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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在朝鲜国庆日宣称要“倍增”核武器的金正恩，很快就出现在核武器研发一线。据朝中社9月13日报道，金正恩近日视察了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和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地。韩国总统室官员表示，韩方正密切注意有关情况，对于朝鲜是否可能进行第七次核试验“不排除任何可能性”。这次视察并无太多高级官员跟随。在朝中社发布的照片里，跟随金正恩进入铀浓缩基地控制室和生产现场的部长级官员，只有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劳动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洪承武。他也是这些画面中极少数脸部没有被打上马赛克的人。根据韩美政府的信息，洪承武今年已经82岁，他的职业生涯几乎贯穿朝鲜核事业发展的整个历程。这位“元老”再次出现在公开报道中，有可能意味着他将以一种高调的方式结束自己在军需工业部的生涯。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究所和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地，洪承武（右一）陪同。（图片来源：朝中社）朝鲜核武器研发的神秘负责人目前，外界所知洪承武的个人信息，大多来自美国史汀生中心的知名朝鲜人事问题专家迈克尔·麦登。麦登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早在1994年《朝美核框架协议》谈判期间，洪承武与美国代表团成员就有一些接触。正是从这些和洪承武接触过的人口中，麦登得知洪承武是一位核工程师，曾在苏联或中东欧学习。20世纪90年代之后，洪承武曾扮演宁边核设施反应堆的“总工程师”角色。那时，朝鲜官方媒体还没有关于洪承武的报道。但到2010年，当朝鲜将核武器、核载具（洲际弹道导弹）及航天研发机构整合为劳动党中央机械工业部（后改组为军需工业部）时，洪承武已经在这个系统内担任了较高职务。第二年，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去世，洪承武在治丧委员会名单中位列第126名。洪承武在朝鲜媒体中频繁露面，则是在金正恩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麦登观察到，和父亲金正日不同，金正恩会在核武器问题上召开“更具开放性”的会议，同高级科学家、工程师直接见面，这使得负责具体研发事务的专家型干部得以和新领导人建立个人联系。导弹工程师赵春龙和核工程师洪承武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赵春龙如今担任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军需工业部部长。2012年12月，在金正恩同“银河3号”运载火箭发射参与人员合影留念时，朝中社发布了一张他和洪承武在拍照前亲密互动的照片。2013年1月，朝中社报道了金正恩主持召开“安全和外交方面负责人协商会议”，洪承武和人民军、外务省的负责官员一同列于出席名单，排位高于外务省第一副相、负责对美谈判的金桂冠。梳理朝鲜媒体报道可知，洪承武真正负责的事务，一直是朝鲜的核武器试验。2013年2月，朝鲜第三次核试验成功后，金正恩与有功人员合影，洪承武在列。2016年1月，在第四次核试验成功的庆祝仪式上，洪承武是第一位获得金正恩亲自颁发勋章的干部。2017年9月，朝中社在第六次核试验前的数小时发布照片显示，在金正恩检查即将试验的氢弹时，洪承武站在他身旁。试验成功后，洪承武又参与了金正恩和有功人员的合影。一个月后，洪承武被增补为劳动党中央委员。然而，第六次核试验成为朝鲜迄今为止进行的最后一次核试验。次年，朝鲜半岛局势转暖，金正恩和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半岛无核化”又被提上日程。虽然洪承武在2019年被提升为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但从2018年开始，他平均每年只在朝鲜官方报道中出现一两次。2021年，他出现在劳动党八大的新闻公报中。2022年，他位列人民军元帅玄哲海的治丧委员会名单里。然而，随着半岛局势自2022年开始急剧恶化，朝鲜加速核武库“倍增”计划，洪承武2023年和2024年的“出场”，都是陪同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发机构。麦登认为，洪承武的出场次数减少，并不意味着他远离权力中心，相反，“自他被提升为第一副部长后，他很可能也参与导弹等核载具的研发工作”，只是由于依然主管核武器研究所，所以并不在其他试验活动的报道中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2022年以来，军需工业部下属导弹、太空研发机构，分别重组改建为导弹总局和航空航天技术总局。