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1：李某勇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这是一件检察机关针对错误判决依法提出抗诉，同时追诉重大毒品犯罪漏犯的案件。北京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抗诉后，1名被告人由有期徒刑改判为无期徒刑，1名被告人由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追诉1名漏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实现不枉不纵的效果。

　　典型案例2：陈某南等人贩卖毒品、洗钱案。这是一件经检察机关审查发现漏罪漏犯线索，及时追诉众多遗漏毒品犯罪以及涉毒洗钱犯罪的案件。广东检察机关全面审查案件事实证据，追诉了2名毒品犯罪漏犯、3名洗钱犯罪漏犯，增加认定100余宗被遗漏的犯罪事实。

　　典型案例3：陈某贩卖毒品案。这是一件被告人始终“零口供”，毒品实物均已卖出，检察机关通过有效构建证据体系，有力指控犯罪，并追诉众多遗漏毒品犯罪的案件。云南检察机关着重强化电子数据审查，发挥间接证据定案作用，同时追诉了1名漏犯，增加认定34宗被遗漏的犯罪事实。

　　典型案例4：王某等人走私、贩卖毒品、强奸、强制猥亵案。这是经检察机关审查发现漏罪漏犯线索，成功追诉漏罪漏犯，推进涉麻精药品问题治理的案件。河南检察机关全面审查证据，积极自行补充侦查，追诉了被告人的漏罪，追诉了7名迷奸犯罪的漏犯，追诉了5名涉毒上下游漏犯，同时开展禁毒综合治理。

　　典型案例5：幸某燕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这是一件检察机关存疑不起诉后，发现其他犯罪线索，精准追诉漏犯，同时有效建立类案办理机制的案件。浙江检察机关深入开展自行补充侦查，成功追诉了10名毒品犯罪漏犯，追诉了4名洗钱犯罪漏犯，会同有关部门构建涉毒资金流向追踪机制，促进疑难案件办理。

　　典型事例1：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开展打击治理涉毒洗钱犯罪专项活动。福建省检察院主动融入打击治理涉毒洗钱犯罪工作大局，在全省开展为期一年半的打击治理涉毒洗钱犯罪专项活动，以专项工作为抓手落实落细“一案双查”工作机制，强化组织部署，实现上下一体协同推进。通过深化联动协作，参与涉毒洗钱犯罪综合治理，取得良好成效。

　　典型事例2：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推动建立跨省域保障寄递安全工作协作机制。为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江苏省检察院牵头联合制发《沪苏浙皖检察机关关于加强保障寄递安全工作协作的意见》，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的保障寄递安全工作协作机制，聚焦寄递毒品犯罪跨区域治理，推动检察机关参与禁毒社会治理进入省域协作新阶段。

　　典型事例3：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检察院运用大数据 模型助推毒品犯罪综合治理。为有效打击毒品犯罪，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检察院全面贯彻落实数字检察战略，自主研发“毒品犯罪网状打击与治理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整合涉毒数据，变单点打击、线状打击为关联打击、网状打击，深挖毒品犯罪漏罪漏犯线索，推动毒品问题综合治理成效显著。

　　典型事例4：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推动涉寄递新业态毒品犯罪综合治理。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在依法打击利用“跑腿服务平台”贩卖新型毒品案件的同时，集中推进溯源治理，向相关企业制发检察建议，斩断毒品交易链条；针对“网络+寄递”等新业态，推动有关部门形成有效监管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