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新京报评论

　　明码标价的“检疫许可”究竟是怎么流出来的？

　　文| 龙之朱

　　又见生猪私屠滥宰。

　　据红星新闻记者近日暗访发现，广东揭阳普宁市存在多个疑似私宰窝点及生猪中转站，并协助警方查获一个非法屠宰窝点。现场发现，该窝点卫生条件恶劣，18头猪挤在狭小空间内，宰杀后的猪肉、内脏堆置于地面，地上污水横流。

　　令人惊讶的是，在当地，私宰生猪并非个体、偶发现象。知情人披露，其委托私宰窝点宰杀生猪，不仅无人检查过猪耳标（一种用于标识和追踪猪只的设备）、检票证等，还可以花钱办理“检疫许可”，一头猪加盖检疫验讫印章只需25元。

　　而生猪来源、宰杀好的猪肉，也疑似与多个省份有关。记者现场发现，停靠在这些疑似转运窝点附近的货车，以河南、江西、广西、湖南等地车牌为主。

　　尽管生猪屠宰难度不大，一直以来，民间也有“杀年猪”的传统，但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却危害极大，不但扰乱市场供应正常秩序，造成食品安全隐患，而且存在重大动物疫情传播风险。

　　国务院制定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显示，我国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除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不实行定点屠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定点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

　　但在现实中，仍有一些地方无视法律法规，肆意私屠滥宰。今年3月，就有媒体报道了山东青岛莱西市三个窝点私宰生猪的情形，三处屠宰点每日出肉量达千斤以上，部分猪肉流入莱西市最大的农贸市场。

　　作为很多老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物，猪肉来路清晰、可溯源是安全的重要保障。而目前国家实行的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也能最大限度保障猪肉安全。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在出栏前应当依法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并附有检疫证明。另外，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任命的兽医在生猪屠宰过程中也要同步检疫，同步检疫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对生猪的胴体及生皮、原毛、脏器、血液、蹄、头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加盖检疫验讫印章或者加施其他检疫标志。

　　按理说，私宰窝点宰杀的生猪至少需要过两道“检疫关”，一道在出栏前，一道在宰杀后。然而，从报道中普宁市私宰窝点的情形看，这两道关口显然已经失守。区区25元就可搞定一切，而一旦私宰的猪肉拥有了“合法身份”，就可以在市场上随意行走，反正该有的章都有，老百姓很难据此明辨真假。

　　这实际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广东的私宰窝点外边，停放着很多河南、江西、广西、湖南等地的货车。从这些情况看，这或已成为一条灰色的地下产业链，宰杀点只不过是链条上的一个小小节点而已。

　　如此场景，未免让人担心。私宰的生猪一旦进入市场，其潜在的危害性就会呈几何级数放大，不仅有悖《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也对食品安全形成严重威胁。

　　私屠滥宰屡禁不绝，且在一些地方仍十分猖獗，固然与这些窝点地方偏僻，有一定隐蔽性有关，但更主要的恐怕仍在监管各个环节执行落实不力有关。比如，明码标价的“检疫许可”究竟是怎么流出来的？这中间是不是存在利益输送等失职渎职情形？又如，大量外地货车来来往往，有没有纳入当地检查视野？

　　另据报道，普宁市今年年初还对类似窝点做出过3起行政处罚。那么，当地在打击私屠滥宰违法行为的时候，有没有举一反三核查行政行为的缺失？有没有追查非法屠宰生猪的来路和去向？

　　一个个生猪私宰窝点，连接起多个省份的产销地下网络，这样的私屠滥宰早已不再是“小打小闹”，而是形成了产业化的雏形。相应地，这也为接下来的整治打击带来了新挑战。

　　当地不妨以此为契机，下大力气严查相应地下产业链条。既要查市场诸环节，也要查监管诸环节，并尽快与涉及的外地省 份联手，以治理之网应对私宰之网，切实保障老百姓的餐桌安全。

