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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英任北京市贸促会主任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官网“领导介绍”栏目显示，李向英已任北京市贸促会主任。李向英主持会议画面李向英出生于1972年5月，北京顺义人，大学文化，无党派。李向英长期在北京任职，曾任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管委会招商投资部部长（副处级），北方印刷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新辉印刷产业基地副经理，北方印刷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新辉印刷产业基地副经理、杨镇地区办事处副主任，北京空港物流基地管委会副主任、开发中心副经理、杨镇地区办事处副主任，北京市顺义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正处级工资待遇），北京市顺义区政协副主席（不驻会）、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正处级工资待遇）等职。履新前任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区红十字会会长。今年9月4日，北京市委组织部发布干部任前公示，李向英拟任市级群团正局职，至此番履新。刘昌松任聊城市常务副市长据“聊城日报”消息，山东省聊城市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9月19日表决通过，决定任命刘昌松为聊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另据聊城市政府官网“领导之窗”栏目显示，刘昌松已任聊城市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昌松简历照刘昌松出生于1972年2月，山东文登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早年在威海市文登市工作，曾任文登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等职。2014年1月25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文登市，设立威海市文登区（不含汪疃镇、蔄山镇）。后任文登区委常委、副区长、区政府党组副书记。2015年起到荣成市工作，任荣成市委常委、副市长，荣成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荣成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等职。2016年任荣成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石岛管理区党工委书记。2019年12月任泰安市岱岳区委书记。2022年2月任聊城市委常委，后任聊城市委常委、秘书长，至此番履新。常英敏任漯河市委副书记据“漯河发布”消息：根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和漯河市委、市政府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安排，9月19日，“豫农优品”智能数字化展馆开馆仪式举行。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常英敏致辞。上述消息显示，常英敏已任漯河市委副书记。常英敏简历照常英敏出生于1971年3月，河南内乡人，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常英敏长期在河南省任职，早年在基层工作，曾任河南省南召县副县长，南召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桐柏县委常委、纪委书记，镇平县委常委、副县长，新野县委副书记、县长，新野县委书记等职。2016年9月，她任河南省鹤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2020年9月，她任漯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1年9月，她任漯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同年10月，任漯河市副市长。她后任漯河市委组织部部长。今年9月1日，河南省委组织部发布干部任前公示，常英敏拟任省辖市委副书记，至此番履新。曲阜市委书记李丽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山东省委组织部9月20日发布干部任前公示公告，其中，曲阜市委书记李丽，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李丽开会画面李丽出生于1971年11月，满族，省委党校研究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她曾任曲阜市委常委、副市长，济宁市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济宁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等职。2021年12月起任曲阜市委书记。至此番拟任新职。来源：白鹭洲知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官网、聊城日报、聊城市政府官网、漯河发布、山东省委组织部

央广网北京9月21日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江苏省无锡虹桥医院是一家二级甲等综合医院，也是医保定点单位。医院放射影像科医生实名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从去年开始，医院系统内出现了一些根本没在他们科室做过影像检查的患者病历，他们既没在这儿拍片子，也没有放射影像科归档的影像号，病历记录里却有“根据影像作出的诊断”。这些病历全都由医院体检中心一位医生完成，这名医生并没有操作放射影像科CT、核磁共振仪的权限。根据身体部位的不同，拍一张片子的价格在300元至600元不等，再加上这些“患者”在院期间的其他治疗费用，放射影像科的医生怀疑医院涉嫌伪造病历骗取医疗保险。无锡虹桥医院放射影像科朱成刚医生反映，从2023年7月开始，他在查看过往病历时发现一些患者的病历中没有“影像号”，也没有计算机断层扫描也就是CT或核磁共振成像的影像学图像，然而病历中却有“根据影像诊断”的相关内容。这些病历都是由医院体检中心的一位陈医生所写。朱成刚告诉记者：“这个人平时就没有参与放射科的工作，医院专门找他出报告，制造假病历骗保。他出具的影像报告，全部没有影像编号，而且也没有图像，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就举报了。”这些病历报告里不仅没有片子，没有影像号，有些病历甚至没有标注检查部位。朱成刚打了个比方，这就像新生儿没起名字、没有出生医学证明却能上户口一样。从放射科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根本无法操作，因为CT机如果不输入影像号，根本无法启动扫描。在CT机操作室，朱成刚演示，操作界面中，患者影像号为必填项，如果空白，扫描按键为灰色无法点击，只有输入号码后按键变成绿色，才能继续操作。所以放射科怀疑有人绕过他们，从医院后台直接修改了病历，放射科知情人士李医生（化名）告诉记者：“检查的时候不输影像号，机器是不会运行下一步的，他都没办法检查，只有虚假的报告，才没有影像号。”