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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小长假前一周多时间里(9月9日—17日),两名中央委员、省委原书记同日履新,国务院任免工作人员,外交部班子、重庆市都迎来新任领导成员。陈国庆卸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两名中央委员、省委原书记同日履新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任命韩俊为农业农村部部长,任命景俊海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俊曾任安徽省委书记,景俊海曾任吉林省委书记。两人均是第二十届中央委员。——韩俊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曾任安徽省委书记 资料图据新华社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免去唐仁健的农业农村部部长职务,任命韩俊为农业农村部部长。此前,韩俊已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履新农业农村部之前,韩俊任安徽省委书记。韩俊出生于1963年12月,山东高青人,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2020年11月,韩俊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21年1月当选为吉林省省长。2023年3月,他出任安徽省委书记。韩俊是第二十届中央委员。——景俊海任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据新华社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任命景俊海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景俊海此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此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据新华社6月28日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黄强同志任吉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景俊海同志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景俊海出生于1960年12月,陕西白水人。他曾担任陕西省西安市委常委、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2008年1月后任陕西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2018年1月,景俊海任吉林省省长,2020年11月任吉林省委书记,至此番调整。景俊海是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据人社部网站9月12日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舒惠好为财政部部长助理;任命刘金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任命何宏平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免去李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免去余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免去王春英(女)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财政部官网近日更新,舒惠好出任党组成员、部长助理。舒惠好,1968年9月生,博士,中共党员。舒惠好长期在财政部工作,曾任财政部会计司副巡视员,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司长等职。9月6日,中科院人事局网站发布消息:根据国务院、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通知,何宏平同志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何宏平,1967年10月生,浙江东阳人,中共党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2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被任命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的刘金峰,长期任职于国家卫健委,担任过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司长、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等职。此次被免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李斌生于1963年3月,山东龙口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李斌2010年任原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司长。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原卫生部与原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李斌改任原国家卫计委财务司司长。2016年12月,李斌调任甘肃省政府,任党组成员,2017年1月任副省长。2018年12月,李斌重返国家卫健委工作,担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的余斌生于1964年7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中国经济时报社常务副社长、常务副总编辑,中国经济时报社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任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等职。2022年6月,他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的王春英,已于今年8月出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刘彬任外交部部长助理近期,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外交部密集人事调整。9月6日,人社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任命刘彬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官网“主要官员”栏目显示,刘彬现任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公开简历显示,刘彬,男,汉族,1971年11月生,大学毕业,中共党员。长期在外交部任职的刘彬,曾任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驻塔吉克斯坦大使等职。