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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令外界感到震惊的是，在一片争议声中，三只羊公司开启了复播。据九派新闻，9月19日，包括“三只羊网络”“三只羊网络水果生鲜”“三只羊网络美丽生活”在内的多个三只羊公司旗下账号在停播两天后复播，多个三只羊官方授权账号也在正常直播中。从与辛巴的大闸蟹之争到美诚月饼事件，近期的三只羊可谓风波不断，处在漩涡之中。9月19日，上游新闻（报料邮箱:cnshangyou@163.com）记者来到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三只羊（合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园区内一片平静，多位员工表示，公司员工都在正常上班。同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已与商务局、公安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核查处理。为进一步了解该公司情况，9月20日，上游新闻记者向三只羊企业邮箱发送了采访提纲，截至发稿未获回复。“这次事件的核心，在于三只羊带货主播是否（存在）误导消费者。”9月20日，康德智库专家、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顾准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如果执法部门介入调查后确认虚假宣传成立，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带货主播和三只羊可能会面临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罚款，甚至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具体来说，如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可能会被处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只羊集团公司大楼。上游新闻记者 齐鑫 摄实探三只羊当外界围绕三只羊的讨论早已不绝于耳时，处于风暴核心的三只羊却显得格外平静。9月19日，上游新闻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高新区的三只羊公司园区，看到公司门口马路上和园区内停放了不少汽车，公司大门旁的停车库内也停放了不少电动车，还有外卖小哥不时进出配送，展现出一种平和有序的氛围。而园区内部，也是一片平静。上游新闻记者看到，有员工在办公楼走廊上抽烟、休息，也有员工在园区内走动，还有员工和车辆不时从大门进出。公司内部有食堂，而公司附近没有餐饮店、便利店，即便中午时分也鲜有员工外出就餐。一间架设有直播灯具的房间内，几台大灯长亮，疑有主播正在直播。天色渐晚，可以明显看到三只羊集团大楼内不少办公室亮起灯光。下午6时30分一过，不少员工陆续从公司大门走出，在路边等待网约车。9月19日晚6时39分，三只羊公司门口下班等待网约车的员工。上游新闻记者 齐鑫 摄上游新闻记者以求职为由上前询问公司情况，多位三只羊员工告诉记者，公司仍在正常办公。“肯定正常上班呀。”“目前在正常上班。”“我现在不是在正常上班吗？”部分员工向记者表示。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员工对于记者的询问表现出明显的警惕：“别问我，我不清楚。”“这个问题不方便回答。”而三只羊的直播电商业务，似乎也并未受到影响。9月20日上午，上游新闻记者以“三只羊网络”为关键词，在抖音平台进行搜索，看到包括“三只羊网络”“三只羊网络水果生鲜”等在内的账号正在进行直播。“疯狂小杨哥”抖音账号显示，自9月7日直播以来，该账号再未开启新直播。灰豚数据显示，近7天，该账号掉粉超146万，近30日掉粉超300万，截至发稿该账号粉丝数1.2亿。“疯狂小杨哥”账号数据。 图片来源/灰豚数据截图小杨哥“栽”在月饼上围绕三只羊和小杨哥的争论，近段时间以来一直霸占着各大平台的热搜榜。事情的起因，源于小杨哥和另一头部主播辛巴之间的大闸蟹之争。8月底，辛巴在直播间带货“蟹太太”蟹卡，却被品牌方告知价格机制被举报，导致无法继续售卖，随后辛巴开始“炮轰”小杨哥。“质检你们没有，售后你们没有，赔偿态度你们没有，担责的态度你们没有，你们什么都没有，就剩炒作了。”辛巴对小杨哥的商业模式也提出质疑，还表示要拿出1亿元，对此前在小杨哥直播间买到使用槽头肉的梅菜扣肉、三无吹风机等问题产品的消费者，替小杨哥进行赔付。而小杨哥在直播中红了眼眶。“兄弟们，骂可以骂我，恳请大家不要去骂我们的同事们。”小杨哥说。对于产品问题，三只羊始终没有进行正面回复。真正将事件推向高潮的，是一块小小的月饼。在网络上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中，大小杨哥在直播间奋力叫卖，称“美诚是很大的牌子，香港美诚”“它是米其林大师调出来的”，而出现在直播间的香港演员曾志伟，仿佛成了月饼的背景板。然而不久就有网友表示，“香港美诚月饼”似乎和“香港”关系不大。据红星新闻，多名代理商和网友表示，美诚月饼在香港没有门店，而月饼的产地信息基本都是广州和佛山。随着事件愈演愈烈，9月17日，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对三只羊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9月18日，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涉美诚月饼的情况通报：香港美诚食品集团在香港注册有“美诚”“香港美诚月饼”“MEISUN”等核准在月饼商品上的商标，并授权给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使用，生产方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暂未发现存在违法行为。9月19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已与商务局、公安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核查处理，坚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判定涉嫌虚假宣传的关键点，主要在于主播是否故意陈述虚伪事实或隐瞒真实情况，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购买产品。”顾准告诉上游新闻记者。“此次事件中，三只羊带货主播涉嫌虚假宣传的关键点，在于宣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造成了消费者的误解和受欺骗。”9月20日，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向上游新闻记者表示。付建表示，如果经调查认定虚假宣传成立，带货主播和销售方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包括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等。具体处罚力度会根据虚假宣传的程度和情节轻重而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虚假宣传行为一经查实，经营者可能会被处以相应罚款，并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三只羊团队直播带货美诚月饼的画面。直播电商需加强监管事实上，除此次美诚月饼事件之外，直播带货界还有不少问题。