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夏时报微博

华夏时报记者 陶炜 南京报道

没有接触过资产交易网络拍卖的人，可能真的无法想象里面的水有多深，甚至连资深的律师都有可能血本无归。

9月3日，湖北武汉市的刘律师在某网拍平台上用338001元的价格买下了一笔抵押债权——“【抵押债权】对武汉核心区高档住宅享有抵押权的66.00万元已生效判决债权的转让”。但当他成功拍下债权并与拍卖公司亿丰嘉腾（江苏）拍卖有限公司进行沟通后发现，他所拍下债权的抵押是顺位抵押，也就是俗称的“二押”。但这个“二押”的信息，此前刘律师从未在拍卖展示信息中找到。

当刘律师向操办该业务的亿丰嘉腾（江苏）拍卖有限公司经理周平表达不满时，周平就此问题对《华夏时报》记者的解释是，“一押、二押，都是民间不正规的叫法，抵押证件上没有这样的字样，所以我们也只能披露此债权享有抵押权”。

“用来抵押的这个房子现在拿去拍卖最多能把欠一押的钱还上，谁要拍下这笔债权肯定一分钱都拿不到。”房主王先生的父亲对《华夏时报》记者说。另外，这个房子其实也无法拿去法拍，因为里面还住着两位九十岁的老人。记者注意到，这笔债权其实在2024年8月1日就已经拍卖过一次，但是购得者悔拍了，也是因为发现是“二押”。

近几年来，网上拍卖十分火爆。大到一套房子，小到一块手表，都已成为网络拍卖中常见的标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各类网络拍卖活动的年成交额已超万亿元。但蓬勃发展的网络拍卖也出现了诸如无证经营、有照无证、偷换拍卖概念、文物拍卖标的未经审核等乱象。今年5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国家文物局三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网络拍卖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我国网络拍卖领域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填补了网络拍卖管理的制度空白。

抵押债权变二押债权

9月2日，刘律师在某网拍平台上看到一个拍卖宣传视频，介绍了他之后参拍的这桩抵押债权。根据展示的资料，这一债权的抵押物为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融侨华府7栋503的房子，宣传视频上的最后写着“房产证在手，可放心拍卖”。拍卖信息中展示的房产证上，有且只有一个在2018年9月17日盖下的“不 动产已办理抵押登记”的章。

“本笔债权截至2022年8月10日的债权本金为66万元，至执行时，还应加上利息、迟延履行金等。既然有房产作为抵押，在40万元以下买入此债权是物有所值的。”刘律师向《华夏时报》记者解释他为什么会花33.8万元买下这笔债权。

但当他成功拍下后才发现，他所拍下债权的抵押是顺位抵押，也就是俗称的“二押”。所谓“二押”即二次抵押贷款，是指借款人将已经抵押过一次的资产（如房产）再次进行抵押，以获取额外的贷款额度。在清偿债务时，只有当一押的债务得到完全清偿后，剩余的款项才会按照法定程序用于偿还二次抵押的债务。

拍卖信息的介绍中，从没有提过这笔债权是二押。展示的房产证中，有且只有一个在2018年9月17日盖下的“不动产已办理抵押登记”的章，但这个章是指向一押的。

周平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我们现在在网上提供的这个资料仅仅是给客户看样使用的，也就是说委托人委托我们拍卖的时候他给我们什么资料我们就上传什么资料，房产证上面的信息也是委托人给我们传来的。客户在拍卖下来之后，才能看到全部的资料，包括我们也是那时候才能拿到全部资料，并不是所有的资料都必须在网上公示出来。客户如果想在拍前对这个拍品做一个准确的定价的话，我们是接受客户电话咨询并且到现场来看样的，客户必须到我们现场来签署保密协议才能看到全部的资料。刘先生之前并没有来电话咨询，对那些来电话咨询的人，我已经明确告诉他们是二押了。”

在调查过程中，《华夏时报》记者还发现这笔“【抵押债权】对武汉核心区高档住宅享有抵押权的66.00万元已生效判决债权的转让”其实在2024年8月1日已经拍卖过一次，并以82001元的价格由代号为W5349的竞买者买下。据周平说，拍得者也是由于“二押”的原因悔拍了。

