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9月19日电 题：博物馆当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己任

　　——专访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 华

　　中新社记者 韩星童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记得，在大学读历史时，印象最深的是清末洋务运动中一众有识之士将兴办博物馆列为民族复兴的要事之一。吴志华一直觉得，正如历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博物馆也不是为收藏而存在，而应具备多重社会功能。

　　2024北京文化论坛19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其间吴志华将以“博物馆增进人民福祉”为题发表演讲。近日，在香港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吴志华详述了这一讲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将在2024北京文化论坛发表的演讲，以“博物馆增进人民福祉”为题，为何增进人民福祉是博物馆的职能之一？

　　吴志华：本次北京文化论坛有很多外国专家学者出席，我希望通过发言向他们介绍中国博物馆的最新发展，分享中国经验。近年来中国出现“博物馆热”，博物馆的功能除了传统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构建美好生活，增进人民福祉。这个转变，也代表着整个博物馆界从专家路线转为大众路线、从象牙塔走进民众日常生活。

　　当前全球面临许多危机，人们需要增进对彼此和世界的了解，这也正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因。博物馆可以通过展览和交流活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和相互理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福祉提供帮助。

　　中新社记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增进人民福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取得哪些成果？

　　吴志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立馆初心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希望通过国际交流、文明互鉴促进人们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开馆两年来，博物馆每年会举办关于外国文化艺术的展览，截至目前已有5个相关展览，通过介绍中外文化交流如何促进文明发展，拓宽公众的世界视野。

　　此外，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也做了许多国际文化交流工作，包括研讨会、研究和教育项目。博物馆与7个国家签署了文化交流协议，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

　　个人和社会福祉层面，我们也展开工作，让观众来到博物馆的感受是益智、愉快、休闲的，增进他们与家庭成员的感情和对国家的认同感。

　　中新社记者：您曾到访许多中外知名博物馆，其中是否有将“增进人民福祉”做得非常出色的博物馆？

　　吴志华：过去半年，我跑了很多博物馆，包括法国、意大利、荷兰、英国，更多的是到内地博物馆参访和考察。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个，如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成都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观众很多，展览精彩。我去南京博物院时人山人海，展览贴近百姓生活，展现了历史、艺术、数字、非遗和外国等不同类型的内容。

　　放假时，有些人去游山玩水，有些人去博物馆，博物馆已成为公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博物馆有一项社会责任，就是通过展览和活动促进社会更包容、开放、创新。这些对社会和国家而言很重要，博物馆一定要承担好这份责任。

　　中新社记者：此前，您接受我们专访时提到，在大学时念历史就意识到博物馆很重要，博物馆不是为收藏而存在，而应具备多重功能。请您详述博物馆的重要性，博物馆又应具备哪些功能？

　　吴志华：从文艺复兴时期起，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就已出现。过去三十年，我认为博物馆发展最大的变化是从专家走进社会、走近民众，很多欧美国家开始更多关注博物馆，如何在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扮演更好的角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博物馆发展迅速。2023年，中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2.9亿人次，数字非常庞大。

　　博物馆在社会发展、国家建设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是增进人民福祉；另一方面是在文化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国除了在外交、政治领域与其他国家沟通，还需要民众之间相互了解。对于中国博物馆发展而言，全球福祉是一个重要概念，我们非常支持推动博物馆间的国际交流合作。

　　中新社记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作出哪些探索，获得哪些启示？

　　吴志华：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个要素，一是理念，二是工具。科技就是工具，而最关键的理念是怎样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所谓“活起来”，就是把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的生活连接，让观众感受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现代生活的关系，然后思考如何利用自身力量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意义。中华文化不是图书馆里的书，要代代相传、代代创新，才会有生命力。

　　因此，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构思每个展览时，都会考虑如何实现古今对话，让现代艺术与古代艺术对话。

　　除策展策略外，应用科技也是重点。例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古代书法与人工智能结合，用现代艺术手法表现出来，一些文创产品也应用了人工智能。这让观众意想不到，原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故宫文化可以这么现代、创新。

　　让传统文化贴近现代生活，不单涉及文化与科技的结合，还有文化与产业的结合。很多人觉得文化不应涉及商业元素，但我认为有时应思考如何以文化促进商业发展，我们的生活、衣食住行都可以注入更多文化元素。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香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发挥了哪些独特作用？

　　吴志华：香港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中西荟萃的文化特征，非常国际化，香港博物馆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促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动国际化也是其未来重点。我期待同内地博物馆携手，利用内地的文化资源和香港的平台优势，共同向外国观众讲述中国故事，携手推动中国优秀文化项目走出去，也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引进来，在国际上更好发挥中国博物馆的影响力。

　　中新社记者：《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共建人文湾区”，“国际文化交往中心”更是大湾区重要战略定位，大湾区近年在文化建设方面有哪些进展？未来还可在哪些方向努力？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有何相关规划？

　　吴志华：过去大家都觉得大湾区应该是商业、贸易的，但这些年意识到了人文发展的重要性。

　　大湾区拥有深厚的文化资源，博物馆数量、观众量在全国处于前列，去博物馆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为例，超过一半的观众来自内地，其中大部分来自大湾区，他们有时会专门坐高铁从内地来看展。同时，大湾区观众的水平越来越高，对于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殷切，也希望认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艺术。

　　因此，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后可以多引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展览，不仅是过去经常举办的英国、法国等欧洲主流文化展览。明年，我们会有一到两个关于伊斯兰文化艺术的展览，这对大湾区观众的文化水平、世界视野提升是有帮助的。

　　中新社记者：大湾区内博物馆数目较多，各有特色，在携手合作的过程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吴志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相对实验性的博物馆，用一种比较新的概念展示优秀传统文化，做得比较成功。这些经验可以为大湾区其他同行提供参考。

　　运营方式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收费博物馆，但仍很受欢迎，观众愿意进行文化消费。这对内地博物馆开拓更多运营方式、财政资源有参考价值。当然，我们有一定数量的免费门票送给低收入家庭，加强博物馆的可及性。

　　国际合作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经常与外国博物馆联系沟通，也经常与内地同行分享博物馆在市场化、科技化、年轻化和国际工作领域的经验。

　　我对大湾区未来的博物馆事业发展表示乐观。除了经验分享，今后大湾区博物馆之间可以有更多机会合作，共享经验，共享人才，共享观众。(完)

　　受访者简介：

　　吴志华，博士，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资深博物馆专家、历史学家与艺术行政人员，投身博物馆策划及管理工作逾30年，曾在多间博物馆任职，包括于2000年担任香港海防博物馆首任馆长(2002年晋升至总馆长职级)，研究及出版聚焦香港历史与文化遗产管理。2002至2006年出任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执行秘书。加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前曾出任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副署长。

程佩君（记者 张琪）09月21日,#endText .video-list .on{border-bottom: 8px solid #c4282b;}

程佩君（记者 梁雅文）09月21日,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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