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俊介绍，开展交叉执行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充分发挥“鲶鱼效应”。执行案件量大事难，近年来，执行案件持续高速增长，与2012年相比，2023年收案增长281.01%，结案增长295.78%。在人案矛盾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一些案件的执行工作难免会有执行周期长、质效不高的情况，通过交叉执行工作引入其他法院的执行力量，以不同的思路、方式，打破原案未能执行的局面，调动攻坚克难的积极性主动性。二是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执行中常见被执行人是当地重要企业、纳税大户，甚至是重点国企或者行政部门等情况。交叉执行就是要让接受指令执行的法院在不受牵绊、没有包袱、完全依法自主的条件下，力推案件执行。三是完善执行监督制度。交叉执行在防范权力、关系、人情等不当干扰的同时，通过依法执行，发现执行工作中的违法违规问题，及时纠正问责。总之，交叉执行是新时代执行改革的重要举措，对于深化审执分离、强化执行监督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2023年10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在19个省(区、市)法院部署开展交叉执行试点工作。通过交叉执行方式攻克了一批大案、 要案、“骨头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带头督办5件交叉执行案件，取得良好成效。2024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全面有序推开交叉执行工作，各地法院上下一心，锚定老问题，交出新答卷。2023年10月开展试点以来，全国法院交叉执行案件72843件，取得实质进展或者化解23119件，执行到位金额398.91亿元。为规范交叉执行工作，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相关指导性意见，就交叉执行方式、程序、上级法院调度指挥、监督管理等问题予以进一步明确。目前，交叉执行案件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改革效能逐步释放。

　　一是集中执行力量，有效化解一批“骨头案”。各地法院聚焦执行难案积案开展交叉执行，调动精锐力量办理，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执行标的最大的知识产权案件“蜜胺”执行案，经四川成都中院提级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亲自督办，四级三地九家法院协同执行，于2024年1月28日达成执行和解，相关诉讼和执行案件一并解决，实现执行一个案件，保护两方企业，促进两地经济发展的良好效果。难以推进的“骨头案”“难缠案”，经过提级执行、督促执行，成为化解类似纠纷的“示范案”“精品案”。一子落，满盘活。交叉执行工作以“点”带“面”，带动整体执行工作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法院执行完毕率、执行到位率同比均明显增长，执行质效持续向好。2024年1-6月，全国法院执行部门共挂网交办信访案件24828件，取得实际进展12702件，占比51.16%，“有信必复”工作取得新成效。

　　二是协同推进执行，进一步打击规避执行行为。各地法院通过综合运用多种交叉执行方式，加大执行力度，让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无处遁形”“无计可施”。本次发布的某银行上海分行与上海某酒店管理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被执行人上海某酒店管理公司以执行异议案件正在审查、有近两百名员工需要安置等理由拒绝交付并继续占有经营涉案酒店。经上海高院、上海金融法院、不动产所在地上海虹口法院三级法院5次协同执行，出动执行干警近200人次，属地公安、人社、文旅、卫健、街道等部门全力协助，分步实施腾退工作、妥善化解群体矛盾，最终于2024年5月30日成功将涉案酒店平稳交付给买受人，充分彰显了法律权威。

　　三是强化统筹协调，维护法治化营商环境。人民法院在依法执行同时注重统筹兼顾，既保障实现胜诉权益，又力促被执行企业稳定发展。例如，本次发布的内蒙古某矿业有限公司系列执行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中级法院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将案件提级后集中执行，坚持“放水养鱼”，助力被执行企业复工复产，集中化解债务，共执行到位2.44亿余元，上下游民营企业债权依法得到保障。本次发布的苏州某电器公司涉劳动争议系列纠纷执行案，涉及劳动争议案件33件，劳动者44人，通过江苏苏州姑苏区法院集中执行，达成执行财产分配协议，所有劳动争议案债权全额受偿，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提升。

　　四是责任倒查追究，强化执行监督管理。通过对交叉执行取得实质进展的案件进行重点评查，倒查是否存在消极执行、拖延执行等执行不力和执行腐败问题，发现问题依法依纪严肃追责，倒逼执行生态改善。本次通报的王某某与焦某某租赁合同纠纷一案，通过河南高院督促执行，执行法院变更承办人，发现原承办人存在消极执行、违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等问题，已给予原承办人政务记过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