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从古建中走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鹏远

　　发于2024.6.17总第114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谢绝游客的佛光寺内清寂幽静，即使微风擦过树梢，也如蜻蜓点水，荡不起什么声响。一只金毛卧在阴凉处，慵懒地闭着眼睛，偶尔打量一下四周，便又安心地把头埋进臂弯里。两条小径在庭院正中垂直相交，其中一条向东延伸，顺山势抬升，跨过五十几级台阶，通向掩映之中深藏的东大殿。

　　大殿前有几个人，轻手轻脚地活动着，是整个寺里唯一忙碌的身影。他们支起一台三脚架，对照一沓A4纸上的规划，将不同角度的大殿摆放进取景框里，然后指挥着一位身穿素色旗袍、手拈钟形帽的女子站到合适的位置上。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副院长王小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周以后，佛光寺会有一场隆重的活动，这里正在拍摄的短片届时将播放。活动为纪念林徽因而举行，当天是她120周年的诞辰。

　　87年前，正是这位知名的建筑学家与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起发现了这座埋没于山坳间的荒寺，让其圣光得以重新闪耀于世。而且那次调查的最后，怀揣一颗诗人之心的林徽因还提出了一个浪漫的建议，在大殿前的空地铺上席子，众人沐浴于黄昏的斜阳里，一边野餐，一边俯瞰着苍茫雄浑的三晋大地——在这里，他们寻觅过许多珍贵的传世古建，而更多惊艳的宝藏还在等待着他们的后人继续发掘、修复并且代代传承下去。

　　佛光重现

　　在林徽因等人踏入佛光寺之前，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被认为是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留存的。

　　“中国全境内木质遗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1929年的一篇文章中，日本建筑史家关野贞做出过斩钉截铁的断言：要想研究唐代建筑，只能去到奈良。而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两年后，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加入了营造学社，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展开古建调查，抱有的信念之一便是“国内殿宇必有唐构”。从1932年到1937年，他们完成了多次考察，足迹遍及上百个县。只可惜，所有努力仍旧只能将遗存古建的上限确认在宋辽时期。

　　1937年6月，梁、林与另外两位学社成员第四次来到了山西。起初，他们本来计划是去敦煌的，因为时局所限，未能成行。但这并不意味着转向山西的决定是随意的，相反地，他们的路线极为明确。在后来的记述里，梁思成这样写道：“抵五台县城后，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乘驮骡入山，峻路萦回，沿倚崖边，崎岖危隘，俯瞰田畴。”

　　文中提及的“台怀”，即今天的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所在地。自东汉起，这里就开始兴建佛寺，至南北朝及有唐一代达到鼎盛，敦煌莫高窟的第61窟绘有一幅《五台山图》，便描绘了彼时龛庙林立、僧侣若云的盛景。这幅壁画在1908年也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拍摄成照片，收录于其所编著的《敦煌石窟图录》中。一次偶然，梁思成看到了这本画册，并且被其中一座名为“大佛光寺”的庙宇吸引。此次山西之行，即是为了寻它而来。

　　在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副院长王小龙看来，《五台山图》证明了佛光寺的重要性，却不代表其在历史中始终为世人瞩目：“毕竟它离五台山核心区还是很远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到清时，佛教势力范围局限在核心区域，佛光寺也就不再像唐代那么兴旺了。”实际上自宋金之后，这里便日趋寂寥，而当梁思成与林徽因他们终于看到佛光寺的真容时，萧条之相尤其令人感伤：“佛教迹象，如随高僧圆寂。唐代一时之盛，已渺不可追，亦不禁黯然矣。”

　　不过福祸相倚，也因着香火的衰败，这座古刹得以避开后世的装点，保存下了原始的模样。正如梁思成言：“台怀是五台山的中心，附近寺刹林立，香火极盛。殿塔佛像都勤经修建。其中许多金碧辉煌，用来炫耀香客的寺院，都是近代的贵官富贾所布施重修的。千余年来所谓文殊菩萨道场的地方，竟然很少明清以前的殿宇存在。台外的情形，就与台内很不相同了。因为地占外围，寺刹散远，交通不便，所以祈福进香的人，足迹很少到台外。因为香火冷落，寺僧贫苦，所以修装困难，就比较有利于古建筑之保存。”