2021年起任外交部欧亚司司长。9月9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官网“现任领导”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已经调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公开资料显示,杨涛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等职,2019年出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2021年出任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已由蔡伟接任。9月9日,外交部官网“组织机构”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司长的蔡伟已经调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原任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司长的白天已经调任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蔡伟,男,1971年3月生,浙江诸暨人。他曾任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事馆总领事。白天,男,1971年4月生,陕西西安人。他曾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此外,日前,新任驻德国大使邓洪波抵德履新。驻白俄罗斯大使谢小用离任回国。马震任重庆市领导据重庆日报消息,9月10日上午,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华分别前往部分学校,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市领导刘尚进、但彦铮、马震参加。上述消息显示,马震已任重庆市领导。公开资料显示,马震长期在中央编办工作,历任中央编办一司副司长、中央编办一局局长等职,2023年出任中央编办副主任。今年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多次调整。据《重庆日报》8月26日消息,中共中央批准,商奎同志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随后公开报道显示,商奎已任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此前担任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兼)的卢红,已任重庆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7月19日消息,中共中央批准,刘尚进同志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常委。重庆机关党建“工委领导”一栏最新信息显示,刘尚进现任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此前任重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陈新武,已任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国庆卸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据新华社消息,9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其中,免去陈国庆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最高检网站显示,此次调整前,陈国庆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检察官。十四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公开信息显示,陈国庆,男,汉族,1963年10月生,山西和顺人,1991年7月参加工作,198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二处副处长、处长,法律专题研究处处长,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正厅级),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公诉厅厅长,最高检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等职务。2018年6月22日,陈国庆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作者|上官汇

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境内发生手持寻呼机爆炸事件,黎巴嫩公共卫生部长称,爆炸已造成9人死亡,约2800人受伤,其中约200人伤情危重。对此,美国《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爆料称,是以色列在出售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传呼机中安装了炸药,并于17日发动了本次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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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杨金祝 图由受访者提供休假时和朋友外出旅游,本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但对于李女士(化名)来说,却在旅行中发生了一件糟心事。近日,李女士向封面新闻“云投诉”爆料,9月8日晚,她和朋友一行三人入住甘肃张掖华住会旗下的星程酒店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有人自行刷卡进入房内,这让她们受到了惊吓。事后,酒店解释是保安带着维修工人来修窗帘,开错了房间。李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认为酒店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同时在事情发生后,酒店虽然有和她们取得联系,但对酒店的处理方式和道歉态度都表示不满意。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希望得到酒店官方以及华住集团公开道歉。事发时的监控视频截图三人入住酒店后凌晨遭陌生男性刷卡进入李女士和朋友一行三人此次到甘肃旅游。9月8日,她们通过携程旅行预定了星程酒店(张掖西站区政府店),入住的房型是一间复式家庭房。她告诉记者,在当天晚上11点半左右办理入住后,她和朋友们就在房间里休息。李女士告诉记者,事发时正好是晚上12点半左右,当时两人正在卫生间,其中一人在洗澡,一人在盥洗间洗漱,还有一人在一楼床前休息,但是衣冠不整。“当时我听到关门的声音,以为是同伴出去了,所以没有在意。”李女士表示,直到同伴洗完澡出来了,大家聊起来后才知道根本没有人出去过,很有可能是外面有人进来过。意识到这一点的李女士,立刻给前台拨打了电话,要求他们查看监控核实是否有人进来。“当时前台给我说的是他没有权限查看监控,要等第二天才能查看。