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外媒《华尔街日报》和CNBC都报道了高通考虑收购英特尔的相关事宜。前一段时间，路透社也曾爆出，高通曾考虑收购英特尔芯片设计业务的可能性，其对英特尔个人电脑芯片设计部门尤其感兴趣。

　　据路透社最新消息，高通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亚诺．阿蒙（Cristiano Amon）亲自参与了收购英特尔的谈判，研究交易的各种选择。文章同时指出，高通与英特尔的谈判还处于早期阶段，高通尚未对英特尔提出正式报价。

　　对于收购传闻，英特尔和高通的代表拒绝置评。

　　在竞争激烈的半导体行业，并购是企业做大做强的捷径。比如，英特尔曾以167亿美元并购FPGA生产商Altera以加强其在数据中心业务上的优势；高通曾想以约47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车用芯片商恩智浦半导体公司（收购最终失败）以加强其在汽车芯片的业务等。

　　曾经的竞争对手在这个节点被传出收购消息，不得不让行业深究其背后的原因。毕竟，一个是全球最大的高端手机芯片设计公司，一个是全球少有的既能设计又能制造CPU芯片的IDM厂，如果高通收购英特尔被证实，这无疑会改变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竞争格局。

　　半年亏20.91亿美元英特尔正在自救

　　站在英特尔的角度，身处业绩下滑、裁员危机的英特尔近一年一直处于“自救”的状态。

　　从营收和净利润的角度看，英特尔营收增速处于整体下滑状态，且已连续两个季度处于亏损状态。

　　2024年第二季度，英特尔收入128亿美元，同比下降1%；净亏损16.54亿美元。再叠加2024年第一季度亏损4.37亿美元，英特尔今年上半年就亏损了20.91亿美元。

　　为应对眼下危机，英特尔计划加大节流力度，宣布裁员15%，并从第四财务季度起暂停向股东派息。

　　对于亏损和下半年的业务前景，英特尔CEO帕特·基辛格曾在一封写给员工的信中透露，成本太高，利润率太低，公司尚未从AI等强大趋势中充分受益。2024年下半年的财务业绩和前景比之前预期的要艰难。

　　英特尔是典型的IDM厂商，集芯片设计、制造、封装和测试等多个产业链环节于一身，不仅面临巨大的资本支出，而且还要求芯片设计能力要强，这样才能把产能跑满。

　　近几年，随着“护城河”X86被竞争对手蚕食，英特尔有意将晶圆制造代工业务独立运营，且并允许其外部融资。

　　今年年初，英特尔宣布正式分拆旗下的芯片设计与制造业务，负责芯片制造业务的晶圆代工事业部，财务单独核算统计。

　　根据英特尔此前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分拆晶圆制造业务后，2023年可以节省30亿美元成本，2025年将节省 80-100亿美元成本。

　　为减少成本支出，英特尔宣布暂停位于波兰的先进封装厂项目和位于德国的晶圆厂建设，暂停期限大约两年。

　　在超威半导体将自身的芯片制造部门分拆出来之前，做电脑CPU的英特尔和超威都是IDM厂。2009年3月，超威半导体将芯片制造部门分拆出来，成立格罗方德（GlobalFoundries）。

　　2011年3月6日，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先进技术投资公司（ATIC）以4.25亿美元收购超威半导体拥有的格罗方德余下的8.8%的股份，格罗方德成为一家独立的芯片制造商。