此次“炮轰”小杨哥的辛巴，2020年也发生过假燕窝事件。据北京商报，事后主播辛巴道歉，表示召回相关产品，承担退一赔三责任，金额超6000万元；将追究品牌方的法律责任，团队也将进行整改。其他中小主播的售假事件也不罕见。据新京报，今年8月初，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西潞派出所接到王女士报警称，7月25日—27日，王女士先后在某直播间花费3万余元购买名家名画10张，均带有国家认证的鉴定证书，但鉴定均为仿品。经警方侦查发现，嫌疑人在直播带货平台建立账号，通过租赁豪车拍摄视频、PS修图等方式，虚构人设，包装主播身份，后将临摹仿品冒充名家字画，通过直播间进行销售骗取暴利。类似事件层出不穷，在直播电商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消费者该如何避免“踩雷”，切实保护好个人权利，值得关注。“在直播带货领域，目前已有多部法律法规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利。”顾准告诉上游新闻记者，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基本权利，并要求经营者提供真实、全面的商品信息。此外，电子商务法也针对网络交易的特点，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包括要求其提供清晰的商品信息、保障消费者的退换货权利等。这些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保护消费者直播间购物权益的法律体系。同时，顾准也坦言，头部主播拥有超强的带货能力，而目前行业在监管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缺陷。“比如，监管力度可能不够严格，导致一些主播在带货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监管手段也可能不够先进，难以有效应对直播带货这种新兴业态带来的挑战。”顾准说。顾准认为，应该加强监管力度，提高对头部主播的监管要求，确保他们在带货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同时也要创新监管手段，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来加强监管，提高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另外，还可以建立更加完善的投诉举报机制，让消费者能够更加方便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上游新闻记者 齐鑫

林先生称，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后，他们发现李某斌侄子李先生私自变卖了李某斌价值114万的商铺房产，且在李某斌去世后未及时返还。目前法院终审已判决侄子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侄子却迟迟未履行归还义务。对此，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商铺房产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应该当作是给他的报酬。他不认同法院这一判决结果，会在60天期限内申请再审。法院终审判决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监护人方回应财产使用情况：由几个长辈共同管理，没有非法行为据李先生9月13日介绍，他的叔叔李某斌（1965年生）曾是湖南桃源一家开发公司的大股东，于2020年意外去世，留下上千万遗产和2个儿子。李某斌与前妻张某某（1964年生）2013年已协议离婚。叔叔去世后，其大儿子跟着张某某生活，小儿子小李跟着李某斌的二姐李某宏（即李先生的二姑）生活。叔叔意外去世后，二姑李某宏在几个兄弟支持下，确定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文书查明，大儿子系李某斌与张某某之子，小儿子小李系李某斌通过代孕方式生育之子。2013年9月16日，李某斌与张某某离婚，大儿子由张某某抚养，李某斌于2020年6月3日死亡，2022年1月24日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指定李某宏为小李监护人。2022年1月27日，张某某与李某宏分别作为两个儿子的监护人就李某斌的遗产分割达成分配协议并经过公证。侄子李先生称，他怀疑二姑非法使用财产，曾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他发现二姑一家曾背着他做了监护人确认，卖掉了叔叔在长沙的别墅后瓜分，价值七八百万。“后来我了解到，二姑的儿子在深圳买房，按揭了上千万。”9月19日，监护人李某宏儿子林先生向红星新闻澄清，目前孩子的财产由李某斌的几个长辈，也就是李某斌的几个兄弟姐妹共同管理，有资金支出均需要获得多个长辈同意。对于非法使用财产的质疑，林先生说，他的房子是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前购买，且无房贷，不存在拿孩子的钱买房一事。对于李先生的指控，他将会诉诸法庭。此外，李先生在此前受访时表示，他怀疑小李并非李某斌亲生，曾要求二姑李某宏对孩子做亲子鉴定，但是作为监护人的二姑并不愿意，法院也不支持。二姑也阻止他们见孩子。对于李先生的质疑，林先生回应称，当时舅舅李某斌去世后，没想到后来会出现此类质疑，李某斌遗体已经火化处理，没有留下可用作鉴定的身体发肤。其次，小李经法院审理认定为舅舅代孕所生，且孩子相貌与舅舅极为相似，家里人都坚定认为孩子就是舅舅的，没必要做亲子鉴定。在林先生看来，李先生坚持做亲子鉴定是想剥夺小李正当的继承权以及李某宏的监护权，以争夺家产。李先生的撤销监护人申请因114万元商铺房款对簿公堂终审判决侄子应返还给叔叔的两个儿子近期，李某斌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和李某斌侄子李先生因一起价值上百万的商铺房款归属权对簿公堂。林先生向红星新闻介绍，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后，他们发现李某斌侄子李先生在李某斌去世前还变卖了李某斌价值114万的商铺房产，且在李某斌去世后未及时返还。上个月，法院终审判决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但李先生迟迟未执行。林先生提供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2019年10月10日，李某斌曾向侄子李先生出具委托书，委托他处理漆河镇佳沅广场（原为万豪广场）损失追回相关事项，李先生陈述其在处理委托事项时李某斌向他给付过一些费用。经关联案件审理查明，李某斌委托侄子李先生就案涉一商铺与他人签订《漆河某商铺置业计划书》，将该商铺出卖给案外人陈某华。商铺转让款共计114万元已由侄子收取，其中15万元应于2019年12月28日确认以收取的该商铺租金抵扣，李先生未将上述款项转交给李某斌。孩子监护人就李某斌遗产签订的分配协议中未包含案涉商铺。2023年5月，李某斌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发现上述情况后，均要求李先生如实报告其接受李某斌委托期间收回的财物，而李先生至今未报告或返还财物，孩子监护人张某某和李某宏认为侄子的行为侵害了孩子的权益，故诉至法院。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湖南省桃源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相关法律，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委托人，委托人死亡，委托合同终止。