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6月12日电 (记者 应妮)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讯的洋钦差。这份谕令 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因正史中没有记载，红票的来历一直成谜。康熙为何会派西洋传教士做钦差？派他们到欧洲去所为何事？

　　商务印书馆日前推出的《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以红票作为叙事切入点，抽丝剥茧，围绕清初皇室特别是康熙帝与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北京传教士群体之间的互动，讲述了一段清朝宫廷与西洋深度接触的往事。

　　作为该书审订专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家骥11日晚在涵芬楼书店现场和线上的读者举办了以“清朝皇帝的宫廷制度”为题的讲座，帮助读者了解清初历史和清朝统治特性相关的制度常识。

　　讲座开始，杜家骥从明清两代的宫廷差异入手，用一张详细的清朝皇宫内部图，讲解皇宫各部分的具体功能，进而讲到三类重要的宫廷人员：内务府包衣、各类“行走”官员以及西洋传教士，其各自的职责和作用。

　　他表示，传教士是清初宫廷的一大特色——顺治皇帝与传教士汤若望交往密切；康熙朝，西方传教士服务于宫廷，相当长时间里，康熙皇帝几乎每天都与传教士打交道，关系也比较密切。“康熙曾患疟疾，就是吃了传教士的药得以治愈。他还向他们学习数学和天文知识，也让他们教授皇子音乐知识；还让传教士修历法，担任钦天监观测天象，甚至任命传教士南怀仁督造火炮。清宫造办处里除了有大量的满汉工匠和艺人，还有传教士画家任职，著名的郎世宁就在其中。”

　　他介绍，《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一书对进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有着详细介绍，这个群体与中国各阶层有着广泛的接触，上至皇帝高官、下至贩夫走卒。该书也对“红票”的历史做了考证，作者孙天立现为独立学者，精读中西文献，细加论证，在诸如中西礼仪之争等热点问题上有原创性见解。

　　杜家骥认为，书中阐述的一些史事，对于理解清代皇帝皇权行使的特点、内廷与外朝行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内容与思路。

　　据悉，自4月份上市以来，《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一书收获诸多好评，登上多个重量级图书榜单，获得许倬云、杜家骥、夏伯嘉、罗新、李雪涛等多位学者大家的推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