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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被终身禁足的前陕西长安竞技队球员丁捷发文，承认自己赛后收钱触犯了法律，但他表示自己没有出卖球队。“我出现违规违纪的比赛是在2021年12月8日，陕西长安竞技对阵南通支云的比赛，我们以2比1取胜，赛后收到7万元。这场比赛中我全力以赴争胜，没有出卖球队，也没有做对不起陕西球迷的事情。”“但我触犯法律了，已经积极接受处罚，向司法机关全额退款并缴纳了罚款。只是这次足协给出的处罚结果，相较以往案例过于严苛，让人难以接受。”丁捷曾在陕西长安竞技队踢球“我从六岁开始学习踢球，至今已经31年，我为足球献出了全部青春。我为辽宁宏运效力了12年，为重庆两江竞技效力了6年，欠薪909万，为陕西长安竞技效力了2年，欠薪近200万。因为热爱足球，在球队欠薪的情况下，我依然拼搏到最后，并帮助陕西长安竞技拿到中甲第五名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022年联赛结束后，球队面临足协准入困难，我第一个签署了放弃欠薪的工资确认表，我和留下的队员都希望球队能存活下去，但事与愿违，重庆两江竞技和陕西长安竞技相继解散，我的这两笔欠薪也成为一张废纸。”9月10日，中国足协公布了因违法违规行为而被禁止参与足球活动的足球从业人员名单。经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审定，给予金敬道等43人终身禁止在我国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给予巴合江·吾尔满等17人禁止在我国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五年的处罚。同时中国足协透露，已有44名涉案足球从业人员被法院依法作出判决，34人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不过在消息公开后，近日来已有将近10名被禁足球员公开“喊冤”。杨文吉称自己由于被长期欠薪，才会为了4万元而做出辜负球迷的事情另一位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足的球员杨文吉发文称，自己由于被长期欠薪，才会为了4万元而做出辜负球迷的事情。“现在回头来看真的很蠢，为了4万块钱，不光辜负了球迷，还换了缓刑3个月，背上了案底。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球员，没有多么高的道德水平，单纯想让家里人都过得舒服一点。”“如果能够重来，我肯定会好好踢球，努力奋斗，还中国足球一片净土。”相关新闻禁足球员杨文吉自述遭欠薪：若无机制保障球员权益，假球还会出现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足的杨文吉，在他社媒的致歉声明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自己遭遇欠薪以及俱乐部如何通过准入的经过。相关内容如下：现在低级别球队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俱乐部欠薪，发几个月欠几个月，如果你要自由身证明离队，俱乐部就会让你签无债权纠纷。我自己那一年也经历过这种情况，最后到整个联赛结束的时候俱乐部还拖欠四个月的工资，因为当时足协不断地催促俱乐部要尽快把拖欠球员的工资补齐，没有补齐的不允许参加新一年的联赛。所以到了新赛季开始需要球员签字准入的时候（这里也说明一下，足协要求每个队要签工资确认，足协嘴上说着只要一个人不签字就不让过准入，然后截止时间一拖再拖，等绝大多数人都签字了，少数几个人没有签字的，又以没有参与仲裁为由不承认俱乐部存在欠薪，即便你参加仲裁了，在仲裁结果公布之前，也属于争议欠薪。而当时仲裁开庭的周期少则三五个月，多则大半年。这期间即便你合同到期了，想去新的俱乐部也需要原俱乐部的自由身证明，那你想想，你都跟俱乐部有纠纷了，还能轻易拿到自由身证明吗？），俱乐部开始给我打电话说，要么先发两个月签字，要么过不了准入一分钱都没有了。面对这种情况我真得感觉很委屈，奖金一分钱没有就算了，连基本的工资都这么难拿到。但我作为球员，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选择相信俱乐部。等过了准入后，俱乐部还是没有补发那一年两个月的工资。我们球员又无处诉说，给足协通话，足协的答复是让球员与俱乐部商量。足协可以帮忙仲裁，但是仲裁期限很长，会错过一个转会窗口，所以很可能会导致很多球员半年无球可踢，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球员只能去签无债务纠纷而拿到自由身证明。最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我们没有逃过法律的惩戒，中国足协也对我们进行了行业内最严厉的惩罚。我对我的行为真诚的表示忏悔，对所有惩罚都欣然接受，如果我的事情能够警醒其他球员，从此杜绝类似事件发生，那也是中国足球的一大幸事。可是如果不能为奋战在一线的中国球员建立起健全的完善的机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那自然而然会有一批又一批的球员或是以相同的方式，或是以不同的方式，损害着中国足球的利益。孙冬回应被禁足：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孙冬发文回应被禁足，他表示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孙东曾在前江西北大门（江西庐山）踢球孙冬写道：我是被禁足的孙冬，在这跟大家说一说我经历的这些事，真实的情况。首先我跟江西的球迷说一声对不起，辜负了你们的爱，2016年我加入球队，我在球队7年，球队好或者不好我都在，江西队是一个小投资的俱乐部，就算金元时代的时候，有的人认为我们挣几百上千万，而我们超不过5万块钱，但是那个时候江西队是稳定的，不欠一分钱，我们享受着踢球的快乐2021年江西队开始欠薪了，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们在梅州赛区因为第一阶段大连赛区我骨折了，好了之后直接去的梅州赛区（因为疫情，分阶段比赛）各种原因的欠薪其实作为球员来说是可以体谅俱乐部和投资人的，晚个两个月发都没问题，因为疫情都有难处，互相体谅我觉得这很正常，在我们球员的体谅下，整整16个月没发钱，（如果各位敢兴趣可以去问问俱乐部的管理层和当时同样跟我遭遇的队员们教练员们）中国足协的年底签字，那就是一个摆设，给大家看的，让球员和俱乐部老总自己协商，然后俱乐部老总就会给你打一个电话，会跟你说孙冬年底签字了，你看给你百分之50行不行，要是觉得百分之50不行，那我们俱乐部就解散，你一分钱也没有，就这一句话，那换成任何人你会怎么选择呢，都已经快一年没发过钱了，你所有的付出换来的就是这么一句话，球员还有伤病康复，去医院拍核磁共振，康复的钱先自己垫上，然后等报销，我记得我之前有个报销3000来块钱到现在都没给报，更别说那些做大手术的球员了，然后你想要自由身，就给你签一个跟俱乐部没有任何财务纠纷，然后才会给你这个自由身证明，这就是咱中甲俱乐部做出来的事。