本案中，侄子李某某未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114万元转交给李某斌，并主张该笔款项系李某斌对他的赠与，且15万元系办证费用，但就其主张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不予采纳；李某斌死亡后，二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应终止，侄子因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114万元应依法由李某斌的继承人继承。李某斌两个儿子系李某斌第一顺序继承人，双方就该114万元未进行遗产分配，故应为二人共同所有。一审判决后，侄子李先生不服上诉，他提出，两个男孩是否为李某斌亲生子的资格存疑，主体不适格。此外，他获得赠与房屋是存在对价的，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是他为李某斌追回约定之外房屋的额外报酬。今年8月13日，二审法院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称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认为侄子李先生主张李某斌已将案涉商铺赠与他作为之前委托工作的报酬，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二审法院认为，李某斌去世后，案涉购房款依法由李某斌的两个儿子继承，应返还给两个孩子。另外，关于两名孩子及其监护人的身份，已经由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予以确认，本案中不予重复审查。最终，李先生的上诉请求被驳回。此为终审判决。9月19日下午，针对未返还114万元商铺房产一事，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称，他坚持认为，两个男孩是否为李某斌亲生子的资格还存疑。此外，商铺房产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应该当作是给他的报酬。因此，他不认同法院判决，在60天的申诉期限内会申请再审。红星新闻记者蔡晓仪编辑 潘莉 责编 冯玲玲

视频制作/张培纵览新闻记者张培培 宋瑶近日，“室友电动车电池起火致武汉一大学生全身90%烧伤”一事引发社会关注，这起发生在7月初的火灾事故，让武汉城市学院的大学生杜均浩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全国网友通过湖北省慈善总会为他捐款。9月13日，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教育局发文，动员辖区各学校、幼儿园、教育培训机构为他捐款。9月19日，杜均浩父亲杜保兵告诉纵览新闻记者，目前杜均浩处于感染期，前期手术费用已超100万元，至少需要300万元的治疗费用。受伤的杜均浩 图片来源于网络室友将电动车电池带回出租屋 充电起火导致全身90％烧伤据媒体此前报道，杜均浩今年21岁，暑假期间，他留在武汉打工，和同校另一名男生小李在学校附近位于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的先锋村合租了一间房，杜均浩做家具产品整体安装，小李跑外卖。7月8日晚，小李将租来的电动自行车电池拆卸后带回房间充电，7月9日早晨6时许，电池起火，引发火灾。8月8日，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消防救援大队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显示，对起火原因认定如下：起火时间为2024年7月9日6时01分左右，起火点位于房间东北侧木柜东南角上方锂电池处。综合认定为锂电池充电过程中发生热失控引燃周边可燃物引发火灾。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消防救援大队火灾事故认定书据新京报报道，事发时监控画面显示，7月9日6时01分许，杜均浩租住的房间门口突然冒出火苗并伴随着阵阵浓烟，其室友小李从房间内冲出来，拿起走廊的两瓶灭火器对着房间进行喷射，浓烟充满了走廊，监控画面也被浓烟遮挡。6时02分许，浓烟稍微散去后，杜均浩从房间走出后倒在地上，而房间内再次涌出大量黑烟，并灌满走廊遮盖了监控画面。杜保兵出具的武汉市第三医院诊断证明书显示，杜均浩体表90%及以上的烧伤、血容量不足性休克、呼吸道烧伤。当日10时49分许，武汉市第三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杜均浩现在情况怎么样了？9月19日，杜保兵告诉纵览新闻记者，杜均浩目前有所好转，已转入普通病房，意识清醒，可以正常交流、进食，现阶段的治疗以清创和植皮为主，清创一周一次，植皮已经进行了五次，均从父母的躯干和头部取皮。保守估计需要治疗费300万元 已筹善款268余万元杜均浩的不幸遭遇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网友通过网络表达了对他的同情和支持。公众纷纷呼吁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提供更多帮助，帮助杜均浩一家渡过难关。9月13日，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教育局发文，动员辖区各学校、幼儿园、教育培训机构为杜均浩一家奉献爱心。9月19日，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纵览记者，捐款是自愿的，辖区已有学校开展捐款活动，目前尚不清楚具体金额。该工作人员表示，教育局后期会组织捐款学校到医院与受伤学生家属直接对接。9月19日，杜保兵告诉纵览新闻记者，目前医疗费已经超过100万元，保守估计至少需要300万元的治疗费用。“前几天医生说孩子肾功能有问题，这几天虽然有所好转，但是目前正处于关键的感染期，如果发生感染后续费用难以估量。事情发生到现在，杜均浩的室友小李母亲以家境困难为由，只给了1万元。”杜保兵透露，杜均浩就读的武汉城市学院送来了1万元的救助金，学校也在组织师生进行募捐。他也听说了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教育局组织捐款的事情，“具体筹集到多少善款目前还不清楚”。纵览新闻记者在湖北省慈善总会官方网站上看到，共发起了两项有关杜均浩的救助项目，截至9月20日18时，两笔救助项目已募捐到善款268万余元，其中一个求助对象为杜均浩本人，另一个求助对象为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城乡工作办事处。湖北省慈善总会官方网站关于杜均浩的救助项目出事后在派出所见到自建房房东 对方给了2万元医疗费杜保兵向纵览新闻记者透露，杜均浩租住的三层自建房位于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先锋村5组，该村已启动拆迁，房东方先生早在几年前就拿到了拆迁款，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房子一直没有拆。“出事后，我在派出所见过房东，对方给了2万元医疗费。”杜保兵说。当地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先锋村有一部分在景区内，因为重点工程建设，城中村改造启动拆迁了一部分村民的房屋，这些村民住进了回迁房珊瑚苑小区，剩余部分村民的房屋还没有拆，至于村民是否已拿到拆迁款，他并不清楚。针对杜均浩租住的自建房相关情况，9月20日，记者致电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城乡工作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她是办公室人员，具体业务情况她并不清楚，会让相关工作人员给记者回电话。