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2日电 国新办12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在会上介绍，目前，23个省份建有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所有省级和90%的市级疾控中心具备病毒检测和分离能力。应急处置方面，国家突发 急性传染病防控队年底将达到25支，基层传染病应急小分队实现市、县全覆盖。

　　会上，有记者提问：去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请问这半年多以来取得了哪些进展，下一步在推动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国家疾控局有哪些布局和考虑？

　　对此，王贺胜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作出了改革完善疾控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国家疾控局坚决贯彻落实，会同相关部门，指导推动各地落实落细《指导意见》，取得了积极成效，突出体现在体系重塑、机制创新和能力提升三个方面：

　　首先是体系重塑初见成效。各级疾控局已挂牌成立，国家和省级疾控中心加挂预防医学科学院的牌子，重组建设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9家委重点实验室，布局建设15个国家区域公共卫生中心，基本建成上下联动、功能完备的疾控工作体系。专业队伍的力量也明显加强，截至2023年底，全国疾控、监督专业队伍的人数达到30.5万人，较2019年增长了14%；疾控专业队伍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达到61.7%，较2019年提高了15.6个百分点；中国疾控中心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比例增至55%，24个省级疾控中心达到40%以上。

　　其次是工作机制不断创新。完善联防联控机制，将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机制进一步拓展到新发和重大传染病的防控，不断优化调整机制的组织结构和常态化运行形式。近日，还与香港、澳门特区签署了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的合作协议。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制定了33条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控责任清单，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的疾病防控责任；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制度试点扩大到了所有省份，启动医防协同、医防融合试点及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试点，指导各地积极推进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深度协作、形成合力。强化人才培养机制，实施高水平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支持项目，每年遴选培养一批国家级领军人才。中国疾控中心和15个省级疾控中心实行了分领域首席专家制度。联合教育部在国内18所高校建设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

　　第三是核心能力持续提升。今年，国家疾控局在全系统开展了“大练兵”活动，着力提升专业核心能力。监测预警方面，在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推动实现医防信息互通。流行病学调查方面，中央财政已累计支持培训现场流调骨干4000多人。组织开展了全国现场流调职业技能竞赛，3万多人积极参与。检验检测方面，建立了先进的病原检测方法体系，可以在24小时内确认300余种已知病原体，60小时内有效识别新发病原体。目前，23个省份建有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所有省级和90%的市级疾控中心具备病毒检测和分离能力。应急处置方面，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年底将达到25支，基层传染病应急小分队实现市、县全覆盖。