　　有了超威半导体拆分制造部门的成功先例，分拆旗下的制造业务不失为困境中的英特尔自救的良策。

　　收购英特尔难解高通的中年危机

　　英特尔有意将晶圆制造代工业务独立运营，且并允许其外部融资，成为高通拟收购英特尔业务的注脚。不过，路透社也爆出，高通收购英特尔芯片设计业务的可能性更大。

　　与英特尔是典型的IDM厂商不同，高通是典型的Fabless模式，即高通只做芯片设计和销售，生产、测试、封装等环节外包给台积电等晶圆代工厂。

　　在智能手机领域，高通牢牢地掌控着高端手机芯片的市场份额。2024年第二季度，高通芯片出货量的市占率为31%（Counterpoint数据）。

　　从收入构成看，高通的营收主要来自半导体部门QCT和专利授权部门QTL。2024财年第三季度（对应2024年第二季度），其QCT和QTL营收分别为80.69亿美元和12.73亿美元。从收入占比看，QCT部门贡献了高通绝大部分收入，占比约为86%。

　　高通QCT部门由手机终端芯片、汽车和联网设备（IoT）三大板块业务组成，其中，智能手机业务又是QCT部门的营收支柱。2024年第二季度（自然年）智能手机业务收入58.99亿美元，占QCT部门收入的73%及高通总收入的63%。

　　由于高通营收和增长主要依靠手机芯片业务，在全球手机市场陷入收缩周期时，已经快40岁的高通也陷入了中年危机。

　　以高通近7个季度的业绩为例，从2022年第四季度（自然年）开始，高通的营收和净利润的同比增速连续四个季度处于负增长状态，直至2024年第二季度（自然年）才恢复双位数的增长。

　　为了缓解智能手机芯片业务对公司发展的掣肘，高通将业务拓展至汽车芯片和物联网业务。2024年第二季度（自然年），高通来自汽车业务的收入为8.11亿美元，同比增长87%；物联网业务的收入为13.59亿美元，同比下降8%。

　　由于汽车及物联网业务营收占比太小，高通也将业务触角伸向英特尔的电脑芯片领域，特别是在AIPC领域。为抢占AIPC的风口，高通先于英特尔在2023骁龙 峰会上推出为AIPC设计的骁龙X平台——“骁龙 X Elite”。

　　据公开资料显示，骁龙X Elite采用全新的设计，集成Oryon CPU、Adreno GPU、Hexagon NPU，不仅性能与能效升级，还具备更强的AI特性。“Oryon CPU是高通在兼容ARM指令集的前提下完全重构，并非ARM公版Cortex CPU魔改。”高通公司总裁兼CEO安蒙表示。

　　高通想分AIPC芯片一杯羹，而英特尔的x86处理器曾在个人电脑处理器市场占据主导位置，所以外媒传高通想收购英特尔芯片设计业务并非空穴来风。

　　不过，在智能手机芯片业务依然是高通主要收入来源的当下，想靠收购英特尔芯片设计业务并不能立刻解决高通自身的中年危机。

　　况且与晶圆代工业务相比，英特尔的设计产品业务占大头，与出售芯片设计业务相比，英特尔拆分或出售晶圆代工业务的概率更大。

　　作为Fabless模式厂商，高通如果收购英特尔的代工业务并非是一手好棋。因为专业的晶圆代工厂商要坚持“不与客户竞争”的铁律。如果高通遵守这个规律，或许就要放弃汽车、物联网甚至智能手机芯片设计业务。

　　高通收购英特尔面临两大障碍

　　况且高通收购英特尔面临还面临两大障碍，比如收购资金来源及反垄断调查。

　　截至美国时间9月20日美股收盘，高通的总市值为1882亿美元，英特尔的总市值为934亿美元。路透社曾预估，包括债务在内，英特尔的估值为1220亿美元。高通要收购英特尔，资金从哪里来就是个大问题。

　　据高通财报显示，截至2024财年第三季度，高通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为77.7亿美元，高通要收购英特尔，或许需要类似阿布扎比先进技术投资公司（ATIC）等“白衣骑士”的帮助。

　　其次，根据美国反垄断政策的重要规章——《并购指南》和《横向并购指南》，高通收购英特尔或面临反垄断调查。

　　类似的收购已经有过先例。比如，2017年，博通出价超过 1000亿美元收购高通公司。第二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了这笔交易，因为当时博通总部位于新加坡；2021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以反垄断为由提起诉讼，阻止英伟达收购 Arm。在欧洲和亚洲监管机构的进一步压力下，这笔交易于2022 年被取消。