截至发稿前，记者未接到回复。起火电池正在进行检测 结果出具后进行责任认定对于此事件的法律追责问题，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在接受红星新闻时表示，本案中需相关部门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进行责任认定。电动车电池的所有者及直接使用者是首要的责任主体。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上述室友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受害人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付建介绍，如果经调查确认电动车电池存在质量问题，那么电动车电池的生产者或销售者也可能需要承担产品责任，即因产品缺陷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此外，若房东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例如存在消防隐患，房屋内电源不符合国家标准等，则房东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7月9日事发时监控视频截图杜保兵告诉纵览新闻记者，目前已经确定室友电动车电池的生产厂家在北京，已与北京的质量检测部门对接，需要等待15个工作日出检测结果。“有检测结果才能到法院进行责任划分。我们目前能做的一是等待检验结果，另外就是筹到更多钱把孩子的病治好，尽快让家庭恢复正常生活。”杜保兵说。反思：遏制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仍需多方努力这起火灾事件再次引发了全网关于电动车电池禁止进楼入户充电、电动车电池安全问题的讨论，包括国家消费救援局官方微博“中国消防”、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官方微博“湖北消防”、武汉市消防救援支队官方微博“武汉消防”等官方微博号均在微博围绕#室友电瓶爆燃大三男生全身90%烧伤# 话题进行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的警示教育。许多网友呼吁用户要自觉做到不带电池入户充电，更要加强电池质量监管和安全防范措施。据统计，截至2023年底，全国两轮电动车的保有量已高达4.2亿辆。据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2024年6月前已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10051起，从引发火灾原因看，电气故障和用火不慎是诱发火灾的主要原因，这两类原因诱发火灾占到火灾总量的近一半。业内人士表示，劣质锂电池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从源头端带来了安全隐患，加大对锂电池质量监管尤为重要。首先要加强对电池生产企业的监管，确保其生产流程符合国家标准，产品质量过关，对于不合格产品坚决予以清查，禁止其流入市场；其次，执法部门要主动出击查处不合规电池，防止废弃电池被翻新后流入了市场；除了加强电池质量的管理之外，还要加大和改善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公众的安全教育，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

本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告，9月25日起将停止执行原产于台湾地区的鲜水果、蔬菜、水产品等34项农产品免征进口关税政策，各项产品关税将恢复5%到20%不等，其中包括刚重启输入大陆的番荔枝、文旦柚以及白带鱼等。连日来，该事件在岛内持续发酵，舆论在盘点台湾农渔业将遭受怎样损失的同时，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放弃操弄“反中抗中”，改善两岸关系。大陆宣布将停止台湾的鲜水果、蔬菜、水产品等34项农产品免征进口关税政策 资料图“真的很担心大陆消费者不买单”此次被取消关税减免的34项台湾农产品中水果包括椰子、槟榔、菠萝、番石榴、芒果、柚、木瓜、桃、梅、番荔枝（台湾称释迦）、杨桃、莲雾、枣、柿子、枇杷，水产类有比目鱼、鲱鱼、鲭鱼、带鱼、鲳鱼、鲈鱼、小虾、贻贝，蔬菜包括洋葱、甘蓝、花椰菜、莴苣、胡萝卜、丝瓜、清江菜、小白菜、苦瓜、山葵和芋头。该事件成为19日“京台科技论坛”讨论的焦点。据台湾《经济日报》9月20日报道，台湾前“行政院长”、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方理事长刘兆玄19日在北京出席第27届京台科技论坛时表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是他在“行政院长”任内推动的，多年来执行得很好，ECFA让台湾受益不少，两岸可通过根据ECFA设立的协商平台“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等既有机制来进行讨论，是较好的解决办法。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称，大陆全国台企联总会长李政宏呼吁民进党正视问题，不能一边依靠大陆让利，获取两岸贸易的顺差，却又在政治上“抗中反中”，破坏两岸交流。同一天，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要替岛内中南部农业大县“请命”。她说，一旦失去大陆市场，岛内弱势农民受的打击很大，民进党当局不能置之不理。台东县长饶庆铃强调，菠萝和番荔枝克服重重挑战才重返大陆市场，民进党当局应该立即出面协助，积极洽谈更优惠的关税税率。岛内评估，大陆停止台湾34项农产品免关税待遇，以柚子、白带鱼等受到的影响最大。联合新闻网称，2021年9月，大陆因为在水果中检疫出有害生物，暂停输入台湾菠萝和番荔枝，台东农民遭受重大打击。为此，台东县政府开展安全用药教育训练、辅导包装厂提升果品清洁质量，并培训530名果实清洁及品质管理人员，去年12月才得以重返大陆市场。台东县农业处长江慧卿表示，根据“大陆对台湾地区的进口水果免征关税产品列表”，目前文旦柚进口关税为12%，菠萝和番荔枝为20%，以每箱6公斤装的番荔枝为例，现在的价格介于200至300元人民币之间，若再加上关税，售价垫高两成，真的很担心大陆消费者不买单。大陆是台湾农渔产品最大的外销市场 资料图台湾《联合报》20日称，宜兰南方澳渔港是全台三大渔港之一，大陆课税将影响到白带鱼销往大陆。苏澳区渔会理事曾太山回忆说，5年前是白带鱼输出大陆的“黄金年代”，每天约有三四万公斤销往大陆，但两年前，大陆因为在冰鲜白带鱼中验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样本，暂停了台湾白带鱼输入，后经争取，第二年3月才恢复。他说，鲭鱼以前也可以销往大陆，现在不行了，可输出大陆的鱼货品项越来越少，民进党当局“一天到晚跟大陆斗，受影响最大的是农渔民”。赵少康：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台湾“中华经济与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曾志超撰文称，由于两岸距离近，航运相当密切，台湾农渔产品采收后，不到一天就可以运抵厦门或广东，数天内就可以送到大陆各地；加上饮食习惯相近以及购买力强，台湾高质量农渔产品深受大陆消费者的喜爱。他回顾道，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推动“和平之旅”，促成了15种台湾水果享有零关税与快速通关措施优惠；接着2010年6月两岸签署ECFA，早收清单中有18项农渔产品，自2011年1月1日起开始逐渐降至零关税。