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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熟悉涿州水利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北京房山的镇江营村临近涿州，位于北拒马河上游，村里有一座年代久远的铁索吊桥横跨北拒马河，曾经历过1986年、1996年、1998年、2012年的洪水，吊桥岿然不动。但8月1日早上，洪水过境，当地人发现，这座桥已不见踪影。“涿州市多年没发过大洪水，大家对洪灾的意识是缺乏的，都心存侥幸。”上述熟悉涿州水利的人士说。

　　程晓陶分析说，涿州如果在通知蓄滞洪区民众转移时，告诉大家，北拒马河上游洪峰流量达到6000多毫米/秒，是“7·21”的两倍多，可能大家的警觉性会不一样。此外，他补充，日本在向公众发布灾害预警时，还会制作避难转移图，细致到告诉人们，如果当地被淹，该去哪个避难所，一些路会被淹，走哪条路更安全。这些都需要提前规划，甚至在日常公布给大众去学习，但国内在这一点上目前还没有这么精细。

　　杨赛霓认为，当面临极端暴雨洪水时，与城市相比，大量分散性的山区农村地区更难迅速组织起力量，进行应急处置。一方面，因为农村人口相对不集中，且缺乏资源；另一方面，很多山区农村的人口结构以老人、小孩为主，处置和救助难度大。在她看来，山区和城市不同，从应急管理角度，必须一地一策，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对山区而言，及时的提前撤离才能把受灾损失降到最小。

　　8月4日，黄平趁着暴雨停息回了一趟涿州的库房查看情况。库房的水位已经有了下降的趋势，从之前的4米降到大概2米，但仍然难以展开大规模的图书救援行动。被洪水泡过的书籍无法再用，处在高处的书籍也面临着受潮变形的风险。

　　2018年5月，郑州市纪委监委收到河南省纪委监委移交的关于反映巩义市副市长杨红伟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其中有群众反映杨红伟利用职权从银行获取大额资金进行转贷，以此牟取高额利息。

　　张雪飞说，村里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这种转移，但好在“我们年年都会做洪区的宣传，每年也会提前做好防汛预案。而且，每一年都会让村民签‘明白纸’‘提示卡’，上面会写明转移的路线”。

　　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所知，厅级官员中，也有多人涉及高利转贷问题。如江西省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高利转贷违规获利650余万元，广东省梅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叶胜坤、辽宁省营口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思福等落马官员的通报中，也提到涉嫌高利转贷犯罪。

　　按照《国家蓄滞洪区修订名录》（2010），全国目前有蓄滞洪区98处，其中长江流域44处、黄河流域2处、海河流域28处、淮河流域21处、松花江流域2处、珠江流域1处。

　　2016年河北“7·19”特大暴雨洪涝灾害之后，河北省水利水电第二勘探设计研究院工程师赵伟也曾撰文反思过当地防洪体系的薄弱环节，其中之一是蓄滞洪区安全建设滞后。

　　李国英提出，锚定“分得进、蓄得住、排得出、人安全”目标，加强蓄滞洪区常态化建设和管理，以防御措施的确定性应对流域大洪水发生的随机性，坚决守住流域防洪安全底线。 

　　要知道，镓、锗号称“芯片新粮食”，厨子不给提供菜蔬粮食的农民做饭，那农民凭什么还供应菜蔬粮食呢？也正因为中国这么做符合逻辑，所以一些西方媒体也在猜测，中国下一步甚至在“芯片老粮食”稀土领域也将采取如同镓和锗的政策亦未可知。

　　根据近4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签订劳动合同的导游人数为121710，但这个数值在2022年下降至82047。4年间，导游人数减少近4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