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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关注解放军动态的网友们应该都注意到,最近热播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其他部门摄制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淬火》——其中透露了大量解放军关键信息,包括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测试、新型舰载机登上辽宁舰、歼-20针对隐形战斗机的模拟对抗以及中外航母编队的对峙等。而岛内同样对《淬火》投入高度关注,尤其是其中的无人机演习部分。岛内高度关注无人机演习部分台湾TVBS网站近日称,《淬火》展示的无人机模拟攻击场景让岛内专家非常敏感,片中解说称,“无人机发现敌防空阵地,立即打击,目标锁定,发射。”台湾专家“比对发现解放军无人机模拟攻击目标正是西莒青帆港,剑指马祖”。台湾军事专家认为,马祖部署有台军的防空导弹阵地,“可能对解放军造成威胁,因此解放军才在演习中刻意演练对其模拟攻击”。台湾《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铭表示,台军部署在马祖的防空导弹阵地“如果没有先前去除的话,会对解放军的进攻梯队造成很大的威胁。”报道还注意到,解放军在《淬火》中还展示了多型无人机,例如“彩虹4”无人机曾于2023年5月顺时针绕台飞行,它执行任务的续航时间达14小时,配备有4个武器挂架,能够发射AR系列空对地导弹和卫星制导炸弹。台湾“国防院战略资源研究所”所长苏紫云表示,该无人机一方面可以兼顾侦察,另一方面也可以配置各种攻击武器,包括空对地、甚至空对空的近程导弹,为此“台军需要加速主被动的伪装和防护”。图为无人机演习画面不过在老司机看来,台湾对于解放军无人机的关注,仅局限在“可能用于攻台”,实在是太过于短视。《淬火》在片中明确提到,“凭借无人机的能力,突进敌人的火力圈,从生存率、战损比、效费比上讲,我们干的是有人机干不了的事!”在解放军空军成体系远海远洋训练中,如今无人机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例如无侦-7无人机负责前推搜索,并向后方传递信息,轰-6K轰炸机收到坐标参数后,随即发射反舰导弹。这样的有人机与无人机相互配合,已经超过了早先外界对于无人机作战模式的呆板印象。歼-20飞行员董珺称忘不了驾驶歼-20看到宝岛的情景真正让岛内破防的,其实还包括《淬火》引用歼-20飞行员董珺的那段采访:“我始终忘不了驾驶歼-20,看到宝岛的情景。”显然,这段话意味着歼-20与台湾本岛的距离已经进入视距范围。通常当解放军军机在抵近台湾地区巡航时,台湾方面都不会错过大肆炒作的机会,台湾防务部门几乎天天都会发布通报,宣称靠近台湾的解放军战机型号、抵达空域等内容,以此吸引国际舆论。但在台军此前报告中,从未出现关于歼-20战机的通报。如今歼-20飞行员公开宣布逼近台湾本岛,无疑证明台湾根本没有能力发现歼-20这样的隐形战斗机能力,更不要说实际对抗了。图为空中加油画面此外,《淬火》在描述歼-20的时候还提及:长航时后再实施夜间空中加油,不仅是技术上的挑战,也是对飞行技能、心理承受能力、编队协作极限的考验。董珺带队完成歼-20夜间空中加油验证,试验数据为歼-20全时全局作战提供了重要支撑。这里提及的“全时全局作战”可以表明歼-20目前作战空域覆盖台湾是完全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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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女租客失联留几十桶垃圾,房东收房全屋都是臭的:长得挺白净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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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惠州市纪委监委9月16日消息,日前,惠州市纪委监委对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原党组书记、主任陈育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陈育霞落马 资料图经查,陈育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背组织原则,隐瞒入党前严重错误;公权私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工程验收、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陈育霞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行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惠州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陈育霞开除党籍处分;由惠州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今年6月28日消息,陈育霞在任上被查。公开信息显示,陈育霞曾任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法定代表人,后任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根据惠州仲恺高新区党工委统一部署,2023年3月9日至5月31日,区党工委第二巡察组对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党组进行了巡察。2023年7月31日,区党工委第二巡察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成立于2013年,是仲恺高新区管委会为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的统一规范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两天前的9月14日消息,惠州市人大常委会正处级干部文绍良被查。他长期任职仲恺高新区,历任仲恺高新区区委常委、区管委会副主任、区宣教文卫办公室主任,仲恺高新区委副书记、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党委书记、园区管委会主任,仲恺高新区政法委书记等职。