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本书重点论证了人口和创新的关系，但随着经济发展，生育传承的意愿变得越来越弱。如何看待这个现实困境？根源是什么？如果说现在养育孩子成本太高的话，古代人多生孩子，其实是当时的一种风险对冲机制，生的孩子越多，家族获得繁衍的可能性越高，现在是不是因为不需要这种风险对冲了，大家反而没有生育的愿望了？

　　梁建章：最满意的当然还是有些创造力的角色，比如在天津演的时候，我自己编了一个相声，来介绍天津的旅游景点和全世界各个酒店品牌，叫贯口，还挺有成就感。

　　“财政自给率也并非衡量财政健康程度的唯一指标，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便是财政质量，即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如果罚款等非税收入占比较高，也很难说明是‘财政健康’。”他认为，鉴于地方财政自给率同时受到财政制度设计与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财政质量可能是衡量财政健康程度更重要的指标。

　　还有一个角度，中国的储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投到了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国工业化初期，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未来工业化后期，可能不需要建这么多新厂、新路、新高铁。我们拿出一部分比例的固定资产投资，拿出几个百分点去做人力资源的投资，这个回报会高很多。

　　虽然说丁肇中的每次实验都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在历次反对中，AMS遇到的阻力最大，一方面是因为它的难度，丁肇中自己曾总结：“这是他做过的最复杂、技术上最具挑战性的实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过于大胆的实验构想：将磁谱仪送入太空，在丁肇中之前，从没有人敢这么想过。

　　五是做好困难帮扶。全省组织成立600余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做好辖区内抢收兜底保障工作，及时为困难群众和偏远交通不便地区提供应急抢收服务。

许右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