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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9月9日，来自荷兰的姐弟兰金金和沈达一起来杭州寻亲。23年前，他们被一对来自荷兰的夫妇收养。 前天，弟弟沈达的亲生父母在龙游找到并确认，杭州公安仅用4小时做出DNA鉴定结果。昨天，在上海浦东机场，沈达和亲生父母拥抱相认。 9月9日，姐弟俩来杭当天，“快找人”栏目记者第一时间联系西湖区公安分局永辉工作室负责人隋永辉，当天下午就给姐弟俩采集了DNA。 兰金金和沈达这一家和快报结缘23年。2001年12月14日，来自荷兰的哈塞尔夫妇来浙江办理收养孩子手续后，不小心把包落在出租车上，文件丢了收养的孩子就无法跟他们回荷兰，杭州警方迅速找到出租车找回了包。11对来自荷兰的夫妇一起来浙江收养中国孩子，其中哈塞尔夫妇先后收养了兰金金和沈达。都市快报早年报道截图 今年暑假，兰金金大学毕业，希望可以亲口告诉亲生父母，弟弟沈达陪她一起来中国寻亲。 9月12日有了新线索，弟弟沈达的家乡可能在衢州龙游县模环乡模环村一带。快报记者分为两路，一路陪姐弟俩到宁波恩美儿童福利院了解当时情况，一路赶去龙游当地走访。这些年只要想到儿子心里就有个石头压着 前天下午，记者和两名志愿者赖小珍、徐建明赶到模环村，村委书记看到此前快报报道，跟志愿者反馈：“我们这边有个人很像。” 在村委门口，记者见到一对中年夫妻，女子抱着一个女婴，男子姓胡，54岁。 他说，在2000年-2003年，他和妻子曾在宁波打工，在2002年9月2日生下一个男孩，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当时大儿子已经5岁，4岁时被诊断出严重听力障碍，治疗花了不少钱。当时他们刚出门打工，他在一家电动器具厂上班，受工伤右手中指断了一截。妻子在一家服装厂，收入都不高。怀孕后，妻子辞职回到老家，生完孩子后休息了一个月，带着孩子回到宁波，没有奶水只能喂孩子奶粉。因为经济拮据，夫妻俩经常吵架。胡大哥夫妇 “我那时脾气不好。”胡大哥说，一天夫妻俩再次吵架，“我当时太冲动了，觉得自己养不好孩子了。”他说自己把孩子抱了出去，从北仑区坐车到海曙区，放在中山广场。“孩子穿着他妈妈一件带帽子的毛线衣，很长，到他大腿下面，我还放了一罐奶粉一点现金。在边上一直等，等了两个多小时。” “我当时不知道，他回来才说把孩子放在公园了，我问他在哪里，让他把孩子还给我……”妻子在一边抹眼泪。胡大哥在回忆当时的情况 2003年，夫妻俩回到了龙游。这些年他经常看寻亲节目，努力工作挣钱，想着找到儿子时能尽量弥补。 胡大哥说，只要想到这件事，“心里就有个石头压着”。 他曾在2002年11月28日《宁波日报》上看到一篇报道，是说派出所发现一名男婴，他以为和自己儿子有关，就一直保存着，希望将来凭报上的信息找到儿子。 胡大哥抱着女孩抹泪4小时出结果：是亲生的！ 采集了胡大哥和妻子的DNA后，记者马上往杭州赶，前天傍晚把样本送到西湖区公安分局永辉寻亲工作室。 前晚8：42，经过西湖刑侦大队技术民警加班加点，比对结果出来了：胡大哥夫妇正是沈达的亲生父母！ 姐弟俩已经买好9月19日上午从上海出发的机票，得知结果，胡大哥夫妇当场决定，马上出发赶去上海。 航班起飞时间是上午10点15分，最迟上午8点30分办好登机手续。龙游模环乡到上海浦东机场400多公里，开车要6个多小时。 胡大哥和妻子连夜从龙游赶往上海，记者也从杭州连夜赶往上海，约定早上5点30分在机场见面。分别23年后在机场相认 “这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在浦东机场出发厅，胡大哥夫妇和姐弟俩面对面相迎走来。 胡大哥和沈达在机场拥抱 妈妈一下抱住沈达，哭了，“儿子啊，妈妈好想你，一直等你……”她边哭边抚摸着儿子的头，爸爸抬头看着儿子，眼里充满内疚。 胡大哥夫妇抱着儿子 沈达听不懂中文，笑着用英语说：“我很高兴和你们见面。”三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胡大哥夫妇和沈达握着手 沈达又向亲生父母介绍姐姐金金，“我是他现在的姐姐”。金金也和弟弟的亲生父母一一拥抱，她为弟弟找到亲生父母高兴，一夜没睡。 爸爸给姐弟俩一人一个红包，记者告诉姐弟俩，这是中国传统，每年过年长辈都会给晚辈发压岁钱，寓意“岁岁平安”，姐弟俩高兴地接下了。 妈妈拎着一只24寸旅行箱，莲子、猕猴桃、月饼等，塞得满满当当。但有些不能带上飞机，托运的行李也会超重，大家蹲下来一起整理，还是有一大堆。 妈妈小心翼翼地问：“莲子带走可以吗？”说完，她眼睛一红。 胡大哥妻子带着24寸行李箱 志棠白莲是龙游当地著名的特产，莲子也有吉祥祝福的寓意。“这是你妈妈的一份心意，你们收下，她能感到一些安慰。”姐弟俩听了记者的话，接过莲子。 “我们来付超重行李的费用。”爸爸胡大哥说。超重的行李托运费2000多元，他毫不犹豫去排队付款…… 沈达搂着妈妈的肩膀，妈妈笑着靠在儿子肩上，那是一个母亲满足的笑容。 沈达和亲生母亲合影 告别的时候到了。 金金拿出一块月饼，交给沈达，“你和爸爸妈妈分来吃，你们一起过一个中秋节吧”。 胡大哥夫妇和儿子一起吃月饼 沈达接过月饼，分成三块，一块给爸爸，一块给妈妈，一块给自己。三个人站在机场安检口前， 吃着月饼，过了一个特殊的中秋节 。橙柿互动·都市快报 记者 杨丽 李师礼编辑 成嘉怡视频 陈雪艳审核 毛迪 王晨郁