延伸阅读据贵州省纪委监委9月1日消息:经贵州省委批准,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黔南州原州委副书记、州长钟阳被双开。钟阳,女,布依族,1972年1月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历史学学士,中共党员。黔南州原州委副书记、州长钟阳被双开钟阳长期在贵州工作,曾任息烽县县长、县委书记,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花溪区委书记等职。2018年12月,钟阳履新贵州省黔南州政府副州长,2019年12月跻身州委常委,2021年3月,钟阳成为黔南州州长。2023年4月18日,钟阳落马。2024年1月20日晚,在《决不姑息——贵州正风肃纪反腐》第三集《坚守人民立场》节目中,钟阳被带走的现场画面被披露。钟阳被带走的现场画面被披露面对镜头,钟阳说:“手中有一定权力时,爸爸妈妈每年都要给我准备一道年夜菜就是青菜煮白豆腐,开饭前都要送我一段话,都说你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工作和生活都要像这道菜一样,清清白白的。我每年也都应下了,菜也吃到肚子里去了,但是没走心,没记在心里,也没刻在脑海里。”钟阳手写忏悔书在纪委通报她被双开之前,钟阳已经获刑。7月29日,钟阳因受贿罪被判13年。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至2021年,被告人钟阳利用担任息烽县委副书记、县长,息烽县委书记,贵阳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贵阳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贵阳市花溪区委书记,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州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协议签订、工程承揽、项目推进、资金拨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896万余元,其中2900万元未实际取得。9月1日的通报中提到:经查,钟阳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消费卡(券);违反生活纪律;丧失纪法底线,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他人在土地出让、项目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通报提到,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贵州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钟阳开除党籍处分;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贵州省第十三次、黔南州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贵州省纪委监委同日消息,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皮贵怀被双开。通报提到,皮贵怀搞政治投机,妄图干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违规用公款购买茅台酒供个人使用;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亲属认购债券、吸收存款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等。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贵州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皮贵怀开除党籍处分;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钟阳、皮贵怀都是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对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经过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由这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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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21 07: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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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9月12日晚,多名中国游客在莫斯科一家中餐馆用餐后出现腹泻症状,这些游客来自同一旅行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餐厅负责人已被拘留。警方提供给游客的文件显示,这起事件导致9名中国公民被送往莫斯科当地医院。日前,涉事地接旅行社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这家餐厅已开业多年,长期与中国旅行社合作,不清楚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旅行社已经协调旅客就医,也会与游客商谈赔偿事宜。多位游客表示,事情发生后旅行社一直没有给个明确说法,仅仅补偿两个景点不足以弥补带来的影响,应该对他们进行赔偿。在莫斯科就餐后多人腹泻有人身体虚弱磕伤头部9月15日,多名游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们在俄罗斯旅游时,在导游安排下在莫斯科一家餐厅就餐后,多人出现腹泻症状。游客表示,他们是9月11日从成都出发去俄罗斯的旅行团,大家签合同的旅行社各不相同。行程首站为莫斯科,团队有25人,其中有多位老年人。