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纳克政府上台后，似乎有意对此踩一脚刹车，这个意愿也体现在克莱弗利的演讲中。苏纳克的新综合外交和国防政策将中国称为“划时代的挑战”，而不是前任特拉斯定位的“威胁”，这也算是一种理性回调，虽然比较有限。

　　美媒报道称，伯恩斯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举办的一次活动上发表视频讲话称，中美两国政府需要更好、更深层次的渠道。“我们愿意对话”。CNN称，过去一年来，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和气球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趋于紧张。伯恩斯表示，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国政府成员对中国的访问权限“起伏不定”，他认为是“中国关闭了渠道”。

　　王贻芳建议，应给予科研单位充分自主权，将科研经费具体分配、使用权下放给研究机构。只有研究所自己才有专业能力判断，什么是领域内真正前沿和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的原创性项目？站在整个机构统筹的角度，什么是未来3~5年或5~10年应该重点聚焦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由所长充分征集科研人员的建议，并平衡好各方不同需求后再确定。“对基础研究机构而言，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项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目前所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聚焦方向，每个课题组都是直接和科技部、基金委签合同。”

　　比如，借着兼任G20和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机会，故意选在与邻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地区安排G20系列边会，夹带私货的小心思恨不能昭示天下。

　　另一优先领域是增加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其中还包含了多项调整建议，如为海军配备更多远程打击武器的小型舰艇、为F-35A和F/A-18F战机配备远程反舰导弹，并与美国合作开发“幽灵蝙蝠”无人机组等，使其能够“从澳大利亚进行海上、陆地和空中的机动行动，增强远程火力”。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科研资助体系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起来，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绩效为导向的资助体系设计是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让科研经费得到最大化利用，“把钱用在刀刃上”。但在一个推崇竞争和排序的科研支持体系中，最后一定会形成“马太效应”，“已经拿到项目的人越拿越多，少数头部科学家经费充足，但还是不停申请经费”，真正应该得到支持的青年科学家在成长期却可能被边缘化。

吴佑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