　　“斗拱雄大，广檐翼出”，这是梁、林等人第一眼看到佛光寺东大殿的感受，朴拙庄重，恢宏磅礴，一派大唐气韵。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他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对这座始建于北魏、毁于会昌法难、重建于唐大中十一年的庙宇进行了周密而详尽的测绘、摄影与记录，“探索惟恐不周到”。之所以这般尽心竭力，是因为他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事实的确如是，此后终生，他们都没有再回来过。

　　梁、林等人告别佛光寺的时候，抗战已经爆发，不到半年，山西各地便陆续沦陷。七年之后，梁思成动笔撰写《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调查报告，同时“对这唐代木建孤例的命运”在心底生出一丝“惴惧忧惶”。所幸的是，他最终看到了一个美好的结果：“佛光寺不惟仍旧存在，而且……中央文化部已拨款修缮这罕贵的文物建筑，同时还做了一座精美的模型。” 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佛光寺赫然在列。

　　成为国保单位的佛光寺，在这几十年中得到了精心养护。除了对局部位置进行过一些加固和整葺，也大力实施了诸如土崖加固、排水疏导等环境整治项目。因此虽然未曾经历过大修，但这座矗立千年的木建至今依然基本健康。

　　“我们做得更多的是日常保养，尽量减少对它的干预，能不动尽量不动。”王小龙说，就古建而言，观测和预防是最重要的，除了每年例行除草清垄和查补雨漏等必要措施，对建筑的任何施工操作都必须谨慎。他指着东大殿东南角下的一根方形戗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前几年通过测绘发现后檐转角的斗拱有下栽趋势，但修缮并没有立即进行，而是采取了一个相对保守的防护措施，避免趋势加剧进而造成更大破坏。同时在戗柱对面的山体上，两组激光定位装置也全天候、全方位地对准斗拱，实时监测着其下栽程度的发展。

　　类似科技手段的应用，在保护工作中比比皆是。借由X光、超声波、雷达、热成像、阻抗仪、三维扫描、小型综合气象站等设备和和技术，建筑构件的病害、屋面的渗漏、结构位移变形甚至温湿度等情况都接受着持续、精密的监控。仿佛为整个佛光寺量身定制了一套健康监测系统，任何微小的变化和潜在的威胁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提醒和掌握。

　　神宫搬迁

　　作为古建大省，山西从来不缺少像佛光寺这样的古建发掘与保护故事，有些甚至还要更为传奇，比如运城市芮城县的永乐宫。

　　永乐宫本名“大纯阳万寿宫”，是道教全真派为纪念祖师吕洞宾而建。自定宗二年(1247年)动土，历110余年，到至正十八年(1358年)才全部竣工，几乎与元代同始同终。如今的永乐宫虽然只保留下中轴一线，包括山门、无极门和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五座建筑，但依然是现存最大的道教宫观。其中除去山门为明代所建，其余皆遵照的是元代官制样式，考古学家宿白在《永乐宫调查日记》中就曾指出：“古建筑家多谓永乐宫元建甚合营造法式制度，而与山西其他元建风格不同，此应与建筑工师之来源有关。少府监梓匠当以当时官式为准。”

　　而永乐宫最为闻名的，当数四座元代建筑内的壁画。尤其三清殿中描绘群仙朝谒元始天尊的《朝元图》，遍布其上的290位神仙面目姿态各异，无一雷同之感，堪称群像绘画的一个巅峰。其画风继承了唐、宋以来盛行的“吴带当风”，以线为骨，笔触飘逸，再用重彩勾填，颜色丰富而饱满。

　　但如果仔细观看，浑然一体的壁画上可以隐约发现一些拼接痕迹，有的甚至微微起甲(即颜料层发生龟裂)，在原本一笔而就的线条上呈现出“断点”。这并非来自岁月的自然毁败，更不是人为破坏的结果，反而源自于一次极具开创性的保护。