那么，为什么9月份的拍卖中还是没有特别注明是“二押”呢？周平的解释是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保留委托人向第一次拍卖的悔拍人追索补偿的权利。

实际上，刘律师买下的这笔债权在武汉市不动产登记结果查询告知单上的备注栏里是有“顺位抵押”这四个字的，记者于是询问周平为何没有把“顺位抵押”披露出来，而周平的回答是“只是备注”。

平台方信息发布是否有隐瞒？

在后续的调查中，刘律师发现作为抵押物的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融侨华府7栋503的房子里还住着两位九十岁的老人。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房子几乎不可能被强制执行拿去拍卖。而这一信息，拍卖信息中也没有说。

但周平对记者说，他并不掌握房子里住着老人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一定披露，但是我们不能对每一个债权的情况都去了解，我们拍卖公司只是对债权的真实性做保障，对于债权的现状和瑕疵，我们就是怕有各种问题，所以在公告和须知里提出，竞拍人要在拍前做自行调查研究，并且承担债权无法收回的风险，我们都做了提示。我们是在全国范围内做网拍，没有物力财力去调查，只是提供了一个拍卖平台，并不是真正的债权拥有人，所以不承担调查现状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只是个平台中介机构。”周平说。

“‘房产证在手，放心拍卖’这个宣传语肯定是假的。房产证还在我手里。”房主王先生的父亲对《华夏时报》记者说。据其介绍，2019年借这笔钱的时候，房子估值估的是340万元，现在房子估值也就两百多万元，只够还一押的债务。“谁要拍下这笔债权，肯定一分钱都拿不到。”他说。

“这个债权的价值很大，原来的债权人（北京先腾锋商务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花了36.1万，买下了最高340.1万元的抵押权，并且有一套房产做抵押，房产不够偿还的，个人还要继续偿还，每天的利息还在增加，怎么能说这个债权一钱不值呢？”周平则认为这个债权很值钱。

期间刘律师向网拍平台进行了申诉。根据他发给记者的电话录音，网拍平台于9月9日下午5点37分回复刘律师称：“我们已经进行核实了，是商家的问题，我们现在在联系商家处理。我们这边担心您的钱款安全，建议您先申请退款，保证钱款不转到商家那边。”

但刘律师拒绝退款，要求对拍卖方进行惩罚性赔偿。他认为如选择退货处理，等于自己放弃了赔偿，不同意按平台的意见退货。而周平这边则不接受赔偿的要求，认为刘律师拍前不了解，拍后就反悔，是恶劣的悔拍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赔偿责任。

“我们认为，拍卖介绍应该全面、完整，不得出现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由于一押和二押在他项权利中存在重大差异，实质影响了债权实现的可能性，此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平台方发布信息亦有谨慎义务，对于涉及权属及实现债权的重大事项，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和提醒义务，如未能谨慎尽责，也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果拍卖公司已经知情但故意隐瞒相关信息，拍卖人有权据此解除合同交易，并让拍卖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上海沪紫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鹏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拍卖公告法律性质上属于要约邀请，拍卖机构有义务核实交易标的的具体情况并在拍卖公告中进行具体、明确的披露。如果拍卖公告中所描述的交易标的与实际情况存在重大差异的，买受人可以拒绝交割并追究出卖人以及拍卖机构的法律责任。”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智斌对记者说。

网拍监管正在跟进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各类网络拍卖活动的年成交额已超万亿元。网络拍卖平台上，拍卖主体有法院卖货、政府直供、破产甩卖、银行清仓、央国企等，拍卖物从房产、特价车、土地厂房、债权、股权、无形资产、租赁权到文玩收藏，满目琅琳，很多1元起拍的拍卖品更是吸人眼球。但是，一些网拍乱象也随之浮现出来。