酒店当晚便没有采取任何调查和安抚措施”。到了9日早上9点,李女士收到酒店工作人员发来的短信,希望当面和她们解释。“第二天早上10点半左右,我们到酒店前台,值班经理对我们说,那天晚上有一个保安带着维修工上来修窗帘,修的是我们隔壁房的窗帘,不小心开错我们房间了,并未进入房间”。李女士告诉记者,对于工作人员的解释,她们表示不认同,提出要查看走廊监控,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事后,一名自称店长的工作人员对她们表示,愿意免除当晚房费,再个人赔付200元。“我们没有同意,对个人赔付这种行为不予认可,并且要求一定要看监控,了解事实真相。”李女士表示,因双方并未就处理意见谈妥,就没有继续沟通并离开前往下一地。事后,李女士通过携程旅行平台继续进行后续处理。李女士表示,之后有自称是酒店的地区负责人给她们打电话沟通,口头描述了其查看监控的情况并提出了补偿措施。对酒店地区负责人的解释李女士一行人均不予认可,表示要看见视频监控了解真相后作出决定。李女士告诉记者,最后,她们通过多次与携程平台的沟通,拿到了事发时酒店的监控视频。“虽然打了码,但是我们在视频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是有两名男性来到了房门前,刷卡后一名男性直接进入了房间,大概持续几秒钟然后退出来,接着两人离开。这与酒店给我们的解释并不一致,我们很气愤。”李女士说道。图为事发酒店 图据携程旅行当事人诉求:希望酒店官方致书面道歉声明李女士表示,她和同伴觉得不能接受的原因在于,酒店有保护客人入住安全的义务,但是在凌晨房门被所谓的酒店工作人员自行打开,向酒店前台反映后,酒店方当晚没有做出任何处置,没有及时制止加害行为的发生,对于酒店管理人员的事后处理以及安抚工作均表示不认同。同时在她们多次要求查看监控视频时,酒店方也不予配合。“我们拿到监控以后发现,有一名男性是进入了房间的。当时我们几个女生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晚上,酒店的整个处理和解释方式让我们感到很愤慨。”李女士表示,在9月9日晚,她们与携程平台有过沟通,达成了酒店官方道歉并“退一赔三”的赔偿方案。携程提供了酒店的地区负责人电话,表示酒店地区负责人将向她们进行道歉。李女士一行认为,酒店负责人的“道歉”电话并未道歉,其道歉的态度并不诚恳,所以与携程达成的赔偿方案最终没有落实。“我们的主要诉求,首先是要求酒店及华住官方诚恳道歉,并引以为戒,加强对旗下酒店员工的专业化培训和管理,不辜负消费者的期望和信任。对于赔偿金额没有过多要求。”李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谈到。9月14日,记者联系上星程酒店(张掖西站区政府店)的店长王女士。她告诉记者,这几天她已通过短信、电话等形式联系李女士并道歉,但客人一直没有回复。当记者问及李女士等人入住酒店当晚的情况时,对方表示暂时不方便透露。律师: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酒店应给予合理解释,赔礼道歉9月14日,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酒店房间在客人承租期内,享有使用权和受到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权利,他人即便是酒店工作人员在未经客人允许的情况下进入特定房间,也是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根据进入的具体情况来看,可能构成侵权也可能构成违约。如果构成侵权,则作为侵权人的酒店员工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等责任;如果构成违约,则应当根据客人与酒店方的约定,由未尽到安全保护义务的酒店方承担违约责任。当客人在酒店住宿遭遇被闯入的情况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要求酒店给予解释、采取措施纠正。如果酒店未能妥善解决问题或争议,客人可以通过起诉等法律途径维权,也可以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投诉以维护自身权利;在紧急情况下,还可以报警寻求帮助。就本次事件而言,如果工作人员闯入确系事出有因的误入,酒店应给予合理解释,赔礼道歉,甚至予以赔偿,以寻求客人谅解,如果“硬刚”客人,作为服务业则既显得不专业,也可能让事件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同时,可能因违反《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住宿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而被处罚。延伸阅读知名企业家吐槽在贵州遭"针对" 被要求把单间换给官员9月8日,锡恩集团董事长、“海归”十大创业人物姜汝祥在微博上发文称,他带了400名民营企业家前往贵州天眼景区开会,在事前已经向当地备案的情况下被要求把单间换给政府官员,且在户外分享之时被警方以检查工作的名义围住。姜汝祥在文中还称,贵州是自己家乡,想要为家乡做点事情,却被当成犯罪嫌疑人,这种感觉很难受。9月9日上午,新黄河记者致电当地多部门了解此事。相关部门回应称,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核实当中。新黄河记者试图通过微博私信联系姜汝祥本人,但截至发稿时并未获回复,其公司锡恩集团公开联系方式也未能接通。姜汝祥所发博文截图公开资料显示,姜汝祥现任北京锡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锡恩知行企业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获“海归”十大创业人物称号。新黄河记者注意到,该博文发布于9月8日上午,IP地址为贵州。姜汝祥在该博文中称,贵州是自己的家乡,他带了400名民营企业家前往贵州天眼景区举办战略峰会,却遇到了问题。“在第一天晚上就被要求换房间,所有的老板如果是住单间的必须换到标间,因为来了所谓的政府官员,要把房间换给官员,问题是我们早在两个星期以前把房间都定好了,这叫合约吧,凭什么你来了个当官的就得让我们换房间”?姜汝祥说,到了晚上,在户外做分享时,也遇到了麻烦。“一帮警察就围过来了,号称检查工作,搞得我们所有这些企业老板都觉得自己是犯罪嫌疑人”。他还说,自己想为家乡做点什么,但每次都会碰上这样的事,并称此前在修文阳明洞开战略研讨会之时,也被当地宣传部门以未曾备案为由制止。网传会议现场 图片来自微博截图9月9日上午,新黄河记者向中国天眼景区求证,一名接线人员告诉记者,近期景区并未开展对外活动,如有活动晚上进入景区核心区域,需向国家天文台报备。记者辗转联系到中国天眼景区周边的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9月6日至9日,酒店确实承接了“姜汝祥博士首届中国天眼战略峰会”活动,但关于是否因政府官员入住导致客户从单间换到标间,多位工作人员均表示不清楚此事,一名承接的经理表示“所有房间都给他们(这个活动的人员)了”。中国天眼景区周边的某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确有该活动部分人员入住,但其本人对是否存在换房间问题并不了解。对于在活动现场进行检查,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则表示,这是当地警方的例行工作,“这种大型团体活动,民警例行检查很正常”。该工作人员还提到,户外活动一般是客人自行安排的,酒店不提供场地。记者追问客户是否提前通过酒店向当地备案该活动,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回应。