当地时间9月12日晚,在导游带领下他们来到莫斯科一家中餐馆就餐,当晚就有人出现腹泻、发烧的症状,第二天集合时得知团队共有9人晚上出现腹泻症状、4人出现发烧症状。游客被送医 受访者供图据游客回忆,就餐的中餐馆人很多,几乎都是中国游客,当天食物中有鱼、猪蹄、红烧肉、西葫芦、番茄汤等食物。他们起初怀疑是肉有问题,但后来沟通时发现团内部分只吃了素菜的人也存在症状。游客发来的照片显示,有老人因为晚上腹泻头晕,走动中撞到墙,头部红肿,还有人无法自控腹泻弄脏床单。一位病情较重的老年游客告诉记者,9月13日中午救护车将几个病情较重的人送到医院,由于医院效率问题,直到晚上才就诊完离开。期间只是验血、验便,给的结果是不明原因的细菌感染,开药让其自行购买。该游客还表示,13日晚,俄罗斯警察找他们做了一个小时左右的问询,并让她签署了几份文件,期间只有几名留学生做翻译,沟通并不顺畅,她也不清楚签署文件的具体内容。一名游客告诉记者,警察录口供时曾向部分旅客展示了后厨录像,显示后厨很凌乱,鱼是死的,鱼池里面的水也是污黄的。之后,团内病情较轻及没有症状的14名旅客继续出发去往圣彼得堡,几位病情较重的旅客留在莫斯科接受治疗,期间陆续有游客好转后离开莫斯科继续行程。旅行社称与饭店合作多年未出事正联系各方救治生病游客9月15日晚,记者通过该旅行团领队联系到旅行社负责人。该负责人介绍,自己是俄罗斯的地接旅行社员工,旅客与国内多家旅行社签订合同,这些国内旅行社属于组团社,自己所在旅行社则属于地接社,这一模式在旅游行业很常见,符合法律规定。该负责人称,客人出现健康问题后,旅行社一直在积极联系就医,现在部分游客还在医院住院,症状较轻和没有症状的游客已经按照行程去往圣彼得堡,还有部分游客在接受治疗后继续行程。就医过程中,由于俄罗斯医院和中国医院存在差异,医院效率不高,并且部分生病旅客要求打针、输液被当地医生拒绝,导致部分游客存在不满情绪,但旅行社后续持续沟通,安排部分旅客接受了住院、输液等治疗。对于事件的原因,该负责人称调查组仍在调查中,具体结果还不清楚。该负责人表示,这家餐厅在俄罗斯开了很多年,来自中国的旅行社都会来这家餐厅就餐,此前没有出现过食品安全问题。她还提到,团餐都是一次性出很多餐,出现症状的游客也不在同一桌。当天餐厅接待了15个旅行团,只有他们团和另一个团有人出现症状,但另一旅行团症状都很轻。对于相关费用,该负责人表示,游客治疗的费用有保险承担,但产生的其他额外费用如酒店、火车票、用车费用等都由旅行社垫付,旅行社还给可以继续行程的游客赠送了两个原本自费的景点。有些旅客对旅行社的处理表示理解,不会进行索赔,还有游客要求旅行社承担责任,他们会在完成治疗和行程后与游客协商赔偿事宜。当地报道称餐厅负责人已被拘留游客表示旅行社应赔偿据俄罗斯媒体报道,9月14日,俄罗斯莫斯科梅什琴斯基地区法院宣布,莫斯科一家中国餐馆的负责人因致4名中国人食物中毒,被判拘留至11月13日。报道中提到,一对年轻夫妇和一对年长夫妇在莫斯科一家名为VanDi的中餐厅用餐,并点了蒸鲤鱼和米饭。不久,他们就因出现发烧、腹泻、呕吐等中毒症状而被送医并住院。旅行团游客告诉记者,报道里提到的食物中毒的4人就是该旅行团中最早出现症状的成员,后来团队中还有其他人出现了症状。旅客提供的俄罗斯警方出具的文件中提到,2024年9月12日,“VanDi”餐厅的雇员以及产品供应商的员工,提供了不符合消费者生命安全或健康要求的服务,9名中国公民被送往医院。俄罗斯警方出具的文件 受访者供图旅客提供的出团通知书显示,这次旅游产品为“乐游俄罗斯8日游”,行程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在“当地用餐情况”中提到,“境外团餐大多在中餐馆,十人一桌。团餐以吃饱为主,对于口味讲究的客人请多多包涵。在俄罗斯大部分中餐馆都是以东北菜为主,南方的客人如觉得不习惯,可以在出发前准备些下饭的咸菜类带过去,敬请多理解。”双方签订的旅行合同中还提到,“出境社具备履行条件,经旅游者要求仍拒绝履行本合同义务的,出境社向旅游者支付旅游费用总额30%的违约金;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滞留等严重后果的,旅游者还可以要求出境社支付旅游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赔偿金。 ”但合同中也有一条免责条款,“由于第三方侵害等不可归责于出境社的原因导致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出境社不承担赔偿责任。”有游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旅行社安排的餐厅出现问题,造成大家出现腹泻等症状,影响了这次行程,应该承担责任。还有游客表示,旅行社想通过赠送旅游项目的方式解决并不合理。9月16日下午,一名已经在圣彼得堡的游客告诉记者,领队称旅行社领导会在17日与他们商谈相关事宜。律师说法:旅行社未尽到保障义务应担责游客首先应与旅行社协商赔偿事宜图为莫斯科景色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旅行社在此事中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作为旅游服务的组织者,他们有义务确保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如果旅行社能够证明腹泻是由于饭店的过失导致的,并且他们与饭店的合作关系中明确规定了饭店应承担的责任,那么可以认为这是第三方责任。但旅行社仍需承担因选择不当给游客带来的损失。游客首先应与旅行社协商赔偿事宜,如果旅行社与饭店之间有明确的责任划分和赔偿协议,那么旅行社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根据这些协议向饭店追偿。对于合同中约定的1-3倍赔偿,付建认为,按照常理来讲,该项赔偿目的保护的是旅行社直接对旅游者造成的损失,旅行社对饭店有选择和一定的支配力,但不能等同于旅行社本身,因此可能会不支持一到三倍赔偿。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航远律师认为,这类事件中,要求旅客向海外餐厅追责并不现实。旅行社在这个过程中未能尽到保障义务,应该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这既符合公益原则,也有利于督促旅行社完善自己的行程安排和服务。但在实际裁量中,法院可能不会支持旅行社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红星新闻记者 付垚 实习记者 刘亚洲 实习生 叶颖编辑 张寻 责编 邓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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