特斯拉为降本增效宣布裁员10%，涉及员工多达1.4万人。然而或许连特斯拉都没能想到的是，该公司很快便切身体会到“裁员裁到大动脉”的窘态。据华尔街日报9月16日报道，在今年4月的大规模裁员后，特斯拉近几个月来超级充电站网络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电动汽车分析公司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特斯拉新开放的超级充电站数量比2023年同期下降11%；在裁员后的5月至8月，更比去年同期下降28%。图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对此消息，特斯拉没有回复置评请求。不过就在上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X上发布消息称，特斯拉正在启用更多的超级充电站。特斯拉在全球拥有6500个超级充电站，这也是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品牌的主要卖点之一。然而随着汽车销量与业绩的下降，特斯拉不得不着手降本增效，而投资巨大的超充网络也在其列。今年4月，马斯克向员工发送内部信宣布全球裁员10%的决定，并表示裁员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其中在特斯拉效力长达18年、作为马斯克核心副手的动力总成及能源工程高级副总裁德鲁·巴格利诺(Drew Baglino）也宣告离职。更有部分特斯拉员工通过社交网络宣称，马斯克决定解散超级充电业务部门，包括团队负责人丽贝卡·蒂努奇（Rebecca Tinucci）和新产品负责人丹尼尔·何 (Daniel Ho)在内的大约500名员工均被裁。对此，马斯克曾在社交平台回应称，特斯拉仍计划发展超级充电站网络，只是新建站点的速度会放慢，侧重于扩建现存充电设施。但特斯拉对超充团队的裁员之举，还是很快使行业陷入乱局：一些超级充电站场地的建设被迫暂停，而一些正在与特斯拉谈判建设充电站的场地业主，也因裁员而发生混乱。在裁员后的头几周，特斯拉的合作伙伴和承包商便很难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他们在特斯拉的联系人。无奈之下，特斯拉试图启用新的领导层和团队来使超充业务重回正轨。图为特斯拉超级充电桩今年5月底，特斯拉又返聘了超充团队的几名高级成员，包括该项目的负责人马克斯·德泽格尔(Max de Zegher)，以及在北美运营该项目的少数管理人员。一份组织结构图显示，特斯拉的长期高管迈克·斯奈德（Mike Snyder）此前曾负责其工业电池项目，现在他接管了充电团队，负责监督此前由巴格利诺领导下的几个项目。同时，马斯克又称计划花费5亿多美元（约合人民币35.5亿元）来完善超充网络。不过马斯克同时还表示，以上费用只是用于新工厂和扩建，还不包括运营成本，因为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尽管特斯拉一直在努力重建超充团队，甚至重新雇佣此前被解雇的员工，但其今年充电网络的扩展还是受到明显的制约。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仍致力于扩大超充网络，但现在只能依靠更少的员工来完成过去的任务。除此之外，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放缓还对不少非特斯拉车主造成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特斯拉曾与多家车企达成合作，使后者能够应用特斯拉的超充桩进行充电。因而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持续放缓，可能会对整个行业的充电体验产生影响。福特与特斯拉就充电达成合作2022年11月，特斯拉曾提出车企应采用统一充电标准，并分享其充电连接器设计，鼓励充电网络运营商和车企采用该技术。2023年5月，福特汽车率先宣布与特斯拉达成合作，自2024年起允许福特电动汽车的车主使用特斯拉位于北美的超过1.2万个超级充电站。不过，福特汽车的车主仍需要通过使用适配器来使用特斯拉的超充桩。为此，福特还计划从2025年开始为其下一代电动汽车配备特斯拉的充电端口，包括一款电动皮卡和一款7座SUV。今年3月，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高端纯电动品牌极星也宣布与特斯拉中国开启充电网络互联互通合作。极星2和极星4的用户可在特斯拉中国大陆地区开放的超级充电站、目的地充电站进行充电。截至3月，特斯拉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对极星开放800多座充电站和4600多个充电桩，网络覆盖200多座城市。同年6月，美国造车新势力Rivian也宣布从2024年开始，Rivian车主将可通过适配器使用特斯拉超充桩；自2025年起，Rivian将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特斯拉对外部企业开放充电设施，还使特斯拉有资格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以扩大充电网络。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约3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2亿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在美国建造88个超级充电站。今年7月和8月，特斯拉分别从马里兰州和亚利桑那州获得1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77万元）和2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57万元），用于在当地建设充电站。