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操操|「ふうむ」と僕は言った。

（原标题：房屋被强占20余年 回应：住得舒服不想搬）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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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火》带给我们的惊喜还在继续着，“福建”号航空母舰曝光的各种设计细节也越来越多，这次带给我们的惊喜是“福建”号的机库设计和诸多设计细节。比如从机库面积上来说，肉眼可见的“福建”号机库相比“辽宁”舰和“山东”舰都大了那么一大圈。中国三艘航母的机库对比图根据网上大佬“牧星观海天”放出的对比图显示，“辽宁”舰机库里，舰员们排排坐放着小马扎看节目，一排坐了20多个人都有点儿挤。到了“福建”舰的机库里，舰员们呈疏开队形列队，间距一米左右一排站了20多个人都不显得拥挤，两侧还能留出不小的空间来，最直观的展现了“福建”号机库的巨大。福建舰的机库门同时，“福建”号航母机库的机库门、机库内部的防爆门等，都有较大的改进。以之前“辽宁”舰和“山东”舰的设计来看，航母机库门采用整体抽拉设计，需要使用的时候向一侧推开，打开速度相对较慢，同时还挺占地方，对于寸土寸金的机库来说，多出来一点面积都是好的。美军航母的机库门这种整体式大型机库门，是苏联航母的典型设计，我们在改造“辽宁”舰，建造“山东”舰的时候，沿用了苏联航母的设计。而“福建”号航母就改弦更张、更改了设计，使用了美式航母的两段开合式设计，提升了开启速度，减少了横向的占地面积，完全美式航母化了。福建舰的防爆门同样存在较大设计改进的除了机库门，还有机库内部的防爆门，航母机库的消防和损管采用分区损管设计，各分区之间安装防爆门，一旦某一分区发生起火燃烧的事故，立刻使用防爆门封闭该分区。辽宁舰的防爆门但从苏联航母的设计来看，封闭分区没有安装刚性防爆门，而是使用了3道软性防爆帘、将机库分为四个分区，防爆帘采用防爆的石棉材料制作，不用的时候收卷在机库顶部，发生火灾时再拉下来将发生火灾的机库分区隔绝。但软性防爆帘的问题是很显著的——它只有防火能力不具备防爆能力，一旦机库内的弹药发生殉爆，强大的冲击波和超压会毫无疑问地摧毁防火帘，这是苏联航母在损管设计上的巨大缺陷。美军航母的防爆门相比之下，美式航母的机库损管设计就科学得多了，机库由两道防爆门隔成三个分区，每道防爆门使用200毫米厚的钢材等刚性材料制造，不仅可以防火更可以防爆。采用分段式设计，不用的时候折叠在机库两侧，对于机库燃烧和殉爆的防御能力远远强于苏联航母的防火帘。“福建”号航母在机库损管上，取消了苏联航母使用的防火帘，改为使用防爆门，极大地提高了机库的生存性和安全性。当然了，这也一样是咱们薅鹰酱毛的结果。辽宁舰进行海上补给时的画面最后，还可以看到“福建”号在干货补给门架上有了改进，之前“辽宁”舰和“山东”舰的干货补给门架位于后方机库门的左侧，采用立式门架，干货补给转运程序，是先将干货转运到升降机上，再从升降机往机库内转运，到机库内进行集散，等于是三道工序。美军航母进行海上补给时的画面美国航母则使用了收拢在机库上方的卧式补给门架，不用的时候折叠在机库上方，使用的时候放下来连接补给舰，接收到的货盘直接放在机库里，叉车推车等直接就叉走进行集散，物资转运效率更高了。福建舰的补给门架“福建”号航母也原封不动地弄了这样一个卧式补给门架，就在机库门上方，一样的，属于薅鹰酱毛的行为，把鹰酱的有益经验都学到手了。背景的福建舰上停满了战机总而言之，美国海军作为这个世界上运用航母最有经验的海军，有些经验教训咱们不得不服，不得不学，我们的口号就是：走鹰酱的路，让鹰酱无路可走。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不可能说明星住这栋楼，他被困了，我先去救明星，我们不可能这样做。毕竟被困电梯人都怕，空间又小。”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4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导弹攻击俄罗斯腹地，俄不排除使用除核武器外的新武器摧毁乌克兰首都基辅。梅德韦杰夫称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正式理由是存在的（资料图）梅德韦杰夫称，“没有人真正需要核冲突。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俄罗斯还没有就使用核武器做出任何决定。”梅德韦杰夫同时称，使用核武器的正式理由是存在的，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入侵俄库尔斯克州。俄罗斯目前尚表现出耐心，因为这一决定十分复杂且后果不可逆转。当俄罗斯的耐心耗尽时，也可能转而使用一些“新的非核武器”。美称对供乌远程武器政策暂时保持不变近日，针对乌克兰能否获准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目标一事已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当地时间9月13日，美国方面表示，目前对供应乌克兰的远程武器政策不会发生变化。此外，由于此前美英两国分别向乌克兰提供了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因此舆论普遍认为英国首相斯塔默13日访问美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同美国总统拜登商议是否扩大对供乌远程武器的许可范围。对于这一说法，柯比回应称，美英领导人的会谈不会左右美方对此问题的态度。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柯比：我们对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能力，并是否允许其在俄罗斯境内使用的看法没有改变。我并不期望美英会谈出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重大声明，至少我们（美方）不会。我们会让英国首相决定会谈内容。但就这种远程打击能力而言，目前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因为之前我们（美方）说过，不支持（乌方获得）这种能力。柯比表示，目前我们不支持乌方获得远程打击能力（视频截图）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表示，乌克兰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目标的行为将被视为西方国家直接介入俄乌冲突。