，我们应该都开给他们”。对此，刘汉廷称他曾经向警方要求过处理相关人员，得到的回复是“已经进行了内部处理”，至于究竟谁涉及其中、如何进行处理，则没有进一步说明。根据上观新闻报道，当地公安曾反复强调，刘汉廷在2011年提出更改身份证上的照片信息时，他们已经给予了及时更正，至于之后刘沛威冒充其银行贷款的案件，是因为“深圳的公安户籍信息系统和惠来当地的不同步”。针对刘汉廷案件的处理调查情况，记者联系了揭阳市公安局某负责跟进这一案件的民警，对方表示没有权限进行答复，需要请示其领导，随后再无回应。刘汉廷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由惠来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对于刘汉廷因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提交的刑事立案监督申请，已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决定予以受理”。刘汉廷的部分报警回执艰难自证让其常年精神紧张实际上此前向媒体求助后，刘汉廷的遭遇引起社会关注，他的维权也迎来了实质性的进展。2016年，在多家媒体报道之下，刘汉廷老家的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公安局出具了证明“2009年5月10日为其签发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但相片并非刘汉廷本人，为错证”。除了证明材料，揭阳市公安局还和刘汉廷签署协议，由公安局聘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苏玉宏律师代理案件。刘汉廷向红星新闻记者出示了当时签署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规定，由揭阳市公安局指定和聘请律师所和律师，负责为涉及刘汉廷名下财产及以刘汉廷、董林丽夫妻共同财产名义为执行标的的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终止，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等事项。刘汉廷与揭阳市公安局签署的协议苏玉宏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截至2023年3月，这份协议当中大部分委托已经完成，但“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还没处理完”。这部分未完成的事项，包括需要公安立案配合处理的部分遗留问题，未能撤销的银行信用记录，以及一辆还未处理的涉案车辆，目前该车辆已经被公安方面扣留，正在进行处理。虽然如今已经与刘沛威大部分债务撇清关系，也从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撤下，但刘汉廷仍然在担心自己能否脱离这个漩涡。在刘汉廷和律师苏玉宏整理的文档中，除了20条征信记录，涉及冒名的“刘汉廷”以及董林丽的案件有42起，相关工商信息4条，房产土地信息5条。由于无法直接查询董林丽的征信等信息，对于这位“妻子”带来的关联债务，刘汉廷暂时难以确定其规模。另一方面，放在他名下的一些债务，也依然如影随形。就在发稿前的2023年3月，刘汉廷和家人还在不断收到催收电话和短信，包括十年前就曾直接上门过的安信小贷。刘汉廷播放了一段和催收员的通话录音，在他多次解释自己身份被冒用后，对方依然不依不饶地表示，“我会去和你双胞胎女儿聊一聊她们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识”。遭遇过激的催收后，几乎每一次刘汉廷都会报警，让警方替他和这些催收人员沟通，但收效甚微。另一段催收录音中，在听到民警的解释之后，催收员称警方“包庇老赖”，并扬言除了要起诉刘汉廷，还要连办案的警员和派出所一起告。常年处于精神紧张当中，相较于2011年办理的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如今的刘汉廷枯瘦、憔悴了许多，他想过那个假冒他的人如果落网，自己是不是就能从这些折磨当中抽身而退。但苏玉宏却对此并不抱什么期望——即使刘沛威落网后承担了其刑事责任，其民事案件所造成的影响依旧要刘汉廷一笔笔去解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