取消关税之后，台湾农产品对大陆输出快速增长。据统计，2006年对大陆输出总额占台湾农产品总出口比重首次超过一成，这使大陆成为台湾最大农产品出口地，并于2018年与2019年出口达到高峰的12.7亿美元（1美元约合人民币7.06元），出口比例占23%。中时电子报援引台农业部门的数据称，中国商务部2005年8月1日起正式对原产台湾地区的菠萝、番荔枝、木瓜、杨桃、芒果、番石榴、莲雾、槟榔、柚、枣、椰子、枇杷、梅、桃、柿子15种水果实施进口零关税措施；2007年又宣布自当年3月20日起，正式对原产台湾地区的11种蔬菜，包括甘蓝、花椰菜、丝瓜、青江菜、小白菜、苦瓜、洋葱、胡萝卜、莴苣、芋头、山葵和8种水产品（鲳鱼、鲭鱼、带鱼、比目鱼、鲱鱼、鲈鱼、虾和贻贝）实施进口零关税措施。台“农业部长”陈骏季19日称，受影响的台湾农渔产品中，截至目前，今年槟榔外销大陆42吨、枣子150.76吨、石榴193.72吨，以及近期重启输往大陆的文旦柚有291.74吨，白带鱼3171吨，其中最多的是番荔枝6187吨，产值近1800万美元。从2023年到目前，34个品项输往大陆的贸易金额约736万美元，关税约107.5万美元。然而，陈骏季却声称“早有准备”，已持续协助台湾农产品推往大陆以外市场。对于台“农业部”的说辞，“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19日批评称，100多万美元对台当局来讲是小钱，但对农民是大钱。他说，农业经济产值不高，但农业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有政治问题，牵动的农业人口很多，“不能说农业产值小，或增加的关税金额不大，就可以不在乎，讲风凉话”。赵少康警告说，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大陆会不会把ECFA停掉？会不会从农业到工业产品，高科技产品都停掉？国民党“立委”牛煦庭直言，不该用总值影响不大来搪塞过关，对于受影响的农民都是切身相关。他认为，大陆把关税调回来，就是逐渐在没收ECFA早收清单，民进党若不调整两岸政策，这种状况只会加剧。“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对台“农业部”的说辞发出批评 资料图岛内民众对台“农业部”的论调也存在诸多不满。19日，台湾中天新闻针对台“‘农业部’表示损失有限、影响可控”的言论进行街访，有民众表示，“我家在云林，很多东西会外销到对岸或东南亚，取消免税会影响到台湾农产品，就因为少了大陆”。有岛内年轻人说：“现在陆客不来，台湾经济很惨。我在饭店打工，现在都没工作了。”还有民众批评民进党当局只会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不关心民众的感受，“（大陆取消零关税）我们台湾农民损失会比较大”。岛内学者杨颖超20日撰文称，虽然农产品在两岸贸易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在台湾农产品出口比重排名来说，2021年出口，大陆占19.8%，位列出口地第一名；2022年和2023年虽然占比有所降低，但仍然位列第三，“在‘农业部’眼里，这算影响不大吗？”针对台当局宣称“积极开拓大陆以外的高消费市场”，文章称，台“农业部”2020年自夸“菠萝外销突破”，但出口澳大利亚当年总占比2.5%，仅名列第8，到2023年年增率还是负的。此外，去年菠萝出口销量除日本、韩国以及香港地区以外，其余地区都不足100吨，“这种成绩，恐怕不能让辛苦的农民感到安慰吧？曾志超此前也表示，民进党当局试图强化对其他地区出口，例如以所谓“自由菠萝”或“民主菠萝”之名，将菠萝销往日本，但仅有短期效果，2022年台湾农产品出口额增长11%，去年就暴跌16%，非但无法弥补失去的大陆市场，连对日本出口都创下14年来新低。还有德媒称，生鲜冷藏水果的运输距离是个大问题，台湾地区想要找到像大陆这样既大又近、且能适应其饮食习惯的市场并不简单。一旦失去了大陆市场，台湾想要在其他新兴市场弥补损失可不是容易的事。180项台湾产品已被中止关税减让台湾“风传媒”19日称，此次已是大陆第三波对台产品恢复关税。此前在2023年12月，大陆宣布中止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受影响的包括早收清单中的丙烯等12项石化产品。今年5月底，大陆公告第二批中止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其中涵盖石化、纺织、机械、钢铁及金属、运输工具等。加上此次第三波农产品34项，累计已有180项台湾产品被中止关税减让。总数约500项的ECFA早收清单中，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产品宣告结束关税优惠。台湾逢甲大学学者杨明宪直言，两岸都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会员，台湾对大陆确实采取了不对等规范，当时两岸签署ECFA早收清单，后续还要谈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和海峡两岸货品贸易协议都在“太阳花学运”后无法达成，使得现在仍无法促成两岸贸易自由，在此情况下，大陆当然可以理直气壮不执行免征关税政策。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副教授魏艾提到，民进党当局对大陆的贸易往来有歧视性，其禁止从大陆输入的品项有2509项，禁止从其他地区输入的只有97项，而必须要进行审查的输入品项中，从大陆进口的有788项，从其他地区进口的只有37项。还有媒体提到，大陆积极推动两岸贸易往来，但台湾方面对陆货、陆资入岛却设置了重重障碍。尤其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变本加厉，大陆此前调查立案时涉及被台方禁止进口的2509项大陆产品中，农产品就有800多项。去年岛内闹“蛋荒”，但民进党当局宁愿进口又远又贵、质量不佳的外国鸡蛋，也不愿就近进口性价比较高的大陆鸡蛋。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承柯受访时表示，台湾当局因为政治因素对大陆农产品采取完全抵制的措施，大陆却单方面开放市场，“这是两岸之间贸易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赖清德上任以来不断推销其两岸政策论调，同时扩大军费预算，不断叫嚣要和大陆对抗，导致两岸态势日益对立，紧张状态还在升级。他说，ECFA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如今没有这样的基础，大陆当然不愿意，也不可能把这样的优惠政策给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岛内学者杨颖超撰文称，从最近的两岸风向来看，大陆此次出手有可能与赖当局近来持续操弄“联大2758号决议案不涉台湾主权”有关，也有可能是在赖清德发表“双十讲话”前先给予警告，避免“台独”走过头。台湾政大金融系教授殷乃平此前分析称，ECFA早收清单的关税优惠已过了法律有效期限，大陆可以说停就停。香港中评社19日称，ECFA是两岸最具指标性的协议，早收清单部分不管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还是农产品，大陆给予台湾的品项数量均明显多过台湾给予大陆的，其背景是在两岸关系正向发展之下对台湾让利。文章认为，大陆再次出手是对“台独”的有力反制，责任完全在赖清德当局。如果两岸僵局不解决，大陆接下来的措施可能还会一波接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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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牲口一样被拖走。”