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计划加入该网络，特斯拉的扩张需求变得更加突出。然而由于充电部门裁员，特斯拉与其他车企的合作也随之出现了障碍，主要问题包括充电软件的适配，以及充电桩适配器的分销等等。此外，特斯拉还计划在2024年春季之前扩大对通用汽车、沃尔沃汽车和极星的充电支持范围，但目前特斯拉的网站则显示这些新增内容为“即将推出”。在研究和咨询集团Atlas Public Policy的创始人尼克·尼格罗（Nick Negro）看来，这是自超级充电站首次发布以来，特斯拉实际上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之一。君迪（J.D.Power）电动汽车业务执行董事布兰特·格鲁伯（Brent Gruber）也表示，这是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网络后的一大不利因素。特斯拉超充业务要想在裁员后重回正轨，依然任重道远。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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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一则外教直播英语教学视频引发网友愤怒。视频显示，有孩子在少儿在线英语Lingostar平台进行与外教一对一学习时，外教声称台湾不属于中国，被家长纠正后竖中指退出直播。20日，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通报称，经向权威部门核实，涉事主体为无资质违规机构，相关APP已下架，有关违规问题还将进一步调查处理。发生这一事件，表面上是一名外教个人的口不择言、肆意妄为，但背后映射出的是该平台，特别是其国内授权公司在外教聘用、管理上的放任和不作为，其行为明显与我国的外教聘用规定相违背。自称筛选审核流程严格，聘用人员多为境外兼职少儿在线英语Lingostar平台相关介绍据Lingostar中文官网介绍，Lingostar是一家来自新加坡的海外在线教育机构，成立于2022年，采用真人在线一对一互动的教学方式，致力于为全球4-12岁英语学习者提供1对1真人外教直播英语课程。官网信息显示，该线上英语学习平台具有“严格的外教审核流程”：包括仅接受英语母语老师，美国、加拿大、英国、新西兰；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及需要教学证书——所有老师均持有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证（TEFL, TESOL, CELTA）等。该平台还声称，“筛选审核流程达8轮，通过率仅有3%-4%”。在中国境内，TEFL认证培训及证书颁发对象主要为外籍语言教师看似外教审核流程很是严格，但实际上，这些获聘教师只需一份TEFL（全名“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通用英语教师资格证书）就过关了。在中国境内，TEFL认证培训及证书颁发对象主要为外籍语言教师，由科技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原国家外专局）负责认证。TEFL是国际上主流的英语教师资格证书之一。但根据相关介绍，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证并不等同于教师资格证，在中国，教师资格证是国家从业资格考试，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认证是职业能力认证。招募方式为线上，无严格审验环节现代快报记者检索查询相关信息发现，Lingostar平台曾面向海外招募有兼职意愿的英语教师。但招聘、面试外籍人员并无严格的流程和审验环节，仅需提供平台所要求的TEFL等证书，并进行一定时间的试讲，即有可能被录用。图为该平台相关截图据部分外国网友反馈，该平台课时费每小时10-20美元不等。也有外国网友反映，该课时费标准并不固定，部分应聘人员收到的基础课时费报价仅为1.5美元。也有部分外国网友抱怨称，该平台在发放工资以及教学要求上，与招聘宣讲时的内容并不一致，“感到被骗了”。除去线上的外聘教师以外，Lingostar平台国内的运营公司也会聘请其他工作人员。根据该平台的课程宣介内容显示，购课客户都会有一个专属的老师，负责跟进学员的学习进度和解答疑问。据天津看看世界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显示，该公司在今年9月份曾在上海和西安等地放出“班主任”和“课程顾问”等招聘岗位。我国严格管理外籍人员教学活动梳理Lingostar平台的外教聘用和管理方式，不难发现，该公司的做法很明显地违反了我国对于外籍人员参与教学活动的一些规定。Lingostar平台的外教聘用和管理方式很明显地违反了我国的一些规定早在2020年，教育部就会同科技部、公安部、外交部在深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制定了《外籍教师聘任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根据该办法内容，外籍人员从事外籍教师工作的，应当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Z字签证（即工作签证）和工作类居留证件，获得批准并按规定进行外籍教师备案后，方可开展教学活动。