对此，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13日称，尽管普京的这一表态不代表俄方立场的更新，但美国将认真对待普京的警告。德国强调：不供乌远程武器据央视新闻，德国总理朔尔茨13日重申，尽管美英两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远程武器，但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朔尔茨表示，“这个决定不会改变”。据参考消息援引塔斯社9月13日报道，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斯特芬·黑贝施特赖特13日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关于是否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的讨论不涉及德国援乌武器，因为德国并未提供美国和英国提供的那类远程武器。报道称，黑贝施特赖特说，德国援乌武器“与我们现在讨论的武器有质的不同”。这位发言人说：“我们并没有提供过美国和英国现在探讨的武器，这些武器比我们提供的武器射程更远。”报道还称，黑贝施特赖特指出，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射程最远的武器是射程可达100公里的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以及射程约40公里的自行榴弹炮PzH2000。他还指出，德国政府不会评判俄总统普京关于打击俄腹地后果的言论，但认为必须重视普京的这一声明。他补充说：“我们与俄罗斯总统打交道的经验十分丰富，对他发表的声明要给予重视。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央视新闻、参考消息延伸阅读俄退役中将：若西方允许乌深入打击俄领土，俄会在西方领土上反击俄乌冲突已持续超过930天，欧洲安全正在走向“十字路口”。两年半以来，这场战火的影响远超俄乌两国甚至欧洲大陆，也因此在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上备受关注。9月12日，论坛高端访谈设置专场讨论欧洲安全。9月13日，在论坛第三分组会议“欧洲安全走向”上，来自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北约及多个欧洲国家的嘉宾就这场冲突的本质、欧洲安全新架构的形态等问题各抒己见，激烈交锋。尽管分歧仍存、短期内找到政治解决方案仍有困难，但避免更惨重代价已成各方共识。9月13日，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第三分组会议“欧洲安全走向”举行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俄罗斯军事问题专家李抒音向澎湃新闻表示，北京香山论坛是促进问题解决的平台，各方在这个平台能够把分歧都讲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促进相互理解，就能够慢慢融化坚冰，这也是北京香山论坛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俄或在北约的领土上反击？进入2024年，俄乌冲突频现升级势头。2月，俄军在数月激烈战斗后攻下顿涅茨克重镇阿夫杰耶夫卡，因伤亡惨重而一度被与巴赫穆特之战相提并论。5月，俄军利用西方军援抵达前线前的“窗口期”再次向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发起地面进攻，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为“冲突以来最困难的局势之一”。8月，乌军向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起突袭，俄军则集中进攻乌东重要后勤枢纽波克罗夫斯克，双方两线交锋至今仍在持续。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ISW）9月11-12日发布的战况信息，俄军已开始在库尔斯克州发起规模和结果尚不确定的反击，同时向波克罗夫斯克东南推进。在谈及俄军未来数月可能如何回应此次突袭时，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德米特里·斯特凡诺维奇向澎湃新闻表示，俄目前的作战方式侧重于渐进式进攻和远程打击，原因之一可能是俄在冲突的第一阶段后冒险欲望有所减弱，另一因素则可能是需要在其他方向上继续保持作战节奏。考虑到俄军正在乌东地区推进，而在库尔斯克地区双方都没有很多进展，俄未来几个月不会做出突然且重大的反应。与此同时，西方对乌克兰使用援助武器打击俄领土目标的限制正逐步放宽。5月哈尔科夫之战后，多名西方领导人就扩大援乌武器使用范围放松立场，美国也在压力之下逐步放宽限制，允许乌使用美援武器在哈尔科夫地区附近打击俄境内目标。乌军突袭库尔斯克后，泽连斯基再次强烈呼吁取消对在俄领土上使用西方远程武器的所有限制，并称西方所认为的“红线”是“天真的”。9月1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联合访乌，这也被认为是就解除乌克兰武器使用的限制发出“强烈暗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左）和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右）在联合记者会上（视频截图）对于西方近期释放出可能对乌使用外援武器远程打击俄本土纵深目标的信号，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警告称，一旦决定解禁将意味着北约国家直接参与俄乌冲突，这将“明显改变这场冲突的本质、性质”，俄将根据所面临的威胁作出“适当决定”。此前，俄方曾表示正在修改核学说。在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教授、退役中将叶夫根尼·布仁斯基向澎湃新闻表示，局势确实存在升级风险。对于是否存在核升级风险，布仁斯基表示：“如果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致命武器、允许乌克兰深入打击俄领土，那么俄罗斯将会反击。但这种反击不会是在乌克兰的领土，而是会在西方、北约的领土上。”斯特凡诺维奇则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克制，但随后局势可能会迅速升级。“欧洲在征兵、振兴军事工业，甚至新型远程导弹和核威慑项目等方面酝酿了许多不同的想法，但并没有采取很多实际行动。