网传当地警方前往会议现场检查 图片来自微博截图9日下午,克度镇派出所一名民警告诉新黄河记者,此前听说过这个活动,有同事前往检查,他表示无论办会人是否在当地报备,他们都要到活动现场进行例行检查,如需了解更多事宜,需联系平塘县公安局政工室,但新黄河记者多次拨打其电话,未能接通。针对此事,新黄河记者联系到平塘县人民政府。接线工作人员表示会去跟相关部门核实一下相关情况再予以回复,但截至发稿时未获回应。黔南州人民政府称,此事需要联系当地网信办。黔南州网信办舆情中心工作人员回应称,之前已经监测到了该博主在微博上所发帖子,并已经传给相关部门核实情况,但具体进展尚不清楚。平塘县人民政府官网显示,中国天眼科普基地位于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平塘天文小镇,依托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 hundred meter Aperure Spenca Tescope,简称FAST)在未来20-30年内保持国际领先水平的世界品牌效应而建设。天眼科普基地主要由中国天眼和平塘天文科学文化园两个区域组成,中国天眼(FAST)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贵州省政府共建的“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坐落于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克度镇金科村大窝凼,系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是人类直接观测遥远星系、寻找类似太阳系或地球的宇宙环境及潜在智慧生命的重要设施。平塘天文科学文化园距中国天眼(FAST)直线距离6公里,规划面积3平方公里,是FAST项目贵州省配套设施建设总体规划中的旅游专项规划项目,也是贵州省“十大文化产业园”之一。

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帮想生的人生好,帮不想生的人流产,成了计划生育科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新京报《剥洋葱》出品编导/剪辑/文字丨新京报记者 吴瑜摄影丨兰丹青 吴瑜编辑|陈晓舒校对|付春愔‍‍►本视频16分钟在陈素文的诊室里,问诊常从讨论胎心胎芽开始。如果胎儿健康,她会用两个指尖给孕妈妈划出胎芽大小。然而,有时候没有胎心,她也不得不宣判“没戏了”。陈素文是北京某三甲医院计划生育科的主任医师。一桌两椅,帘后一张做检查用的床。从计划生育科室1978年成立起,这套配置一直保持到现在。只是,床上躺着的问诊者在悄然发生改变。早些年,上面躺着的几乎全是要求终止妊娠的女性,而如今,就诊的病人大致可分为两类:生育困难的和预约人流的。于是,帮想生的人生好,以及帮不想生的人流产,变成了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这些变化,陈素文感触很深。生育困难的群体,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占比更大了。预约流产的人群,她们做决定的原因更复杂了,医患沟通也变得密集了。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张昕的手术在准备中,陈素文安抚她的情绪。视频截图求而不得已有六次不良孕史的张昕又胎停了。手术台上,负压吸引仪的工作停止后,医生们的镊子在金属盘来回游走,“找到了”“囊皮在这”“啥也没了,内膜就这么薄”。不知道在哪段响动中,张昕睁开了眼。没等医生提醒和帮助,她下意识抬腿、侧身,挪动到旁边带轮的床上,等待被推出手术室。还没从麻醉中完全清醒,她已熟练推动着术后流程。在相同的手术台上,这是她的第二次清宫手术。在生育路上,这是她的第七次尝试。张昕今年34岁,2014年开始备孕,除了2017年生下双耳重度耳聋的女儿,经历过2次胎停育、3次自然流产以及一次因没过唐氏综合征筛查而在孕22周进行的引产。在医学上,胎停育是指胚胎生长到一个阶段停止发育了。胎停育后,被母体自我保护性排出体外的,算作自然流产。如果残留在宫腔内,则需要做人工流产手术。张昕并不是个例。陈素文回忆,这些年,科室问诊人群里,胎停和反复流产的患者越来越多。每日快三十例的流产手术中,最多的时候,因胎停而流产的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手术结束,张昕从麻醉中苏醒过来。视频截图其中,晚婚晚育和追求二胎三胎的人群占了相当的比例。大部分在北京生活居住,也有少量从外地赶来就医。叶霞是从外地来的,带个大包,语速很快,落座就开始介绍情况:老大已经15岁了,想要二胎,不过这次是二婚的,已经胎停三回了,做过宫腔粘连的手术,想查原因。预约完检查,她告诉记者,为了要二胎,包括在老家私立医院做手术看病,已经花了十多万元。“这老大一笔钱了,我一个打工的。” 这次,夫妻两人来北京,打算最后一搏。“做手术要全麻,咋不受影响,都好几回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呗,不还得有个孩子嘛?”她低着头,说完又笑了笑。叶霞在接受采访。视频截图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三孩政策的放开,高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不孕不育群体的比例将逐步上升。生殖健康保护问题需要被关注。”上午9点40分左右,张昕已从麻醉中恢复,准备下床离开。休息室内,还有7位女性在等待手术。她们穿着统一的紫色背心裙,粉色胶质拖鞋,并排静坐着。每隔十分钟左右,上一位刚被推出,下一位就支着输液瓶起身,进入、脱鞋、躺下、抬腿。若不是在这里,很难看到这样的群体。在生活中,胎停和流产的经历,并不常被公开讨论。张昕也不例外,几次怀孕直至流产,除了老公,其他家人都不知情。关于“沉默”,究其原因,陈素文说,一方面可能和文化有关系,性和生育力等话题很少被放到桌面上说;另一方面,民间有一个说法,怀孕三个月后才公开,而那些三个月内胎停流产的故事便也无从说起。不常被公开,自然也难被广泛关注。问诊时,陈素文常常察觉到这个“沉默群体”的情绪问题:“小生命曾经和母体产生过连接,突然的失去,对母亲来说是很大的打击,这种情绪难以消化,无处倾诉,即便是家人也无法完全感同身受。”在某社交平台,她们记录着自己的经历:有的写信给失去的孩子,有的反复在梦里与孩子重逢。一些无法解开心结的,会去寺庙为宝宝超度。陈素文说,为避免产后抑郁,一些医院的产科为新手妈妈开设了心理咨询服务。对于反复胎停和流产的群体,最好也能提供专业的心理指导。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问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备孕。视频截图找到原因10年生育路,张昕至今很难把7次不良孕史,归结到一个具体且明确的原因上。医学上,造成胎停的原因很多,相当一部分是胚胎染色体异常所致,还有一部分,和母体、父体以及生活环境有关系,受感染、免疫、内分泌、遗传、精子质量,以及一些不明因素等影响。有些问诊者能找到症结所在,针对性调理和治疗,接着顺利怀孕和生产。也有部分人和张昕一样,原因不明。手术室内,医生在保存胚胎样本,供后续检查胎停原因。视频截图这一点,在病历单的厚度上,有所体现。反复胎停或流产的女性问诊时,会从挎包中抽出一本塞满检查单的文件夹,特别厚的以小贴纸作目录,标记年份和类别。每一次怀孕,检查单更新一沓。每一次流产,检查结果清零一次。接着,从一天一次跑医院监测排卵开始,备孕工作从头再来。文件夹大多是暖色调的,有的封面上写着“龙宝宝出生日记”的字样,有的则印着一只小兔子。前者有一本教科书那么厚,后者和半本字典差不多——她们在龙年和兔年怀的宝宝都没能顺利降生,转眼,又到年尾。她们对检查单上,各类医学数值的功能及安全范围早已了然于心:AMH值可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精子DNA碎片率与男性生育能力有关、HCG值可判断胎儿是否发育异常。