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进一步表示，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将产生三方面的红利。一是“规模经济”的成本摊薄效应。能够大幅摊薄成本，从而形成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二是“引力场”效应。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供给和需求互促共生现象将会十分显著，需求端在不断更新升级，吸引“供给”；供给端也将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创新产品。三是“大海效应”。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超大规模市场可以让本国经济具有更大的内循环余地，具有更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当时区药监局机关把部分办公楼租给了两家单位，由于机关单位不允许搞‘三产’经营，闫学会就把收取到的房租，以代缴水电费、燃气费的名义，由物业管理方代收代管，形成了一笔账外资金，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小金库’。”办案人员介绍，由于感觉“小金库”支取方便，其后的5年间，闫学会将房屋出租带来的126万余元账外资金坐收坐支，用于结算区药监局机关食堂餐费或个人消费等。

　　我之所以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是我弱化了政治理论的学习，忽视了用党规党纪约束自己的所作所为，把学习停留在表面，思想出现了滑坡，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我感到非常后悔，苦不堪言！我愿意用我的教训警醒他人，也算是我所能做的一点努力吧。

　　除此之外，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此前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美光在中国销售的产品可能存在安全问题，比如被操纵、数据泄露，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力进行监管、审查，确认这些产品是否合乎中国的安全要求。项立刚认为，以前，中国市场对美光的依赖性较高，很多芯片由美光供应。但是近年来，由于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制裁，美光等制造商对中国的供应出现问题；同时，长江存储等中国企业也成长起来，中国对美光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许多器件基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事实上，这些课只是“入门”。王印把自己的手工课命名为“蓝润工程师”，前两个字是学校的名字，他希望通过手工课培养孩子们的工程师思维和动手能力。

　　“此次行程有两个关键任务，第一是希望通过简报和实地考察得到一手信息，让澳大利亚工业界了解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背景下的机遇。”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主席戴维·奥尔森22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另一个关键任务，是希望此行向中国商界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澳大利亚商界正在寻求新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在更多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特别是在我们共同的零碳排放道路上”。

杜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