2022年我的工资税前1万2，奖金老总说了赢一场10万（全队10万）这个奖金咱都不知道去哪了，在唐山赛区我们几个年龄稍微大点的去要过一次钱，然后就是告诉我们先完成比赛，钱哪天哪天肯定发，那年就发了3万多块钱吧。和我一屋的小孩一个月就3000块，一样也是一直欠。球员不如农民工兄弟，农民工兄弟有地方要钱，但是球员找中国足协仲裁，那就是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只，然后给你一句和你的俱乐部商量，足协每年的保证金不保证球员欠薪的利益，那保证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事我做错了吗？我确实是做错了，我也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各位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从小踢球，我也只会踢球，别的真的是不会，我也是30多岁的人了，我有房贷，有家庭，有父母，需要我挣钱养这个家，我也有跟大家同样的压力，我得挣钱生活，我长时间的不发钱，我的房贷只能跟父母去要，我30多岁人了每个月都要跟父母去要这个钱，真的是很难受，我出事的那场球是11月份的足协杯，我涉案的金额2万4千块钱，那场比赛我也没上场，如果说我想通过这个东西来多挣钱，多获取利益，我可以挣的更多，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够还个房贷钱就可以了，我不想通过这个让我发家致富，我很明白歪歪道上不了天，我问过警察叔叔，我说如果这么长时间的欠薪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怎么样，他笑了笑，跟我说也挺同情我们这种在低级别联赛踢球的低级球员，工资也不是很高，还面临各种生活压力，但是没办法赶上了，长期的欠薪让我没办法不这么做，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我是个爷们我承担我自己做过的错事，我只是不想让父母那么大压力，让家里过的舒服一些，对不起我的家人，跟着我担惊受怕，只是希望以我这个事来让大家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在中国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换句话说哪个球员不想好好踢球，每个月能正常发工资的情况下，谁愿意冒这个险，球员不想每个月按时领工资好好踢球吗，但是球员领不到工资呀，逼的像我这样的低级别联赛的球员不得不这样做。踢球能踢几年呢，青春饭加上退役之后都不一定再能有工作。欠薪不解决类似的事还是会发生的，如果有天解决了，那我也真的为中国足球高兴，也算是为了中国足球出力了。回过头来看看换来了期徒刑8个月，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各位，能看完也辛苦各位了，只是讲了一点我本人的经历，确实没什么文化水平，也没多高的道德水平，字是真真实实自己码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球员。

“有人要就卖。”在二手电商平台，搜索“茅台酒内供职工”等字眼，仍然能看到相关产品售卖。中秋节临近，白酒销售进入传统旺季，多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表示，近期已加强对标有“特供”“专供”“内供”等字样的酒类商品的监督检查力度。近日，新京报记者走访节前白酒市场了解到，在国家重拳打击非法制售“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等假冒伪劣酒类商品的背景下，线下门店已难觅其踪影。但在一些二手电商平台、社交平台上，仍有零星店铺售卖所谓“内供酒”。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商家，对方称这些酒类系高仿、非正品，更有商家直言“就是三无产品”。今年6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了“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明确指出，目前市场上凡是宣称“特供酒”“内供酒”的都是假酒。律师也提示，即使商家在告知消费者“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不是正品的情况下，其知假卖假，销售带有“特供”“专供”“内供”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均属违法。“内供酒”仍在二手平台有售临近中秋，新京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多家线下门店难觅“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踪影。有销售人员还会提示消费者，不要购买所谓“特供酒”，“都是假的”。在多家电商平台，新京报记者搜索“特供酒”“内供酒”“内部酒”等关键词和类似字眼，也看不到相关产品在售。不过，在二手电商平台以及社交平台，仍能搜索到少量标称“内供酒”的售卖信息。某二手电商平台上，卖家“A白酒供应链”在店铺介绍中标注“专注精仿名酒”。其产品页面内，有产品标称“贵州茅台蓝色内供酒”，整箱6瓶售价288元，产品图片为蓝色瓶身所谓“茅台内供酒”。另一卖家“天道酬勤”在售商品中，也有一款标价780元一箱的所谓“茅台集团内供酒”，产品图片显示，瓶身印有“茅台集团”“内供酒”等字样。据平台登记经营资质显示，上述两个卖家均为从事食品销售、酒类经营等相关业务的个体商户。其店铺内售卖的除了“内供酒”，还有多款其他酒类产品。新京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两家店铺，均被告知不是正品。“A白酒供应链”店铺工作人员表示，产品为“高仿”。被问及所谓“内供酒”严禁销售时，其称，“这是高仿，有人要就卖”。“天道酬勤”店铺的工作人员称，发货产品与售卖链接图片一致。店方承认所售“内供酒”不是正品，而是“酱香型的翻沙酒，还有一百多箱”。某二手电商平台上，“A白酒供应链”“天道酬勤”两个卖家销售所谓“内供酒” 图/平台截图社交平台的隐秘交易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冒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军队名义，以低档白酒灌装、勾兑生产、销售所谓“特供”“专供”等假酒牟取暴利，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正常市场秩序。