　　所以，即使最后高通收购英特尔被证实，这场收购也会一波三折。

　　本文作者：安然，本文来源：腾讯深网 ，原文标题：《盯上“老大哥”英特尔？收购难解高通的中年危机 |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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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怡伶（记者 林诗涵）09月22日,参考消息网9月21日报道 据俄新社莫斯科9月20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冲突应该在2024年就结束。乌克兰国家网援引了他的讲话。泽连斯基称应在今年结束冲突他说：“我们希望和平。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加强乌克兰的实力，以便在今年就组织第二次峰会，从而（为冲突）画上句号。”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称，泽连斯基在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也表达了在2024年结束冲突的意图。俄新社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表示，如果乌克兰有谈判的意愿，俄罗斯不会拒绝，但谈判将在伊斯坦布尔协议的基础上进行。报道称，此前于6月15日至16日在瑞士举行了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克里姆林宫表示，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寻找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方案是绝对不合逻辑的，也是徒劳的。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呼吁俄方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控制权归还基辅，同时呼吁冲突双方确保黑海和亚速海的自由通航，并交换和释放所有战俘。该文件还呼吁双方进行对话，以结束冲突。（编译/赵志鹏）延伸阅读俄军快速紧逼乌东重镇 美媒:乌军面临的挑战令人生畏乌克兰军队上月攻入库尔斯克州一度搅乱战场形势，但俄军对乌东地区攻势并未停歇。《纽约时报》9月11日报道称，俄军正在紧逼乌克兰东部重镇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拿下该地将给俄军在顿巴斯地区带来巨大战略优势，乌军面临的挑战令人生畏。波克罗夫斯克是整个顿巴斯地区的交通枢纽，一众铁路和公路线交汇于此。报道指出，乌军在当前地区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上月在俄军猛烈的攻势下，乌军战线几乎每天倒退超过1英里（约1.6公里）。俄军的顺利推进将切断该地区残余乌克兰据点守军的主要补给线，导致波克罗夫斯克南部的乌军阵地暴露在俄军威胁之下。波克罗夫斯克（左上）周边态势图。深红区域为俄军6月1日后新夺取的地区，箭头为俄军进攻方向在过去的一周里，乌克兰增派了部队来保卫波克罗夫斯克周围的防线。俄罗斯已从对该市的正面攻击转向对南部的攻击，以扩大战线，对处在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夫镇之间的乌克兰军队形成包围之势。《纽约时报》认为，向波克罗夫斯克的推进是俄军今年夏天在顿巴斯攻势中最成功的部分。尽管俄军对其他地区也发动了进攻，但数月的激烈战斗进展并不是很大。例如，俄军对乌东部高地查西夫亚尔的进攻已持续了一年，仅推进约三英里（约4.8公里）。报道也称，总的来说，除了在波克罗夫斯克周围取得的进展，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总体攻势代价不小。另一方面，乌军8月突然袭击库尔斯克州取得的成果依然面临着俄军反击的考验，乌军希望借此牵制俄军进攻乌东的目标也尚未实现，俄军仍在乌东继续挺进。上月末就有西方媒体指出，尽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声称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州的攻势“减缓了俄军在顿巴斯方向的进攻”，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证实，俄军在乌东方向的攻势仍在继续，并且正逐步接近波克罗夫斯克。而美国媒体则评论表示，几个星期以来，俄罗斯军队一直在向这座城市缓慢推进，但最近俄军加快了进攻的脚步，在夺取新赫迪夫卡市以后距离波克罗夫斯克只剩下8公里，而乌克兰开始组织这个放心的居民撤离方向。“福布斯”网站分析称，乌军调动部队进攻库尔斯克，是俄军在顿巴斯方向前进的主要原因。俄军2S19自行榴弹炮开火 俄国防部较为中立的开源情报分析账号Suriyak表示，红军村方向乌军的防守已经非常薄弱，许多重要据点被放弃。乌军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撤回库尔斯克方面的军队，这样有利于稳住战线，但等于对外承认库尔斯克攻势是彻底的资源浪费，会影响士气；要么就是维持现状，但这会导致乌克兰军队可能在2025年面临灾难性的后果。《纽约时报》报道预测，随着乌克兰秋季雨季的到来，俄乌双方的这一阶段行动可能会结束，毕竟雨季会导致铺装路面以外的道路变得泥泞不堪，重型装备几乎无法通行。普京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访问 RT报道截图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长拉米于9月12日访问乌克兰承诺紧急考虑乌克兰提出要西方放宽在俄罗斯境内袭击限制的请求，以及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5亿美元的新援助。泽连斯基一直要求盟友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导弹，攻击俄境内深处的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对此发出“最强硬”警告，他说，取消对乌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将大大改变冲突本质，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直接卷入与俄冲突。他称，这不是是否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的问题，而是北约国家是否直接卷入军事冲突的问题。