　　永乐宫最初修建的时候，并不在如今这个地方，而是位于距离此处20公里的永乐镇，相传吕洞宾就出生在那里。原址的永乐宫背靠峨嵋岭、坐拥黄河北岸，地理位置绝佳，但随着1955年的一项工程决议，这方宝地进入了它的存在倒计时——三门峡水利枢纽竣工运行之日，它将消失于水下。为了避免永乐宫一起沉没，一个大胆的决定随即被提了出来：整体搬迁、易地复原。

　　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也是独立自主的探索。“最初我们也想过请捷克斯洛伐克的专家，但是他们的要求和费用比较高，对壁画的揭取也没有十足把握，所以周总理和陈毅元帅最后拍板，用我们自己的土办法去做。”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宣教部主任张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直要到将近10年后，埃及的阿布辛贝神庙才因为修建阿斯旺水坝而再次实现了一次古建迁移，而且还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号召下，由数十个国家协力完成。

　　一切都在摸索中展开。最初几年，美术专家先进行了对壁画的原尺寸着色临摹，建筑学家则通过周密测量，绘制出详尽的结构、平面图，并对每一部分构件准确标注名称和编号；与此同时，对于新址的选择，也从各个层面给予了充分的勘察、比较和论证。1959年6月，经过多次实验，壁画揭取正式开始，先对脱落、酥松及裂缝部分进行加固，清洗壁画表面并刷以特制胶矾水保护，然后拆除宫殿屋顶，用自制的手摇锯将附有壁画的墙壁逐块锯下，再以同样的方法，把壁画泥层分离出来。就这样，总面积960平方米的壁画被分成了341块，按照揭取的次序编号装入垫有棉花和拷贝纸的木箱，四周装订木板，背面压牢木框。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开始蓄水之前，所有建筑及壁画都已得到转移。又过了6年时间，在芮城县以北3公里的平地上，永乐宫以它原模原样的风貌重新亮相于世人面前。

　　这就是如今那些拼接痕迹的由来。尽管因搬迁进行的切割，不得已地给壁画造成了一定伤害，但在可控的范围内，这种伤害被降到了最低程度。据张青介绍，当初的切割采取的是不均分法，所有割缝都避开了人物脸部等精细部位，以便于复原后的墨线修补。同时“复建后的墙体厚度被减薄了，内壁加了木龙骨架，起到加强支撑的作用。壁画固定在龙骨之上，侧面留有通风口，也可以保持通风，避免壁画受潮”。

　　“永乐宫搬迁在文物保护史上不仅开了一个先河，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之后的一些墓葬壁画、修建三峡大坝的文物迁移，很多的方法就是依据当年总结下来的经验去完成的。” 张青说，除了2014年做了一次瓦面层的更换，搬迁后的永乐宫没有再进行过任何一次大的修缮，“当时的专家们做好了所有的方案，虽然工期紧张，但是非常细致和慎重，整个搬迁实际上是非常成功的。60年过去，现在的建筑本体状态很稳定，经过我们的监测，壁画的状态也依然稳定。”

　　不断拓展的认知边界

　　与保护并行，对于古建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

　　2018年，永乐宫文物保管所升级为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工作重心更专注于文物维护与研究上面，启动了壁画病害治理、石质文物病害分析及修复保护、数字保护工程等一系列项目。其中，还包括对搁置已久的档案与构件进行全面梳理。

　　当初，永乐宫在搬迁时留下了大量材料、馆藏文物以及400余件被复制品替换下来的附属建筑原件。碍于精力所限，它们一直深锁于库房中，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直到近几年来才开始被着手整理。一部分琉璃件、泥塑等已经或者正在修复，两万多份搬迁档案也陆续进行了数字化扫描，并借此逐步展开相关的课题研究。在这过程中，还有近百件与永乐宫宗教活动有关的古籍文书被发现，其中五件元朝时期道教度戒牒文书和一卷宋金印刷版的《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弥足珍贵，对研究彼时全真教发展和永乐宫重建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佛光寺的情况与之相似。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这座晚唐古刹的研究一直使用着梁、林当年的数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测绘工作重新进行，特别是2005年，山西省文物局与清华建筑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合作，使用三维扫描和全站仪，将原本厘米级的数据精度提升到了毫米级，进而也对诸如大殿用料等级、建筑比例关系等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判定。