2024年3月，公安部部署开展“净风”专项行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冒用党政机关、军队等名义，生产、销售所谓“特供”“专供”等假酒犯罪活动。5月7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严禁制售“特供酒”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规定，严禁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等。近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违法行为。但类似“内供酒”的售卖信息，依然出现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新京报记者发现，这些所谓“内供酒”“专供酒”等产品交易方式较为隐秘，一些卖家看到消费者留言说想要购买，就会让消费者添加微信，避开平台私下交易。在某社交平台，新京报记者搜索“内部酒”关键词，可看到一些带有“内供酒”的图片。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其中一个卖家，被告知要根据其发布的图片加微信私聊。记者看到，其微信发布的“内供酒”图片显示“厂内招待用酒”“内供酒”“非卖品”等字样。有卖家或是为了引流，会在主页售卖标称“茅台镇内部接待用酒”的产品。被问及购买价格时，其回复称，“主页第一个作品是我微信号”。而被问及是否有“内供酒”，其回复称，“不建议拿‘内供酒’送人，要是懂行，估计都不会喝，这类酒都是假酒。”有卖家直言“就是三无产品”6月，公安部公布的6起打击整治非法制售“特供酒”犯罪“净风”专项行动典型案例显示，不法分子非法制售的“特供酒”八成以上系食用酒精勾兑而成，用于灌装的基酒价格多在每斤10元左右，包装材料占制假成本的80%以上。为高价兜售“特供酒”，犯罪团伙组建专门的网络营销公司，编造多种营销套路、话术蒙骗群众进行欺诈式销售，造所售“特供酒”高端稀缺的假象，以高于成本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销售牟利。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等多地消协也发布消费提示，“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等都属于违法商品，往往是将小酒厂、小作坊生产，成本低廉的白酒，经过包装进行虚假宣传而成。新京报记者咨询的上述卖家的相关“内供酒”产品，均不能提供产品具体厂家信息。其中，售卖瓶身标注“茅台集团内供酒”的卖家，先是称“酒是从五星酒厂灌装”，还附上一张在“五星集团”楼前的合影。当记者指出“图片合成得有点假”后，该卖家则说是“自己烤的酒，碎沙酒，五六年了”。有售卖所谓“茅台内供酒”的卖家直言，“酒是我们自己灌装的，包装是茅台镇的包材商去开模定制出来的，本来就是三无产品。”该卖家还称，“这个酒（媒体）都报道出来了”，但“知道的人是少数”，并晒出所谓其他顾客的订购信息截图，“这个客户都买三次了，都是十箱十箱地拿”。某卖家提供的所售“内供酒”图片 图/平台截图还有卖家所售“内供酒”尽管没有傍名牌，却连厂家名称都不标注，也疑似三无产品。一位“内供酒”卖家称，其售卖的“内供酒”分纸箱包装、木箱包装两种规格，木箱整箱购买比纸箱贵百元左右，区别是纸箱装“内供酒”无具体厂家名称和生产许可证等；木箱有生产许可证，但无厂名，并宣称“这是非卖品，厂家不让打厂名”。被问及具体厂家名称，该卖家仅告知产地是陕西柳林镇。该买家还称，“‘内供酒’一年要卖几千件，每天都在发”，“非卖品就是东西稀缺，每次生产出来都就卖完”，“中秋节前物流紧张”等。此外，有卖家在其页面发布“职工专用酒”等产品图片和信息，但称发货产品的箱子上没有任何字样。更有卖家使用涉嫌伪造的文件和公章，宣称“此产品不对外销售”，“产品质量更高”。律师：销售“高仿”也构成欺诈据央视新闻报道，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近日破获一起在直播平台售卖所谓“专供酒”的非法案件。据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先是伙同手下设计好“专供酒”的外包装图纸，之后联系酒厂谈妥基酒价格，又组织纸壳包装公司和玻璃制品公司定制生产包装材料，最后由酒厂对基酒调制、灌装后打包出售。就这样，一瓶原料加包装成本不超过40元的酒水，最终以350元每瓶的价格卖到消费者手中。不法商家为了把“戏”做足，还伪造“委托生产协议”，印上伪造的“某军区接待商品联络供应处”的公章。“即使商家在告知消费者所谓‘特供酒’‘内供酒’为高仿、不是正品的情况下，其知假卖假，售卖包装上含有‘特供’‘内供’‘专供’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消费者构成欺诈。”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钟兰安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他表示，消费者在被告知非正品且购买相关产品后，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可以合理维护自身消费权益，协助国家相关部门净化市场。新京报记者 秦胜南

（原标题：受权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有人要就卖。”在二手电商平台，搜索“茅台酒内供职工”等字眼，仍然能看到相关产品售卖。中秋节临近，白酒销售进入传统旺季，多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表示，近期已加强对标有“特供”“专供”“内供”等字样的酒类商品的监督检查力度。近日，新京报记者走访节前白酒市场了解到，在国家重拳打击非法制售“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等假冒伪劣酒类商品的背景下，线下门店已难觅其踪影。但在一些二手电商平台、社交平台上，仍有零星店铺售卖所谓“内供酒”。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商家，对方称这些酒类系高仿、非正品，更有商家直言“就是三无产品”。今年6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了“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明确指出，目前市场上凡是宣称“特供酒”“内供酒”的都是假酒。