朱成刚给记者展示了99位“患者”的病历照片，诊断时间集中在2022年7月至12月和2023年4月，年龄段分布在60岁至80岁之间，这是他在工作中随手拍摄的部分问题病历。今年3月，朱成刚将没有影像号的病历拍照留证，向医院上级管理部门实名举报。随后在等待调查结果时，朱成刚发现，他举报的这些病历又有了影像号和片子。他在6月份时，把这些病历又一一重新拍了照片。朱成刚告诉记者，他仔细对照了这些影像号，号码只存在于电脑系统中，在放射科手写的记录本上，并未找到这些病人。电脑系统中影像号的编码方式也和放射科日常的编码方式不同，此外，他还发现了其他问题。朱成刚举报三名患者的片子几乎一模一样比如，被举报的患者中，72岁的“杨某某”、62岁的“邱某某”的病历中，有根据所拍片子的情况作出的诊断，却找不到对应的影像。6月份又查到了她们的CT影像，按照系统记录，她俩都是2023年4月做的胸部CT，片子上能清晰看出两位患者的吊坠形状、大小和位置都基本一致。不仅这两位上了年纪的患者，CT影像类似，朱成刚比对发现，2021年在他们科做过CT的25岁女性叶某的片子上，也有看起来极为相似的吊坠，肉眼看，她们三人的片子几乎一模一样。放射科知情人士李医生告诉记者：“这个人叫邱某某是个假的（病历）62岁，这是它的假图像，哪里像62岁的女性？项链的吊坠咱都看到了，看到它的特色了，杨某某这个72岁，女，看图像是一个人不是？”两名患者检查影像高度相似类似这样看上去雷同程度很高的片子，还有不少。比如系统显示，患者李某某在2023年4月28日拍摄了胸部CT，她的影像与实际患者刘某在2024年2月的检查影像看起来高度相似。74岁的患者莫某在2023年4月27日拍了胸部和颈椎的CT，她的片子看起来和实际患者37岁的马某某在2023年11月拍的片子高度相似，片子里能直观看到项链都一模一样。医院系统两名患者核磁共振时间过于接近此外，通过医院系统查询还能看到，有患者在正常做核磁共振检查之后1分钟内，另有患者做了核磁，李医生表示，他们的机器做一次腰椎核磁共振至少要花10分钟至15分钟，1分钟做一次核磁是根本不可能的：“11:40开始做的，腰椎要15分钟，结果11:41，他又把骗保的弄成了，1分钟，你怎么会做一个核磁共振呢？”患者的病历诊断左右不分李医生告诉记者，有的片子还有这样的错误：拍片子时，患者是面对医生的，片子上的左侧实际为患者的右侧，但有患者的病历诊断上写着“大脑左侧梗塞”，她的片子显示是右侧：“（患者）年龄73，这个报告内容，左侧基底节区梗塞，实际上这个是哪里？这叫右侧，也就是一个人站到你对面看的图像，这就是后填的假图像。”就在朱成刚把这些新情况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后，他和同事们又发现，放射影像科再无权限查看2023年8月之前的影像。院方给出的理由是系统升级导致的错误。“我们权限锁了，他说是系统升级，有可能系统一升级错乱没了。可笑不可笑。”随后朱成刚带记者来到放射影像科办公室，记者看到系统内被举报的病历都已无法打开。从“有诊断无影像和影像号”，到举报后出现影像，却有多名患者和他人影像高度相似，再到影像、病历无法查看，所以，朱成刚怀疑，涉事患者的病历经过多次修改，这是在伪造病历，骗取医疗保险。朱成刚说：“这边是骗保人员名单，这边是图像来源，在图像没有锁定之前，（我）拍下来了，把造假的人员图像来源都把它做下来了，举报没有影像号和没有图片的骗保行为以后，把假的影像号又添上，又向他们反映了假图像的来源，现在变成图像打不开了。”7月12日，无锡市医保局向朱成刚表示，对他的举报高度重视，先后2次到无锡虹桥医院现场核查，通过医保信息系统对线索进行排查，抽取病历联系当时住院的人员核对情况，并对涉事医生进行了现场询问。但因提供的线索涉及人员较多，所反映问题距今时间较长，在前期核查中对提供线索无法确认核实。为此，特地与无锡市公安部门协调沟通，并将有关线索提请公安部门协助调查。公安部门核查后有明确反馈，将及时告知。如违反相关医保条例、协议，将严肃处理，如涉及违反法律，将移交公安部门处理。放射影像科的李医生说，他们非常期待后续的调查，医院底层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中，对每次病历修改都应该有记录。他告诉记者：“我们的PCAS（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里这个报告修改100次，修改系统里就写了100次。但是医院把我们锁了，一锁我们调不出来。”记者随机拨打了20份病历中留下的患者电话，四分之三是空号或无法接通，接通的也大多表示不是本人。记者：这是邱某某的电话吗？接听者：不是的，不是。记者：这是……的电话吗？接听者：你打错了、打错了。也有接通电话的患者表示，当时在医院住院做体检。比如患者许女士说，她当时因为腰疼去无锡虹桥医院体检，但至于为什么只做了胸部CT，许女士说，时间久了，记忆不太清晰。许女士：我是腰疼吧，好像是腰疼。记者：为什么做胸部CT呢？许女士：我忘了，这么长时间我还记得吗？反正到医院里，他们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了。无锡市医保局基金监督处表示，此事还在调查中，不方便透露具体情况。基金监督处：我们有相关的规定，而且是在查处过程中，我不方便跟你讲具体的进展。记者：医生举报每次反映情况之后，相关的证据就会被填补上。基金监督处：这个只是医生的一面之词，具体什么情况还要看最后查处的结果。记者联系无锡虹桥医院，院方称会有相关人员回复，但截至发稿，并未得到任何回应。为何这么多张片子的相似度极高？究竟改没改病历？从医生实名举报至今已过去大约半年时间，什么时候才能有确切的调查结果？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应采访对象要求，对部分声音做了处理。）（来源：央广网）

（原标题：3名中管干部因江西新余佳乐苑小区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被问责）

▲劳作中的李大清红星新闻首席记者｜韦星编辑｜郭庄 责编｜李彬彬“他是个老实人，但从小脑子不好，这全村人都知道。”今年6月3日，洞坪村村民小组长李岗固向红星新闻记者这样形容李大清。“你向他借5块钱，要是还20块钱给他，他都是不接受的，因为他认为借出去的纸币图案和还回来的不一样。”残疾人证显示，李大清属智力残疾，残疾等级为叁级。当年案发不久，李大清被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李大清不服判决上诉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缓。李大清及家人不断申诉，但申诉均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李大清出狱9个多月后，收到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李大清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据此，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16岁少女遇害，同村智障者被定罪今年6月3日下午，刑满释放的李大清正在屋后农田锄草。红星新闻记者让他讲述21年前被认定强奸、杀害16岁少女余某某一事的经过及看法时，他手中挥舞着的锄头顷刻间在半空中停下，但一时也回答不上来。一旁的弟弟李大华有些难为情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复杂的问题，我哥答不上来。他脑子转不过弯，得用短句直接发问。”随后，李大华将问题简化：“他们说你强奸杀人，有没有这回事？”李大清干脆地回话：“我没有！”▲当年16岁少女余某某遇害的地方这一切源于同村少女余某某的遇害。2003年9月5日，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03）九中刑一初字第26号《刑事判决书》显示，据余某某父亲介绍，2003年5月19日早上8点多，其女儿余某某外出打猪草，但直到次日上午仍未归，于是他叫了村民杨某某等人去寻找，终在大洪村（注：现改名洞坪村）七组虎山一山沟处发现余某某尸体。