往往落座没多久,诊室就被这样一系列医学名词淹没。它们中每一项的达标,都是顺利怀孕生产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一位女性的病历本,用便签贴纸做目录。视频截图相对确凿的是,年龄通常被看作是影响生育力的最关键因素之一。陈素文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生育力逐渐下降。在医学上,一般将预产期年龄达到及超过35岁孕妇,定义为高龄孕妇。根据乔杰团队2021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我国孕产妇中,高龄妊娠比例已升至17%左右。“把自己挤到角落里了”,陈素文这样形容问诊室里高龄备孕女性的状态。对她们来说,备孕像一场与生理时钟的赛跑。一位胎停后在家自然流产的39岁女性落座,从装奶茶的保温袋中抽出一个矿泉水瓶,递给陈素文。里面用生理盐水泡着的,是流产时从体内排出的物质。没有多余的情绪,问诊伊始,她冷静地连续发问,“里面泡着的东西,能支持胚胎检测查原因吗?”“我隔多久能再次备孕?”得知自然流产要求的备孕间隔短于人工流产,她为节省下时间感到庆幸。诊室内,患者的采样管。视频截图陈素文建议,夫妻双方如果有生育需求,可以提前做好生育力评估,根据双方的身体状况,安排生育计划。在可能的情况下,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针对生育力问题,今年两会期间,乔杰也曾提交一份关于“着力强化我国生育力保存保障体系”的提案,进一步提出:应加强对育龄人群的生育力评估以及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科学认知。接近12点,上午所有的工作结束。做完手术的人们走出休息室,回归各自的生活。六个月的安全间隔后,她们中的一部分,将带着检查结果,开始新一轮的备孕。摇摆中的决定诊室里,陈素文与一位孕周较大的女性相对坐着。“34岁,如果这个孩子不要,再次怀孕就属于高龄。”“加上你有子宫肌瘤,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下次怀孕可能会出现问题。”陈素文言辞恳切。桌子另一端,声音开始哽咽:“公司最近在裁员,家里老人刚生病了,要不了,我们决定不要了。”陈素文起身准备术前检查。“宝贝,这是社会因素,我们医生解决不了,我就不多说了。”在她看来,生育从来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作为医生,我们有告知她身体状况的义务,但我们要做的,是满足她的医疗需求,而不是决定她的医疗诉求。我不把问诊者称作病人,他们是有社会属性的个体。”中午时分,郑晓茵就到了,一个人在诊室静坐了很久。前一天,公司厕所间,外卖叫来的验孕棒上,两条红色显现,“特别特别红,比一胎时深很多。”“我真正开始哭,是医生说有胎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能感受到,这已经是一个小生命了,之前只觉得那是细胞。”她的手指像烟花一样反复散开,模拟在B超监视仪上看到的胎动模样。郑晓茵在诊室内。视频截图今年是郑晓茵来北京的第10年,3年前结婚买房,去年有了大宝。夫妻两人上班忙,平日母亲帮着带孩子。一胎得来不易,生产时她顺转剖进了重症监护室,而大宝因肺炎,没等她看一眼,就被推出去送到儿科。“我太想看到他了,每天看着监护室的钟,从晚到早,一点点数着时间,天亮了就问医生,今天能不能出去。”等终于转到普通病房,她又得知大宝已被送到儿研所,辗转14天,她才看到孩子。“那14天,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刻。”“怀大宝的时候很不容易,所以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有了却不想要。等轮到自己,才发现,要考虑的很多。”她说,生不生养孩子,要考虑的因素是经济能力和工作现实。“目前我们没办法给他好的生活。”大宝因体质特殊,前一晚又发烧了。“现在我的孕反已经很严重,浑身没劲,照顾起大宝有些力不从心。有了二胎后,加上上班,可能更无法平衡,爸爸和姥姥的压力也会很大。”下午2点多,郑晓茵预约好手术,离开诊室。流产假已和公司请好,有15天。下个月,她计划回趟青岛老家,给大宝准备抓周仪式。“很期待看他能抓到什么。”她说。郑晓茵进入手术室。视频截图其实,终止妊娠,原本就是计划生育科的主要服务内容之一。只是,和过去相比,科室氛围有些不同。陈素文回忆道,当年,手术室里基本都是三台手术同时进行,大部分都是终止妊娠和上环的,大家意图比较明确,医患沟通也比较简洁。如今,无论是想要的还是不想要的,大家考虑得更多了,医患沟通也密集起来。关于生育意愿,官方也曾做过统计。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表示,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对应的,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关于鼓励生育的内容里提到,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在休息区的床上自言自语。视频截图诊室人来人往,也有很多人决定把孩子留下来、并接着保胎。33岁的黄瑾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几年前结婚并生下宝宝。得知意外怀上的二胎,胎儿很健康,她和母亲都很高兴,连声感谢陈素文。“经济和工作压力都有,但如果真的想要,想办法还是可以克服的。小孩长到一两岁就可以上托育所了,也就辛苦那几个月。钱要赚总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小孩是用钱买不到的。”“走一步算一步,都会好的,我自己生了三个,她还有两个弟弟。”一旁的母亲补充道。玻璃门外,走廊等待区,40岁的王海搓着脑门,坐了许久。妻子进去一个小时了,一直没出来。查出怀孕已有两周,两人还没做好决定。他们对未来本有着清楚的规划:前些年在东城区买了房,明年14岁的女儿就要过去上学,全家也要跟着搬到市里……突然的怀孕,让按部就班的生活多了些不确定性。王海出生在80年代,是第一批独生子女,“我一个人长大,所以很想给女儿添个伴,她将来碰上事能有个商量的人。但是,上面四个老人,下面两个孩子,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好六个。”下午4点的走廊,人已稀稀落落。妻子做完检查走出来,王海接过她手里的包,二人离开。今晚要做最后的决定,他们说。医生推出手术结束的女性。视频截图保护生育力清洁人员做完打扫后,手术室熄了灯。对面办公室里,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还在进行。依着登记表,咨询员拨去电话:“请问您术后恢复情况如何?”“人工流产对女性身体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没有怀孕打算,一定要做好避孕措施,好吗?”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视频截图PAC服务内容包括通过向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女性宣传避孕知识、帮助落实有效的避孕方法,从而减少非意愿妊娠的发生,降低重复流产率,从而保护女性的生殖健康。陈素文观察到,人工流产手术呈现低龄化和高重复率的特点。“我们科室里,接受人流手术的人群中,49%是未婚未育女性,其中大部分年龄都在25岁以下。”“流产次数越多,对生育力的影响越大。反复流产的人群,等到真正想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她说,目前我国性教育还不够普及,很多人对各种避孕方式的认知不够清晰。