律师也提示，即使商家在告知消费者“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不是正品的情况下，其知假卖假，销售带有“特供”“专供”“内供”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均属违法。“内供酒”仍在二手平台有售临近中秋，新京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多家线下门店难觅“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踪影。有销售人员还会提示消费者，不要购买所谓“特供酒”，“都是假的”。在多家电商平台，新京报记者搜索“特供酒”“内供酒”“内部酒”等关键词和类似字眼，也看不到相关产品在售。不过，在二手电商平台以及社交平台，仍能搜索到少量标称“内供酒”的售卖信息。某二手电商平台上，卖家“A白酒供应链”在店铺介绍中标注“专注精仿名酒”。其产品页面内，有产品标称“贵州茅台蓝色内供酒”，整箱6瓶售价288元，产品图片为蓝色瓶身所谓“茅台内供酒”。另一卖家“天道酬勤”在售商品中，也有一款标价780元一箱的所谓“茅台集团内供酒”，产品图片显示，瓶身印有“茅台集团”“内供酒”等字样。据平台登记经营资质显示，上述两个卖家均为从事食品销售、酒类经营等相关业务的个体商户。其店铺内售卖的除了“内供酒”，还有多款其他酒类产品。新京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两家店铺，均被告知不是正品。“A白酒供应链”店铺工作人员表示，产品为“高仿”。被问及所谓“内供酒”严禁销售时，其称，“这是高仿，有人要就卖”。“天道酬勤”店铺的工作人员称，发货产品与售卖链接图片一致。店方承认所售“内供酒”不是正品，而是“酱香型的翻沙酒，还有一百多箱”。某二手电商平台上，“A白酒供应链”“天道酬勤”两个卖家销售所谓“内供酒” 图/平台截图社交平台的隐秘交易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冒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军队名义，以低档白酒灌装、勾兑生产、销售所谓“特供”“专供”等假酒牟取暴利，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正常市场秩序。2024年3月，公安部部署开展“净风”专项行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冒用党政机关、军队等名义，生产、销售所谓“特供”“专供”等假酒犯罪活动。5月7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严禁制售“特供酒”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规定，严禁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等。近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违法行为。但类似“内供酒”的售卖信息，依然出现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新京报记者发现，这些所谓“内供酒”“专供酒”等产品交易方式较为隐秘，一些卖家看到消费者留言说想要购买，就会让消费者添加微信，避开平台私下交易。在某社交平台，新京报记者搜索“内部酒”关键词，可看到一些带有“内供酒”的图片。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其中一个卖家，被告知要根据其发布的图片加微信私聊。记者看到，其微信发布的“内供酒”图片显示“厂内招待用酒”“内供酒”“非卖品”等字样。有卖家或是为了引流，会在主页售卖标称“茅台镇内部接待用酒”的产品。被问及购买价格时，其回复称，“主页第一个作品是我微信号”。而被问及是否有“内供酒”，其回复称，“不建议拿‘内供酒’送人，要是懂行，估计都不会喝，这类酒都是假酒。”有卖家直言“就是三无产品”6月，公安部公布的6起打击整治非法制售“特供酒”犯罪“净风”专项行动典型案例显示，不法分子非法制售的“特供酒”八成以上系食用酒精勾兑而成，用于灌装的基酒价格多在每斤10元左右，包装材料占制假成本的80%以上。为高价兜售“特供酒”，犯罪团伙组建专门的网络营销公司，编造多种营销套路、话术蒙骗群众进行欺诈式销售，造所售“特供酒”高端稀缺的假象，以高于成本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销售牟利。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等多地消协也发布消费提示，“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等都属于违法商品，往往是将小酒厂、小作坊生产，成本低廉的白酒，经过包装进行虚假宣传而成。新京报记者咨询的上述卖家的相关“内供酒”产品，均不能提供产品具体厂家信息。其中，售卖瓶身标注“茅台集团内供酒”的卖家，先是称“酒是从五星酒厂灌装”，还附上一张在“五星集团”楼前的合影。当记者指出“图片合成得有点假”后，该卖家则说是“自己烤的酒，碎沙酒，五六年了”。有售卖所谓“茅台内供酒”的卖家直言，“酒是我们自己灌装的，包装是茅台镇的包材商去开模定制出来的，本来就是三无产品。”该卖家还称，“这个酒（媒体）都报道出来了”，但“知道的人是少数”，并晒出所谓其他顾客的订购信息截图，“这个客户都买三次了，都是十箱十箱地拿”。某卖家提供的所售“内供酒”图片 图/平台截图还有卖家所售“内供酒”尽管没有傍名牌，却连厂家名称都不标注，也疑似三无产品。一位“内供酒”卖家称，其售卖的“内供酒”分纸箱包装、木箱包装两种规格，木箱整箱购买比纸箱贵百元左右，区别是纸箱装“内供酒”无具体厂家名称和生产许可证等；木箱有生产许可证，但无厂名，并宣称“这是非卖品，厂家不让打厂名”。被问及具体厂家名称，该卖家仅告知产地是陕西柳林镇。该买家还称，“‘内供酒’一年要卖几千件，每天都在发”，“非卖品就是东西稀缺，每次生产出来都就卖完”，“中秋节前物流紧张”等。此外，有卖家在其页面发布“职工专用酒”等产品图片和信息，但称发货产品的箱子上没有任何字样。更有卖家使用涉嫌伪造的文件和公章，宣称“此产品不对外销售”，“产品质量更高”。律师：销售“高仿”也构成欺诈据央视新闻报道，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近日破获一起在直播平台售卖所谓“专供酒”的非法案件。据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先是伙同手下设计好“专供酒”的外包装图纸，之后联系酒厂谈妥基酒价格，又组织纸壳包装公司和玻璃制品公司定制生产包装材料，最后由酒厂对基酒调制、灌装后打包出售。就这样，一瓶原料加包装成本不超过40元的酒水，最终以350元每瓶的价格卖到消费者手中。不法商家为了把“戏”做足，还伪造“委托生产协议”，印上伪造的“某军区接待商品联络供应处”的公章。