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抓住政策重点。中国目前的政策重点应是降低育儿成本和缓解工作—家庭矛盾。育儿成本主要体现在教育成本和住房成本上，要加强对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监测，重点治理突出问题。推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规范教育培训市场。通过面向育儿家庭提供住房补贴、购房优惠、保障住房等措施降低育儿的住房成本。加快0~3岁社会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速度，除了建设传统的公办、民办托育机构以外，应鼓励多种形式托育服务的发展，包括发展企业托育服务、兴建家庭托育点、支持隔代托育照料、实现幼儿园向下延伸等，目标是要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安全、便利、普惠的托育服务体系。进行生育保险制度的改革，建立覆盖孕期、育儿期在内的亲职假制度，设计合理的假期成本分摊机制，让假期能落到实处，缓解年轻人特别是女性的工作—育儿矛盾。

　　第四，要重视性别平等建设。目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没有发生明显改变，女性依然承担了育儿的主要成本，从而抑制了她们的生育需求，也使一些生育支持政策收效甚微。在生育支持政策制定中充分考虑性别平等的建设，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促进家庭责任的合理分担，引导父亲积极参与育儿过程。一方面加强宣传，让公众了解父亲在育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夫妻共同育儿带来的正面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激励制度进行引导，对于父亲参与育儿的在育儿假、生育补贴方面都设置额外奖励。

　　2023年以来，包括威马汽车、天际汽车等已经先后陷入停工停产风波。威马创始人沈晖曾表示，新能源汽车市场是长跑，现实是未必每个人都能跑到最后。谁料一语成谶，2023年年初，威马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