这可能是因为人们相信一切终将正常化，欧洲将建立新的共同安全架构，又或者是相信美国仍将是最终的安全提供者。但一些已经采取或正在考虑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导致俄与北约国家发生直接的武装对抗和冲突，随后可能迅速升级至核层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月2日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中方多次重申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2022年1月，五国领导人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的联合声明，也指出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当前形势下，各方应当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协商共同推动局势缓和，减少战略风险。与俄罗斯共建安全架构还是与之对抗？俄乌冲突后，欧洲原有安全格局难以为继。未来的新架构应以何种形态呈现，如何管控当前局势升级的风险，成为欧洲安全的最重要问题。乌克兰前第一副外长亚历山大·查理13日在“欧洲安全走向”分组论坛上表示，未来欧洲是与俄罗斯共同建立安全架构，还是与俄罗斯对抗，将成为欧洲安全关键的两难问题。他同时表示，现在的挑战在于，如果不能在建立公正、可持续和平的基础上结束战火，就无法在未来与俄罗斯一起发展新的欧洲和平架构。俄乌双方近来均多次释放有意和谈的信号。普京在库尔斯克袭击发生初期曾拒绝与基辅谈判，随后于9月5日宣布已准备好在2022年伊斯坦布尔协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泽连斯基也称俄罗斯应出席计划于今年11月举行的第二次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亚历山大·查理本人参与过俄乌2022年谈判，并称在伊斯坦布尔的谈判曾一度非常接近和平。他12日在香山论坛表示，自伊斯坦布尔之后，情况出现了实质性变化。目前没有看到能够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意味要停止寻找外交解决方案，关键问题在于从热战逐渐过渡到稳定的态势。他还强调，要恢复欧洲安全架构，就必须要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机制。斯特凡诺维奇则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根本问题在于欧洲和全球安全的整体失衡。降低升级风险的最好办法是进行善意的谈判，承认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停止冲突的白热化阶段。2022年在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确实可以成为一个基础，但关键是要避免重蹈覆辙。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三方必须具有建设性和支持性。”对于欧洲安全新架构，各方仍有不同理解。在新架构成形之前，能够做出哪些努力？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对俄乌双方来说，应当将当前冲突的解决和未来欧洲安全架构建设之间联系起来，这也是中方一贯的观点，我们强调标本兼治。如果真的要建构一个长久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很多基本的东西要重新建构，比如说俄欧之间、俄和周边国家之间，无论是由于历史还是现实利益带来的相互恐惧心理如何化解，俄欧如何达成共识，竞争与合作之间关系怎样处理，竞争的时候哪些手段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等。”崔洪建还特别提到，当前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欧洲建设安全架构的自主权并不完全在自己手中，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德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已进一步加剧。就在今年7月，美国和德国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将自2026年起在德部署“标准-6”导弹、“战斧”巡航导弹等远程武器。对此，俄方称将以“平静、专业方式”作出军事回应。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今年7月报道称，这些导弹能够打击2500公里外的目标，可从柏林轻易击中莫斯科。但来自朔尔茨党内的德国联邦议院社民党议会党团领导人穆策内希（Rolf Mützenich）对此表示，“并不是每件武器都能让德国立即变得更安全”。他还曾指出，这一部署进一步升级了西方与俄之间一触即发的冲突，使误判更有可能发生，且目前还不清楚德国在如何使用这些武器方面是否有发言权。“国际社会和外部力量要去帮助欧洲建立新的安全架构，而不是去破坏它，要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给欧洲国家自身提供空间。”崔洪建总结道。

（原标题：乌：将“通过相关国家”向俄提交和平计划）

来源：环球网【环球网报道 见习记者 陈奕桐】据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商业内幕”网站等媒体报道，英国国家审计署1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大量军援物资和装备“本要报废或被更换”。美国“商业内幕”网站称，俄罗斯于2022年2月向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一些国家向乌提供军事援助。由于乌克兰的盟友就应向乌方提供军援的规模和类型存在争议，西方援助进程“时断时续”，导致前线乌军士兵在不同时期面临武器短缺的困境。《金融时报》援引上述报告称，在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一事上，英国国防部“优先考虑本要报废或被更换”的物资和装备，因为其被认为能“直接给乌方带来军事价值”，而将其运送到基辅“能减少浪费或与处理这些物资和装备有关的成本”。