“即使商家在告知消费者所谓‘特供酒’‘内供酒’为高仿、不是正品的情况下，其知假卖假，售卖包装上含有‘特供’‘内供’‘专供’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消费者构成欺诈。”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钟兰安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他表示，消费者在被告知非正品且购买相关产品后，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可以合理维护自身消费权益，协助国家相关部门净化市场。新京报记者 秦胜南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2024年9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策部署，适应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根据宪法，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一、同步启动延迟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用十五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六十周岁延迟至六十三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分别延迟至五十五周岁、五十八周岁。二、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坚持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三、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鼓励和支持劳动者就业创业，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协调推进养老托育等相关工作。四、批准《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对落实本办法进行补充和细化。五、本决定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中有关退休年龄的规定不再施行。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综合考虑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健康水平、人口结构、国民受教育程度、劳动力供给等因素，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特制定本办法。第一条　从2025年1月1日起，男职工和原法定退休年龄为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四个月延迟一个月，分别逐步延迟至六十三周岁和五十八周岁；原法定退休年龄为五十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二个月延迟一个月，逐步延迟至五十五周岁。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二条　从2030年1月1日起，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十五年逐步提高至二十年，每年提高六个月。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不满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按照规定通过延长缴费或者一次性缴费的办法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第三条　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及男职工六十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实施中不得违背职工意愿，违法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第四条　国家健全养老保险激励机制。鼓励职工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晚退多得。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挂钩，基础养老金计发基数与个人实际缴费挂钩，个人账户养老金根据个人退休年龄、个人账户储存额等因素确定。第五条　国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支持青年人就业创业，强化大龄劳动者就业岗位开发，完善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制度。加强对就业年龄歧视的防范和治理，激励用人单位吸纳更多大龄劳动者就业。第六条　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国家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国家完善带薪年休假制度。第七条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年限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在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期间，由失业保险基金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第八条　国家规范完善特殊工种等提前退休政策。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国家规定的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第九条　国家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附件：1．男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2．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3．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4．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情况表