　　2019年，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大学又联合实施了一次全面的数字化调查，通过大量影像和数据算法处理，构建出了细节清晰的三维色彩模型，成为佛光寺的一份可永久保存及可持续全面呈现的翔实档案。在采集过程中，东大殿南次间弥勒像木构像座内部的横枋上首次发现了一处墨书题记，字样为“唐大中时期雁门工匠张师改”。

　　此外，借助碳14技术，梁思成最初做出的一些判断还获得了进一步的验证。“比如东大殿天棚下的一幅拱眼壁画，白色颜料在氧化后变成黑色，梁先生认为其与敦煌壁画的样式、状态相像，认为其为唐代所作。通过碳14分析，我们发现拱眼壁泥层里的草秸确实是唐代的，作为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它所显示的时间，准确度是非常高的。”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副院长王小龙说。

　　同时，另一些判断也在接受着校正。王小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东大殿外槽南尽间的法师像，曾经被梁思成认为是主持兴建佛光寺的愿诚和尚，但经过碳14检验，塑像泥胎里的草秸实则为明代之物。“根据碑刻文献记载，明代有一位本随和尚募化布施，对衰败的东大殿和文殊殿进行了修葺，并新添了296尊罗汉塑像。所以这尊法师像应该是为纪念本随而塑。”

　　不止于此。就在永乐宫与佛光寺各自不远的地方，还分别有一处兴建更早的道教宫观与一座年代更久的唐构木建，它们在前者斐然于世之际尚不为人所知，却在重新亮相以后同样更新和拓展着人们对于古代建筑遗存的认知边界。

　　当永乐宫已经开始准备搬迁的时候，其新址西北方向不到两公里的广仁王庙才被注意到。这是始建于唐大和五年(831年)的一座道观，但因为对碑文年号的误读，一时被当成了金代建筑，以至于在1958年的大修中，腐朽的檐椽外端被直接锯掉，墙体形式也被改变，中唐风韵所剩无几。2001年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之前，广仁王庙长期只是县级和省级文物，甚至直到1983年，正殿都一直被用作村小教室。

　　距离佛光寺50公里的南禅寺，其命运倒不似广仁王庙这般多舛。尽管梁、林等人未能在他们的山西之行中遇见这座先于佛光寺东大殿75年落成的唐构佛殿，但它依然在1961年时被列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禅寺并未遭受过更大的破坏。只是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修缮，却在如今成了一道提供给文物保护的反思题目。

　　南禅寺的历史中经历过多次维修，至近代已呈现出特征明显的明清风格。1974年，大殿接受了一次全面整修，以“恢复原状”为原则，将门窗、出檐改回唐制，殿顶的鸱吻、悬鱼、博风板参考佛光寺、敦煌、渤海国及宋代《营造法式》重做，脊槫与平梁之间宋代添配的驼峰、瓜柱、栌斗以及前檐槫枋和拱眼壁上的清代彩画被去掉。同时，清代的两座配殿也被拆除，原有台明、月台、散水旧基则得到复原。

　　修缮过的南禅寺唐风十足，历代补葺的信息消失不见。但站在今天回望，这种举措某种意义上有些类似于忒修斯之船的经典问题：如果一艘船上的木板全部被替换，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吗？事实上，当初修缮的主持者、古建筑专家祁英涛后来也说过：“虽然我们也费了许多时间，但结果是不理想的。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而采取的办法。”

　　在王小龙看来，当时的选择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却是那个时代 古建筑保护专家学者们经过大量研究和讨论做出的决定。“文物保护修复理念在不断发展，不能因为理念变了就否认前人的工作。”

　　艰难与出路

　　有关古建的保护与传承，永远都是一道不断待解的题目，没有标准的答案，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定理。何况就山西而言，仍有许许多多的题目刚刚或者尚未写下那个起始的“解”字。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山西省境内现有53875处不可移动文物，28027处是古建筑，其中元代以前的木结构遗存就有495座，约占全国的85%。所谓“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虚言。如此庞大的古建规模，同时意味着巨大的压力。每年，山西省投入在文保上的资金有近2亿元，但依然面临财力、人力紧张的局面，即使是一些省保、国保单位有时也会显得力不从心。

