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贵伦指出，从制度体系上来说，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抓宏观顶层设计和微观基层实践很重要，但中程运行机制也非常关键，“光是宏观有政策，微观抓落实，但是中间不畅，渠道不通，会有问题。信访工作作为社会工作和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当纳入这个体系，否则就会造成中间的环节脱节”。

　　柳拯生于1966年，长期在民政部工作，曾担任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部管社会组织综合党委书记、社会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执法监督局）局长等职，去年12月升任民政部副部长。

　　8月LPR调整有两个特点：一是1年期LPR和5年期LPR降幅均低于一年期MLF；二是MLF下调后，5年期LPR首次未下调。在此之前，市场认为，为提振楼市，5年期LPR调整幅度可能在15BP或以上，而此次5年期LPR“按兵不动”。

　　“按照机构设置的管理，纵向上，省、市、县的社会工作部门的职责和中央社会工作部的职责是对应的，区别可能体现在，中央层面或省级层面侧重政策的制定、协调，重大决策的督办等，市、县社会工作部门更加重视市区的治理、基层政权的建设、人民意见的反馈和收集等。”蒋敏娟说。

　　他在讲话中作出“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制度执行”、“要有强烈的党员意识、国家公职人员意识，严格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要坚持原则、较真碰硬，严以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等一系列要求。

　　在此背景下，一些智库对华研究团队也发生调整，一批新老“知华派”人士开始担当重任。比如，今年夏天，主持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多年的李成前往香港大学，担任该校中国与世界治理中心创始主任。对这一变化，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评论说，这是美对华新冷战下的“人才脱钩”。李成的位置已由曾在美国使馆担任过外交官的“知华派”何瑞恩（Ryan Hass）接任。巧合的是，何瑞恩跟迈克尔·弗罗曼一样，也在奥巴马政府中任过职，扮演过对华政策顾问的角色。再如，白邦瑞离开了近年来极端化倾向明显的哈德逊研究所，到传统基金会担任中国研究负责人，最近常以“中国战略高级研究员”的身份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　

孙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