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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至20日,中美经济工作组在京举行第五次会议。图为题图就在中美经济工作组举行会议的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50个基点,开启了四年来的首次降息。面对经济领域的新形势和新变化,中美经济工作组的这次会议谈了哪些重要的议题,又如何理解其中传递的信号?谭主了解到,此次工作组会议,中方是由财政部副部长廖岷牵头,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官员参会。美方则是由副财长尚博牵头,主要由财政部、美联储官员参与。可以看到,中美双方经济相关部门,基本上都有参会。这样的沟通,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有五次。去年9月22日,为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共同推动、两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成立了中美经济工作组这一经济领域的工作机制。谭主注意到,“深入”是这几次工作组会议新闻稿中几乎都会提到的词。每次深入沟通都围绕三个主要议题展开:一是两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二是全球性的经济挑战,三是双方的具体关切。中美两国的经济形势,关乎两国和世界的发展。这从经济工作组会议召开的时间中可见一斑。第一次中美经济工作组会议前,联合国贸发会议就全球经济停滞发出警告。而在那一次的会议上,中美双方就“两国及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进行了沟通。而这一次会议,是二十届三中全会后举行的首次中美经济工作组会议。谭主了解到,会上,中方介绍了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相关安排,重点宣介了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相关改革举措。中美经济部门定期、频繁地进行交流,这是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得到有效落实的直接体现,同时也在向外释放着稳定中美经济关系的积极信号。前不久,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时提出了“四个不变”——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赓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努力没有变。这是中方对中美关系的最权威阐述。具体到经贸关系层面,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也于9月20日经济工作组会议结束后,会见了美方代表团。何立峰表示,中美双方应落实好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和今年4月份通话重要共识,保持经济领域沟通交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妥处彼此关切,推动中美经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何立峰会见了美方代表团。会见中,美方代表团也转达了美财长耶伦的口信,表示“美方愿与中方保持经济领域沟通,发展健康的中美经济关系”,这本身反映了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对这一沟通渠道的高度重视。中方始终致力于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稳定和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理性务实态度始终未变。中美双方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在这次经济工作组会议期间,中美双方各自提出了彼此关切。从美方新闻稿里可以发现,双方就全球经济平衡增长问题进行了讨论。事实上,美方就此问题长期对华抱有不实指责。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高凌云告诉谭主:全球经济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一些国家的资金流入和流出不能保持平衡。美国是一个消费型国家,自己生产比较少,这导致了资金流动的不平衡。同时,由于美元本身作为国际主流货币,还需要通过贸易或者债券等形式输出美元,供给全球交易,这就又给美国资金流动带来复杂的影响。总体而言,全球经济不平衡是美国国内低储蓄与生产不足,以高负债支撑高支出的必然结果。这本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但美国希望通过炒作所谓中国“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议题,“甩锅”给中国,中国当然不会接受。中方新闻稿显示,中方还就美对华加征关税、对华投资限制、涉俄制裁、打压和影响中方企业利益等表达了严正关切。中美经济工作组会谈现场。9月27日,美国将开始对华电动汽车征收高达100%的关税。美国仍用所谓“去风险”和“产能过剩”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甚至鼓动盟友对华“脱钩断链”,无疑是在给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埋雷”。因为,各种关税壁垒会造成物价的大幅上升,且容易在全球形成连锁反应,如果美国不能及早取消对华关税,美国刚刚回落的通胀,仍然面临反弹风险。当前,美国经济面临的风险还不止这些——通过观察美联储的降息幅度,可见一斑。历史上,在没有出现衰退的情况下,美联储通常会按25个基点的节奏降息。这次直接降息50个基点,或许意味着美联储判断美国经济已经存在衰退风险,需要快速降息。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有着不小的外溢效应。对于这些风险,中方需要了解、沟通清楚,中美双方也要共同寻找化解风险的手段。除了这些议题,中美双方在经济工作组新闻稿中都提到了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相关内容。