麦登认为，在核弹头生产也在“倍增”的情况下，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可能也经历了一些改革，只是没有向外界披露。历史上，朝鲜的核开发工作一般由一名高级干部长期负责，任职到80多岁属于常态。已故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全秉浩曾负责核开发工作40余年，2011年因身体原因退居二线，当时已经84岁。根据朝中社官方简历计算，接替他出任军需工业部门负责人的朱奎昌，当时也已82岁。从全秉浩、朱奎昌到赵春龙、洪承武，他们都是工程师出身，且大多有在苏联、东欧国家交流读书的经历。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究所和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地。（图片来源：朝中社）提升“核物质现行生产”能力如今，洪承武陪同金正恩出现在朝鲜铀浓缩设施所在地，引发了一些人对朝鲜将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担忧。韩联社援引多方分析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分析是，朝鲜在距离2024美国大选不足两个月之际公开其铀浓缩设施，是为了“彰显其核能力，提高其今后在对美谈判中的地位”；另一种分析则认为，韩国政府去年起研判朝鲜核试验筹备工作已完毕，朝鲜在美国大选前实施第七次核试验的可能性较大。相对可靠的分析方法，是比较洪承武之前几次陪同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究所的报道文本。2017年9月，在第六次核试验前夕，金正恩在洪承武陪同下视察核武器研究所。金正恩对“目睹了用本国力量和技术制造的、具有超强爆炸力的主体型热核弹”感到十分满意，并详细询问了氢弹的技术规格、结构和操作特点。2023年3月，金正恩上一次在洪承武陪同下指导核武器兵器化工作。虽然配发的照片显示金正恩参观了一些核弹头或核弹头模型，但报道文本强调的是，金正恩具体了解了核武器的运用手段、作战目的、与各种武器的互换性，以及国家核武器综合管理体系。他还审阅了拟定的核反击作战计划和命令书。考虑到当时朝鲜军工研发重点是提升洲际弹道导弹等核载具的生存、机动能力，对韩美形成真正的核威慑，金正恩关注的重点意有所指。他赞赏道，核武器研究所“按照党中央要求利用各种手段在多种作战空间统合运用核武器的战略构想和意图，为使我们的核武力壮大成为能够应付任何核紧急情况的可靠力量竭尽努力，并取得了重大成果”。那么，这一次，金正恩看了什么？说了什么？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察看了铀浓缩基地控制室，全面了解了生产工序运行情况；听取了关于“大搞核物质现行生产”的汇报，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察看了正在扩建的核武器现行生产现场，具体了解了设备组装日程计划。在讲话中，金正恩强调了“要按照更高的远景目标，集中一切力量生产战术核武器制造所需的核物质”，并“为此提出了重大任务和方向”。他还具体提到，要增加离心机台数、提高离心机的个别分离性能、推进已进入尾声的新型离心机应用工作，进一步夯实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础。显然，金正恩本次视察指导的，是核武器的生产环节，而非新的成品。他反复观看、强调的离心机，是用来生产制造核弹头所需的高浓缩铀的。分析指出，朝鲜本次展示的离心机，不是美国专家2010年访问宁边核设施时所见的离心机，这意味着朝鲜的“核物质现行生产”能力已经明显升级。但从金正恩的指示看，这项生产升级工作还远未完成。因此，仅就本次视察去判断朝鲜第七次核试验的时间，为时尚早。作者：曹然编辑：徐方清

因为千万粉丝博主B太的一条视频，位于泰安市新泰市汶南大集上的一家面馆火了。从顾客多为老年人，到年轻人蜂拥而至，面馆老板刘荣学的故事也被越来越多人了解。从17岁开始，刘荣学已经经营了这家面馆整整40年，两元一碗面的价格也已维持了十几年。周围物价都在上涨，有人劝他涨价，这样能赚到更多的钱。可刘荣学心里自始至终算的都不是一本经济账，而是一份感情账。刘荣学站在面馆门口一碗面卖两块钱，十几年不涨价9月10日中午，两个年轻人把车停到了两元面馆前。刘荣学赶紧跑过去告诉二人，当天不是大集，面馆也不营业。两个年轻人从网上看到了B太的视频，发现面馆位置离自己并不远，过来尝尝鲜，没想到却扑了个空。车子还没来得及熄火，二人驾车扬长而去，空旷的大集上，扬起一阵尘土。“像这样的年轻人，上午也来了好几波。”刘荣学笑着说，自从8月30日面馆改造完成重新开业后，每到大集，店里大半都是年轻人，而且很多人特地从外地过来，这跟以往几乎全是本地老年人的场景大相径庭。之所以保持一碗面两元十几年不涨价，刘荣学也正是为了这些老年人。