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高端白酒消费似乎与往常有些不同。端午和中秋两个传统消费旺季期间，茅台市场价格出现异常松动现象。

　　今日酒价报价平台显示，9月21日，飞天茅台原箱批发价格为2390元/瓶，散瓶飞天茅台批发价格为2300元/瓶，相对节前的价格出现明显下降。

　　茅台作为行业的龙头和价格标杆，其批价对于行业的供需格局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分析人士指出，茅台作为消费品，其价格波动本质上仍然是由供需关系决定。其中，需求端主要由居民收入、消费者信心等因素息息相关，供给端则主要和茅台自身的量价策略等息息相关。

　　茅台批价再次松动

　　中秋作为传统消费旺季，本应该是白酒消费的重要节点，但今年中秋白酒市场表现比较平淡。飞天茅台的价格自中秋节前持续下降，9月21日，飞天茅台原箱批发价跌破2400元/瓶，散瓶飞天茅台批发价直逼2300元/瓶。

　　对比2023年9月中秋节前后，原箱和散瓶飞天茅台的市场批发价约为3000元/瓶和2700元/瓶。原箱和散瓶飞天茅台同比下降了610元和400元。

　　这并非飞天茅台价格第一次旺季松动。今年端午节前后，飞天茅台价格的价格也出现了一波快速下降，飞天茅台原箱批发价也曾跌破2400元/瓶，散瓶飞天茅台最低逼近2000元/瓶。

　　对于今年以来飞天茅台价格下降的原因，太平洋证券认为，2021年房地产房价见顶，叠加疫后居民部门收入受损严重、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基建项目大幅下降，财富效应削弱、信用收缩、收入预期低迷导致国内需求走弱。

　　出手回购提振信心

　　飞天茅台终端市场价格波动不仅影响着企业与经销商的情绪，同时也牵动着投资者的心。

　　近期，贵州茅台股价下跌比较明显，9月12日贵州茅台股价下跌3.26%；9月13日贵州茅台再跌2.32%，盘中跌破1300元关 口；中秋节后第一个交易日，贵州茅台又跌了2.85%，并刷新阶

　　9月9日，在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针对投资者提问的关于茅台酒终端价格波动情况，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德芹表示，茅台高度重视市场情况，市场情况整体较为稳定。

　　为了提振市场信心，贵州茅台9月20日晚公告，拟投入30亿元到6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用于注销。

　　公告显示，茅台此次拟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67.06万股至334.12万股，占总股比约0.133%至0.266%。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1795.78元/股（含），截至2024年6月30日，贵州茅台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余额为1452.7亿元。

　　茅台管理层认为，回购股份用于注销，是希望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信心，而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成后，不会对贵州茅台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地位等产生重大影响。