“2003年5月21日，我哥李大清被警察带走。”李大华向红星新闻记者回忆，当晚，母亲和他说，“你哥白天被警察带去，晚上都还没回来。”李大华安慰母亲，“没事的，警察只是了解情况，很快就会出来。”没想到，他们以为的“很快”并没有发生。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5月19日10时许，被告人李大清携带电鱼工具在武宁县罗坪镇大洪村七组虎山港口电鱼，见被害人余某某在荒田边打猪草，便产生强奸歹念。李大清遂将电鱼工具藏好，再从荒田上绕到余的身后，乘其不备，双手使劲掐住余的颈部，致其昏迷。尔后，李大清将余拖到距离港沟10多米远的虎山小龙山沟处，对其实施奸淫。相关判决书显示，为了杀人灭口，李大清在附近的土坎上拾起一块石头对余的头面部猛击数下。紧接着，李大清将余使用的打猪草竹篮（内有死者穿的紫红色褂子和随身听）拿到尸体旁，用余穿的紫红色褂子盖在其头部上，又用枯草掩盖其尸体，再将竹篮和随身听扔在尸体上方不远处的山上，随后逃离现场。据此，九江市中院于2003年9月5日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李大清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从死刑到死缓，两任律师谈李大清案一审判决后，李大清不服，上诉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年11月25日作出（2003）赣刑一终字第218号《刑事判决书》显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李大清无视国家法律，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手段，强行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又杀人灭口……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故意杀人罪……但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可对李大清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终，二审判处李大清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部分）截图2022年1月29日，实际服刑18年2个月5天后，李大清刑满释放。罗放是李大清的一审法援律师，现为江西省一博律师事务所主任。今年6月初，他拿出当时的相关卷宗向红星新闻记者介绍，自己离开原来的律所后，这些案卷本来要上交给原先律所，“但这个案子是我的一个心结，21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清楚。”罗放说，一年多前，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也派人到律所向他了解这一案件。罗放向红星新闻记者提供的2003年其在看守所会见李大清的《会见笔录》显示，李大清称他没有强奸杀害余某某，同时表示，早前的供述是因为“公安人员打我”。“庭审时，李大清也否认强奸、杀人的指控。”罗放说。罗放向红星新闻记者提供当初的辩护词谈到：李大清的智力状况，与他的供述语言不相符。“李大清是个文盲，智力明显低于正常人，听不懂诸如一次性纸杯、银白色、双眉等词语。”罗放说，且2003年5月28日、6月7日的两份供述中，关于作案经过、被害人衣着特征等记录，几乎一字不差。“这是被告人记性太好，还是在制作笔录时后一份抄前一份？不合常理的笔录，无法让人信服。”罗放提到，在法院此前认定中，被害人是被掐晕后拖到小山沟的；但法医进行尸体检验时，并没有发现被害人尸体有被拖动的痕迹。“本案最为客观的证据，是被告人对案发现场及被害人物品的辨认笔录，但需要注意的是，被告人对案发现场的熟悉，有可能是因到过现场或听说此事。”罗放认为，这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定罪。“我哥被打后，只是按照他们（警方）的要求去指认。”李大华说。尹远敏是李大清案的二审辩护律师，目前是江西群毅律师事务所主任。今年6月5日，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当初他是为李大清作无罪辩护的，主要理由有：法院关于李大清犯强奸罪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强奸罪不成立，故意杀人的动机也不存在。”尹远敏认为，现有证据和鉴定结论不能证明是李大清作案，案件在证据层面并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合理怀疑。省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抛开李大清供述，这案没有证据定罪，缺乏和李大清相关的物证。”罗放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李大清及家人一直在申诉。2021年12月8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21）赣刑申60号《驳回申诉通知书》表示，侦查人员依法讯问李大清的经过有同步录音录像证实，没有证据证明李大清是在遭受刑讯逼供、诱供后才作的有罪供述，并认为对李大清判处的刑罚符合法律规定。李大清的申诉也因此被驳回。李大华表示，希望警方提供李大清被带至公安机关期间不间断的同步录音录像。申诉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近一年后，李大清收到了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11月15日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部分）截图该通知书中提到，经鉴定，被害人余某某短裤及阴道涂拭物上未检出精子；其面部共有五处创口，应系比较锋利的物体打击所致。通知书还显示，申诉人提出的申诉理由成立。一是原审判决据以定案的有罪供述、现场指认笔录、辨认笔录的真实性存疑，不能排除被诱导的可能。二是无其他证据将李大清与本案关联起来。三是不能排除他人作案可能。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赣刑一终字第21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李大清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据此，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余某某的父亲余先生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女儿遇害的时候才16岁。这个案件我们是受害者家属，但我们也没有告李大清。此外，案件是武宁县公安局刑警队破的，具体可以向办案民警了解，我们也不想就此接受采访。”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2003年余某某遇害时，武宁县公安局成立了侦破“5.19”杀人案专案组。今年6月初，红星新闻记者向专案组民警反映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对此案的再审检察建议及李大清家属的不同看法、希望听听专案组意见时，对方表示不便接受采访。李大清的申诉案件没有获得家属预期中的进展，李大华随后将申诉信同时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依照相关法律和有关规定将材料转给了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今年8月29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短信回复李大华称：“经审查，您反映的申诉案件我院已依法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该申诉案件已办结。”同日（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李大华的短信回复中称：“关于（2003）九中刑一初字第26号的来信正在办理中，请耐心等待。”记者注意到，回信中的“（2003）九中刑一初字第26号”即是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3年9月5日作出的《刑事判决书》编号。9月20日，红星新闻再度与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欲进一步了解李大清申诉案件进展，前述两院工作人员均表示不便接受采访，如有需要，单位会统一对外通报相关信息。