从17岁开始，刘荣学便跟随父母在汶南大集上卖面。他发现，这些年来赶集的多是当年的那些人，他们从青年赶到老年，如今有些人已经去世，有些人已不方便再出门。在现在的大集上，不仅年轻人少，老年人也在减少。尽管如此，不管是买东西的顾客还是卖东西的商贩，大集上还是老年人居多。为了占到一个好位置，很多老人凌晨三四点就来到大集，“更早的还有凌晨12点多就过来的。”而刘荣学一般凌晨5点来到面馆开始准备，凌晨5点半左右开始营业。一开门，就会涌进一批吃面的老人。其实这些老人的要求不高，不奢求美味，能填饱肚子就好。他们舍得花两元钱吃一碗面，可是如果这碗面涨到了三元钱，甚至更高，很多老人宁愿空着肚子。附近村民苏廷厚是面馆的常客，也是刘学荣的老友，他曾劝刘荣学在年集时涨涨价，“一碗面涨一块钱，一天说不定就能多赚几千块钱。”毕竟年集涨价是个普遍现象，就连看自行车的也涨价，大家也都能接受。但刘荣学的态度很坚决，一分钱也不会涨。坚持做善事多年9月8日，B太发布了一条视频，他花费十万元，前后加起来约半个月的时间，把刘荣学的面馆进行了大改造。为什么要改造这家面馆？B太说，因为这家面馆“太便宜了”。前来赶集吃面的多是老年人，但面馆环境简陋，夏天十分闷热，遇到雨天老人们还要踩在水坑上吃面，他想给老人们改善一下吃面的环境。改造前的面馆(视频截图)改造后的面馆(视频截图)当然，大集上的餐馆不止刘荣学一家，环境同样简陋，可坚持十几年不涨价的，只有刘荣学。B太说，他准备了一笔资金，准备帮助不忘初心，能传递公益的人。刘荣学正是他帮助的第一个人。熟悉刘荣学的人，都十分赞同B太的选择。苏廷厚把刘荣学称作“好人”，他说，“好人有好报，好人不吃亏”。在“不涨价”的这十几年里，刘荣学还做过很多在附近村民口中流传很广的善事。负责改造面馆的装修公司老板陈文豪，从还没有板凳高时，就在这家面馆吃过面。虽然成年后去了新泰市区生活，但刘荣学的善举他还是听闻了很多。除了B太视频里提到的出资4万元给村里建庙外，外村的事刘学荣也帮忙不少。前些年有个村道上出现大坑，行人来往十分危险，不少人因此受伤。刘荣学听说后，自己出钱把坑填平。“你知道那个村离我们这有多远吗？开车过去也得20多分钟，那是汶南镇最南边的一个山村。”陈文豪激动地说。刘荣学却说，在这之后就没人受伤了。更让他欣慰的是，第二年政府就出资重新修整了路。还是在这个村里，有位孤寡老人脚受伤了。刘荣学得知后，把人家送去了医院，他给对方交了手术费，并在出院时把对方送回家，之后还送去了一辆轮椅。“面对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谁能做到这个地步？”陈文豪的语气里满是敬佩。所有捐赠都会花在顾客身上面馆改造后，每个走进来的老顾客，都会忍不住感叹一句“太舒服了”。其实起初刘荣学是不想接受B太的改造的。但现在看到顾客的反应，刘荣学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环境变好了，但价格不会变。不仅如此，刘荣学还保证，面条的品质也不会变。刘荣学说，自己没有经济压力，有集的时候卖面，没集的时候到劳务市场打零工。他一直在工作，一直有钱赚。两个儿子一个从政一个从商，一点也不用他操心。正如陈文豪所说，经营这家面馆，刘荣学算的从来都不是一笔经济账，而是一份感情账。除了改造面馆，B太还给刘荣学捐了一年的酱油。刘荣学说，这些酱油他保证会全部用在消费者身上，自己不会带回家一瓶，更不会拿它们送给亲友。当地政府也给这家两元面馆送来了捐赠。先是镇政府送来了一千元，刘荣学推脱不掉，于是准备了一千元的面，把它们免费送给顾客，“这些钱一定要全部花在消费者身上。”市政府又来捐赠了一万元。双方商定，这些钱要全部用在65岁以上的老人身上，请他们免费吃面。虽然面馆改造已经完成，但陈文豪仍关注着这里。从在别人口中听说到亲眼所见刘荣学的善举，陈文豪一下子明白一件事。其实两元面馆旁还有几家小店，条件都很简陋。在改造面馆的过程中，陈文豪曾担心，其他店主会不会眼红和嫉妒，他甚至还考虑过如何去做其他店主的工作。“没想到完全没有这种情况，是我多虑了。”陈文豪发现，大家都在发自内心的想让这家面馆变得更好，甚至还有人主动来帮忙改造，“是刘老板的人格魅力，让大家都折服了。”（大众新闻·齐鲁壹点 陈晨 岳致呈）

9月1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吴谦大校回应记者提问（资料图）记者：台防务部门近日称，解放军受限于台海的天然地理环境、登陆载具与后勤能力不足等因素，尚未完全具备全面攻台的正规作战能力。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吴谦：民进党当局的说法荒唐可笑，纯属自欺欺人。祖国完全统一是历史必然、大势所趋，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可靠的手段让天堑变通途，有强大的能力挫败“台独”武装的任何负隅顽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延伸阅读孟祥青：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旦出手就是重锤猛击“在涉及中国国家主权核心利益问题上，不要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会不出手，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旦出手就是重锤猛击。”