9月10日晚，国足在大连主场对阵劲旅沙特阿拉伯队，在沙特球员违规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仍以1：2遗憾落败。对广大球迷来说，前几天国足0：7惨负日本的“伤疤”还没抚平，今天可谓又遭一击。有网友说，“这场比想象的好，也算有进步了”，也有人调侃，“你可以永远相信中国足球”。也是在昨天，足球职业联赛“假赌黑”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新闻发布会上，61名涉案足球从业人员的纪律处罚情况被通报，前国脚、外援均有涉案，引起舆论哗然。不少球迷表示痛心，“该用脚法的地方，偏偏用错了脑筋”。这也让我们陷入深思，中国足球到底怎么了？国足还能好起来吗？9月10日晚的比赛，国足以1比2不敌沙特阿拉伯队 视觉中国 图一问：明明国运昌盛，为何偏偏搞不定一个球？男足失利后，令很多网友脑洞大开，“似乎陷入随便踢哪个队都是生死战的困境”，还有人称：“这国际知名度！”这份苦中作乐也表明了大家对男足成绩与我国综合实力、国际地位不匹配、不相称的不解。一般而言，大国在体育资金投入、人才储备、场地建设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为何足球的发展就这么艰难？主要原因我们曾在相关文章中有过分析，比如中国足球生态从球员选拔、教练任用到赛事安排等存在诸多乱象，包括腐败问题。相比足球强国，国足在技术、战术、体系建设等多个层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整体层面，足球青训体系尚不完善，足球人才基数小、选材范围狭窄；球员球队自身层面，则暴露出职业意识、敬业精神缺失，队伍作风散漫、内讧不断等问题。当前，我们国家围绕足球持续健康发展，已经不断出手在相关领域进行“排雷”，并出台了一系列补足短板的措施和政策。二问：明明举国体制成绩斐然，为何还坚持用联赛机制？中国是体育大国，像乒乓球、跳水等运动在国际上都颇负盛名，而这些优势项目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即集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体育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教练团队配备、运动员选材训练等提供保障。那么，足球为何还要继续实行走市场路线的联赛机制？一来，这是由足球所需的“家底”决定的。相比跳水、举重等运动可以着力培养精英选手，足球相对强调团队性，背后需要大量注册球员作为支撑。但目前而言，中国足球十分缺乏优秀备选人才。据2022年统计数据，中国的注册球员有26万多人，其中职业球员3200多人，16岁以下青少年球员10万多人。二来，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离不开其高强度的对抗性、跌宕起伏的竞技性。而在职业联赛中，足球运动员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他人更充分竞争，并汲取市场化机制的充分激励，提升水平、取得长足进步。诚然，联赛机制虽好，但我国足球在联赛规模、衔接机制等方面与世界顶尖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大的框架是有了，但内里空虚、基础不牢。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步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同样必要。今年3月印发的《中国青少年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意见》就明确，要坚持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调动各方面力量发展青少年足球事业。9月10日晚，球迷在看台高举横幅助力中国足球 新华社 图三问：明明青少年挺优秀，为何成年人就踢不出一个样子？在网络短视频中，经常能看到在一些野球场和训练营里，不少青少年矫健又热血，让人看了直呼“国足有希望了”。同时又心生疑惑，中国似乎并不缺天赋卓越的“好苗子”，但为何长不成足球竞技场上的“参天大树”？正如前面提到，中国常年踢球的青少年人数并不多，我们在网络平台上看到的其实是“幸存者偏差”下的部分。就中日对比来说，日本总人口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但中国青少年球员人数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这背后，与大部分人的社会观念存在一定关联。试想，有多少家长能接受孩子全身心扑在足球上甚至顾不上文化课，但前途未必能得到保证呢？足球作为一项强身健体的兴趣爱好自然不错，但若作为人生规划，则投入成本高、培养周期长、成才率较低。热爱但不选择、不深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这也与足球运动员选拔机制、培养体系等脱不开干系。如过分强调早期专业化、对球员的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等。与此同时，教练水平、训练赛水平存在参差不齐。足球比赛归根结底是职业化的竞技体育运动。一些年轻球员在青少年时期凭借出色的身体条件或技术优势就能在野球场上脱颖而出，但职业比赛更考验战术安排和大局观、判断力等策略意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球技出众、招式华丽的街球手，一到职业赛场就容易“哑火”的原因。想踢好足球，要有球技还得懂兵法、有“球商”。在某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上，一名队员在场上开球 “学习大国”微信公众号 图四问：明明其他项目都能屡屡打破纪录，为何足球却一直很弱？我国很多体育项目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在前不久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中，中国代表团以40金完美收官，不少项目是从西方传统优势项目中脱颖而出的。就连起步较晚的网球，也创造了历史。相比之下，足球的一片惨淡尤为刺眼。不禁要问：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要从中国足球发展的历史说起了。国足的职业化改革始于1992年，但却蹉跎了三十余年。作为体育工作改革的突破口，中国足球早早提出协会实体化、联赛职业化，靠转播权、广告、门票等方式自负盈亏。青训的市场化改革也起步较早，此后各地足球学校主要靠学费和转会费来维持生存。其实，市场化的足校很难获得短期收益，需要持久不断地投入巨额资金。