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也有相关内容: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针对育龄人群开展优生优育知识宣传教育,承担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规范开展不孕不育症诊疗。医院官网上,一则关于计划生育科室转型的新闻,开头这么写道:优生优育是计划生育具体内涵的延伸,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计划生育的具体化体现。首页里,科室介绍一栏,“计划生育”前已添上了“生殖调节”四个字。去年是陈素文在这里工作的第17年。今年四月,本应退休的她,被医院返聘,一周五天,人来人往,问诊工作依旧繁忙。对面科室走廊上,一位家属抱着宝宝,一位新手爸爸在冲奶粉。视频截图今年7月1日,世界人口日当天,陈素文作为嘉宾,动身去昆明参加“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第四届生育调控大会”,会议主题与保护妇女生殖健康相关,在场的医学同仁交流了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陈素文说,大家对生殖健康的关注度提高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对计划生育的定义是,在你想生的时候,可以生一个好的,在你不想生的时候,就可以控制自己的生育。”陈素文说。手术后的一个月,郑晓茵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组大宝抓周仪式的照片。九宫格中央,是大宝的独照,照片里他攥着刚抓到的小算盘。配文里,郑晓茵写道:有孩子还是挺开心的,笑比哭多吧。七次尝试后,张昕准备“再试试”。这个时候,似乎不要的决定比要的决定,更难做出。“主要是想给我闺女找个伴,不过,这次会更顺其自然啦。”(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原标题:黎巴嫩寻呼机爆炸事件致9死约2800伤 黎真主党誓言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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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美媒:爆炸寻呼机产自台湾 电池旁被植入炸药)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其姐姐疑遭到丈夫砸店、家暴后跳河身亡一事引发关注。死者的弟弟董先生告诉红星新闻,夫妻俩起纠纷的原因是两人均怀疑对方有出轨行为,监控还原夫妻起冲突全程,姐夫砸店,将姐姐按在墙上、扇巴掌……目前他已向公安机关提出尸检。对于妻子跳河自杀,死者丈夫称在意料之外,并否认家暴,认为是打架,“人没了我也很难受”,他表示愿意赔偿女方一家。红星新闻记者从办案民警处了解到,当地警方已介入调查此事。▲图为死者与丈夫的婚纱照家属认为女子自杀与丈夫家暴有关监控还原夫妻俩冲突过程据董先生称,9月12日晚10时左右,他接到姐夫武先生的电话称“你姐姐没了,来见她最后一面吧”。董先生与家人从张家口市连夜赶往天津。后来经过多方了解,董先生认为姐姐自杀与当天被丈夫武先生家暴一事有直接联系。董先生认为,两人起纠纷的原因是均怀疑对方有出轨行为。事发当天晚上,因姐姐未回家,武先生要去找她,两人后来在姐姐开的电子仪器店门口碰面,“刚开始两人正常聊天,后面他就骑着我姐的电动车把店里大门撞开,威胁我姐说实话,继续砸东西,我姐就开始阻拦,后来我姐被打得很惨。”三段监控画面显示,9月12日晚9时13分,武先生走进一家摆满桌椅和电子仪器的店铺内,开始砸东西、掀桌子,扔凳子时砸到了董先生的姐姐,致其摔倒在地。随后,她从地上爬起走向武先生,二人走出监控范围。不一会,武先生将董先生的姐姐按到墙上,后被其一脚踹开,武先生抬手又打了她三下后走开。董先生的姐姐从地上爬起后,吴先生又扇了她一巴掌,随后双方扭打在一起……武先生再次扇了她几巴掌。最后,董先生的姐姐在地上久坐不起,整个店铺已经一片狼藉。▲监控视频显示,武先生将妻子按到墙上当晚9时21分,有听到动静的领居报警。董先生称,警方赶到时,姐姐已经跑出去了,武先生与赶来的警方一起去寻找。董先生姐姐的手机通话记录显示,从21时32分到22时31分,在这近1个小时里,有多次武先生的来电均未接;22时32分,董先生的姐姐给武先生打了一个32秒的电话。董先生称,姐姐微信发了一个在河边的位置信息给姐夫,随后武先生赶到。▲图为通话记录“我听说我姐当时在树下坐着,他要看我姐手机,应该是把手机抢过去的。”董先生称,武先生拿着手机走到他车旁边,看了几分钟,之后折返回去找董先生的姐姐 ,“他(武先生)说后边再去就看到我姐在河里漂着了,他就开始拦车,碰到一辆警车,陆续119、120赶到,将我姐捞上来抢救了一次已经不行了,后面他要求去医院再次抢救。”死者丈夫否认家暴、抢手机:跳河在意料之外,愿意赔偿女方一家面对姐姐的不幸离世,董先生及其家人表示难以接受。姐姐很少向家里人说她和姐夫之间的事情,事发后,董先生翻看她手机相册里的聊天记录才得知,姐姐和姐夫曾提过离婚的事,双方有感情纠纷。董先生称,姐姐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姐夫武先生还外欠债务,而为了这家店,姐姐投资了10万元,把所有的精力时间都投入进去。▲事发第二天,董先生拍下的姐姐店内的照片“我们赶到时,武先生直接下跪,我父母当场崩溃,我摸着我姐姐冷冰冰的手哽咽地说不出话。”据董先生回忆,他当时太伤心没有检查姐姐的伤口,后来觉得姐姐自杀一事有疑点,他认为姐夫的家暴、砸店,令姐姐崩溃,产生了自杀的想法。董先生称,他想要弄清姐姐从打架到投河自尽的全过程,“希望有关部门可以重视这件事,还我姐姐一个公道。”此外,若武先生刑事上不构成犯罪,董先生称,他们会主张民事赔偿100万元,“毕竟我们要去考虑现实因素,我的父母60多岁了,需要一笔赡养费。”9月17日晚,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了武先生,其否认家暴妻子,“我们两口子之间这是第一次打架,以前从来没有过,如果我单方面去攻击她的话,可能属于家暴,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她也打我了,视频当中都有体现。”武先生称,派出所有他受伤的照片,矛盾冲突的原因是感情纠纷。针对董先生所说在树林中抢夺手机一事,武先生称,当时没有发生过激行为,“我是跟她说把手机拿给我看一下,而且她的密码我都不知道,是她自己解开给我的。”在发现妻子跳河后,武先生称,这在他意料之外,“我当时发现她在河里边,我很慌乱地到大马路中间去拦车,去喊救人,我差点被撞,这些监控视频警察那都有,她是我的妻子,也是孩子的妈妈,人没了我也很难受。”对于董先生一家的诉求,武先生称,目前为止,他还负债几十万元,没有经济能力去赔偿100万元。此外,他还有一个8岁的孩子需要抚养。不过,“不赔偿也不可能”,一开始表示可以将老家的一处价值30万元的底商分成三份,这处底商是他父母的财产,“孩子一份,我一份,还有我爱人一份,这份给他们家。”目前,他称可以将整个底商赔偿给董先生一家。董先生表示,他已向公安机关提出尸检,“现在关键的事情是还原真相,这是我第一要紧的事情,赔偿都是后面的事。”至于在树林里发生的事情,董先生称他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不排除姐姐受到了二次精神刺激,“不然我姐已经冷静1个小时,应该能缓和过来,为什么他们在河边待了几分钟,我姐就选择跳河了呢?”9月17日下午,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东新派出所一名办案民警向红星新闻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了此事,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细节,正在调查当中。”