叶怡伶（记者 陈佳蓉）09月22日,1998年出生的陈思原在江西老家经营餐饮生意，后因亏损负债八十余万元。2019年他来上海打工，之后全职配送外卖，3年间挣了102万元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短视频称，此前因“3年挣102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陈思发生车祸入院。9月18日下午，陈思通过其社交账号回应称，9月17日与小车剐蹭，现腿部骨折。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流出的陈思入院治疗照片 来源：澎湃新闻（下同）陈思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诊断书据其贴出的诊断书显示，影像学表现为“右侧股骨中段骨质断裂，断端错位，膝关节在位。周围软组织未见明显异常。”诊断为“右侧股骨中段骨折”。当日，陈思身边人士通过陈思微信向澎湃新闻记者确认以上社交媒体内容，并表示陈思目前需要休息静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度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本文综合自：澎湃新闻微信编辑：泰妮校对：佳思敏延伸阅读上海外卖小哥3年挣了102万：小学没毕业 买了2套房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他打算再次创业。小学未毕业，二十多岁创业失败，负债来到上海，摸爬滚打3年，陈思逆袭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上海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也有人为他敢于拼搏的精神点赞，还有人说他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图为外卖小哥陈思，其3年挣了102万元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逸欣 图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了26岁的陈思，因为忙着跑单，他比约定时间晚到了10多分钟。1998年出生的陈思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成，他话不算多，刚坐下没聊几句，就向记者出示了身份证。记者注意到，陈思的双手黝黑浮肿，手上有伤痕和冻疮。“冻的，还有摔的，摔了就拍拍灰起来再跑。”他的口吻很轻描淡写。陈思展示手上的伤痕和冻疮陈思是江西抚州人，之前在老家开饭店，为此向银行贷款80万元。据他所说，饭店开了5个月后亏损严重，只得放弃。背负着贷款，陈思决定来上海闯闯看，“当时满脑子就想着挣钱还债，迈出这一步去闯，不会比现在更差，只会更好。”2019年陈思刚来上海时，在饭店当厨师，月薪13000元。厨师干了快一年的时候，他发觉送外卖好像赚得更多，便也想尝试一下。于是，2020年，他加入了众包骑手的队伍，主业做厨师，副业送外卖，“那时比现在还辛苦，一天大概就睡3个小时。”后来，陈思索性辞掉了厨师的工作，专职送外卖，主要在静安寺、中山公园、徐家汇商圈跑单。“这三年多，我赚了102万元。”陈思拿出手机展示了自己近期的收入，2023年8月，他在某外卖平台的收入达4万多元，同年9月收入25470元，10月收入19497元，11月收入25786元。2024年1月，截至记者采访当天，他的收入为9897元。外卖小哥陈思曾同时在两家平台送外卖“有几个月，我还同时在饿了么跑，到手的钱应该不止这些。”陈思说，有的收入记录因为时间太久，无法显示。