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查明，陈树隆贪腐时间超过20年（1994年至2016年），从担任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主任，一路贪至担任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政府副省长等职务，受贿合计2.758亿元；执掌芜湖市时，徇私舞弊，擅自决定给予相关公司设备补贴，并超越职权给予该公司全额返还土地出让金，造成国家财政资金损失共计人民币29亿余元；任芜湖市委书记及安徽省副省长期间，在获悉有关上市公司的内幕信息后，安排他人买入相关股票，累计成交人民币1.21亿余元，非法获利人民币1.37亿余元；陈树隆还将掌握的内幕信息故意泄露给他人，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股票交易，累计成交人民币3205万余元，非法获利人民币3031万余元。

　　我之所以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是我弱化了政治理论的学习，忽视了用党规党纪约束自己的所作所为，把学习停留在表面，思想出现了滑坡，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我感到非常后悔，苦不堪言！我愿意用我的教训警醒他人，也算是我所能做的一点努力吧。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2006年仇和离开宿迁后，医改开始退潮。2011年，宿迁市决定建设一家三级甲等公立医院——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该院于2016年竣工投用。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针对建公立医院是“走回头路”的质疑，葛志健曾回应，以前是总量问题，供给不足，“现在是质量问题，优质资源不足”。2017年，时任宿迁市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的刘仰刚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宿迁新建一家公立医院并不是走“回头路”，未来不会再建第二家公立医院。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研管理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国家三令五申说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改革要“破五唯”，尤其不要“唯帽子”，但问题是到了基层，无论对科研人员还是研究机构，都是凭“帽子”发钱，不可能不重视，甚至研究机构为维持自身更好运营，也会鼓励研究员多申请各类人才、科研项目，单位内部的排名或奖惩也都和项目直接挂钩。

　　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吴信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