报道举例称，英国于2022年3月向乌克兰提供了约17000双“接近限用日期”的军靴，如果不出售，这些军靴会“被运往垃圾填埋场”；英国2023年向乌方所提供14辆“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账面价值为1700万英镑，而上世纪90年代末的最初采购价为4700万英镑。报道称，英国一名国防官员称：“战争考验我们的库存，但对我们来说，清理旧装备以及用新装备进行替换是件好事。”英国国家审计署负责人加雷斯·戴维斯 资料图片 图源：外媒《金融时报》称，英国国家审计署负责人加雷斯·戴维斯称，“在对未来援助进行规划时，国防部必须继续在英国战略利益与维持英国自身军事能力之间进行平衡。”“这包括确保英国军队拥有适当的装备库存和接受充分训练。” 戴维斯称。延伸阅读：普京态度突然变了普京的态度突然变了。要知道，不久前乌克兰军队攻入库尔斯克地区，普京勃然大怒，下令：绝对不和乌克兰谈判，将敌人彻底赶出俄罗斯。用普京的话说，“这些人有什么好谈判的？”言犹在耳，普京却变了。9月5日，在东方经济论坛问答环节，普京表态：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进行谈判。普京在第九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上发言他的原话是：“我们准备好与他们谈判了吗？我们从未拒绝这样做，但不是基于一些转瞬即逝的要求，而是基于在伊斯坦布尔达成一致并实际签了字的那些文件。”敌人还在境内，原来暴跳如雷的普京，同意谈判了。当然，谈判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从2022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土耳其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按照俄罗斯的说法，当时在伊斯坦布尔，俄乌几乎就所有内容达成了共识，还进行了小签。普京说：“我们设法达成了一份协议，这才是重点。乌克兰代表团团长的签字证明了这一点。签字这件事意味着乌克兰方面对达成的协议基本上是满意的。”普京还说：“这份协议之所以没有生效，只是因为他们收到了不要这样做的命令，因为美国、欧洲（一些欧洲国家）的精英们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按照普京的说法，俄乌谈判达成后，“（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先生去了，并下达了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的指示。众所周知，英国当局并不否认这一点。”英国肯定不是好的斡旋者，美国也自然不是，那接下来的和谈，哪个国家合格呢？普京的答案：中国、巴西和印度。按照普京的说法，中国、巴西、印度都是“诚实的调解人”，“我们彼此相互信任有信心”，这些国家可以充当调解人并发挥重要作用。最后，怎么看？几点粗浅看法吧。第一，普京在展示姿态。毕竟，冲突爆发至今，俄罗斯态度，至少有一点很明确：我们愿意谈。当然，谈判是有条件的，乌克兰彻底放弃加入北约，乌承认俄军占领的东部四州为俄罗斯所有。乌克兰当然不愿意，泽连斯基态度更是很坚决：只要普京在台上，坚决不与俄罗斯谈判。泽连斯基此前曾放话，只要普京在台上，坚决不与俄罗斯谈判虽然有前提条件，但一方表态可以谈，一方表态不能谈，对普京来说，这就是一种成功的谋略。所以，乌军进攻库尔斯克地区，普京短暂大怒之后，很快又回到了老路线：来来来，我们可以谈。但得按我们的条件谈。第二，普京更有谋算。毕竟，打仗打了两年多，双方都蒙受重大损失，乌克兰反攻有心无力，俄罗斯也没实力一举灭掉乌克兰。谈判，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普京更认为，中国、巴西和印度作为调解人更可靠，也是在对冲西方对乌克兰一边倒的支持。从目前状况看，普京对和谈有所松口；泽连斯基也暗示，下次乌克兰和会，俄罗斯也可以参加。种种迹象表明，虽然双方在战场上厮杀得你死我活，但离和谈确实也越来越近。图为在前线作战的士兵 资料图第三，和谈更不会平坦。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谈得顺利，前线稍微缓解；谈得不顺利，前线只能拼命打。事实上，乌军突然攻入俄罗斯境内，现在更试图守住库尔斯克的前线阵地，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围魏救赵，缓解俄军对乌东地区的攻势；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在为和谈寻找筹码，俄占领乌克兰土地，乌军手里也有俄罗斯地盘……现在，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当然，即便看到了黎明，也不排除乌云又压顶。和谈需要智慧，需要谋略，更需要勇敢的妥协。当然，谈判更离不开一点：战场上得不到的，你就别指望在谈判桌上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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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 图为反腐宣传图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信息显示，周铁根，男，1962年11月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曾长期扎根家乡南通工作。1986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1987年，他进入南通市委研究室，两年后成为副科级研究员。1993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委办公室系统，三年后升任南通市委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12月，周铁根出任如皋市委副书记，两年后转任如皋市市长。2006年，周铁根被调往南通另一个县级市如东，出任县委书记。这是他首次主政地方。2011年，周铁根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家乡南通，调任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4年1月，周铁根出任江阴市委书记，并身兼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时隔三年后再次主政一方。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2015年12月，周铁根从江阴市委书记任上北上徐州，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任市长，2018年4月任徐州市委书记。