不仅如此，依据该办法，外籍教师开展教学活动，还需进行合同备案、信息公示、岗位培训，外教以及聘用的教育机构都被纳入日常监管当中。该办法附则条款还指出，线上培训机构聘任外籍人员在境外以在线方式承担教育教学工作的，参照本办法制定资质条件、签订合同，实施服务和管理。图为官网截图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更加明确指出“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9月20日下午，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熊丙奇表示，我国对外籍人员参与教学活动有非常严格的管理要求。“外教管理，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外教人员本身的管理问题，另一个是其教学内容的监管问题。”熊丙奇告诉记者，境外人员线上进行教学活动，无论是其本身的资质审验，还是其教学内容的监管，都不太可控。“如何确保外教人员在教学活动中，将授课内容集中于学科本身，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多方面努力。”熊丙奇说。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朱绍岳

大象新闻记者 李玮 秦钰玺时隔5年，《消失的她》原型、孕妇坠崖案当事人王暖暖（化名）官宣生子，“2102个日夜，终于再次拥抱了奇迹”。2019年，孕三月的王暖暖在泰国被丈夫余某冬推下悬崖，后奇迹生还，曾被判定不孕不育。9月18日，接受大象新闻记者采访时，王暖暖表示目前和父母生活在杭州。为了保护孩子，不打算过多公布孩子的出身，“希望孩子有个完整的童年。”对于网友关注的离婚官司，王暖暖称“离婚案件正在起诉中，目前正在等开庭，还没有确切时间。”这也是让她眼下最感到焦虑的事情——离婚手续暂无法办理，孩子不能落户。孕妇坠崖案当事人王暖暖（化名）官宣生子为保护孩子，不愿过多透露其身世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节日，在这个团圆的节日，37岁的王暖暖也迎来了人生的一大喜事，顺利产子。2024年9月17日，王暖暖在某社交平台发文报喜称，“终于盼来了我的皮夹克，母子平安！2102个日夜，终于再次拥抱了奇迹！我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当看到他稚嫩小脸的那一刻，过去五年来所有艰辛，全都消散了！还好我没放弃，没放弃自己，也没放弃你。今年的中秋，你让妈妈迎来了圆满。”在王暖暖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她和宝宝正面“出镜”，王暖暖产后状态不错，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宝宝抓着妈妈的手，在安静的熟睡中。对于王暖暖和家人来说，孩子的降生，无疑是上天赠予他们最贵重的“礼物”。9月18日上午，王暖暖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对于孩子的其他情况，王暖暖并未过多提及。“希望孩子有个完整的童年，也不会让孩子太多出镜。”当记者问及孩子是否已经取名字时，王暖暖坦言，孩子的名字或许还要征求下粉丝们的意见。孕期被丈夫推下悬崖，曾被判定不孕不育诸多媒体此前报道，王暖暖和丈夫俞某冬相识于泰国。2019年6月9日，怀有身孕的王暖暖与丈夫俞某冬，在泰国乌汶帕登国家公园游玩时，被丈夫从34米高的悬崖上推下，坠落过程中，王暖暖曾被悬崖旁一棵大树拦住，后其被游客在小路上发现并送医。因伤情严重，胎儿也被引产。住院后，王暖暖向当地警方披露，坠崖并非偶然，而是丈夫俞某冬试图谋杀她。王暖暖被丈夫俞某冬从34米高的悬崖上推下2019年6月17日，俞某冬被泰国警方逮捕。2020年3月24日，案件宣判被告人俞某冬蓄意谋杀罪名成立，一审被判处终身监禁。2021年5月，案件在泰国二审判决，因没有找到绳索、刀具之类的杀人工具，二审法官认为蓄意有疑问，不构成蓄意谋杀。被告人俞某冬被改判有期徒刑十年。俞某冬被改判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后，王暖暖在社交平台宣布，她已准备向法院正式起诉与俞某冬离婚。据媒体报道，王暖暖奇迹生还后，曾被判定不孕不育。王暖暖曾被判定不孕不育走出阴霾，迎接新生命全身17处骨折，缝了200多针，进行多次手术……相恋、婚姻、圈套、陷阱……对于王暖暖来说，坠崖事件是对其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而自此之后，她对婚姻和爱情也产生了抵触和恐惧的心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亲友们的鼓励下，坚持康复治疗的王暖暖逐渐走出阴霾。今年6月，王暖暖发布了一则祈福视频，称 “我也没有想到会再次拥有奇迹，我只记得孩子走的那一天，我的心也空了一大块。我能理解那些失散孩子的父母，用尽一生四处寻找，而我也竭尽所能希望早点带宝宝回来！时隔五年，1882个日夜，亲爱的宝贝，谢谢你！再次回到我身边，明年的儿童节，妈妈会牵起你稚嫩的小手，带你看山海，听鸟鸣，那一定会很幸福！”王暖暖发布一则祈福视频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允许自己阶段性枯萎，因为我在孕育新的生命。