眼下,经济领域全球性挑战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这也是中美经济工作组会议上一直探讨的全球性议题。在缓债方面,中方积极参与G20财金渠道的讨论,已经采取了诸多实际行动。作为G20缓债倡议中最大的贡献方,我国在全球缓债总额中占比超过40%,并在乍得、赞比亚、加纳等国的债务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很多非洲国家的最大债权方来自美国的贷款机构。这些美国的贷款机构的利率高昂,同时,在美联储加息周期利率被进一步抬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会陷入“还不起”“信用恶化”“融资困难”的发展陷阱。而美国进入降息周期后,这些脆弱性国家对于外部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无力招架,资产价格较低,短期资金趁机涌入,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样的情形下,在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上,美国需要做的更多。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也需要做好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协调,帮助发展中国家平稳度过波动和风险。世界需要中美的沟通与合作。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宋彦霖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曹立媛来源:作者:玉渊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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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枢密院十号关于黎巴嫩寻呼机爆炸事件,更多线索浮出水面。美国广播公司报道截图一名美国情报人员爆料,以色列参与了本周在黎巴嫩爆炸的寻呼机的制造,这一被称作“封锁供应链”的行动已经预谋了“至少15年”。美国广播公司(ABC)19日报道称,消息人士指以色列参与制造了在黎巴嫩爆炸的寻呼机。至今,以色列方面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参与了在黎巴嫩的爆炸行动,白宫对此也守口如瓶。但一位匿名的美国情报人员对美国广播公司说,策划这次袭击的涉及空壳公司、多个层级的以色列情报官员以及一家作了身份掩护的生产寻呼机的合法公司,其中至少有一些参与者并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谁工作。消息人士将这一行动称作“封锁供应链”,说这一行动已经预谋了至少15年。他声称,美国中情局之所以一直不愿采用这种策略,是因为“对无辜者来说风险太高”。此前,《纽约时报》也指证以色列是幕后制造者,称这次行动是“以色列制造的现代特洛伊木马”。黎巴嫩卫生部长19日说,黎巴嫩在过去两天(17日和18日)发生的爆炸事件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2931人受伤。这些爆炸是用呼机或对讲机内的炸药远程引爆的。爆炸专家告诉欧洲新闻网Next,虽然以前也出现过使用电子设备和笔记本电脑作为武器,但此次袭击非常复杂,因为将有效的起爆器放入寻呼机大小的简易爆炸装置中“非常困难”,而爆炸装置隐藏得很好,类似的“高度精密的远程袭击”,“世界上只有少数机构能达到”,“属于爆炸武器技术的前沿水平”。据黎巴嫩安全官员向路透社透露,这批寻呼机不是旧的,而是最近新到的一批。五个月前,大约有5000个寻呼机被运进该国,分发给真主党成员。为什么真主党要使用寻呼机?外媒报道截图真主党依赖寻呼机这种低技术含量的通信手段,是试图逃避以色列的位置跟踪,因为任何连接到互联网的手机都很容易受到先进的电子设备的监控。早在1996年,以色列在暗杀哈马斯炸弹制造者叶海亚·阿亚什时,就用了遥控手机爆炸的手法,当时他的手机在自己手中爆炸。今年2月,真主党首领纳斯鲁拉指示真主党战士“丢掉手机”。他说,手机已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渗透。他告诉他的部队把手机打碎、埋起来或锁在一个铁盒子里。然而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这一指令是在电视直播讲话中发布的,可能预先警告了以色列情报人员。当地时间17日15时30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和该国其他几个地区发生了第一轮爆炸。目击者称,看到烟雾从人们的口袋里冒出来,然后听到类似烟花和枪声的小爆炸声。《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寻呼机在爆炸前收到了来自真主党领导层的信息。据该媒体报道,这些信息似乎触发了这些设备。在爆炸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后,黎巴嫩各地医院的急诊部门出现了大规模混乱。当地时间18日17时左右,类似的寻呼机爆炸场景在全国各地再次发生。据美媒Axios报道,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告诉他们,他们确实早有引爆寻呼机的计划,作为对真主党发动“全面”进攻的第一步。本来没有那么早,但是最近几天,以色列方面担心真主党即将知道这一计划,因此决定提前启动。据法新社报道,纳斯鲁拉19日在袭击发生后的首次电视讲话中说:“这次行动,敌人越过了所有红线”,他说这是“大屠杀”,是“以色列的战争行为和宣战”。真主党首领纳斯鲁拉发表讲话在纳斯鲁拉发表讲话前,以色列宣布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19日,以色列军方继续袭击真主党的据点,称击中了大约100座火箭弹发射器,摧毁约1000个火箭筒。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在当地时间晚上9点到10点之间对黎巴嫩南部进行了至少52次袭击。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他们对以色列北部的军事基地发动了至少17次袭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称,以色列已开启与真主党作战“新阶段”。不知道寻呼机爆炸事件,会不会成为中东一场更大混乱的“开场白”?

