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政策|“一带一路”国家近期为何贸易扰动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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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关税扰动频发。局部来看,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受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开放程度有限,贸易政策多变,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本就时有出现,上述现象并不意味着相关国家对华态度的突然转向;全球来看,部分“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扰动的增多,也源于一系列国际环境的变化,但具备更大的协商空间。从影响来看,当前部分“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扰动对华出口的直接影响体量有限。特别是中企出海当地的业务前景并不受影响,通过带动当地产业与就业发展,可有效稳定并拓展“一带一路”经贸关系。
▍今年以来,包括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关税扰动频发。
2024年4月22日,墨西哥设立5%-50%的临时关税;2024年5月3日,沙特对进口中国的不锈钢制品展开反倾销调查,且据2024年5月14日US News报道,中国与海合会的自贸协定谈判因沙特对本土产业的担忧而陷入僵局;2024年6月8日,土耳其对中国电动车加征40%关税;2024年6月27日,印度宣布对进口中国包括液压破碎器在内的三种商品加征关税;2024年6月29日,印尼宣布对进口商品征收100%至200%的关税,覆盖从鞋帽到陶瓷等工业制品;2024年7月起,根据去年11月公布的方案,巴西调整对中国电动车的进口税率和免税配额,混合电动车、插电式混合电动车、纯电动车和电动货车的税率分别提升至25%、20%、18%和35%。
▍局部来看,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受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开放程度有限,贸易政策多变,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本就时有出现,上述现象并不意味着相关国家对华态度的突然转向。
与发达市场相比,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受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贸易开放程度与营商环境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依据税率水平、监管效率、政府信用等因素,对全球各国2024年的经济自由度进行了量化评估,其中,印尼、沙特、巴西和土耳其分别在参评的184个国家中排名第53、69、102和124位。
因此,上述现象并不意味着相关国家对华态度的突然转向,无需过度解读。
▍全球来看,部分“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扰动的增多,也源于一系列国际环境的变化,但具备更大的协商空间。
第一,客观来看,近期部分欧美政客频繁渲染所谓“产能过剩”问题,该口号有较强的政治动员力,造成了舆论在更多地区的传导。
第二,在近年来一系列全球性安全事件的影响下,各国对产业安全与就业保护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往往选择以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模式加强本国安全保障。
第三,以WTO框架为基础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逐渐失灵,贸易规则向着区域化、双边化的方向演变,也造成部分国家在处理贸易问题上,往往采取先单边行动再双边谈判的模式。
但总体来看,与美国强调战略竞争的贸易争端思路不同,“一带一 路”国家的贸易政策整体上以产业发展和就业创造为基础,具备更大的协商空间与合作基础,企业出海对当地产业与就业的带动本就是双边合作的重要
▍从影响来看,当前部分“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扰动对华出口的直接影响体量有限。特别是中企出海当地的业务前景并不受影响,通过带动当地产业与就业发展,可有效稳定并拓展“一带一路”经贸关系。
第一,部分“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扰动对华出口直接影响有限,例如虽然印尼近期加征关税税率较高,但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3年中国出口印尼鞋靴(64章)、服装(61章)、陶瓷(69章)、化妆品(33章)金额分别为9.8亿、2.73亿、6.99亿、3.55亿美元,分别仅占中国出口印尼总金额658.9亿美元的1.49%、0.41%、1.06%、0.54%,因此其贸易政策调整的诉求仅是保护本地中小企业,而不代表对华贸易思路的整体转向。
第二,当前各新兴经济体加征关税项目多主要针对工业制成品,而对于中企出海当地所需的原材料、中间品并未出台更多关税措施,对中企出海当地的供应链稳定性并不会形成根本性破坏。由于“一带一路”各国都有自身产业发展与就业稳定的诉求,因此企业出海当地不仅不受上述贸易扰动的影响,反而有可能获得当地更多政策支持。
第三,近年来“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机制等合作模式持续深化,第三届“一带一路”峰会顺利召开,金砖国家成员更从6国“扩容”至11国,全球新兴经济体不断呼吁更加公平的国际治理体系,展望后续,中国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仍有拓展空间。
▍风险因素:
新兴经济体经济基本面脆弱性加剧;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与汇率风险加剧;地缘政治形势恶化;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责任编辑:凌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