“由于拍卖法、拍卖管理办法、拍卖监督管理办法、文物拍卖管理办法等制定时间较早，未对网络拍卖作出明确规定。部分主体资质不合规、业务开展不规范、监管制度不完善、诚信体系待加强等问题日渐突出。”今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曾在公开场合表示。

为了进一步规范网络拍卖市场秩序，促进拍卖行业高质量发展，5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国家文物局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网络拍卖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据悉，这是我国网络拍卖领域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填补了网络拍卖管理的制度空白。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欧树英表示：“近年来，拍卖市场中存在将线上与线下拍卖活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情况，部分网络拍卖经营者甚至认为网络拍卖不受拍卖法规制，逃避拍卖行业管理和市场监管，造成了不良影响。指导意见在规范和促进网络拍卖活动方面凸显了线上线下拍卖监管制度的一致性，明确了网络拍卖平台经营者的主体责任，提出了鼓励网络拍卖创新发展的具体意见等亮点。”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

刘育轩（记者 陈士铭）09月15日,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刘育轩（记者 林辛慈）09月15日,【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第79届联合国大会本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路透社9月12日独家报道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Thomas Greenfield）将于当地时间12日宣布，美国支持为非洲国家设立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设立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报道指出，此举出台之际，美国正在寻求修复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加强和太平洋的岛国的关系，意图在这些地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格林菲尔德将有关计划描述为美国总统拜登政治遗产的一部分。她对路透社表示，希望这一宣布推动有关议程“向前发展”，“以便我们能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实现安理会改革。”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发言，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中、俄、美、英、法）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权实施制裁和武器禁运，并授权使用武力。5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非程序性事项表决时各自拥有否决权，即所谓的“一票否决权”。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按照地区进行分配，其中非洲和亚洲国家5个，东欧国家1个，拉美国家2个，西欧和其他国家2个。 值得一提的是，格林菲尔德对路透社表示，华盛顿不支持将否决权扩大到现有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外。 目前有3个非洲国家拥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分别是加蓬、加纳和莫桑比克。“问题在于，这些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无法让非洲国家充分发挥它们的知识和声音，为安理会的工作做出贡献……无法让非洲国家持续应对影响我们所有人、尤其是非洲人民的挑战。”格林菲尔德称。 她还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理应获得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因为这些国家 “在一系列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尤其是气候变化影响的问题上，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支持这一安理会改革。他11日对路透社表示，安理会的现状和二战之后的局势完全相符，“它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存在有效性问题，需要进行改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讲话，联合国网站 但是，任何安理会成员的变动都要通过修改《联合国宪章》来实现，报道称，这需要三分之二会员国的批准和认可，而安理会目前的五个否决权也发挥着作用。 路透社指出，十多年来，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对抗日趋激烈，尤其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安理会在很多问题上陷入僵局。 格林菲尔德表示，她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让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扩容的决议进行投票。 报道指出，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印度、日本、德国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也希望获得这一席位。但多年来的改革谈判收效甚微，目前尚不清楚美国的支持是否能推动相关行动。 在2022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均提到“安理会扩容”问题。拜登当时表示：“美国支持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这包括我们长期支持的国家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德国总理朔尔茨2022年在联大发表讲话时称，德国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请求支持德国的候选资格，“德国准备好了”。除了德国之外，拜登当年5月访问日本时，也曾公开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曾在2020年表示，巴西和印度应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拉夫罗夫2023年8月谈及联合国改革问题时，曾表示德国和日本“不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为这会加剧不公正，且德日两国是“美国意志的忠实执行者”。 对于安理会改革问题，在2022年11月的第77届联大会议期间，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曾表示，安理会要有效履职，全面改革势在必行。这是所有会员国的共同期盼。 张军称，中方对改革有三点期待：首先，安理会改革要坚持正确方向，切实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安理会改革要体现公平正义，应优先考虑代表性不足地区的关切；第三，安理会改革应与其他治理机制改革协调推进。 “安理会的决策事关战争与和平，关乎集体安全机制的未来。安理会改革应有助于维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加强真正的多边主义，增强安理会权威和效率，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改革不能只满足个别国家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入常’的私利。”张军强调。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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