林筱映（记者 林凯翔）09月13日,一半靠才能，另一半靠运气。文 | 王仲昀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6日，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进次郎宣布，自己将竞选自民党总裁，向日本首相之位发起挑战。今年43岁的小泉进次郎，若竞选成功，将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他在记者会上说，“如果我担任首相的话，我要改变日本的政治，解决一系列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课题”。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讲话画面小泉进次郎自己6日在记者会上表达了各种雄心壮志，但是更出圈的是一番他与记者的问答。这位记者的提问，可以说非常炸裂：“你如果当选首相、出席G7会议的话，你的认识水平（智商）如此之低，估计会给日本丢脸，降低日本国力，即便如此，你还要硬上，你真要当日本首相吗？”尽管小泉进次郎有着“新生代政治家”的光环，又有自己政治世家的加成，但从这位记者的提问来看，还是有不少人不看好他的竞选前途。小泉进次郎被记者吐槽“智商低”01上述提到6日的记者会上，那番问答之所以出圈，一方面是记者提问犀利，不留情面；另一方面，小泉进次郎的回应倒是显得有理有据，低调谦虚，还带着一丝幽默。当时听到记者提问，小泉咬了咬嘴唇，然后微笑着说：“我自身的确存在诸多不足，不完美也是事实，但我会组建一个最好的团队，我积累了15年执政党和在野党经验，会把这些经验发挥到国际舞台上，让国民们觉得，这个人靠谱。”小泉这里的话术可以是，尽管我有不足，但是我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我能组建一个好团队来帮我。小泉进次郎回应记者“嘲讽”接着他还和那位记者互动，特意问了问记者的名字，得知人家叫田中后，他又说：“今天被田中桑提出这样的质疑，我会铭记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日子里让大家觉得，这个家伙好了不少。”之后，小泉进次郎又有意无意地提到了自己的政坛经验，聊到了自己担任日本环境大臣的经历。他回想起自己刚就任环境大臣、开第一次记者会时，也有一位资深记者提过类似的问题。对此小泉表示，在两年后自己离任时，该记者给他赠送了鲜花。然后，他直视着提问的记者，真诚地说道：“如果有一天您和我之间也能达到那样的关系（送鲜花表示认可小泉），我会很高兴。”小泉进次郎和记者互动回顾这次答记者问，小泉进次郎全程低调谦虚，也不忘记提一提自己的优势，不时还打起“感情牌”。对于他的支持者们而言，看到这样的表现，应该又是加分项。前宫崎县知事东国原英夫，针对小泉的回应表示，“我没想到他有这样的智慧。真是了不起。明显经过了充分的准备”。02小泉进次郎提到自己担任环境大臣，是他38岁那年的事情。当时，他被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延揽入阁，出任环境大臣。生于1981年的小泉进次郎，出身于有着日本“第一政治家族”之称的小泉家族，已经四代从政。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是日本前首相，祖父小泉纯也是日本前防卫厅长官。小泉进次郎有一个哥哥——小泉孝太郎。不过孝太郎早就无心从政，很多年前就进军日本娱乐圈。和哥哥不同，小泉进次郎早在年轻时就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打下基础。从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毕业后，他又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政治学硕士学业。毕业后，小泉在美国短暂工作，担任美国智库国际政治研究员。小泉纯一郎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回到日本后，在自己“前首相父亲”的提携下，小泉的从政之路显得很顺利。2008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决定退出政坛。他回到家乡横须贺的礼堂，对着台下的铁杆支持者说：“我决定下次选举的时候，不再参选，我希望大家支持我的儿子进次郎。”小泉纯一郎挥了挥手，舞台聚光灯打在了站在他身旁的进次郎身上。握有丰厚家族政治经验，彼时还不到30岁的小泉进次郎走进了日本民众的视野。小泉进次郎与父亲同台父亲辞任后，小泉接管了神奈川第11选区。家乡父老世世代代力挺小泉家族，所以进次郎不到28岁时就当上了众议院议员，成为2009年新当选议员中唯一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人。小泉进次郎在日本政坛一直有不俗人气。他连续在5届议会选举中胜出，没掉出过众议院议员队伍。32岁出任内阁府政务官（副大臣级）、36岁被任命为自民党第一副干事长。2019年，曾受小泉纯一郎提拔的安倍晋三，又提携了纯一郎的儿子小泉进次郎。于是进次郎在这一年成为日本环境大臣。在近年的“谁最适合当首相”的民意调查中，小泉进次郎一直排在前三位。如今竞选自民党总裁，进次郎仍有“贵人”相助。日本前首相菅义伟，公开为小泉进次郎站台，他表示：“在这一次的总裁选举中，我想把将把舵日本的重任托付给小泉进次郎，带着这样的愿望，期盼得到大家的支持。”菅义伟公开为小泉进次郎站台小泉从政以来，还有一个标签——颜值。在日本政坛，他的长相似乎能够得上“帅哥”。在2019年8月，小泉进次郎在东京首相官邸宣布，自己将与42岁电视主播泷川雅美结婚。当时泷川已怀孕5个月。泷川雅美是一名法裔日本明星，曾代表日本申办东京奥运会，一度被誉为“日本最美混血主持人”。小泉进次郎与夫人一起接受采访在政治和外交立场上，小泉进次郎和他父亲类似，对华态度强硬。父子二人，是日本政坛中罕见的每年都会去参拜靖国神社的人物。小泉进次郎在靖国神社03小泉进次郎在6日记者会上那次“满分”回答，让许多人惊讶，因为他过往经常以“不会说话”“胡言乱语”“废话大师”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当年作为环境大臣在美国纽约出席国际环境会议时，谈及全球变暖表示：“处理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大问题时，我们必须有趣（fun）、冷静（cool）而且性感（sexy）。”小泉进次郎谈及全球变暖当场有人追问，什么叫“性感地解决？”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性感！”后来又有外国记者问他，日本如何与煤炭脱钩？进次郎回答，削减。记者追问：“怎么做？”他沉默，思考许久，然后憋出一句：“我刚刚上任10天......”小泉进次郎回答“日本如何与煤炭脱钩”有一次采访，记者问日本今后会怎么做，希望具体说明。小泉进次郎回答：“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日本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些年来，日本网友看到小泉进次郎的表现，称他为“废话诗人”“废话大臣”，还用中国“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梗调侃他。日本网友曾吐槽小泉进次郎为“废话诗人”正是鉴于过往的“黑历史”，才显得最新一次小泉进次郎面对尖锐提问时的表现好到像是提前排练过。日本自民党总裁的投票选举，将在9月27日举行。小泉进次郎最终能否成为日本战后最年轻首相？用他父亲的话说，一半靠才能，另一半靠运气。版权说明新民周刊所有平台稿件， 未经正式授权一律不得转载、出版、改编，或进行与新民周刊版权相关的其他行为，违者必究！