9月19日，在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贾柯回忆，当时非常绝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说，5个月前的那天，是一家人的噩梦，因为自己的梨园遭遇强拆，家中4名上前录像取证的妇女和老人被按倒在泥地里，被抢走手机。贾柯家人被强行抬走 图/受访者提供贾柯，是河南叶县任店镇梨花庄园的负责人，自2014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返乡创业，筹建梨园。30亩的梨树从细细的小树苗长成结满硕果的大树，他等了五年。他的梨树结出的果子大而甘甜，客人络绎不绝。他的果园也获得了国家绿色认证，成为大学生创业基地。但他没想到的是，一切欣欣向荣之际，一条公路的修建，让他陷入艰难的维权之路。公路修建需要占用梨园部分土地，但他在赔偿标准上与叶县政府产生分歧，一直未能达成一致。4月2日那天上午，梨园被断电，随后遭到拆除。直到最近被总台曝光，方被公众广泛知道。对此，南方都市报评论称，征地必须有法可依，必须谨守法律程序，不能违反法定程序而暴力强征。这是行政法治所应给予社会的最基本示范。9月20日，平顶山市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针对近日网上反映的因补偿标准争议引发的“叶县强拆果园”一事，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已第一时间成立由纪委监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林业、司法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工作。“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贾柯表示，“一条公路项目斜穿梨园，需要占用他大约7亩果园”。但他同任店镇政府以及叶县政府在赔偿标准上产生分歧，一直未能达成一致。2023年6月13日，任店镇政府就曾对贾柯的果园下达过通知书，贾柯聘请了北京律师在叶县法院立案。接到开庭应诉通知的任店镇政府随后做出了撤回《限期清理通知书》的决定。但令贾柯没有想到的是，2024年4月2日，在没有提前收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他的果园遭到拆除。贾柯表示，当天上午7时，梨园四周突然聚集各类车辆100多台，钩机3台。果园被断电，过往车辆不许停车，更不许下车拍照取证。随后，贾柯的母亲、妻子、二姨以及爷爷等4人由于录像取证被按倒在泥地里，取证手机也被抢走。4人随后被强行抬出果园，关进派出所。贾先生的梨园贾柯表示当时非常绝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当天晚上将近9点，派出所通知贾柯领人。他见到家人时，对方已泣不成声。他说：“当时感觉天都塌了。”贾柯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记者提供了一段他的父亲与叶县常务副县长胡炜哲的通话录音。在录音中，胡炜哲承认政府强拆了梨园。胡在电话中表示：“拆迁（梨园）我到场了，专班的负责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到场了。我们是为了项目的进展，我愿意承担责任。我不管是谁，我不只是针对你，我是因为重点项目在叶县落不了地，我是参与了拆迁，那一天，作为众多的拆迁组织的领导，我也不是官最大的。”叶县县委宣传部转发给记者一份盖有叶县任店镇人民政府公章的情况说明。其中提到，2024年4月2日，在同贾宏勋（贾柯的父亲）反复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施工方中交二公局在我镇政府及县有关部门配合下，开始在该规划区域施工。贾宏勋亲属进行阻工，工作人员介入稳控疏导。中交二公局项目负责人李矿森向中国交通广播记者表示，“他们只负责建设施工，并不负责征地拆迁工作，拆除梨园的当天是政府通知他们进场施工的”。赔偿标准套用已作废文件贾柯与叶县政府冲突的关键是赔偿标准问题。2023年11月8日前后，负责协商的任店镇党委相关工作人员要求贾柯和公路工程方面各自找评估机构对所占果园进行评估，双方同时找到了河南百信评估公司。一周后，评估公司口头告知贾柯，所占果园评估结果为319万。贾柯表示，因叶县领导不同意按此结果对其进行补偿，也不愿出评估费用，该评估报告烂尾，不了了之。他说，任店镇干部后来表示，只能按零星果木标准补偿18万元。贾柯表示，叶县任店镇政府跟他谈的补偿标准，依据的是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文件《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平政【2017】33号）按零星果木进行赔偿。他认为自己的果园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完全可以认定为经济林。两者的补偿标准相差悬殊。平政【2017】33号文件规定，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土地用途确定为林地的，其中果树类和林木类中属于经济林的，补偿标准严格按照《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占用土地上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17】2号）相关要求执行。贾柯承包的土地属于耕地，根据该条规定，即使种植大面积的梨树，也只能按照零星果树进行补偿。贾柯对此存在异议。为此，他联系到河南省司法厅。2024年7月19日，河南省司法厅明确给予其答复表示，河南省林业局于2020年11月9日出台《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20】167号），其中明确规定“豫林经【2017】2号”同时废止”，因此，平政【2017】33号文件中关于“土地性质是林地才算是经济林”的规定随之失效。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报道，叶县任店镇党委副书记张强对此回应称，“赔偿只能依据平顶山市33号文来进行。对于河南省司法厅的回复，我解释不了。大学生创业果园被强拆 视频截图“我爸妈和妻子都在埋怨我”2014年，贾柯从河南城建学院毕业后，他称响应叶县县委县政府号召返乡创业，创办占地30亩的梨花庄园农业综合体进行黄金梨果树种植，并成立公司、注册商标实施品牌经营。他表示，自己满怀立足农村创业的梦想，先后通过银行贷款、家人支持和亲友筹措等途径，对梨园持续大力投资，常年在修剪、授粉、蔬果、套袋等重要管理期高薪聘请外地农艺师团队驻园实施精细化管理。用大量发酵农家肥、发酵芝麻饼、骨粉有机肥和生物制剂取代化肥和农药，投入成本巨大。贾柯的品牌“绿珍客”黄金梨曾在市场上卖出过8元/斤的高价，并于2018年通过农业农村部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绿色食品认证，2020年步入河南省“知名农产品品牌”行列。他表示，自己的果园已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学生创业基地，还带动了周边二十多家农户在门口就业，正联系多名回乡大学生在这里共同创业。贾柯果园的生意受到很大影响，营业额几乎腰斩。他说：“很多人不明所以，觉得我们有纠纷，不敢来买梨，隐性的经济损失也很大。虽然绝大部分村民都报以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但也有不少人在围观、看笑话。”贾柯果园中种下的天然屏障植物“铁篱寨”被毁坏，果园大门也被拆除。对此，他很无奈。为防止偷梨问题，他曾睡在果园里。