观察者网消息,“整点现实的吧。”听到又有人琢磨着把俄罗斯踢出“五常”,美国官员也有点不耐烦了。据路透社9月18日报道,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在本周的一次采访中呼吁扩员联合国安理会,并废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他还把矛头指向俄罗斯,称应暂停任何参与“非法战争”的成员国资格,例如对乌克兰发动进攻的俄罗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9日对此回应时坦承,有人老想着把俄罗斯踢出“五常”,可这是一件极其困难且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斯图布9月17日在赫尔辛基接受路透社采访报道称,主导芬兰外交政策的斯图布在17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他将在下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为改革发声。本次联大将讨论有关安理会的席位问题。斯图布说,他将提议将常任理事国从五个增加到十个,其中一个来自拉丁美洲、两个来自非洲、两个来自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他对路透社说。斯图布称,任何从事“非法战争”的安理会成员国,“比如说眼下在乌克兰的俄罗斯”,都应当被踢出安理会。他表示,他知道自己的建议“超出了小成员国通常谈论的范围”,但是大国是不会提议削弱自身影响力的。“所以他们只会空谈,不会付诸行动。”他称,希望其他国家能在明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纪念日之前帮助推进这一计划。“我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来自全球南方、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国家不能在这个体系中获得代理权,他们就会背弃联合国。而我们不想要那样。”他说。曾担任芬兰总理和欧洲议会议员的斯图布今年3月就任总统。他敦促各国支持即将出席联大会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呼吁西方国家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纵深目标的限制。“我们需要松开那只手,让乌克兰去做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所做的。”他还称,自己不相信俄罗斯会升级核威胁,尽管俄方使用了“咄咄逼人的语言”,“但全球南方和中国基本上告诉普京不要这么做”。安理会由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十个轮值理事国组成。目前,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拥有一票否决权。根据《联合国宪章》,任何变更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提案都需要联大三分之二成员国的批准,包括五个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米勒19日在记者会上回应提问“美国官方对此有何评论?”在美国国务院19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向发言人马修·米勒提及斯图布的言论。米勒说,在整个俄乌冲突的不同阶段,剥夺俄罗斯常任理事国资格的呼吁曾多次出现,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凡你看一下联合国章程,就会发现这是一件极其难以实现的事情……我就是想说,那太难实现了。”“但你们……那这事有没有可能呢……”这名记者追问。“我们整点现实的东西吧,别搞那些不可能的事。”米勒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屡屡对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位置和权利“蠢蠢欲动”。2022年3月,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舍曼称,在俄乌问题上,拜登政府“不排除任何选项”,包括考虑将俄罗斯从安理会中排除。英国首相府也曾对媒体称,英国政府对取消俄罗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一事持开放态度。此后,泽连斯基多次就“将俄罗斯逐出安理会”一事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去年3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曾对法新社称,她认为俄罗斯“不应该”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她同时也承认,《联合国宪章》“不允许改变俄罗斯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俄方回应“将俄罗斯逐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言论 资料图俄罗斯方面多次回应说,那些呼吁将俄罗斯逐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言论,只是“为了吸引眼球”罢了,根本毫无可能性,因为《联合国宪章》规定,关于将某个国家驱逐出联合国的决定应在安理会的建议下进行,而安理会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因为俄罗斯将动用否决权。