　　撰稿 / 龙之朱（媒体人）

　　编辑 / 马小龙

校对 /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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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家贤（记者 林易诚）09月21日,谭磊不喜欢别人喊他的职务，让大家叫他“谭哥”。说话结尾时，总带个“噢呀”，那是当地人才会用的语气词。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编辑 彭冲 校对 刘越镇上的人们常在夏天见他。沙石多镇，地处四川阿坝黑水县的山区。多雨的夏季，这里地质灾害多发，他总会去山沟附近的村子，挨家挨户敲门，提醒人们注意山洪。他叫谭磊，今年39岁，是这儿的镇长，大家习惯喊他“谭哥”。他常年穿一件黑外套，快步走在村道，劝这家的母亲不要喝酒，给那家的儿子寻医看病，陪创业者到政府部门办手续、签字，和独居老人聊家常。谭磊最后一次露面是今年7月24日。那天早上，昌德村附近发生泥石流，一名听力不好的老人被困，他在赶去营救的途中被泥石流卷走。失联四十多天后，9月5日，搜救人员在毛尔盖水电站库区尾水找到了谭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9月8日早上举行。上千人穿着黑衣、拿着菊花来送别。为防止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对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临时管控。“他真是可惜了。”一位来悼念的村民感叹。▲ 谭磊（右一）在救灾现场。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泥石流28岁的杨忠（化名）第一次见这样的雨。从6月底开始，几乎每天下一场，到了7月，雨声已经让人听得“麻木了”。他住在昌德村，村子在山脚，夹在两条山沟中间，黑水河从村旁流过。每年雨季，附近常发生山体滑坡，“每次都不大，土体几天就能清完。”7月22日，镇长谭磊出现在村子里。他看起来比以前更憔悴，眼角的皱纹更多、更深了。穿着那件多年没换过的黑外套，他站在一户正修葺房屋的人家门口，提醒工人们注意安全，“不要抱侥幸心理。”然后，他检查了村里的洼地，确认没有村民家中淹水，又逐户提醒“不要外出”后，快步离开，赶往下一个村子。此后的两天，雨越来越大，声音像“下豆子”。伴随着的还有大风和雷电，“打雷时地板都在震。”杨忠回忆。7月23日下午3点20分，阿坝州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暴雨黄色预警。那天晚上到第二天白天，阿坝州迎来了一次强降水过程。24日早上，杨忠被一阵嗡鸣声吵醒，他穿上衣服出门，发现水已经漫出黑水河河道，几百米外的山那边，黑褐色的泥石流沿着山沟倾泻，一股树木腐烂的气味扑过来，脚底开始震动。口袋里的手机也震起来。各村组的微信群都在发布撤离信息。作为应急值班人员，杨忠迅速组织村民撤离。上午9点左右，奶子沟村党支部书记罗尔基到镇上汇报工作，正好遇上了谭磊。谭磊换上了应急时常穿的那件迷彩外套，行色匆匆，“昌德村发泥石流了，我要去看看。”几个小时前，他还在奶子沟村提醒村民，泥石流将至，“好好待在家里，不要出去。”在转移、安置了324人之后，谭磊听说昌德村甲足组还有一位听力不好的七旬老人被困。上午10点10分左右，他率队前去营救。杨忠知道，那名老人的家在山沟边上。后来，他听在场的人说，在去往老人家的路上，侧后方突然出现泥石流，谭磊招呼其他人快跑，自己落在了队尾。等人们跑到安全地带，回头发现谭磊已经被泥石流卷走。在场的人“腿都软了”。之后，那名被困的老人被安全救出。“谭哥”找到遗体的那天，同事和村民举着横幅来接他。