至于案件的更多情况,对方表示暂不便透露。红星新闻记者 罗丹妮 受访者供图编辑 张莉 责编 冯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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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22 08: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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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冷宫公主苟成武道至尊》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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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男主退亲未婚妻以后》

    近日,《正在新闻》接到乘客刘朝东的爆料称,他两年前搭乘T3出行经营的网约车时发生交通事故,刘朝东与司机均重伤二级。由于无法查清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车辆本身故障还是司机操作所致,刘朝东至今未能获得相应赔偿。刘朝东向《正在新闻》提供的起诉书显示,2022年4月8日17时25分许,刘朝东乘坐的小型轿车沿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深南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至南头中学天桥路段时,车速突然飙升至148.6km/h,并撞上绿化树,导致本次事故。刘朝东回忆,轿车经过某颠簸路段时速度突然加快,慌乱中他要求司机刹车制动,却被告知车辆刹车失灵,无法停下。图为行车记录仪拍下的画面事发后,司机在笔录中称已记不清事发时的具体情形。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由于车辆在事故中受损严重,其制动系统已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判定车速失控的原因。T3出行平台方面则以事故原因未能查清为由,认为事故责任方并非T3出行平台。网约车失控的惊魂40秒2022年4月8日下午,刘朝东通过T3出行手机app叫了一辆车,准备从荔山大厦附近前往木屋烧烤南新路店。这是一辆白色东风风神E70新能源车,车牌号为粤BD83057。事故发生后,刘朝东从交警处获得了相关车辆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及道路监控视频,结合自己的记忆,试图还原出车速失控的这40秒。车子沿北环大道行驶期间一切正常。进入深南立交匝道,经过一处坑坑洼洼的路段时,刘朝东感觉车子的速度突然加快。“因为路面颠簸,速度又快,我整个人都从座位上弹起来了,还好有安全带拦着。”刘朝东坐在车子的后排右侧,刚好能够看到车辆的仪表盘,仪表盘显示此时的车速为60km/h。车子急剧加速,刘朝东本能地握住车顶的抓手,又抓住前面的座椅靠背。行车记录仪记录的画面里,刘朝东大喊:“师傅,刹车!”却被师傅告知:“刹不了啊!”“我感觉在整个上弯道的过程中车子一直在加速,基本上是贴着道路左侧的石墩护栏在行驶。”刘朝东说,车子驶出匝道进入直行路段时,速度更快了,到下坡路段,仪表盘显示的车速已经接近150km/h。他向《正在新闻》回忆,当时这辆车的速度比路上其他车子快得多,轰鸣声也很大,他下意识觉得自己没命了,“再也见不到我女儿了”。尽管如此,刘朝东还是朝司机大喊着“淡定”,“我没法留意他是怎么操作的,这是我在当时的情境下唯一能做的了”。深南大道上车流量比匝道大得多,眼见离十字路口越来越近,车子由中间车道冲上左侧车道,紧接着又朝道路中间的绿化带冲去。行车记录仪视频画面里,刘朝东喊着“别撞!”仍然只听到司机“停不了车啊”的回应。刘朝东还来不及反应,车子就已经冲上了路中间的绿化带。刘朝东记得,冲上绿化带后车子有一瞬间腾空了,而后撞飞了几根支撑绿化树的铁杆,两棵树也跟着倒下,失控的网约车这才停了下来。车子冲上了路中间的绿化带道路监控视频里,冲上绿化带的车子激起烟尘,被支撑绿化树的铁杆改变了方向,硬生生横过来的车子像醉汉一样失去控制,最终被绿化树拦了下来。“撞上的瞬间我两眼一黑,感觉就像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再睁开眼的时候车窗外面全是灰,什么都看不清,司机趴在方向盘上,头上好像有血,车子前面的挡风玻璃也碎了。”刘朝东向《正在新闻》回忆。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山大队事后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显示,2022年4月8日17时25分许,粤BD83057号小型轿车沿南山区南头街道深南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至南头中学天桥路段时,车头与道路左侧的绿化树发生碰撞。此外,碰撞产生的碎片还殃及对向车道,撞击了另外两辆正常行驶的小型轿车。李明是对向车道被撞击车辆的车主之一。当时,李明正沿深南大道往宝安方向左侧第三条车道行驶,突然听到了很大的撞击声,自己的车子也被飞过来的碎片砸到了。下车查看后李明发现,自己车子的车头、车顶、车身左侧都有受损,一辆白色小型轿车面目全非,横亘在对向离绿化带最近的车道上冒烟。图为事发现场的画面一直到被送上救护车,刘朝东都没有感觉到身体的疼痛,只觉得“不太对劲,使不上力气”。网约车停下后,他想到电动车容易着火,下意识想离开车子,尝试拉了两次车门才勉强打开。从下车到救护车抵达现场的几分钟里,他一直蹲在车后十来米的位置,惊魂未定,大脑一片空白。事发原因成谜2022年4月至今,多个鉴定机构均未能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车辆本身故障还是司机操作所致,刘朝东也仅获得T3出行平台垫付的部分医药费。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由于车辆在事故中受损严重,其制动系统已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确定车辆在事故发生前是否存在失控情况及失控原因。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道路交通事故鉴定中心也认为,基于送检检材,无法判断事发前车辆整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加速踏板等系统和部件是否存在故障,无法判断事故原因是车辆故障还是驾驶人操作所致。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刘朝东说,他当时坐在后排,看不见司机踩的是油门还是刹车。但根据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提供的行车数据及车辆技术鉴定分析报告,刘朝东认为,不能排除司机疲劳驾驶、紧急状态下无法辨清刹车和油门的可能。车辆技术鉴定分析报告显示,碰撞发生前,事发车辆的油门踏板持续较长时间被踩至100%,在此期间不存在制动动作。而在2022年4月8日当天,截至事故发生前,事发车辆共计行车8.16小时。值得注意的是,事故汽车当天第一段行车记录发生在凌晨——4月8日凌晨零点五分至凌晨两点,司机陈伟是在网约车上度过的。