不允许自己轻易倒下，因为我是一个钢铁妈妈。”王暖暖发文道。离婚案未果，孩子落户难接受大象新闻采访时，王暖暖透露，目前她依然还在杭州居住，父母也跟她生活在一起，依然从事自媒体工作。至于孩子的身世，以及是否有了新的感情生活，王暖暖不愿过多透露，“希望孩子有个完整的童年。”王暖暖至今没有和俞某东离婚王暖暖称，由于她与前夫的离婚案件仍在起诉中，开庭时间也尚未确定，她至今没有和俞某东离婚，离婚手续目前仍然无法办理。“孩子还没法落户，是我当下比较焦虑的事情。”王暖暖面临的困境又该如何解决？对此，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一般来讲，孩子的落户需要父母双方的户籍信息、结婚证或离婚证等文件。在该案中，由于王暖暖的离婚手续尚未办理完成，因此无法提供离婚证等必要文件，导致孩子无法落户。付建建议，王暖暖可以通过其代理律师与法院沟通，了解离婚案件的最新进展，并争取尽快确定开庭时间。在等待离婚手续办理的同时，也可以咨询当地户籍部门，了解在没有离婚证的情况下能否为孩子办理落户手续，如果在办理过程中遇到障碍，可以寻求法律援助机构的帮助。王暖暖无法给孩子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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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党仅退款反被平台薅，平台卷款20亿跑路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近日，一则“购物平台京淘淘卷款跑路”的传闻在网络流传。传闻称，有大量“羊毛党”涌入京淘淘购物后再申请仅退款，系统显示30天后到账，但这两天平台突然跑路了，号称卷走20亿元。网上流传“购物平台京淘淘卷款跑路”传言 图源微博9月19日，两位京淘淘用户表示，自己在平台下单后申请仅退款不成功，平台也没有退费。京淘淘相关负责人则回应红星资本局称，卷款跑路的说法不是事实，公司正常运营中，“前段时间公司被有预谋的一群用户‘薅羊毛’了，所以加强了风控管理。”公开信息显示，京淘淘为付费会员开通了“仅退款”模式，成为会员就能享受不同额度的商品“仅退款”，无需退货。会员等级分为9级，开通费用从188元递增，最高为28888元，相应的“仅退款”额度从一个季度6万元到145万元。值得一提的是，会员想要享受仅退款权益则需以更贵的价格购买商品。以在京淘淘出售的一款蓝牙音响为例，“全民仅退款”的购买价格为4848元，“立即购买”的价格为727元，相差7倍。对于京淘淘推出的仅退款模式，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系教授、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崔丽丽向红星资本局表示，该模式更像是一种引流方式，通过仅退款配合高额会员费用来实现引流和变现。仅退款平台“跑路”整治“羊毛党”？购买18888元会员可“仅退款”90万元红星资本局注意到，近日在社交平台上，有部分用户发布京淘淘维权、跑路等信息，还有人组成维权群。也有声音称，“这些用户为‘羊毛党’，冲着平台仅退款模式下单”“跑路是整治羊毛党”。小红书APP上的用户维权笔记9月19日，红星资本局通过上述维权群联系到两位京淘淘用户，他们表示自己在平台下单后申请仅退款不成功，平台也没有退费。用户王女士（化名）表示，自己在8月26日下单申请“仅退款”成功了，但是28日后下单的申请“仅退款”都失败了，涉及金额2万多元。用户胡先生（化名）称，自己和朋友也有一定金额的商品申请“仅退款”未成功。公开信息显示，京淘淘是上海京剁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剁宝公司”）创立的一款购物软件APP，自称以“全民仅退款”的创新模式为核心，其APP的后缀名也标注着“全民仅退款”。京淘淘为付费会员开通了“仅退款”模式。根据京淘淘“全民仅退款”会员协议，成为会员就能享受不同额度的商品“仅退款”，无需退货。会员等级分为9级，开通费用从188元递增，最高为28888元，相应的“仅退款”额度从一个季度6万元到145万元。全民仅退款会员协议 截图自京淘淘APP王女士称，她购买了888元的会员，“仅退款”额度为一个季度12万元。胡先生则购买了18888元的会员，“仅退款”额度为一个季度90万元。上述用户均告诉红星资本局，“仅退款”不成功是因为被京淘淘判定成了“羊毛党”。9月13日，王女士收到一则京淘淘发来的短信，称其“在APP反复套利下单活动优惠，金额巨大，以占有为目的，通过不正当途径‘薅羊毛’，恶意利用电商平台漏洞获取利益，且金额已达3000元。”但对于平台跑路的说法，上述用户均表示不清楚。平台回应：未跑路，发现“职业羊毛党”“仅退款”商品价格高出6倍9月19日，红星资本局测试发现，京淘淘APP目前可以正常下载使用，平台客服否认了跑路的说法，称公司公关团队已经注意到网络相关传闻。随后，京淘淘相关负责人回复红星资本局称，卷款跑路的说法不是事实，公司正常运营中。对于上述用户提到的“仅退款”不成功，该负责人称，京淘淘前段时间被有预谋的一群用户“薅羊毛”了，公司内部对不正常交易用户进行筛查，发现部分涉及金额巨大的“职业羊毛党”，所以加强了风控管理。目前各项业务、退款等在陆续进行中。同时，该负责人还透露，对于这部分用户将采取法律程序。对于薅羊毛的说法，用户持不同意见。王女士认为，收到商品再申请仅退款才是“薅羊毛”，但目前连商品都没有收到，退款也不成功。胡先生认为，的确有羊毛党的存在。