路透社提到,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对抗日趋激烈,尤其是俄乌冲突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安理会在很多问题上陷入僵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日对路透社表示,安理会的现状和二战之后的局势完全相符,“它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存在有效性问题,需要进行改革”。格林菲尔德12日宣布,美国支持为非洲国家设立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设立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她同时强调,美国不支持将否决权扩大到现有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外。路透社报道认为,格林菲尔德发表此番言论之际,美国正在寻求修复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加强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意图在这些地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原标题:“以色列在真主党订购的5000台寻呼机中放了炸药,几个月都没被发现”)

还未到国庆,杭州下萧山的乡厨王陈就电话不断,来的都是年夜饭订单。“这周六已经接单了,10月份大半个月都排满了,70%都是年夜饭的订单,还有一些婚宴订单。”王陈说。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明明离过年还早,下萧山人怎么就要开始吃年夜饭了?下萧山(指杭州市萧山区新街、瓜沥、党山、义蓬)一带,这里有一个传统习俗,请手艺好的乡厨做年夜饭,但正月里单子排不过来,于是年夜饭越来越提前,基本上国庆后就要迎来一波年夜饭小高峰。这些年,乡厨版年夜饭也越来越讲究摆盘和时兴菜品,一桌按照2000元的配置居多。年夜饭开始一条龙服务年夜饭从10月1日开始吃,这句话放在下萧山一点不为过。王陈做了9年乡厨,每年农历十月至来年农历二月最忙。从9月下旬开始,预定10月的年夜饭订单就来了。“周末都排满了。”王陈说,现在东家对年夜饭的要求越来越高,标准也往上提了,2000元一桌的年夜饭很正常,一般会安排六七桌。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菜品从最初的三鲜汤、东坡肉、卤鸭三件套变为了东星斑、澳龙、帝王蟹海鲜三件套,而且讲究摆盘,除了讲究味道好,更注重颜色搭配、精致摆盘。为了更好地招揽生意,王陈团队提出一条龙服务,即东家只需提供场地和烟酒,菜色和桌椅都由团队自备,“凌晨4点钟起来买菜,布置桌椅,烧菜做饭,到晚上八九点结束收拾桌椅,清理现场,一手包办。”由于东家省心省力,所以这种一条龙的服务模式越来越受欢迎。“在萧山地区,乡厨还是很有前景的职业。因为性价比高,乡厨2000元/桌配置的年夜饭能媲美酒店4000元/桌的标准,所以大家愿意请乡厨做饭,而且很热闹很放松,有酒店环境代替不了的氛围感。”王陈说,乡厨做的年夜饭是个人实力无声的招牌,好的乡厨能接大单。乡厨一年能赚二三十万元王陈1995年出生,在乡厨行业中算是年轻一代。王陈喜欢做饭,也喜欢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选择做乡厨。“一年中,忙碌的时候很忙,几个月连轴转,农历五六七月则相对闲一点。”王陈说,他细致考虑过性价比,去公司打工,一年满勤也就十几万元的收入,做乡厨,一年下来能挣二三十万元,“算是回报蛮高的职业了。”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在乡厨行业里,体力是硬要求,仗着自己年轻,王陈蛮拼的:“最长十几天不休息,晚上11点多睡觉,凌晨4点钟就起来干活,一天从早站到晚,没时间坐下来。”每逢“五一”“十一”等假期,王陈基本都忙着连轴转:“乡厨的职业也很特殊,别人闲时我最忙,所以挺对不起家人,多亏他们理解支持。”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虽然忙,但王陈没忽视对未来的规划。“没办法,乡厨是体力活,年轻的时候不干,老了就干不了了。”王陈估计自己能做到四五十岁,“到时候接不了大单,就接点小单,像我的前辈们一样。”王陈觉得要在时代淘汰前提前做好准备:“不做乡厨的话,我就开个餐饮店,能稳定生活就好了。”新闻+预定20桌起步文化礼堂抢不到桌10月份就开始吃年夜饭,在萧山瓜沥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看来很正常。“那么多的亲戚朋友,每一家都要吃年夜饭,排不开,自然会提前。”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年夜饭不仅仅是吃饭,是一家人热热闹闹的一场团聚,“从10月份陆续开吃,周末吃几轮年夜饭也是常事。”“10月份的文化礼堂,基本上天天被预定满了。因为文化礼堂需要20桌起步,所以一般是大家族的年夜饭或者是婚宴预定较多。”该工作人员表示。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卢晓川来源:作者:钱江晚报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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