　　责编：李丹

校对：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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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美（记者 林宗绿）09月22日,8月15日，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据检方指控，以付文月为第一被告人的16名被告人，在经营玉料过程中，采用围堵、拦截、辱骂、威胁等软暴力手段，先后多次实施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在玉石行业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逐步形成了恶势力犯罪团伙。庭审中，付文月及其辩护人认为，其没有动机和行为纠集所谓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不是恶势力犯罪团伙，本案案涉行为均系经济纠纷，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和寻衅滋事罪。针对此案，镇平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这起案件是公开开庭审理，案件正在按法定程序推进办理。”16人因玉石买卖纠纷被抓被控涉嫌强迫交易罪和寻衅滋事罪镇平县地处河南省西南部，是全国最大的玉雕加工、销售集散地，被誉为“中国玉雕之乡”。据中国新闻网报道，镇平县玉雕加工遍布全县16个乡镇100多个行政村，实现年产值400亿元，年销售额500亿元。户籍人口110万人中，从事玉雕相关产业的有40万人。付文月女儿此前的微博举报中提到，本案中16名被告人因玉石买卖引发的纠纷被抓。该微博称，“杨某利用管理众多合伙人1亿多资金的便利，涉嫌侵占巨额合伙财产。众多合伙人被迫联合维权，阻止杨某继续偷运销售大家合伙购买的玉石原料……”。根据庭审中镇平县检察院的指控，1973年出生的付文月，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23年6月6日被镇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经镇平县检察院批准逮捕。此后，陆续有15名被告人被抓捕。检方指控还提到，以付文月为第一被告人的16名被告人涉嫌强迫交易罪和寻衅滋事罪两项罪名，涉及5起犯罪事实，其中涉嫌强迫交易罪的第二起犯罪事实并未指控付文月。值得注意的是，检方最初的起诉书中，曾指控了6起犯罪事实，今年7月，本次开庭之前，检方曾经变更起诉，对付文月等人涉嫌强迫交易罪的第一起犯罪事实即2008年一起韩料原石交易不再指控为犯罪。除了指控上述罪名和事实外，检方还指控了付文月等人的5起违法行为。比如2022年6月29日，被告人付文月以帮助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清场为借口，纠集付某某等数十人，驾驶20余辆小客车对镇平县某物流园的大门进行围堵，阻拦人员、车辆进出，并辱骂、威胁院内商户，导致群众在抖音上转发现场视频，引起多人围观，并引发部分商户信访，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检方认为，被告人付文月等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手段,在镇平县和玉石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团伙，其中，付文月为纠集者，其他人为积极参与者或者一般参与者。付文月女儿实名举报视频截图控辩焦点：是经济纠纷还是寻衅滋事？庭审中，关于涉嫌强迫交易罪的事实，检方指控，2013年秋，被告人付文月与被害人尚某某约定，双方共同出资900万元购买韩料原石，由尚某某牵头组织该笔生意，尚某某将原石运至南阳市红太阳加油站时，付文月带领付某某等多人到场，要求尚某某退出股份，遭到尚某某拒绝。尚某某随后遭到掌掴、拳打、辱骂、威胁，被强迫退出该次经营活动。后付文月将该批原石拉走后售卖，仅退还尚某某入股的400万元本金及2万元开支费用。对此，付文月及辩护人认为，付文月与尚某某之间仅存在售卖方式的纠纷，未强制尚某某退股，在玉石变卖后也及时给尚某某结算利润。付文月当庭陈述，尚某某要将合伙经营的玉石私下卖了，对方出价款是1000万元，而且是赊账，所以他不同意，赶到红太阳加油站阻止尚某某私下售卖。因此，付文月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在检方指控中，付文月与杨某之间发生矛盾继而引发的寻衅滋事罪相关事实是这起案件案发的原因，是控辩双方辩论的焦点。