（原标题：美国总统选举开启提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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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美国施压越南别用中企海底电缆，好难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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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对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任珠峰，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陈敏，江西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孙洪山在江西新余佳乐苑临街店铺“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的失职失责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事发现场画面经查，该事故是一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该事故的发生是问题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江西省和相关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不到位，对近年来发生的典型事故未深刻汲取教训，对事故发生均负有责任。任珠峰同志作为负责安全生产工作和分管人防部门、联系消防部门的省委常委、副省长，未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统筹推进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有欠缺，对人防部门排查整顿违法地下室不力、消防部门安全整治重部署轻落实等问题失管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应予严肃问责。陈敏同志作为分管住建部门的时任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未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对住建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发现不足、重视不够，对住建部门长期未发现涉事建筑违规问题、长期放任冷库建设存在监管漏洞等问题失管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应予严肃问责。图为事发场所封死的窗户孙洪山同志作为分管教育部门的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未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对教育行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发现不足、重视不够，对教育部门在行业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失管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应予严肃问责。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任珠峰同志党内警告处分，给予陈敏同志、孙洪山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相关新闻"江西新余39死火灾"调查结果公布 国务院调查组通报2024年1月24日15时22分，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佳乐苑小区临街商住综合楼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造成39人死亡、9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4352.84万元。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西新余佳乐苑临街店铺“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经国务院调查组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涉事房主违法违规改变商住综合楼地下一层用途用作出租经营，冷库建设施工单位违规建设冷库时起火，涉事建筑先天存在防火分隔重大缺陷，教育培训机构和宾馆违规经营，属地有关部门专业监管和行业管理失职缺位，地方党委政府安全领导责任落实不到位，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图为事发楼栋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江西新余市渝水区一临街店铺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善后等工作。这是近期发生的又一起重大安全生产事故，要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进行深刻反思。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认真排查隐患，狠抓工作落实，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多发连发势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总理等领导同志作出批示，提出明确要求。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事故处置工作。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全国总工会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参加的国务院江西新余佳乐苑临街店铺“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教育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也派员参加了相关工作。