贾柯的家里也因梨园一事闹得很不愉快。他说：“我爸妈和妻子都在埋怨我。”大学毕业后，贾柯家中曾为他找过一份还不错的工作，但被当时一心创业的他毅然拒绝了。如今，创业的果园却被强拆，他感到十分可悲。对于上级联合调查组发布的通报，贾柯在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称，“希望有个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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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美国和菲律宾，正在酝酿新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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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房老板何东（化名）近日收到了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2021年10月，他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抓获，之后被提起公诉。检方认为，何东通过其药房购入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片后，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向一吸毒人员及其推荐的朋友出售该药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责。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含有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多用于止痛。不过，该案案发一年多后的2023年7月1日，曲马多复方制剂才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何东认为，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时，何东的辩护人为他作了无罪辩护。2022年5月，广州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何东上诉，广州中院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检方曾变更指控罪名为非法经营罪重审期间，白云区检察院曾变更指控罪名，认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何东刑责，后又提供了新的鉴定意见。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赔偿何东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14万余元。2024年4月，检方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未按处方违规卖药被指涉贩卖毒品罪何东是广东东莞人，在东莞经营一家药房。2021年10月，他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刑拘，涉嫌的罪名是贩卖毒品罪。何东涉案，是因其曾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向两人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公开资料显示，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每片含有盐酸曲马多五十毫克，具有镇痛消炎的功效，在临床上常用来缓解中度疼痛，比如创伤疼痛、癌症疼痛、手术后疼痛、产后疼痛等，是处方药。2008年，曲马多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但不包括曲马多复方制剂。2023年7月1日起，曲马多复方制剂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到案后，何东供述称，2020年，有人来他的药店问有没有盐酸曲马多，他说没有盐酸的，但有复方曲马多片，然后就卖给对方一些复方曲马多片，并留了其中一个男子的微信。之后，这名男子经常在微信上找他购买复方曲马多，基本一周买一次，由他邮寄给对方。2021年9月，这名男子以400元的价格买了8板复方曲马多片。几天后，另一名男子称是前述男子的朋友，也找他买了复方曲马多片。何东向澎湃新闻表示，他确实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存在过错。案发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曾约谈过一些药房老板，并对他们没有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进行了行政处罚，他的药房也被行政处罚了。案发后，因未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等，何东（化名）的药房曾被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于警告的行政处罚2022年6月，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2年4月，该局执法人员到何东经营的药房检查。经核查得知，何东于2021年1月至2021年9月曾购买过复方曲马多片，但执法人员现场查阅当事人的药品购销系统，均没有显示相关上述复方曲马多片的购销信息，同时何东现场未能出示销售上述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的处方凭证和相关处方销售登记。经查证，何东在购销复方曲马多片时，未按照规定进行记录，同时销售复方曲马多片时，未向顾客索取并留存相关处方凭证且未做相关登记，即当事人存在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和未按照规定建立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初次违反，依据《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上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警告。何东认为，自己有完整的复方曲马多片进货凭据，有销售药品的经营许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而该药品当时尚未被列入二类精神药品，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其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被以贩卖毒品罪判刑8个月何东称，为了争取尽快获释，他选择了认罪认罚。2021年11月，他被取保候审。2021年12月，广州白云区检察院作出起诉书指控称，2020年11月起，何东通过其经营的药房购入复方曲马多片后，违反药品管理规定，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多次通过微信向吸毒人员黄金某及其推荐的朋友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021年9月24日，何东以40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96片：9月25日又以18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的朋友黄锦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5片，后被公安人员查获。