在事故发生前的4.5个小时里,除短暂停车外,事发车辆也一直处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司机没能按照法律规定,行车4小时休息20分钟。“如果司机在下午五点的时候按规定休息,事故就不会发生。”刘朝东说,这可能是由于司机承担着高昂的车辆租金和高比例的平台抽佣,只有延长工作时间,才能赚取基本的生活费用,乘客却为此承受了极大的出行风险。司机陈伟则对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都失去了记忆,对于刹车是否失灵、自己有没有踩刹车等关键信息,更是无法说清。“我昏迷了13天,醒了之后发现自己在医院,听老婆说起才知道出了事故,我完全不记得这回事。”陈伟说。至此,事故发生原因成谜,T3平台也以事故原因未能查清是车辆故障还是驾驶员操作所致为由,认为事故责任方并非T3出行平台,在垫付5.4万余元医疗费用后拒绝继续支付刘朝东的二次手术费用,“至于赔偿(的诉求)更是直接拒绝”。“我找网约车平台、车辆所有方、车辆制造厂、司机、保险公司,他们都觉得自己没责任。这是我作为乘客维权的尴尬点。”刘朝东对《正在新闻》说。司机也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事故发生后,刘朝东和司机陈伟都被鉴定为重伤二级。刘朝东结肠、小肠破裂,多部位受损,先后四次住院,经历了多次手术。2023年3月,刘朝东做完最后一次手术,身体初步恢复,但仍面临着远高于常人的肠梗阻、肠内疝等疾病发生风险。刘朝东和司机陈伟都被鉴定为重伤二级事故发生前,刘朝东在能源行业工作,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任务需要在室外一线完成。刘朝东告诉《正在新闻》,事故发生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无法正常生活,始终处于住院、病休状态。偶尔出现在工作场合,他也只能在办公室待着。刘朝东说,这次事故对他的职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直接的困难就是资金——医药费花去17万多元,工资也陆续被扣掉十来万元,T3出行平台和车辆所有方深圳欧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垫付的共计十万余元医疗费完全无法覆盖。刘朝东原本的月工资是一万元上下,病休期间,他的月收入有时只有一两千元。2009年,刘朝东和妻子来到深圳工作,事故发生时他37岁,女儿才九个月大,为了照顾孩子,父母也来到深圳生活。出事后,妻子也不得不常常请假,家里还还着房贷,不得不动用存款维持生活。司机陈伟的生活也因此改变。他是湖北随州人,事发时49岁,听说在深圳开车能挣钱,2016年陈伟经人介绍到深圳开出租车。在此之前,他在湖北老家开了二十多年农用车,拉木头,家里也种着香菇。陈伟告诉《正在新闻》,那时收入不稳定,光景好的时候,他一年到头能收入十来万元,少的时候就只有五六万元收入。2021年底,听说网约车平台有奖励,他从T3出行平台租下这辆东风风神新能源车,收入却没有提高多少,极少的月份收入能超过一万元。出事后,陈伟在医院躺了三个月,后来看东西重影,听力、记忆力都有损伤,还会不时头痛,没法继续开车,他就回了湖北老家。现在,陈伟在老家种着十多亩水稻,两个孩子都在上中学,为了维持生活,他从深圳回家后就贷了十七八万元的款。陈伟把自己也当成一个受害者。和刘朝东的遭遇一样,T3出行平台垫付了部分医疗费后,也不再谈及赔偿相关的事情。“他们说不是他们的责任,其他的费用要我自己想办法。”陈伟说。看到刘朝东在社交平台讲述事故发生的始末,陈伟也希望事情能有个了断。“第一要生存,第二孩子要读书,我希望多少能赔一点钱给我。”陈伟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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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花开》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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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齐亚·德尔皮诺辛齐亚·德尔皮诺 (Cinzia Del Pino),是一名居住在意大利沿海城市维亚雷焦的女商人,同时也是该地区颇有名气的社交名媛。现年65岁的德尔皮诺一直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直到几天前,她被逮捕了,虽然现在已经被释放,但还是处于软禁状态,而且当地的很多民众对她非常不满。据当地时间9月16日的消息称,德尔皮诺因驾驶SUV故意碾轧一名男子并致其身亡,而被捕,但她拒绝认错,并且还声称:“我只想阻止犯罪。”事发时监控画面截图据报道称,事发前德尔皮诺放在车座上的包,被一名摩洛哥籍的男子诺尔丁·纳齐基 (Nourdine Naziki)给抢走了,当时车窗没有关。愤怒的德尔皮诺在随后开车行驶时,发现纳齐基正走在一家商店前,于是她踩下了油门撞向了他。据称,汽车在将纳齐基撞倒后,先后倒了四次车,据称每次都压到了纳齐基。之后穿着高跟鞋的德尔皮诺平静地走下车,拿起她的包,重新回到车上离开了。而纳齐基虽然在急救车赶来后被送进了医院,但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而身亡了。德尔皮诺对着镜头微笑之后警方根据现场监控找到了德尔皮诺,并将其逮捕。社交名媛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并且称:“他曾威胁要用刀杀了我。我很害怕。我不是故意要杀他,我只是想拿回我的东西。”“我的包里有重要文件,但我无法报警,因为我的手机也在里面。”据悉,包里除了手机之外,还有家门钥匙、个人证件等。尽管德尔皮诺提到了刀,但警方透露称,在纳齐基身上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的凶器。另一边,虽然德尔皮诺最初因涉嫌过失杀人而被关押在监狱,但后来被改为了软禁,也就意味着她可以回家了。律师恩里科·马尔扎杜里 (Enrico Marzaduri)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称:“我从尸检结果中了解到,最初的撞击确实是致命的,而且尸体上没有轮胎痕迹。她只是想阻止他,并瞄准了他的腿。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并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悔恨。”而这样的解释不但没有为德尔皮诺赢得任何的同情,相反还激起了当地人更大的愤怒,一支由500人组成的抗议队伍穿越维亚雷焦的街道,希望能够为纳齐基伸张正义, “无论他有什么错,他都不应该这样离去,”很多人喊出了这样的话语。当地大主教保罗·朱利埃蒂 (Paolo Giulietti) 表示:“你如何能多次驾车碾压一个人的身体?我们怎么能想象一位安静而受人尊敬的女士、一位有能力的企业家会做出这样的事呢?”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尽管谴责德尔皮诺的声音很多,但还是有人为她做了辩护,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 (Matteo Salvini)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起闹剧是犯罪的后果。如果失去生命的男子不是罪犯,这种事就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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