彼时，有媒体评价，周铁根曾在苏南、苏中、苏北等城市都担任过地方领导，如此丰富的施政经历，在江苏官场上仍属少见。纵观周铁根的从政履历，他曾以善于跟企业打交道著称。在担任如东县委书记期间，他曾力主洋口港建设，破解了当地“有海无港”尴尬。当时，由于对开发洋口港信心不足，投资方香港保华集团迟迟不敢和如东县签署合作协议。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当时兼任洋口港开发建设总指挥的周铁根向保华集团表态，只要保华集团将跨海大桥和人工岛建起来，“不管后边有无投资者，政府兜底收购！”这一承诺最终促成洋口港开发的关键性工程——黄海大桥、人工岛的建成。2008年10月28日，洋口港实现初步通航，结束了如东“有海无港”的历史。彼时，在开发建设洋口港时，周铁根曾坦言，洋口港是全国的重要港口，洋口港开发建设任务重，难度大，必须超常规强势推进。他还提出，吸引大客商就要解放思想，灵活地运用市场化的办法，能合作的就合作，“我们不能看到人家有利可图，就死抱着项目资源不放。要想方设法，尽可能早开发、早启动”。在江阴工作期间，周铁根也曾展现过和企业打交道的哲学。据《江阴日报》报道，2014年1月6日，也就是履新江阴市委书记后仅三天，周铁根便深入部分镇村、企业进行调研。他的第一站是“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在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后，周铁根提出，希望华西继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把华西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此后，他还来到江阴的两大龙头企业阳光集团和海澜集团。周铁根说，企业是江阴发展的最重要力量，阳光集团、海澜集团等一批大企业集团为江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徐州工作期间，周铁根曾多次参加政企会谈，旨在加强同民营企业家沟通交流，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建议。据《徐州日报》报道，2021年4月28日，2021年度首期“政企交融汇”活动举行，周铁根出席并讲话。活动期间，周铁根认真听取企业家们的发言，不时插话与大家交流探讨，并就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具体要求。他说，举办“政企交融汇”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增进政企沟通了解，能够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服务更加精准、措施更加有效。从大家的发言中，深切感受到企业家们良好的精神状态，详细了解到企业发展情况和所需所盼，听后很受启发。开启“十四五”，要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坚定信心。周铁根曾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专门曾谈过他对政企关系的看法。他说，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营造环境，企业才是发展的主体。“社会要对企业家给予充分尊重。政府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往这个方向发展。”周铁根表示，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诸如土地、金融等要素的获得，都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和协调，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而在生产经营方面，政府不要去干预企业。2021年7月，周铁根转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后任江苏省十三届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江苏省十四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此番被查。值得一提的是，除周铁根外，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被查。王昊曾任徐州邳州市市长，沛县县委书记，徐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徐州市政协主席、党组副书记，宿迁市市长，宿迁市委书记等职。去年1月，王昊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7月25日，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兴振被查。冯兴振曾任徐州市农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沛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沛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州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等职。2019年4月，冯兴振任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州矿务局局长。延伸阅读70岁的北京原区委书记落马 卸任后还告诫该区领导干部近日，三名高龄厅官落马和受审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9月9日，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发布消息，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尚宪芳1955年6月出生，今年69岁，已退休9年。9月7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王云峰1954年4月出生，今年70岁，已卸任通州区委书记近10年。9月6日，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她被指控受贿1309万元。胡世莲出生于1955年2月，今年69岁，已退休9年。