根据检方指控，2023年3月至6月，被告人付文月以其与杨某有经济纠纷为由，纠集被告人付某某等人在镇平县玉都街道办事处某玉业公司仓库门口，采用24小时轮班值守的方式，对该仓库进出的车辆、货物实施围堵、拦截。在此期间，镇平县公安局玉都派出所数十次出警批评、制止付文月等人的拦截行为，并联合四里庄村委、玉都街道办多次对双方进行调解，付文月等人继续实施围堵、拦截行为，持续时间长达90余日，严重影响某玉业公司及杨某等人的生产、经营，严重影响赵某某等大货车司机及杨某等的工作、生活，扰乱镇平县玉都街道四里庄村居民的生活秩序，破坏了004乡道的交通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检方指控还提到，2023年3月31日凌晨，杨某从某玉业公司仓库发出6挂车原石，车队行至遮山加油站处时，被告人苏某某等人受付文月指使，用车辆强行将上述6辆挂车堵截在遮山加油站。后付文月指使付某某等人继续采用24小时轮班值守的方式，对该6辆挂车进行围堵、拦截，持续时间长达60余日。其间遮山派出所多次出警批评制止，并联合柳泉铺法庭等机构多次对双方进行调解，但付文月等人拒不放行，继续实施拦截、围堵行为，严重影响遮山加油站的安全生产、经营，严重影响杨某及赵某某等挂车司机的工作、生活。经物价鉴定，杨某等人及其仓库、货物、大车司机等被付文月等人围堵、拦截期间的经济损失为981871元。对于检方的指控，付文月及其辩护人认为，杨某和付文月一方之间仅仅是经济纠纷，在矛盾激化过程中杨某负有主要责任。基于玉石交易的特点，双方现金入股、不签订纸质合同，而且玉石价格悬殊，一旦脱离视线就容易被调包，所以付文月一方才采取看护的办法。河南省镇平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部分内容截图付文月及其辩护人认为，在杨某2023年4月5日出具的撤案申请书中，杨某也承认是他与付文月等合伙人集资购买玉石出现误会，这意味着他还是承认付文月是合伙人。而根据本案中的股东苏某某、李某某、朱某某的笔录以及股东5月9日的声明，可看出半数左右股东都对杨某不公开账目和不及时分红不满，才挑起本案的纠纷。在玉石从揭阳回运过程中，根据相关笔录和当庭陈述，是杨某要将玉石运往一个其他股东不知情的新仓库，这将严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在案涉仓库达成调解后，根据本案部分被告人的讲述，本来案涉车辆要开往郑州分配玉石，但杨某要去往南阳或者是围堵案涉车辆不准开往郑州。在遮山派出所一共有四次工作追记，可显示，是杨某一方不断在激化矛盾，杨某无视股东们要求公开账本和及时分红的合法诉求，在官方介入提出将玉石存放于第三方仓库，并已接洽第三方仓库老板的情况下，杨某方仍然否定这一方案。因此，付文月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被举报人：因举报人父亲围堵已亏损上亿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检方认为付文月等人构成恶势力团伙的指控，付文月及辩护人则认为，付文月没有动机和行为纠集所谓团伙成员，所谓恶势力团伙成员，其中仅有一人具有治安处罚的前科，其他人无违法犯罪前科，本案案涉纠纷也是与杨某之间的经济纠纷，不应认定恶势力团伙。付文月家属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这次案件的形成，是由于杨某长达2年6个月的不公开账目，不退本金、不分配利润，且杨某借用管理团队资金便利，从中挪用资金并占为己有造成的，这是小股东们自发组织维护自己权益的私力救济行为。针对此案，镇平县法院工作人员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是公开开庭审理，案件正在按法定程序推进办理。”镇平县检察院表示需要请示后回复，截至发稿时记者未收到回复。今年3月，付文月女儿在微博实名举报，发微博称“商人杨某利用管理众多合伙人1亿多资金的便利，涉嫌侵占巨额合伙财产。众多合伙人被迫联合维权，阻止杨某继续偷运销售大家合伙购买的玉石原料”“杨某向镇平县公安局诬告陷害，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以寻衅滋事等罪名，把我父亲在内的16个合伙人抓捕关押……这个错误的冤案，帮助杨某侵占合伙人约3亿元的巨额财产……”对于这起事件，杨某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和举报人父亲付文月等人没有合作关系。“多年前和付文月曾经合作过一次，但是钱拖了很久才给我，此后便再没和付文月打过交道。”杨某说，是自己手底下一个人在这儿有股份，付文月是看他们这批玉料赚钱了，找这个人要股份，而这个人不给他，从而引发了后续的纠纷。“因为付文月的围堵，我亏损了一两亿元，倾家荡产。虽然付文月那边不断在喊冤，但是这件事在我们业内都知道，包括后来司法介入，事实就是事实。”红星新闻记者 祁彪编辑潘莉 责编 李彬彬