他不怕热，夏天赚的更多。现在天冷了，单量没有之前跑的多了。澎湃新闻记者从相关业内人士处获悉，陈思此前确实多次成为平台众包骑手中的月度“单王”，三年赚了102万元也得到确认。如今，陈思已经还清了开饭店所贷的80万元，因为在老家买房，还背着10万元房贷。在与记者的对话中，他屡次提到“挣钱”二字。陈思坦言，自己把赚钱放在第一位，但也希望大家不要模仿他这样的工作强度，量力而行。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与陈思的对话。【对话陈思】澎湃新闻：去年8月，你一个月收入4万元，是怎么跑出来的？陈思：我觉得这个行业是能赚钱的，送外卖主要靠勤快肯干，同时还要对路熟悉，就是熟能生巧，比如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有的骑手要绕一圈，而我只需要一分钟就可以到隔壁小区了，因为路熟，可以抄小道。去年8月天气热，单子相对多，我不怕热，就一直接单。我希望接一楼的订单，爬楼等电梯浪费时间。还有我会规划路线，我出去跑一圈，最多能带12单，一路上一定要规划，先去哪个商家，哪个商家出餐慢，就去下一家等。有的小哥看到我也会问，赚那么多，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想说，不用问，跑就完了。其实我也不算赚得最多的，在上海比我厉害的外卖员也有。澎湃新闻：你一天要工作多久？送单超时过吗？出过事故吗？陈思：刚做的时候一天干18个小时，一个月就休息一天。后来平台出了规定，限制了我们接单时间，一天只允许工作12小时，我就马上到另一家平台注册骑手，就是多个平台接单。现在我做六休一，休完一天就继续干。我基本没有超时过，合理安排可以准时送达。路上也摔过，都数不清楚伤口了。但摔一跤起来，拍拍身上的灰没啥问题，生活需要继续往前冲。澎湃新闻：你觉得苦吗？这样的强度，身体吃得消吗？陈思：说实话没感觉，麻木了，老是躺着休息人会没有精神，起来跑跑挺好的。我也没什么其他的爱好，硬要算一个，挣钱算一个爱好吧。其实我这样的强度，也不值得大家模仿，还是要量力而行。我6岁的时候被送到了寺庙里待了7年，学了一些强身健体的功夫，也吃过苦，和我跑单时的辛苦是差不多的。也是小时候的那段经历，培养了我的意志力。澎湃新闻：现在贷款还完了吗？陈思：开饭店的80万元贷款我还清了，我在老家买了两套房子，现在在还第二套房子的贷款，还剩10万元没有还清。澎湃新闻：你是靠自己在老家买的两套房吗？你现在的收入在老家算什么水平？陈思：是的，我父母是农村的，我都靠自己，我现在的收入在老家也算不上特别好，两套房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元吧，我还是要继续挣钱。澎湃新闻：你在市中心跑单，看到和自己同龄的年轻人在玩乐购物时，会羡慕吗？陈思：会羡慕，但是他们也会羡慕我，羡慕我靠自己双手双脚挣钱。澎湃新闻：你为什么会想到在社交平台上拍视频？现在是想换赛道走互联网营销吗？甚至有人说你想出名当网红，你怎么看？陈思：我不想当网红，拍视频的是我的朋友阿侠，他也是外卖员，他想把我的经历记录一下，我想把我跑外卖的经验和技巧传授给一样跑外卖的兄弟们，我刚跑的时候也没人教我，我是自己去试，刚开始我不贪心，不会多接单子，尽量保证不超时。澎湃新闻：你会一直跑外卖跑下去吗？以后有什么打算？陈思：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我打算再次创业，还是做餐饮，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就重新回来跑外卖，人生就这么一次，干就完了。还有我想在两三年内结婚，在我老家，结婚彩礼加上办一场婚礼，要花的钱不少，我想要靠自己过上理想的生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