短线来看，足球生意很多时候是赔本赚吆喝，一旦遇到困难，在资本市场风雨飘摇一段时间后，大多以关门收场。此外，足球俱乐部、足校以其社会影响力，也可能与当地政府、足协形成一定牵连。可以说，以利益为纽带连接的足球产业始终暗流涌动，未能形成公平、透明的行业管理机制，并存在部分监管灰色地带。在这样的发展轨道上走，中国足球的“业绩产出”自然不容乐观。球员射门后足球进网 IC photo 图五问：明明“恨铁不成钢”，为何我们还这么关注足球？1990年北京亚运会国足比赛失利后，春晚相声《亚运之最》就调侃道“什么最臭”“中国男子足球队临门一脚，那脚最臭”。三十多年来，大家编排国足的段子一直没停过。吐槽与期待相伴，彼时如此，现在亦如此。人们之所以这么关注国足，也许是因为国足承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比赛本身，其中既包含了老百姓对“国”字号运动的信任与关注，也与体育强国的宏观战略息息相关。纵览那些冠以“国”字头的运动项目，最为常见的便是“国乒”“国羽”“国足”。既然担起了“国”字号，就说明百姓对这些运动倾注了更多期待，要求也更高；而往大了看，中国致力于到2030年显著提升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并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足球在国际体育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足球这块短板，我们必须补上。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刚刚经历了比赛失利，舆论汹涌而来也实为正常。“关注”，说明始终存留一份期待。而“责备”与“调侃”，又何尝不是一种关心？事实上，细看网上网下的各种言论，字里行间其实都在表达一个意思：中国男足不能灰心，不能“摆烂”，有朝一日能真正“雄起”。我们从不苛求国足不输球，但希望能在赛场上看见球员拼尽全力、绝地反击的精气神，这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改过贵勇”，面对挫折，中国人向来敢于正视弱点。国足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珍视国人的这份期待，并在不断复盘与反思中改进技术策略、提振精神面貌。毕竟这么多年来，虽然中国球迷经常调侃“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对“逆风翻盘”永远留有期待。来源：浙江宣传

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9月12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从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订婚强奸案”男方席某某家属及其辩护律师处证实，该案刑事案件二审第三次延期，自2024年9月8日至12月8日。男方家属发声延期审理至今各方沟通争议突出未能成形“女方当天让我儿子马上回家要房本，加上她的名字，把后面迎娶时要给的另外10万元彩礼给她。当时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房本也不在手跟前，她就闹情绪，告我儿子强奸。”2023年5月2日下午，回门宴后两人返回婚房（电梯监控画面截图）9月13日，甄女士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她联系大同中院主审法官，得知该案刑事二审已第三次延期。“他说已经收到最高法的书面回复，这个‘3延’还是报请最高法批准，是根据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延期，说他们延期3个月是依法办案。”此前，大同中院原定2024年2月26日开庭，但因故推迟，由4月8日延期到6月8日，之后又延期至9月8日。甄女士表示，从4月8日延期审理至今的5个月内，各方虽经一定沟通协调，但终因差距较大、争议突出，未能成形。伴随着对儿子的羁押时间越长，协调的可能性与调解的意愿越小，当事人及家属对本案无罪辩护的信心却与日继增。“我儿子要我们家人保重身体，他的内心很强大，他坚持无罪，说‘我就没有把她怎么样，因为她当时就是自愿的’。”甄女士表示，律师已经多次会见过她儿子，她和律师沟通得知，案发当天，儿子和女孩发生关系后，女孩还在婚房洗了澡。此外，与本案相关联的民事彩礼返还一案，他们家属在4月8日上诉到大同中院至今，也无任何开庭及审理的动向。律师有心理准备5个多月未收到司法机关补充的证据材料针对大同中院的三次延期，席某某委托的辩护律师殷清利告诉记者，他已接到法官的电话通知，对此，他已经有所心理准备。“这已经是两次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延期。”殷清利解释称，“第一次延期是山西省高院批准延期两个月，第二次延期3个月是经过最高法批准，现在这一次，按程序要求也应该是报请最高法，因为延期3个月，一般都得经过最高法。”殷清利表示：“三次延期且其中经过最高法两次延期，足以说明司法机关对本案的足够审慎，家属及辩护律师皆相信司法机关能够立足本案有效的客观证据及案件特殊性，对此案作出公正、公平的二审裁判。”殷清利称，从4月份延期审理至9月份，作为辩护人，均未收到司法机关补充的与本案事实相关的证据及相关材料，以供查阅。此外，辩护人在二审中已经向法院提交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但未予批准，希望司法机关能够依据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原则再次给予考虑。2023年5月1日，大同市阳高县27岁席某某和24岁女子举行订婚宴，双方签订《订婚收彩礼协议》，男方当天给女孩一半彩礼10万元和一枚7.2克金戒指，承诺结婚一年后，在90多㎡的婚房房产证上加上女孩名字。5月2日下午，两人在婚房发生关系后，女方控告男方强暴。双方签订的《订婚收彩礼协议》2023年5月2日婚房案发现场2023年12月25日，被告人席某某因强奸罪一审获刑3年，其当庭上诉。甄女士表示，时至今日，儿子席某某已经被羁押1年4个月了，现大同中院通知继续延期3个月，她很想念儿子，“作为父母，不管怎么艰难，我们都会陪儿子一直走下去，既然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无需做任何妥协。”来源：华商报大风新闻 记者 李华