相识快八年，杨忠记不清谭磊帮过自己多少忙了。前些年，刚毕业的杨忠返乡创业。当地有大面积的森林，每逢10月，红色、黄色、绿色和紫色的灌木长满山岭，被称作“八十里彩林”。当地人都以此为契机，开办民宿，包括杨忠。开业前，要办一些手续。刚刚返乡，杨忠对流程不熟，就向来村里走访的谭磊请教。谭磊直接领着他去相关部门签字。不久后，民宿顺利开业。杨忠觉得这个镇长很“接地气”。谭磊不喜欢别人喊他的职务，让大家叫他“谭哥”。说话结尾时，总带个“噢呀”，那是当地人才会用的语气词。谭磊（右）和村民。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他对老百姓好。”奶子沟村村民泽力说。奶子沟村是谭磊到任后的第一个联系村。泽力记得，80多岁的同村村民托巴有一个患精神疾病的儿子，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夫妻年事已高，平时无法照顾。谭磊知道后，每月都去家里询问。经过谭磊的协调，托巴的儿子最终被送往医院治疗。谭磊出事后，泽力想去送一程。9月8日，他驱车三十多公里，赶到了追悼会现场。车上还有50多岁的同村人三郎彭初。三郎彭初和谭磊认识将近十年，曾是村里的贫困户，患有糖尿病。谭磊时常来家里看他，每个月至少两次。脱贫后，谭磊对他说：“以前你的医药费报销多，现在报销少了。以后有啥要帮忙的，我给你帮忙。”谭磊还帮过三郎彭初的前妻和女儿。前妻泽郎哈木患有慢性病，但很爱喝酒，女儿俄玛头有听力障碍。因为担心两人的安全，谭磊每周来村子里给泽郎哈木做思想工作，还走遍了村镇的小卖部，挨家挨户打招呼，“不要卖酒给泽郎哈木。”在追悼会现场，读完悼词，泽力和三郎彭初各献上了一朵黄菊。两人身旁，密密麻麻都是人，不少是从县城里自发赶来纪念的。“爸爸找到没有？”事发前一天下午，谭磊在黑水县开会。会议结束时已经是下午五六点了，妻子杨梅让他回家吃饭。但正在汛期，容易有突发情况，谭磊怕耽误时间，就和妻子在街上随便找了家面馆，吃了碗面。那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妻妹宋拉告诉记者，谭磊今年39岁，是阿坝州茂县人。小时候，他父母在黑水县工作，带他一起在这里生活。2007年，谭磊在黑水县参加工作，认识了杨梅，两人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儿子。大约十多年前，谭磊被调去沙石多镇工作。一家人从此聚少离多。谭磊住在镇里，杨梅住在黑水县，儿子被爷爷奶奶接去都江堰读书。工作太忙了。昌德村的村民记得，有时候早上五六点钟，就能看到谭磊在村子里走访。每逢汛期，他常是正在吃饭，就被电话叫走。有一次周末，他难得回家和妻子团聚。结果吃饭时接到防汛命令，他放下筷子，起身就要走，“得上村里看看。”家人都说他是个“工作狂”。但谭磊也会想办法让家人感受到自己的牵挂。他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打视频，杨梅每年过生日，他都会准备礼物和鲜花，还会做一桌饭菜。他还用花椒木给孩子做过磨牙棒，给杨梅写过“表白”小纸条。这些都被杨梅放进小盒子，好好收藏。一家人的照片总出现在他的朋友圈。今年6月，母亲过生日，谭磊没空陪，就提前在网上订了鲜花，还准备了卡片。谭磊和妻儿。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杨梅总展望两人的退休生活：一起打麻将，耍农家乐，旅行。工作间隙，谭磊也会提起这事儿，说等有时间了，要多陪陪妻子和儿子。他失联的那些天，9岁的儿子谭勇（化名）问了很多问题。“爸爸找到没有？”“爸爸在河里面吃什么？”等不到答案，他偷偷拨爸爸的电话。但一直没人接听。值班编辑 古丽 李加减

（原标题：印度记者的这个提问，信息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