　　临汾市襄汾县的西南部汾城，有一座古镇，始建于唐贞观七年，保存有金大定二十三年到清末的建筑遗构12处40余座，于2006年被作为一个整体划入国保单位。但不同于省内以平遥为代表的一众古城，已作为一张文化名片迎候着四面八方的如织游人，汾城古镇至今仍处于未开发状态，不但有不少明清民居闲置甚至荒废，就连年代最为久远、价值最高的文庙也还没有修整完全，依然可以看到其曾经作为学校的使用痕迹。

　　襄汾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殷茂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汾城古镇日常的维护只有两位正式工作人员，另有四名退伍军人负责全天24小时的巡检。“基层就是这么个情况，缺人、缺钱、缺设备。”所幸，得益于国家文物局2008年启动的“南部工程”，古城内主要建筑进行了一遍全面维护，得以保持在一个健康程度，2021年还进行了西城门的修复，同时也对西城门至北城墙外的环境做了治理。

　　这两年，随着网络传播，汾城古镇正在更多地为外界知晓。许多人被其朴素、原生的样子吸引，纷纷想要来此体验“时间静止”的感觉。不过，这份热情却让殷茂光颇为烦恼：“宣传古镇确实很好。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一个景区，大家把它当成景区，结果来了以后进不去建筑里面。可如果我们把门打开，又缺乏基本的接待条件，反而让大家觉得太差。”他说，县里现在也很重视古镇的开发，已在与中铁十九局洽谈，如果合作达成，这座古老的城池终有一天会张开迎接远方的怀抱。

　　尽管有着各种实际的窘况，像汾城古镇一样的古建遗存终归在文保体制中占据着一个可观的位置。相较之下，低级别古建的处境还要艰难得多。2022年，山西省文物局组织了一次专项调查，统计出省内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一共存在50693处，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分布零散，约80%存在不同程度的险情；倘若对这些险情实施重点抢救和恢复，总计需要投入约80亿元资金，实施全面修缮和保护则要增加到200多亿。

　　过往，央视等媒体都曾报道过一些低级别古建疏于看管和养护，甚至频频失窃的情况；一些古建爱好者也经常利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出呼吁之声。2021年，一场罕见的强降水，更导致了大量古建不同程度受损，引发一时关注。

　　其实早在2017年，山西省便推出了“文明守望工程”，在不改变文物所有权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企业或个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在那之后，一些低级别古建经由“认养”方式得到了修缮和保护，襄汾县南贾镇的仓头伯王庙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年久失修，这座元代的乡间小庙几年前出现了西山墙开裂、后墙坍塌的情况。2019年，当地一家名为“唐人居”的古典家具公司与镇政府签订了认养协议，花费九个月时间完成了修复，而且此后的日常维护也由其负责。“一是防火，殿内现在都安装了监控，也配备了灭火器，如果有火情可以第一时间应对。二是村里每天都会有人巡视，我们每星期也要过去两次。另外，我们有自己的建筑队，保护性的小修小补，自己就能干。”总经理毕红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了“文明守望工程”，山西省文物局还在2022年年底联合省财政厅，鼓励市、县利用政府一般债券对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实施全面保护。据悉，该政策的基本设想是用10年左右时间，全面改善低级别文物保存状况，险情排除率达到百分之百，用5年左右时间，建成市、县保文物安全监管平台，并与国保、省保单位安全监管平台形成联网。同时，伴随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发起“中国文物主题游径建设工作”，分布分散的山西古建资源也正在得到相应的整合与开发。

　　针对基层文物专业人员短缺的问题，山西在2022年还出台了《文物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养实施办法》，计划到2025年为县以下基层文博单位培养600名文物全科人才。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古建筑研究所所长段恩泽介绍说，目前该计划已招收两届学生，将近220人。

　　古建的保护与传承任重道远，它需要更多思路，也需要更多力量。在襄汾县中兴村，便有着一群特殊的文保人：他们全是满头银发的老者，自发组建起了一个“襄陵民间文化遗产拯救协会”，致力于为当地古建和文化遗产奔走呼号。其中一位退休教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情怀：“人总得活一辈子，总要做点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事。”在她的不远处，立有一块功德碑，铭刻了一位因操劳于村中城隍庙修缮而不幸辞世的协会成员，那是她相伴一生的老伴。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