同时，邀请建筑、消防、冷库和静电等有关方面的专家参与事故调查。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查阅资料、座谈交流、询问谈话、现场勘验、视频分析、检测鉴定、模拟试验、专家论证等，查清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等情况，查明了涉事房主和有关生产经营单位相关情况和责任，查明了地方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相关人员责任。同时，调查组坚持举一反三，深入剖析了事故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分析了事故主要教训，提出了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调查组查明，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佳乐苑综合楼地下一层违法违规建设冷库，施工作业中使用聚氨酯泡沫填缝剂时释放易燃气体局部积聚达到可燃条件，在挤塑板上铺设塑料薄膜时产生静电放电点燃积聚的易燃气体，迅即引燃聚氨酯泡沫、挤塑板等易燃可燃材料，产生大量有毒烟气；地下一层与一层共用的疏散楼梯防火分隔缺失，烟气快速蔓延至二层；位于二层的博弈教育教室外安装了防盗网和广告牌，正在培训的学生无法及时有效逃生，造成人员伤亡扩大。调查发现，丰华地产、新余设计院、赣新建筑公司、正大监理公司在涉事建筑建设，丰华地产在人防工程报审报监，佰烩香批发部、凝霜制冷公司在地下一层冷库建设、施工，涉事房主、博弈教育、聚馨源宾馆在涉事建筑出租、经营等方面存在严重违法违规问题。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存在规划建设源头失守、排查整顿不力、监管制度有漏洞、消防验收检查走形式、专项整治走过场和教育培训机构管理缺失等问题。调查组按规定将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等线索及相关材料，移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针对事故暴露的问题，调查组总结了五个方面的主要教训：只有消除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才能把“两个至上”落到实处；只有深刻吸取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只有严格落实安全责任，才能消除监管盲区漏洞；只有盯紧基层末梢，才能防止小问题酿成大事故；只有提高应急能力素质，才能关键时刻安全避险。同时，提出五项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要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要加强冷库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要强化多业态混合经营等重点场所安全管理；要认真扎实开展治本攻坚深化专项整治；要着力提升基层单位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国务院调查组相关负责人就佳乐苑小区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工作答记者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西新余佳乐苑临街店铺“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记者就该事故调查中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采访了调查组相关负责人。1.记者：调查组是怎样组成的？调查的过程和结果是怎样的？答：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全国总工会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参加的国务院江西新余佳乐苑临街店铺“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教育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也派员参加了相关工作。同时，邀请建筑、消防、冷库和静电等有关方面的专家参与事故调查。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查阅资料、座谈交流、询问谈话、现场勘验、视频分析、检测鉴定、模拟试验、专家论证等，查清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等情况，查明了涉事房主和有关生产经营单位相关情况和责任，查明了地方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相关人员责任。同时，调查组坚持举一反三，深入剖析了事故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分析了事故主要教训，提出了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涉事房主违法违规改变商住综合楼地下一层用途用作出租经营，冷库建设施工单位违规建设冷库时起火，涉事建筑先天存在防火分隔重大缺陷，教育培训机构和宾馆违规经营，属地有关部门专业监管和行业管理失职缺位，地方党委政府安全领导责任落实不到位，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记者：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为何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答：经过调查，排除人为放火、动火作业、电气故障、吸烟等因素。经公安机关侦查，排除人为放火嫌疑。起火当日施工人员未在冷库内动火作业，排除动火作业引发火灾可能。施工现场制冷系统未通电，照明系统正常工作，排除电气故障引发火灾可能。施工现场从开始铺设塑料薄膜到发现起火过程中无人吸烟，且经过试验，烟头不能点燃也不能蓄热阴燃挤塑板、聚氨酯泡沫填缝剂及释放的易燃气体，排除吸烟引发火灾可能。经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天津火灾物证鉴定中心鉴定，现场所用聚氨酯泡沫填缝剂在喷出泡沫后，迅速发泡膨胀，同时释放大量异丁烷、丁烷、丙烷等易燃气体。为验证事故发生机理，开展了一系列模拟事故现场静电产生和静电放电引燃试验，起火特征和地下一层现场人员表述一致。同时，收集其他地方事故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也存在类似情况。调查组查明，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佳乐苑综合楼地下一层违法违规建设冷库，施工作业中使用聚氨酯泡沫填缝剂时释放易燃气体局部积聚达到可燃条件，在挤塑板上铺设塑料薄膜时产生静电放电点燃积聚的易燃气体，迅即引燃聚氨酯泡沫、挤塑板等易燃可燃材料，产生大量有毒烟气；地下一层与一层共用的疏散楼梯防火分隔缺失，烟气快速蔓延至二层；位于二层的博弈教育教室外安装了防盗网和广告牌，正在培训的学生无法及时有效逃生，造成人员伤亡扩大。3.记者：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了哪些主要问题？答：调查发现丰华地产、新余设计院、赣新建筑公司、正大监理公司在涉事建筑建设，丰华地产在人防工程报审报监，佰烩香批发部、凝霜制冷公司在地下一层冷库建设、施工，涉事房主、博弈教育、聚馨源宾馆在涉事建筑出租、经营等方面存在严重违法违规问题。