赵丽美（记者 许丽华）09月22日,近日，在CBA举办的体能测试中，部分球员未能通过体能测试引发外界关注，其中就包括四川男篮在今年刚刚选中的“第二轮状元”杨政。杨政是一位在短视频平台上拥有300万粉丝的网红球手，在街球圈、业余篮球圈、球迷群体中拥有较高网络知名度。自其宣布参加CBA选秀到最终被选中的整个过程，在各平台获得了巨大的关注。当杨政被选中时，不少球迷便质疑其是否真的有实力出战CBA职业联赛。而当杨政未能通过体能测试后，球迷群体的印象更加“坐实了”：“确实不是谁都可以想打职业就能打。”难道说，杨政还没开始上场打球，就要面临“失业”了？杨政2024年选秀大会第二轮第一顺位被选中 图/杨政SG微博多项成绩0分公开信息显示，1993年出生的杨政今年31岁，身高1.96米。中学时期，杨政曾在体校受过专业训练，但起初没有选择走职业篮球道路。近年来，杨政通过在街球、业余比赛中的高光表现，获得了球迷群体的关注。短视频传播的“加成”，令其在网络上享有一定知名度，杨政还因此受邀参加过部分篮球综艺节目。不少篮球爱好者和职业球员均认为，杨政已属于业余篮球选手中的“头部球星”。今年7月27日举行的2024年CBA选秀大会上，四川男篮在第二轮第一顺位（总排名21顺位）选择了杨政。自此杨政由一名业余球员转型成为一名“准职业球员”（尚未在正式联赛中出场）。由于选秀顺位的原因，杨政也被球迷称为“第二轮状元”。就在杨政成为“第二轮状元”后约一个月的时间，CBA公布了新赛季球员的体测要求，也正是这个体测让杨政暴露了自己作为业余球员与职业球员之间的差距。体测具体项目分别为：2分钟强度投篮、负重卧推、负重深蹲和专项速度耐力四项。其中，专项速度耐力又称17次折返跑（以下简称“17折”），需要跑4组，每组间休息2分钟，按照4组平均时间计算成绩。根据杨政1.96米的身高，其相应的达标成绩为64秒。体测当天的4组折返跑中，杨政第一组成绩为59秒81，第二组成绩为70秒72，两组17折后，杨政再也无力支撑剩下两组测试选择放弃，最终没有成绩。而在另一项体测项目2分钟强度投篮测试中，杨政第一轮投篮21中8、第二轮投篮22中7，因为没有达到规定的24次出手，同样没有成绩。杨政折返跑体测成绩公示 图/视频截图其他测试，杨政在深蹲项目得了满分。对于杨政在体测中的表现，篮球评论员杨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虽然CBA体测的科学性有待商榷，但绝大部分球员在统一标准下通过体测也证明：对于系统训练的职业球员而言，体测本质上难度并不大。结合杨政体测中的表现，杨毅认为，杨政折返跑时的体能分配、步点衡量、转身技术等细节似乎经验不足，这或许与杨政在被四川男篮选中后，迟迟未能跟队训练有关。“同样是‘网红球员’出身的矣进宏，虽然在CBA几乎整个赛季没上场，但一直以职业球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以本次体测都是一遍过，非常轻松。”针对自己体测未通过，杨政日前公开回应称，在7月参加CBA选秀时，相关政策还是“30岁以上球员免测”，但选中后中国篮协突然公布了体测政策，自己有些“措手不及”。“准备体测（项目）的训练，需要很长的周期，我已经尽力了。除了工作以外，只要不忙的时间我每天都在训练。”杨政表示，还曾“自掏腰包”请训练师单独训练。中国新闻周刊从篮球业内了解到，杨政口中所谓的“工作”，是许久之前已经签约排期的不少商业活动，如果专心训练推掉相关工作，则需要承担违约赔偿。所以，杨政体测未过关，除其自身实力尚未达到职业球员要求外，也有场外事务过多影响系统训练的因素。大部分职业运动员无压力相比起杨政在体测中的“窘境”，绝大部分CBA职业球员完成得很轻松。中国篮协是在8月13日公布了2024—2025赛季CBA体测指导意见。该体测一改此前各队部分队员“抽测”的规则，要求CBA所有参赛球员除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三人篮球国手外，必须体能测试达标后才能“上岗”。如杨政所言，曾经“30岁以上老将免测”的条款也被废除。9月17日中秋节当天，新赛季CBA第一期体测全部结束。中国新闻周刊回顾全程发现，CBA各队除小部分球员因伤病、集训等原因未能出现在测试现场外，其余参与测试的球员则通过率极高，并未出现大面积无法通过的情形。全员通过体测的，包括有青岛男篮。