红星资本局注意到，京淘淘的“仅退款”模式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在京淘淘APP中，商品均显示两个价格，一个是“全民仅退款价格”，另一个是“立即购买价格”。红星资本局发现，两个价格相差数倍，会员想要享受仅退款权益则需以更贵的价格购买商品。以在京淘淘出售的一款蓝牙音响为例，“全民仅退款价格”为4848元，“立即购买价格”为727元，相差7倍。目前，这款音箱在京淘淘显示仅全民退款模式销售出1台。红星资本局发现，同样的商品在淘宝、京东等平台的官方旗舰店售价更低。蓝牙音响“全民仅退款价格”为4848元 截图自京淘淘APP天眼查显示，京淘淘母公司京剁宝公司成立于2019年，在2024年3月获得了天使轮融资，金额为5亿元人民币，投后估值达30亿元，但投资方并未公布。红星资本局查询多个渠道，暂无法证实融资信息真实性。对于京淘淘的仅退款模式，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系教授、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崔丽丽向红星资本局表示，该模式更像是一种引流方式，通过仅退款配合高额会员费用来实现引流和变现。平台能否盈利在某种程度上要看平台和消费者之间的博弈，消费者交了高额会员费是否能够用足，要看平台上是否有消费者心仪的仅退款商品，以及这些商品在会员期限内可以获得“免费”的总体额度与会员费之间的差额。崔丽丽还提到，这更类似于充值兑换为商品的模式（类似于单用途预付卡），玩法上可能更复杂。这种新型模式在消费者权益、会员费的资金池管理等方面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国家对于单用途预付卡有专门的管理办法，以及类似于“押金”或“预充值”属性的会员费管理是非常容易出现风险的环节。红星新闻记者 强亚铣编辑 邓凌瑶

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极目新闻记者 詹钘近日有媒体报道，在河南叶县，当地政府为修建高速公路征地，在未能达成赔偿协议的条件下对一家果园进行了强拆。19日，果园负责人贾先生接受极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不认同政府定的赔偿金额依据，因为与其实际损失差距太大。当地政府则回应称，对此事会进行积极沟通和协调。20日，“平顶山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针对近日网上反映的因补偿标准争议引发的“叶县强拆果园”一事，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已第一时间成立由纪委监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林业、司法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工作。贾先生的梨园大学毕业种果树十年被强拆贾先生是河南叶县任店镇人。2014年大学毕业后，他回老家流转了土地，准备种植果树。2015年，贾先生选择在26亩土地上种植韩国黄金梨，并创办了平顶山梨花庄园有限公司。2020年，梨树进入盛果期，其黄金梨品牌成为河南省“知名农产品品牌”。2022年底，当地媒体整版报道了贾先生的果园。曾经的新闻报道2021年，贾先生听说新建的叶鲁高速公路要从果园穿过。公开资料显示，叶县至鲁山高速公路位于平顶山境内，全长约67.5公里，是《河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21-2035年）》批准新增的9条拥堵路段分流路线之一。项目于2021年6月正式开工建设。2022年开始，有施工人员到果园进行测量。政府也发了征占地的通知，征占果园的土地面积约6亩到7亩。不过，双方未能就补偿问题达成一致。该赔300万元还是18万元？任店镇政府所拟的补偿标准，依据的是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文件平政〔2017〕33号《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下称“平政〔2017〕33号”）。该文件规定，在林地上种植经济林的，补偿标准严格按照《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占用土地上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17〕2号）相关要求执行。不过，由于贾先生承包的土地规划用途并非林地，当地政府只是按照“零星果树”的类别对其进行补偿，7亩地补偿款共18万元。零星果树的补偿标准（图源：文件截图）除平顶山市外，河南省林业局在2020年11月9日出台了《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20〕167号）。该《通知》明确废止此前的（豫林经〔2017〕2号）文件，并对征收农用地区片经济林的补偿有新规定。按照河南省林业局的经济林补偿标准，贾先生请评估公司对果园损失进行评估，补偿费用超过300万元。这个数字，与当地政府计算的18万元相差10多倍。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补偿方式（图源：河南省林业局官网）果园围墙大开已无法封闭2024年4月2日，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之时，当地政府组织多人对果园部分进行了强拆。