这三名厅官退休9年多，年届七旬被查、被审，再次敲响警钟：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虽往必查、虽远必追，既不会因为党员干部退休而止步，也不会因为退休而出现盲区。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尚宪芳，男，山西省襄垣县人，1955年6月出生。他15岁便开始参加工作，在襄垣虒亭公社当办事员，在基层历练多年，此后在长治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多年后，开始主政地方，曾任长治市沁县县委副书记，黎城县委副书记、县长，黎城县委书记。2005年3月任长治市副市长，任职长达7年。2012年4月跻身长治市委常委，后获任市委统战部部长，2015年到龄退休。尚宪芳还是山西省作协会员，曾出版《县委书记的思考》《县域发展论》《治县观》等书，书中谈了他在县城主政十年的心得体会，尤其谈到了提高党性修养和拒腐防变能力，营造持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而今书籍犹存，写书人已落马。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王云峰出生于1954年4月，河北阜城人。他长期在北京任职，早年在丰台区任职30年，担任过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世界公园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区政法委书记兼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任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2002年12月调任北京市平谷区委副书记，次年任区长。2006年5月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局级)。2007年8月，王云峰任北京市通州区委书记，2014年11月卸任，随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值得一提的是，王云峰主政通州区期间，正是建设高峰期。据媒体报道，在他卸任两个月后的北京市两会上，市领导在通州团分组审议会上告诫通州区党员领导干部：“高速建设时期规模量大，要坚持公开透明，工程监理要跟上，不要出腐败，不能楼起来了，人倒下了”。一语成谶，而今9年后，王云峰还是“倒下了”。胡世莲受审画面9月6日，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公开资料显示，胡世莲，女，1955年2月出生，安徽肥西人。主任医师、教授、山东大学和安徽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省政协委员，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家级特殊津贴。擅长老年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诊治。她曾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2015年8月卸任。今年1月，退休近9年的胡世莲被查，今年6月被开除党籍。安徽省纪委监委通报，经查，胡世莲身为公立医院党委主要负责人，丧失党性原则，背弃初心使命，带头违纪违法，严重污染单位政治生态，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财物；无视纪律规矩，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大肆干预插手医疗设备采购、工程项目招标；权力观异化、亲情观扭曲，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利，单独或伙同亲属非法收受巨额财物。9月6日，69岁的胡世莲在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受审，检方指控，她利用担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09.8053万元，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受262.71万元。胡世莲当庭表示认罪、悔罪。该案将择期宣判。察时局梳理发现，近期，官员退休多年后被查处的案例并不少见。退休近9年，69岁的原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郑勇8月30日被查；退休八年后，71岁的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8月21日被查。除了高龄厅官被查，还有“高龄虎”，1月落马的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苏增添，今年已70岁；中纪委今年打下的正部级“大老虎”，曾担任海南省委书记近6年的罗保铭，将满72岁。纵观近些年查处的类似案例，有的是在职时就存在违纪违法行为，退休后“东窗事发”；有的是临退休时想捞一把，导致“晚节不保”；还有的是退下来后“不甘寂寞”，利用“余威”谋取私利。通报案例一再证明，只要触碰纪法红线，就难逃纪法惩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2027年）》明确提出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思路举措，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的腐败分子，更加有力遏制增量，分类施策清除存量。上述高龄贪官被查，正是对腐败存量的坚决清除。中纪委网站刊文表示，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彻底清除，腐败增量仍在发生，表现形形色色，腐败隐形变异、手段翻新升级，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等等。这些问题充分说明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根除，必须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持续保持战略定力，防止“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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