队内投手王瑞泽2分钟强度投篮25中22，成为体测中第一个拿到投篮满分的球员。而卫冕冠军辽宁男篮，除4名国家队集训球员未能参加体测外，剩余球员也是悉数通过。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饱受伤病困扰的CBA老将也都在努力坚持，并“咬牙过关”。北京首钢男篮队长翟晓川伤愈复出仅系统训练3周时间，最终在针对性特训下“艰难通过”。山东男篮中锋陶汉林则是自曝，降重近50斤得以“勉强通过”。据陶汉林透露，新帅邱彪来到山东队后定了“规矩”，如果每天训练前称体重比前一日高，就先去跑田径场再训练。两个月内，陶汉林无论是训练，还是饮食方面都比较苛刻，最终通过体测拿到“上岗证”确实是系统训练的证明。山东男篮中锋陶汉林自曝减重45斤勉强通过体测 图/视频截图除杨政外，王奕博、贺希宁两位国手未能通过体测同样引发关注。对此，二人分别效力的浙江稠州俱乐部和深圳新世纪烈豹俱乐部管理层对外表示：王奕博因大量参加热身赛，身体状态疲劳，体测过程中有拉伤情况导致未能通过；而贺希宁是因为折返跑测试中，有一次折返未能按要求踩到边线，系因“犯规”被取消成绩。事实上，CBA展开大规模体测并非突发奇想。早在2011年，时任篮管中心训练科研部部长的宫鲁鸣就是全员体测的发起者。坚持了若干年，2016年CBA体测过程中发生了李晓旭跟腱断裂的“惨剧”，中国篮协被迫将全员体测改为“抽测”。宫鲁鸣此番以现任中国篮协副主席身份重新主抓竞训备战，恢复全员体测在篮球业内被认为“势在必行”。针对体测，宫鲁鸣近期也公开表示，个别运动员没能过关反映出平时的训练功底不够。“像周鹏这样的老运动员都能一次通过，不能因为个别运动员没过就‘因噎废食’，就认为测试有问题。不是测试出问题了，而是运动员出问题了。”网红球手，在用爱好挑战职业？杨政体测未通过后，部分支持杨政的球迷认为，对于一名业余球员，如果“梦想”的大门就此关闭，未免显得有些不公。而大部分的球迷则认为，在中国男篮战绩每况愈下的背景下，中国篮协设置体测标准，把那些“跑不动”、“投不准”、滥竽充数的球员淘汰出局，是理所应当的。对此，篮球产业从业者付政浩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虽然球员和球迷对CBA全面恢复体测一事观点不一，但当中国篮协提出这个方案时，CBA所有20家俱乐部无人反对，其中有不少俱乐部总经理还明确表示了积极支持的态度。”付政浩透露，过去几年间的休赛期，有俱乐部管理层曾反馈称，个别球员缺乏自律性，部分球员以各种借口婉拒参加球队统一夏训，而自己的训练质量则参差不齐。“虽然CBA选秀选中一些拥有网络知名度的球员可以提升球队话题性和关注度，但这类球员尚且明显不具备CBA竞争力，往往整个赛季也无法获得出场机会，所以不少CBA管理层就认为，体测确实就是这种可以去粗取精、汰劣存优的门槛。”付政浩说。杨政出战业余篮球赛事 图/杨政SG微博与之对应的是，杨政在回应体测风波时的另一番表达，颇为耐人寻味。“早知道有体测，我就不参选了。”“我去（参选）就是想看看CBA是怎么一回事。”如此“轻飘飘”的表达，也进一步让外界质疑，杨政希望成为职业球员，其“动机”到底是什么？尝试成为职业球员，究竟是一件“可进可退”的事，还是一件“奋不顾身”的事？在杨毅看来，杨政是否真心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仍需要打上一个问号。“或许杨政很想打CBA，但当需要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作为代价的时候，他是不是还真心想打，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杨政体测前，效力于CBA山西男篮、中国三人男篮国手张宁也曾经“灵魂发问”：“不管你是追梦也好，还是不在乎挣钱也罢，想要到职业赛场上场打球，想受人尊重，第一步先把体测过了。”根据CBA此前发布的公告，CBA在赛季开始之前还有一次补测，在赛季第五轮之后仍有一次补测。算上结束的体测，如果三次测试都没有通过的话，CBA便不会再安排测试。杨政想要真正成为职业球员，踏上CBA赛场，还有两次机会。后续的体测结果，或许能看出，杨政是否真的敬畏“职业”二字。作者：叶珠峰编辑：胡克非

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