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前排先恭喜吴谨言洪尧新婚快乐！吴谨言和洪尧官宣领证，现场图还有好友见证了吴谨言和洪尧的官宣现场，说两人7年长跑不易。吴谨言穿着裙子，洪尧搂着她一脸幸福。吴谨言和洪尧官宣领证，现场图最近吴谨言有新剧已经进入宣传期，即将上线播出，就在这个事业上升的档口，吴谨言官宣结婚，粉丝都炸锅了，吴谨言的评论区也瞬间沦陷，脱饭严重。吴谨言和洪尧官宣领证，微博截图吴谨言主演的新剧《春花厌》，海报图粉丝对吴谨言官宣表示震惊，平台截图不少粉丝都在问她图啥，甚至觉得一定是愚人节给粉丝开的玩笑，还有的以为在拍戏，毕竟当年两人多次被扒出恋爱细节，还被爆料同游巴厘岛，后来两人还被拍到疑似同居，吴谨言和于正都发文死命否认。两人多次被扒出恋爱细节，平台截图粉丝还在评论区放出当年吴谨言否认恋情的截图，疯狂扣问号，说好的不是她，没恋爱呢？粉丝放出当年吴谨言否认恋情的回应，平台截图而当年口口声声为自家艺人担保，说公司艺人一家亲的于正也发文曝光了吴谨言的恋爱时间线，粉丝这才知道，从《延禧攻略》播出后，7年的时间里，吴谨言和洪尧一直都是恋爱状态。甚至这段恋情一直都有自家老板的支持和保驾护航。于正发文曝光吴谨言的恋爱时间线，平台截图吴谨言和洪尧相拥，资料图恋爱7年，却还否认恋情，面对粉丝怒斥撒谎的行为，于正也大破防，称“人家的隐私不想让人知道不行吗？”，结果被骂的扛不住，直接开始叫嚣起来：“骗你就骗你了，你说怎么着吧！我又不靠你的相信吃饭！”言辞令人震惊。于正回应撒谎，平台截图于正对洪尧的评价不低，但随后洪尧的黑料就被扒出来了。早年洪尧就上过相亲节目，还在节目上对女嘉宾大胆求婚，而这位女嘉宾正是最近在热搜上挂着的曹赢心。洪尧曾上过相亲节目，平台截图要不说娱乐是个圈呢，热搜都能闭环。当年洪尧在节目上公开求婚曹赢心，之后两人走到了一起，疯狂发文秀恩爱，洪尧更是叫女方“媳妇”。还在胳膊上纹了曹赢心的脸。洪尧曾疯狂发文秀恩爱，资料图曹赢心还给洪尧转钱，买各种礼物。结果后来洪尧被曝出轨了李蒽熙，李蒽熙晒出了两个人的合影与亲密照。但哪怕这样，曹赢心还是相信洪尧，后来两人更是齐心协力，痛骂李蒽熙。洪尧被曝出轨网红李蒽熙，资料图但后来，洪尧说受不了曹赢心大小姐脾气，和她分手了。曹赢心朋友刘力硕出来爆料，当年洪尧就是出轨。吴谨言否认恋情传闻的时候，刘力硕还力挺，说找男朋友擦亮眼睛，远离渣男。但可能她也没想到，当年吴谨言否认恋情是在演吧。曹赢心朋友刘力硕爆料洪尧出轨，资料图吴谨言经历过《延禧攻略》和《墨雨云间》两次大爆，于正旗下的许凯、王星越两大男星都曾和她炒过cp，甚至《墨雨云间》播出后，王星越还因为被传恋情而被cpf痛批，没想到真正的塌房还在后面，女主直接结婚。于正旗下男星曾和吴谨言被炒过cp，资料图事业上升期，多部作品在后面等着播出，就这么突然官宣了？粉丝非常痛心，怀疑她是个恋爱脑。之前吴谨言上节目还说过自己到了年龄要结婚生孩子的话题，还问过父母，父母当时让她以事业为主。但吴谨言可能还是想早点结婚生孩子。吴谨言曾说父母让她以事业为主，资料图这次官宣结婚就有网友爆料她已经怀孕5个月了，吴谨言近期的路透也能看出来她有些孕态，7月份参加活动紧身礼服都能看到肚子隆起，走路不自觉地挺腰。网友爆料她已经怀孕5个月，平台截图吴谨言肚子隆起，走路不自觉地挺腰，视频截图评论区粉丝也是无奈了，直言以后内娱辟谣恋情是不能信了。最后还是祝福吴谨言和洪尧有情人终成眷属，恭贺新婚！本文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新型战机上舰，非常漂亮！那天天气非常晴朗，跟当年歼-15首飞天气基本上差不多，主桅杆上那面五星红旗特别鲜艳，我不由自主地哼出《歌唱祖国》……”海军辽宁舰张乃刚曾操作歼-15在航母上第一次起飞，如今在他军旅最后阶段，又放飞了新型战机。（淬火）

伊万卡身穿运动装出行，资料图伊万卡·特朗普，这位拥有1米8身高的漂亮女士，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用实际行动证明，她的苗条与曼妙不是一蹴而就得来的。当地时间9月12日，前第一千金再次在镜头前展示了自己充满力量的样子，进而也引发了关注。教练给伊万卡拍视频，视频截图现年42岁的伊万卡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转发了私人健身教练桑迪·布罗克曼为她拍摄的剧中画面。据称桑迪是一位明星教练，训练过很多的名人，这个倒也说得通，毕竟像伊万卡这样的资深名媛，是不会随便找个教练带自己的。教练给伊万卡拍视频，视频截图穿着浅灰色运动套装的伊万卡，很是努力地举起了重达20多磅的杠铃，同时可以听到教练桑迪在一旁说，“今天的背部深蹲很漂亮。”伊万卡出行，资料图普遍认为，在穿衣打扮方面，伊万卡真的很少失误，除了衣服选择得当之外，也和她修长有型的身姿有关。按照伊万卡的说法，除了锻炼之外，她每天早晨都会喝一大杯“柠檬水”，然后再喝一大杯咖啡。此外“内心的平静”也是让她保持姣好容颜的原因。想来也是，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伊万卡，相对来说不会被一些琐事打扰，甚至就连子女的教育都不用她过分操心，压力小自然人也会精神百倍。特朗普在辩论会，资料图尽管伊万卡现在完美地诠释着“岁月静好”，但她那现年78岁的父亲却无法安静。正在争取再次入主白宫的唐纳德·特朗普，正在火力全开地对准着他那刚刚换上来不久的新对手卡玛拉·哈里斯。对于刚刚结束的辩论，尽管路透社/益普索的一项新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登记选民认为哈里斯赢得了辩论，但特朗普却坚持认为是自己赢了。就在女儿的举重画面引发热议之时，特朗普也在自创的社交媒体上发声，强调不会与哈里斯再次进行辩论。特朗普和哈里斯在辩论会，资料图“不会进行第三次辩论，”特朗普用大写字母发表了他的想法。“当一名职业拳击手输掉一场比赛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要再赛一场’。民意调查清楚地显示，我在周二晚上（当地时间10日）与民主党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的辩论中获胜，她立即要求进行第二场辩论。”“她和骗子乔毁了我们的国家，数以百万计的罪犯和精神病患者涌入美国，完全不受制约和审查，通货膨胀使我们的中产阶级破产。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以及卡玛拉和乔造成的所有其他问题……在与乔的第一次辩论和与哈里斯的第二次辩论中都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卡玛拉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过去近四年里她应该做的事情上。不会再有第三次辩论！”特朗普总结道。哈里斯笑着登场，资料图感觉特朗普是在愤怒的情绪下发表看法的，而因为怒气，他的思路似乎也有些混乱，一会称呼对手的名字，一会又称呼她的姓氏。而对于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费城进行竞选活动的哈里斯也做出了回应，“我相信我们应该为了选民再进行一次辩论。”有分析指出，在辩论结束后，哈里斯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了，似乎那场辩论带给了她更多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