同时也发现，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存在规划建设源头失守、排查整顿不力、监管制度有漏洞、消防验收检查走形式、专项整治走过场和教育培训机构管理缺失等问题。一是规划建设源头失守，违法建筑埋下先天隐患。新余市人防、规划、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都未落实《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明确的“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竣工验收”规定，导致地下一层事实上成为既未建成人防工程，也不是普通地下室的违法建筑，长期处于未经验收擅自投入使用、先天存在重大隐患的状态。二是排查整顿不力，违法地下室长期失管。新余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既有房屋建筑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清查落空，市建成区内实际未开展清查；江西省人防办存在“只管库内项目、不管库外项目”的错误认识，新余市人防办对排查出的已进入人防审批程序但存在问题的地下室项目，未向上级报告，未依法责令补建或补缴易地建设费，也未移交城管等部门查处。三是监管制度有漏洞，冷库建设施工无序。江西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对冷库施工监管职责认识不清，新余市、渝水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对限额以上冷库建设工程没有管到位，对限额以下的基本不管。四是消防验收检查走形式，问题隐患屡屡漏掉。消防部门在消防验收和监督检查中均未发现涉事建筑防火分隔缺失等问题，以致相关隐患长期未被发现和整改。公安部门资质审核把关不严，未查处涉事宾馆不按规定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手续，一直违规同意年审，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弄虚作假。五是专项整治走过场，工作落实流于形式。江西省针对“九小场所”、多业态多功能合用场所、影响火灾逃生的防盗窗（网）等组织开展了30次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但渝水区消防救援大队和新余市公安局渝水分局从未组织摸清辖区“九小场所”底数，拆除防盗窗（网）行动敷衍了事走过场，牵头部门文件一发了之，其他有关部门消极应付，工作基本没有落实。六是教育培训机构管理缺失，非法办学存在严重安全风险。教育部门对专升本考试培训机构审批监管职责认识存在偏差，新余市、渝水区教育部门认为应由江西省教育厅负责监管，而省教育厅内设处室推诿扯皮，均不认为是自己职责；省教育厅多次提出加强涉专升本考试培训机构的规范治理，但均未实际开展工作，行业管理缺失造成大量培训机构游离于监管之外，其非法办学形成的人员密集场所，安全条件无法保证，带来严重安全隐患。博弈教育违规组织培训、租用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场所是导致火灾事故死亡人员扩大的主要原因。4.记者：这起事故调查总结了哪些深层次的教训？答：此次事故损失惨重、教训深刻，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必须抓紧抓实以下方面：一是只有消除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才能把“两个至上”落到实处。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这要求想问题抓工作，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都要时刻关注和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和问题隐患。近年来，多地发生的居民自建房坍塌，餐馆燃气爆炸，电动自行车起火，学校、医院和居民楼火灾等重特大事故，对人民群众安全感造成严重冲击。事故惨痛教训十分深刻，隐患排查整治必须确保覆盖每一个行业领域、每一家经营主体、每一个社会单元，不留死角盲区，真正让人民群众放心安心。二是只有深刻吸取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这起事故与近两年来发生的一些重特大事故如出一辙，都是违规作业引发的，都有人员相对密集场所窗户被封堵的问题。这暴露出江西省、新余市和渝水区没有深刻吸取类似事故教训，没有采取针对性措施扎实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治理，最终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别人的事故教训没有引以为戒，自己的教训也没有深刻吸取。每一起事故的教训都是极其沉痛的，都应该成为改进工作的典型教材，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要自醒自励，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把教训转化为推进防范的有力措施，避免屡屡重蹈覆辙。三是只有严格落实安全责任，才能消除监管盲区漏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放松，要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但有的地方认识不到位、工作不认真、责任不落实。有的为避免事后被追责问责，认为把本应该自己干的事推给别人就与自己无关，不会被追责了，日常工作相互推诿，不主动履职尽责；有的长期不履职，时间一长还真的以为不是自己的责任了；还有的工作中不认真不负责、不担当不作为。每一起事故调查表明，没有捋不清的问题，没有查不清的责任，无论生产经营单位规模大小、有证与否，还是经营主体变更了多少次、问题存在了多少年，其对应的监管部门和责任都能查证查实。任何地方和部门单位都不能有侥幸心理，都必须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极端负责的精神，主动靠前履职到位，决不能安之若素、无动于衷。四是只有盯紧基层末梢，才能防止小问题酿成大事故。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门槛低、体量大、分布广、涉及领域多，很多单位安全投入、安全培训、现场管理等安全基础水平较低，而这些单位所在的乡镇街道、城乡社区往往安全监管人员不足、专业能力欠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也较弱。“弱上加弱”、“小马拉大车”，是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短板弱项，是基层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从近几年发生的一些重特大事故看，上述问题具有普遍性，若不能有效解决，就会小风险演变成大问题、小隐患酿成大事故，不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还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安全稳定大局。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着力从体制机制上提高基层末梢安全治理能力，不断夯实安全基础。五是只有提高应急能力素质，才能关键时刻安全避险。包括此次事故在内的许多火灾事故均暴露出，一些地方和生产经营单位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应急逃生技能培训、预案演练等工作不到位，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避险逃生能力不足，是被困人员关键时刻未能第一时间自救逃生和获救的重要因素。