林筱映（记者 林玮玲）09月13日,来源：环球网【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索炎琦 徐童】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于9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北京时间12日上午“高端访谈·地区安全：中美关系”环节出现一幕：美方嘉宾试图引用中国俗语来描述中美关系，但受到主持人的调侃。环视频/制作 李林芝访谈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主持人刘欣向欧亚集团中国部门常务董事、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帮办华自强提问，“我明白，我认为这里有很大的文化甚至文明差异，沃特斯先生，你的中文说得很好。我相信你明白，中国人说‘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氛围就像水一样，可以承载一切，当氛围良好时每一方都在发展，但是当氛围不对时，一个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也无法）让关系保持长期和可持续。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的意思。但美国似乎不同意以这种方式看待问题，你们想解决具体问题，对吗？”对于这一提问，华自强进行了回应，并也用中文说了句中国俗语。“可能两方面都要做一点，但我想（引用）我那生疏的中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句话叫‘听其言，观其行’。”在听到华自强引用上述俗语后，主持人刘欣随即笑着说，“你知道吗，对不起，中国人是这么说美国的。”听到刘欣调侃，华自强也笑了起来。紧接着，同样接受采访的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教授吴心伯也引用了一句英文俗语加入对话。“我也知道一句英文俗语‘talk the talk,walk the walk’（意为说到做到、言行一致——编者注）。”吴心伯说，并列举了美方对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承诺，“（但）如果你看看美国的政策，这又不一样了。这就是问题所在。”据介绍，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以“共筑和平、共享未来”为主题，设置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6场学术研讨会，以及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上海合作组织+”青年智库沙龙等特色学术活动。本届论坛共有100余个国家、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的500余名代表，以及200余名中外专家学者出席。其中，包括30多名国防部长、军队总长在内的官方代表团，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亚信秘书长、上合组织副秘书长，北约、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将出席会议。此外，参会嘉宾中还有30多名前政要和数十位知名学者。来自全球的军队及防务部门领导人、国际组织和智库负责人、国内外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将围绕安全、防务领域热点议题进行交流研讨。延伸阅读美国制裁下 中国大陆购买芯片制造设备增长62%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大陆仍是全球最大、增长最快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因为在美国制裁之下，我们正努力实现技术自给自足。图为2024年5月，中国淮安一家光电科技公司加工芯片的车间中国大陆正在坚定地加大对芯片制造设备的支出。全球芯片行业协会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9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芯片制造设备（包括晶圆加工、组装、封装和测试工具）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同比增长62%，达到120多亿美元。数据还显示，2024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在采购芯片制造设备上花费了247.3亿美元，超过了同期中国台湾、韩国、北美和日本的总支出236.8亿美元。其中美国占了北美支出的大部分。2022年10月美国出台更严格芯片出口管制的结果之一，是推动了中国企业对芯片制造设备的购买。美国著名财经网站CNBC说，这笔巨额投入体现了中国政府为实现芯片自给自足而做出的努力，以对冲西方阵营可能进一步阻碍其获取关键技术的限制。SEMI 的数据显示，在这一项上，中国大陆年度支出从2022年的280亿美元飙升至2023年的366亿美元，并预计今年的支出将超过350亿美元。尽管其他市场的半导体设备销售额出现萎缩，但中国大陆需求的飙升推动全球半导体设备收入实现了恢复性增长。早在2018年，美国政府就开始阻止荷兰芯片光刻机巨头阿斯麦（ASML）向中国发货，今年1月，荷兰又撤销了阿斯麦向中国发售NXT:2000i机器和其他高端设备的出口许可证，这些设备支持先进的7纳米和5纳米工艺芯片的生产。但中国大陆仍然是 ASML 最大的市场。第二季度，该公司净系统销售额48亿欧元（53亿美元）中，近一半来自中国大陆。美国的限制让荷兰怨声载道。图为外媒报道截图阿斯麦的首席执行官富凯本周在纽约出席活动时说出了实话，他说，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限制该公司向中国大陆客户出口的行动，其实是“出于经济动机”。富凯说：“我认为，要证明此事关系到国家安全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他预计，美国主导的对华出口限制必将遭到盟友更强烈的抵制：“我们不得不希望达到某种平衡，因为作为一门生意，我们想要的是一些明确性和稳定性。”上周五，荷兰首相表示，他将认真权衡阿斯麦的经济利益：“对荷兰来说，阿斯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创新产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受到影响，因为这将损害阿斯麦的全球地位。”如今美国挥舞的“国家安全”大棒，不但砸到中国，还已经砸到日本。眼下，美国政府正在阻挠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认为这起收购案可能损害美国“关键项目”所需的钢铁供应。图为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9月6日公开表示抗议，他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收购案“非常令人不安”，“发表这样的言论或采取这类行动可能会削弱盟友之间的信任”。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