9月19日，极目新闻记者联系叶县政府相关负责人，电话未能接通。叶县一官方人士回应极目新闻记者称，当地政府会就此事与当事人积极沟通协调。此前，任店镇相关领导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是按照上级指挥部的要求配合施工进行拆除工作，并表示法律上的问题其没办法解释。对于相关补偿适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袁三慧认为，平顶山市政府的文件明确规定了经济林的补偿标准按照河南省林业厅的“豫林经〔2017〕2号”文件执行，但现豫林经〔2017〕2号文件已经被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废止取代。所以在确认果园为经济林的前提下，相应的补偿标准应当参照河南省林业局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即根据产量乘以价格，再结合是否盛果期乘以相应倍数进行补偿。对于补偿标准有异议的，双方可以共同委托评估。9月，贾先生正组织人力对果园里剩余的果实进行采摘，高速公路施工也在进行中。贾先生说，强拆之后果园围墙大开，目前已经无法对果园进行封闭。（除特别标注外，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延伸阅读：强拆大学生创业果园，重点项目也得依法办事大学生创业果园遭强拆？据中国交通广播报道，大学毕业后，贾柯回到家乡河南平顶山市叶县任店镇，并承包30余亩土地种植黄金梨树。苦心经营多年以后，他遭遇了意外的挫折：当地修建高速公路需要占用大约7亩果园。双方始终未就拆迁事宜达成一致。最终，县政府领导带领多个部门工作人员对果园实施了强拆。大学生创业果园被强拆 视频截图作为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贾柯的志向和行动力本该得到呵护。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他的果园先后获得了国家绿色认证，成为大学生创业基地，可谓创业小有成效。然而，因为高速公路占地以及随之而来的强拆，不仅让他陷入了艰难的维权之路，也打击了他的创业热情。就当地整体利益而言，修建高速公路的重点项目固然是造福于民的好事。然而，再重要的公共工程，在涉及拆迁征地等公民个体权益时，都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哪怕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法律赋予政府强制征收土地的权力，政府动用这一权力也必须慎之又慎，充分考虑征地造成的损失及社会影响。从报道来看，贾柯与当地政府的主要矛盾在于补偿标准。因为贾柯承包的土地属于耕地，当地政府认为只能按零星果木进行补偿，贾柯则认为果园可以认定为经济林。“两者的补偿标准相差悬殊”，导致拆迁未能达成一致。无论征地任务有多么迫切，当地政府都有义务进行充分沟通，进行必要的解释说明。但是，从贾柯的描述看，无论是在拆迁前，还是拆迁后，沟通似乎并不顺畅。在果园拆迁当日，有关工作人员“把我家人的手机给夺走，把我们的人全部按在泥地里面抬走，关进附近的乡镇派出所里面，关了一整天”。更何况，当地政府所依据的补偿标准恐怕并不成立。在维权过程中，贾柯得到河南省司法厅明确答复，当地政府补偿所依据的文件《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平政【2017】33号）已经作废了。对此，叶县任店镇党委副书记张强回应称，“对于河南省司法厅的回复，我解释不了”。正如法律人士所言，如果地方政府依据的政策文件已经失效，显然不能适用。上位法与下位法规定不一致时，应该以上位法为准。查询一些地方的政策，在实践中，常常按照有利于被征地农民的原则，适用补偿水平相对较高的标准。作为创业大学生，贾柯相信法律和规则，然而，现实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地方政府部门执法不能稀里糊涂，尤其是对于牵涉公民切身利益的事项，要拿出经得起检验的过硬依据，在执行的每一个环节都让人信服。如今，果园拆迁的事实既已发生，当地政府更应做好善后，履行好法律规定的补偿义务。对于果园的补偿标准，如果当地政府依旧拿捏不定，不妨向上级有关部门请示，严格根据规定执行，按照有利于经营者的原则执行补偿，并做好更加充分的解释说明。依法进行征地拆迁，积极履行补偿义务，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不少大学生响应乡村振兴号召，奔赴广阔田野开启丰富多彩的创业。对于有志于扎根乡村的年轻人，呵护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让他们在遇到问题与纠纷时有法可依、有理可辩。

（原标题：深圳日本人学校被刺学生不幸去世，警方通报称嫌犯为单人作案已依法刑拘）

