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家庭乱伦,

　　证券时报记者 陈书玉

　　2024年上半年，基金经理“离职潮”引发市场关注。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年内离任的基金经理数量达165人，创近9年来的同期最高水平，前高为2015年同期的185人。从基金产品角度来看，年内已有超2000只产品发生基金经理变更。

　　有业内人士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基金经理增聘、卸任、离职公告仍将较为频繁。每一次人员的大规模变化，都是行业自我探索、自我调整、自我革新的信号。

　　上半年165位

　　基金经理离职

　　今年以来，公募行业人员流动明显加速，基金经理离职人数显著攀升。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年内离任的基金经理数量达165人，创近9年来的同期最高水平，前高为2015年同期的185人，2016—2023年同期，离任基金经理数量分别为72人、81人、84人、116人、127人、141人、136人、144人。

　　关于基金经理的离任原因，相关基金公告中披露的多为“个人原因”。业内普遍认为，基金经理离职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几类：公司激励不足、业绩压力大、考核不达标、投研氛围不适应、出现违法违规、个人其他原因等。

　　在今年离任的基金经理名单中，不乏颇具影响力的绩优基金经理，如建信基金的姜锋、圆信永丰基金的范妍、泰信基金的董青山、嘉实基金的苏文杰、中邮基金的国晓雯、招商基金的贾成东等。值得关注的是，以往知名基金经理离职主要以“公奔私”为主，而今年以来“公转公”成为主流，其中不少是中小公募的知名基金经理跳槽到大型公募。

　　有业内人士表示，市场低迷，明星基金经理想单纯依靠个人能力募资，难度大幅提升，而且离开了公募平台和资源，选择奔私工作模式将完全不同，预计接下来，知名基金经理有可能是从限薪严格的基金公司流向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基金公司，特别是有股权激励机制的基金公司。

　　此外，也有部分业绩表现不佳的基金经理离任后转任研究员的情况。近日，东吴基金公告显示，公司旗下两位基金经理卸任全部在管产品，转岗公司行业研究员。对此，东吴基金表示，做出上述调整的原因，一是相关产品过往表现不佳，基于对基民和产品负责的态度，公司需要积极应对进行调整；二是从公司内部考核维度，结合各基金经理长期考核和短期考核的实际结果，做出如上调整。

　　“减负式”卸任增多

　　基金经理离职前，一般会对全部在管产品进行“清仓式”卸任，因而市场对基金经理卸任产品格外关注。近段时间以来，除“清仓式”卸任外，“减负式”卸任日渐增多。

　　“减负式”卸任即基金经理卸任部分产品，缩减在管产品规模。这其中，“百亿级”基金经理尤多，例如，5月末长城基金公告，张棪离任两只规模较大的产品，其中一只规模超过140亿元，调整后基金管理规模也由一季度末的近400亿元减少近一半；6月初，农银汇理基金公告，基金经理周宇卸任了两只规模较大的产品，在管规模由一季度末的超130亿元降至40亿元左右；6月21日，融通基金范琨卸任了发行刚满一年的融通明锐混合，管理规模由一季度的100.90亿元下降至百亿元以下。

　　华南一位基金人士表示，此前，基金经理的收入与管理规模强相关，在目前行业薪酬“天花板”明显的情况下，基金经理不再一味追求扩大管理规模。这一转变或将有利于基金公司加强投研核心能力建设，摒弃明星基金经理现象。而面对基金经理换人的情况，持有基金的投资者需要保持冷静，理性评估基金的投资价值和风险，并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做出决策。

　　3月15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监管加快推进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意见（试行）》提到，要强化公募基金投研核心能力建设，完善投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摒弃明星基金经理现象，强化“平台型、团队制、一体化、多策略”投研体系建设。

　　“减少对基金经理个人的依赖，加强团队合作机制和投研体系建设，逐渐成为当下公募基金行业的共识，基金公司也有更大魄力使用新人。”一位基金业内人士表示，平台型、团队制、一体化、多策略将成为公募基金行业构建投研体系的整体目标，基金经理个人在基金产品中的作用将不断被弱化。

　　行业自我调整加速

　　今年以来，基金经理人事变动频繁也反映在产品上。Wind数据显示，年内已有超2000只基金产品发生基金经理变更，这背后反映了行业怎样的趋势？

　　“公募行业人员变动并不罕见，正所谓‘铁打的基金公司，流水的基金经理’。”前述业内人士表示，观察此前几次公募基金经理大规模离职，几乎都发生在市场牛熊转换阶段，比如2007年和2015年。而今年的离职潮背后，一是近几年行业陆续出台新规，生态发生了较大变化，二是行业关注度显著提升，基金经理所处的舆论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基金经理本人对职业生涯的感受和思考都与以往不同。

　　在另一位业内人士看来，未来一段时间，基金经理增聘、卸任、离职公告仍将较为频繁，这其中可能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基金经理个人在面对投研考核压力和薪酬结构改变的情况下做出的个人选择，也包括基金公司出于人力成本、投研体系建设、发展空间、公司制度、激励机制、企业文化等方面的考量做出的主动调整。

　　华东地区某公募高管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每一次人员的大规模变化，都是行业自我探索、自我调整、自我革新的信号。对于公募管理公司而言，这 不仅是对内部管理能力的考验，更是推动企业文化和激励机制革新的契机。如何在控制成本的同时，保持团队的稳定性和创新能力，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难题。在这一轮洗牌中，那些能够灵活调整策略，有效平衡短期效益与长期发展，构建健康企业文化的企业，或将脱颖而出，引领行业的未来趋势。

责任编辑：杨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