如能做好这些工作，就会最大可能减少伤亡。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安全知识和逃生技能教育培训何其重要，但很多地方安全宣传教育“五进”（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工作，没有“进去”、“进好”，与“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就差得更远了。这次事故中绝大多数参加专升本培训的学生没有接受过消防安全教育培训，也没有被组织参加逃生演练。这是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单位和全社会都应深刻吸取的教训，一定要重视和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决不能当作可有可无的事。5.记者：为进一步吸取教训，防止此类事故再次发生，有哪些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答：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调查组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一是要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当前，安全生产基础整体上仍较薄弱，传统风险和新增风险并存，安全生产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长期性依然突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学深悟透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群众问题无小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既要支持帮助基层单位和人民群众广开生产经营发展门路，又要保障其安全无忧。要深刻吸取本次事故及同类事故反复发生的惨痛教训，深入分析本地区安全生产的重点难点和薄弱环节，做到基数清、情况明、措施实，织密安全保障网。要精准发力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的系统治理，加快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完善安全生产体制机制，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多发连发势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二是要加强冷库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单位要综合分析这起事故和近年来涉及冷库火灾事故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围绕“一件事”全链条监管，系统加强冷库规范化管理。准入环节，要统筹开展涉及冷库的各类建筑的立项、规划、选址、建设等审批许可工作，并抓紧修订相关制度规定。施工环节，要抓紧修订相关标准，明确施工工艺、工具及服装的防静电措施，明确地面保温材料燃烧性能，并加强施工现场管理。使用环节，要督促冷库业主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操作规程，加强现场管理；在维修和报废拆除时，要重点加强动火作业管理。监管环节，要明确冷库等各类建设工程安全监管职责，加强监督检查；对包括冷库在内的限额以下工程安全监管，要厘清职责边界，加强日常监督管理。三是要强化多业态混合经营等重点场所安全管理。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往往共存于一个建筑体内，“九小场所”比较集中，人员比较密集，综合性风险大。国家层面要制定出台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安全管理规定，明确相关管理要求；进一步厘清“九小场所”监管职责边界。要修订旅馆业治安管理有关办法，进一步完善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申领、变更、注销、吊销、撤销事项的程序、条件等相关规定。要修订《建筑防火通用规范》，增加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有关疏散和救援的规定，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有效逃生和救援。要明确各业态所属的行业领域，落实相应部门监管职责，把安全责任措施压紧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点位、具体人员。要对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及所在建筑进行排查、分类处置，深入细致开展消防安全检查。要及时摸排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和“九小场所”并更新名录，加强动态监管。要大力推广在人员集中区域、疏散通道附近安装“一键报警”装置，实现一键按下，全楼报警、全员响应。要建立部门信息共享机制，防止后续行业管理、业务监管和属地监管出现漏洞。四是要认真扎实开展治本攻坚深化专项整治。当前，全国正在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要吸取这起事故教训，紧盯重点行业领域、聚焦关键环节，真正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及时更新“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对象名录库，明确全覆盖检查的时限要求，切实增强消防监督检查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将治理整顿“九小场所”安全问题作为一项常态化长期性任务，把打通生命通道等作为重中之重，有效解决安全疏散通道不畅、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安全出口不足、违规设置防盗网和广告牌等问题隐患。要出台人防工程和普通地下室使用维护管理相关规定，健全人防工程与地上主体建筑审批监管衔接机制。要全面排查专升本等社会各类成人教育培训机构，抓紧研究细化规章制度，加强规范管理。五是要着力提升基层单位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要根据地区人口数量、经济规模、灾害事故特点、安全风险程度等因素，配齐配强应急救援力量，健全责任落实机制，做实隐患排查治理，依法开展监督检查。要加快推动基层专兼职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和装备配备，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联动和对中小企业的消防安全工作帮扶，提升基层应急能力。要指导帮助基层编制简明实用的应急预案，加强对重点人群的预案培训，着力提升疏散逃生能力。要对生产经营单位实施分级分类监管，一个单位明确一个层级，防止监管职责全部压给乡镇街道。要扎实推进安全宣传教育“五进”，加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普及安全知识技能，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要健全完善“社会群众举报+企业员工报告”安全隐患监督体系，筑牢安全防范人民防线。