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河北90后女子王芸（化名）在举报青岛某国企前高管刘某涉及违法犯罪后，收到对方的200万元“补偿款”。之后，她因犯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查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其有期徒刑十年。该案一审判决书内容显示，双方之间对于200万元到底是民事赠与还是敲诈勒索，在庭审过程中成为争议焦点。被举报的青岛某国企前高管刘某（受访者提供）9月19日，王芸的母亲纪女士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当初刘某支付的200万元，属于给她女儿的经济补偿，“刘某曾给我们安排工作，还答应和我女儿结婚，但事后又反悔，说可以给我们补偿。”在这起案件背后，还涉及一起国企前高管与女下属之间的婚外恋纠葛。而刘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他已经不上班，处于在家养病状态，在他看来，对方（王芸及其家属）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至于自己与王芸的关系到底如何，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已经查明并作出判决，目前他正在继续寻找证据并申请执行。前国企高管与女员工发生关系后被举报：女子索要200万元赔偿并解决家属工作王芸与刘某的相识，要追溯到2017年。当时，刘某是青岛某国企的法定代表人，其公司国外项目招聘资料员时，员工王某推荐其妹妹王芸来做此工作。该案一审判决书载明，2017年9月，王芸回到青岛项目上看望其母亲时，与刘某在公寓发生性关系。刘某称，第二天，王芸就让其与现任妻子离婚，没有得到同意，双方从2017年至2019年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并因为离婚问题出现过多次冲突和争吵。到了2019年2月，王芸及其家属与刘某协商处理此事，并到了刘某单位，要求刘某支付给王芸看病的费用。刘某称，在协商过程中，王芸曾提出过五点要求，“一是必须离婚，二是赔偿2000万元，三是给王芸和哥哥安排工作，给王芸嫂子购买北京的社保，四是负责王芸看病的费用，五是扇现任妻子100个耳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判决书内容显示，刘某说，这些要求自己做不到，双方不欢而散。而这之后，王芸的家属连续三次到刘某的办公室要求答复，并拦住刘某的车辆不让其外出，刘某的朋友和王芸家属爆发肢体冲突，双方纠纷在派出所协商解决。三个月之后，刘某说，王芸开始分别向哈尔滨铁路局、青岛地铁集团、青岛市建设管理处等部门进行举报，举报刘某所在的公司存在挂靠、监理资料造假、员工使用假身份证等情况，相关部门开始进行核实，导致刘某负责的某监理项目受到影响。为了处理这些事，刘某主动约王芸协商，希望对方不要举报。刘某称，期间王芸提出赔偿600万元，否则就将他们一家送进监狱，刘某回答“做不到”。之后，王芸又多次向刘某的公司和相关部门举报，2024年7月14日，刘某先是给王芸转去了50万元，7月16日，王芸和哥哥王某又找到刘某协商。商谈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刘某赔偿200万元，分三次支付，并解决王芸、王某及其妻子的国企工作问题。刘某分三次给王芸转去50万元、58万元、42万元之后，王芸的“举报”并未停止。两个月后，王芸又开始继续举报，刘某准备材料选择到派出所报案处理。一审法院判决犯敲诈勒索罪女子家属：200万元是对方打来的“补偿款”刘某和王芸及其家属，经历过三次谈判。第一次谈判是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个茶馆，王芸和哥哥王某提出要2000万元赔偿，刘某没有同意。第二次是在河北省某大酒店王芸和王某提出要600万元赔偿，双方没有达成统一意见，第三次是在刘某的公司，王芸和王某提出要200万元赔偿和三份国企工作。该案一审判决书显示，多个证人证言表明，王芸及其家属在谈判过程中曾提出，如果刘某不给钱，就会到刘某的单位和上级部门继续举报，将刘某送进监狱。双方谈判的中间人曾劝告，让王芸家属“要价不要太高，合理赔偿就行”，但在刘某分几次给王芸转去共计200万元后，王芸仍然继续在举报和投诉刘某。记者注意到，2019年12月，在刘某报案过后，王芸和哥哥王某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查获。2020年1月22日被逮捕。2022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芸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王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王芸、王某退赔被害人刘某人民币二百万元。检察院起诉书部分内容截图公诉机关指控，2019年2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王芸伙同王某，以举报被害人刘某犯罪相威胁，敲诈勒索被害人刘礼人民币200万元。而关于这200万元到底是“敲诈勒索”还是民事赠予，王芸的母亲纪女士在2024年9月18日告诉记者，她觉得这是刘某给的“经济补偿”。她说，“当初刘某主动找到我和我儿子，求我们劝王芸接受他的经济补偿，后来给完补偿半年后又告我们敲诈。”被举报者回应：因此事已在家休养 正在寻找证据申请执行2024年9月19日，对于该案的相关情况，记者也联系到刘某。他告诉记者，这件事情目前的情况是法院已经判决了，但是被告人却并没有执行法院判决，他正在寻找证据继续追缴这200万元。“我现在没有工作，是在养病状态，因为这件事，他们多次到我们单位投诉和举报，就是说我如果不给钱，就把我单位整完。”刘某称，对于和王芸的关系，可以到法院和公安局进行核查，但是现在他需要继续寻找证据，申请强制执行，追缴之前的欠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