经鉴定，缴获的上述复方曲马多片共计43.65克，均检出曲马多成分。白云区检察院认为，何东贩卖毒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何东犯罪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何东有期徒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在一审中，何东的辩护人为其作了无罪辩护。何东的辩护人提出，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复方曲马多在案发时未被列入精神药品品种目录，故销售复方曲马多的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首先，复方曲马多是市场上公开销售的处方药，患者凭处方就可以在药店购买。其次，复方曲马多是包括曲马多在内的几种不同的药物混合而制成的药物复方制剂。在使用和管理的流程上看，案犯时复方曲马多不属于国家管制的二类精麻药品。不能因为复方曲马多含有曲马多的成分且存在滥用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将复方曲马多视为毒品。何东的辩护人还提出，何东在主观方面从未认为复方曲马多为国家管制类精麻药品，也不知道购买人为吸毒人员，不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何东违规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相关的行政管理规定，但不至于构成刑事犯罪。何东虽然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若何东不构成犯罪的，就算其本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也应当对其作出无罪的判决。针对辩护人提出的意见，白云区法院一审认为，《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已明确列明曲马多是国家二类管制药品，鉴定意见证实本案所缴获的药品中检出曲马多成分，且是涉案的复方曲马多制剂的主要、有效成分，何东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大幅加价并多次售卖复方曲马多的行为应认定为贩卖毒品。其次，何东辩解其不知道对方是吸毒人员，但其供述称黄金某、黄锦某先向其询问是否有盐酸曲马多出售，其作为药品销售从业人员，明知盐酸曲马多是管制药品，在没有盐酸曲马多出售的前提下，仍推介具有成瘾作用的含有盐酸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作为替代品，且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长期以约二倍于进货价的价格将复方曲马多予以拆分后销售牟取暴利，可见其具有主观明知故意。白云区法院表示，何东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关于本案的量刑，何东作为药品销售的从业人员，长期贩卖含有国家二类管制药品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牟取暴利，公诉机关建议适用缓刑与何东的罪责刑不相适应，不予采纳。2022年5月，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一审宣判后，何东再次被羁押。重审期间检方撤诉，当事人已收到国家赔偿何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3年1月，广州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2023年6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变更起诉决定书》，称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事实和起诉书指控事实不符，何东违法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应该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3年7月，白云区法院开庭重新审理此案。庭审时，何东的辩护律师周泳秀提出，何东的药房具备售卖处方药的资质，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而且，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部门规章，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达不到本罪的入罪条件。此次庭审结束后的5个月，公诉机关补充了一份新证据，是一份新的鉴定意见，其鉴定结果显示，本案被查扣的曲马多药片中“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澎湃新闻查询药品说明书了解到，复方曲马多片的主要成分为盐酸曲马多和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1月，此案重审第二次开庭。针对公诉机关提供的新鉴定意见，周泳秀表示，侦查人员是在2021年9月查获药品，但2年后才对药品进行鉴定，已经远远超过司法解释中关于毒品送检的时间。而且，根据复方曲马多片的药品说明书，复方曲马多片含有两种成分，一是曲马多，二是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公诉机关补充的《测试报告》共有两份，其中一份仅表明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而不是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显示，经该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仍然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何东不起诉。之后，白云区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周泳秀透露，原本法院准备组织第三次开庭，她已经申请鉴定人出庭，之后第三次开庭被取消，不久检方撤诉。何东因此案共被羁押243天。获得不起诉后，他申请了国家赔偿，提出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损失费等60多万的索赔。今年7月，广州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共获得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金 受访者 供图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被羁押243天，可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数额为112372.92元。羁押确对其精神造成一定损害，故酌情给予何东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何东表示，目前，他已经收到了国家赔偿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