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一审判决之后，蔡东（化名）从光鲜体面的退休干部，变成了非法持枪的罪犯。他曾因驻村扶贫工作、见义勇为救人事迹，多次被表彰和报道。退休前，他是孝感市大悟县某机关党委副书记。2023年2月19日，蔡东退休的前一周，大悟县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其立案侦查。前不久，蔡东被大悟县人民法院判定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判决书显示，2011年，蔡东以父亲承包的农场遭受野猪侵害为由，更改户籍、按照当时政策申领持枪证，并配购一支双管猎枪、500发子弹；次年，孝感市公安局清查不符合持枪条件人员，蔡东指使堂弟申请持枪证，并将这支猎枪过户给堂弟，但蔡东实际掌控这支猎枪；2014年，蔡东两次将猎枪借给朋友李某打猎；2019年，李某因涉黑案件落网后，多次举报蔡东非法持枪。近日，封面新闻记者对该起案件进行了走访。事件经过：税务干部改户籍申领持枪证，为躲清查将枪过户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12月，蔡东明知公职人员不符合持枪条件，编造自己大悟县阳平镇村民身份，以农作物受野猪影响严重的谎言，向大悟县公安局申请持枪证，并配购双管猎枪一支、子弹500发。2012年4月，孝感市公安局对大悟县民用枪支专项检查，发现蔡东不符合持枪条件。为继续持有枪支，蔡东指使堂弟蔡西（化名）向大悟县公安局申请办理持枪证，并将枪支转让过户给蔡西。2013年1月，办理上述手续后，蔡西将枪支、子弹交予蔡东实际持有、使用。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10月，蔡东指使他人，分别到自己车库及其父亲(2021年去世)所承包的农庄取走子弹和猎枪，送交给李刚(已判刑)等人狩猎使用。涉案猎枪（受访者供图）蔡东对此辩解称，申请持枪是为了帮年迈的父亲驱逐野猪，他对户籍被转到阳平镇的事项不知情，是大悟县公安机关办理的相关手续，自己并未虚构申领材料办理持枪证；猎枪过户后他未实际持有和使用，李某向他的父亲借枪被拒后，他只是作为中间人帮忙借枪。但在近日的采访中，蔡东却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当年他户籍所在的乡镇不属于批准的狩猎区，县治安大队得人告知他阳平镇有持枪指标，经他同意后，公安机关给他办理的户口迁移，之后让他填写了持枪申请表，他由此通过审批程序获得持枪证，并配购一支双管猎枪和500发子弹。对于上述说法，封面新闻记者未得到相关方证实。蔡东父亲存放猎枪的房间（受访者供图）2012年4月，孝感市公安局针对大悟县民用枪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督办清查，并列出一份不符合持枪条件的名单，蔡东名列其中。蔡东承认，他知道公职人员不能持枪。考虑到父亲的农场确实需要驱赶野猪，“为了保住这支枪，我让堂弟以护农名义申请持枪证，去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把枪过户到他名下了。”法庭控辩：猎枪实控人成争议，两次外借枪支时间又是何时？2013年底，蔡东经人介绍与商人李某成为朋友，对方多次到蔡东父亲的农场游玩、聚餐。2014年底，李某电话中向蔡东借猎枪打猎，蔡东称猎枪按要求上缴年审尚未领回，拒绝了李某。随后，蔡东忘记挂断电话，与妻子评价李某人品，被电话中的李某听到，两人发生口角后闹翻。2019年，李某因涉黑案件落网，多次举报蔡东非法持枪。判决书显示，李某称在2014年下半年之后，曾多次找蔡东借枪打猎，并有其他人参与。但在其他人的证人证言中，大部分人对借枪事宜给予否认。蔡东接受警方调查时供述，他在2014年8月和10月曾两次将涉案猎枪借给李某。前一次是在父亲的农场里，三人乘车在农场转悠，从车里对着鸟类射击，之后将枪放回父亲的房间；后一次是李某向蔡父借枪被拒，之后蔡东安排堂弟分别从父亲和他的家中取走枪支、子弹，送交给李某打猎使用。然而在法庭辩论环节和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蔡东又对上述两次借枪的时间表示否认。蔡东称，按照枪支管理规定，民间枪支每年的五一之前要上缴公安机关，十一之后再发放，入库、出库均由县治安大队人员登记入册。“时间太久了，具体借枪的时间记不清。但根据管理规定，5月1日和和10月1日之间，枪支不可能在外边。”蔡西在证人证言中表示，2013年初枪支过户到他名下后，过了二十多天就被蔡东取走，之后几年，他曾按治安大队要求送枪支年审，其他时间枪支都不在他手中。蔡东向法官表示，枪支过户后一直放在他父亲的农场，每年上缴、年审和领取，是他父亲和堂弟蔡西经办，自己并未实际持有这支猎枪；2014年猎枪入库后，他和堂弟蔡西都未去领取过，当年5月份之后使用枪支的事实不能成立。在案资料显示，大悟县公安局调查认定，2013年至2014年期间涉案猎枪的实际持有人为蔡东，2015年至2017年期间则由蔡东的父亲领取和使用，直到2017年1月被收回未再发放；枪支管理相关档案中，只发现有2016年、2017年蔡西名下的猎枪入库登记，未发现其它时间领取发放、上交回收枪支、弹药的登记资料。大悟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反驳了蔡东的辩解，图为法槌 资料图法庭判决：申领持枪证程序合法不影响非法持枪实质，一审获刑8个月蔡东称，2013年之前他是凭借持枪证使用猎枪，孝感市公安局督办清查时，39名被列入不符合持枪条件的持证人员，都未被认定为非法持枪，也未受处罚，只要求立即回收枪支并取消持枪资格。蔡东的辩护人、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尚满庆祝表示，蔡东坚称在2014年清明前上缴枪支，后未再接触枪支；公安机关调查认定，2015年至2017年枪支领取、使用人是蔡东的父亲；而枪支管理档案中，只有2016年、2017年登记为蔡西的枪支入库登记，其他记录缺失。“这导致很多情况无法通过证据证明，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他在2014年五一之后持有、使用过这支猎枪。”对于2011年通过更改户籍途径申请持枪，以及2014年五一之前使用、外借枪支的行为，蔡东表示认罚。“李某是2019年7月举报我非法持枪，距离2014年已经超过5年，过了追诉期。当年，大悟县公安局曾作出调查结论，也是非法持枪证据不足。”对于蔡东的辩解，大悟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给予反驳。法庭认为：综合在案证据及证人证言，蔡东明知是在虚构申领枪支材料情况下办理的持枪证并配购枪支弹药，虚构的材料是否由本人自主办理，并不影响非法持有枪支事实的认定，程序的合法不能对抗非法的实质；孝感市公安局开展枪支管理的督查工作，不涉及对持枪行为的性质认定，不能将当时处理情况作为不构成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理由；没有证据证明枪支系被告人蔡东父亲持有和使用；蔡东的犯罪行为，从检举揭发提交线索开始一直处于侦查办理中，追诉时效的期限应以法定最高刑为标准；蔡东在案件审理中，称枪支转让后未实际持有、使用过，出借枪支其仅为中间人，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亦无认罪悔罪表现；蔡东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并擅自出借给不具备持枪资格人员使用，会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综合考虑其行为、性质、情节、社会影响等因素，法庭认为不宜对其免予刑事处罚。由此，大悟县人民法院判定蔡东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