9月13日，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以及相关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会后，关于中美关系等热点话题，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接受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 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军战区领导前两天实现通话，可以看到，中美两军关系逐渐平稳，这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地区稳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美关系止跌企稳的开端仍然比较脆弱，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对华认知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孟祥青说。图为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受访 摄影：刘晓琰孟祥青说，多年以来，美国不能正确对待中国的发展，把中国的正常发展看作威胁。尤其是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界定为“美国唯一一个既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又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方面越来越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竞争对手”。“中美两国当然有竞争，国与国之间都存在竞争，但如果把中美两国关系的全部界定为‘竞争第一’，这是不客观的。”孟祥青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断地给对手使绊子、扯袖子，不让对手跑得更快，这叫恶性竞争，必定会带来许多负面效果。他指出，美国提出的“小院高墙”，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全面封杀打压遏制，尤其是在台湾问题这个核心问题上，美国更是咄咄逼人。美国说一套做一套，虽然拜登政府做出了“五点承诺”，明确不支持“台独”，但同时也在同台当局持续发展关系，对台售武不断升级，这是“台独”猖獗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孟祥青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势力在这方面不要存有任何幻想，否则会导致严重的灾难。“台独”与和平水火不相容，原则底线绝不能突破。“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会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不要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会不出手，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旦出手就是重锤猛击。”美前外交官：美国很多人已经把台湾问题变成一个"纯粹的军事问题"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前段时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我国进行新一轮的中美战略沟通。而耿直哥注意到，就在沙利文27日抵达北京，开始他为期3天的在华行程前夕，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似乎是想为沙利文的此次访华，给美方在舆论上造势，抢占话语权。图为英国《金融时报》发文截图耿直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篇文章虽然回顾了中美先前在维也纳、马耳他和曼谷三地举行的三场“战略沟通”会晤，肯定了这些会晤对于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但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以美国官方的视角为基础撰写的。所以，这篇文章不仅夹带了很多美国政府的宣传口径，还在两个大问题上，表达了美方对中国的不满，认为中国“不解人意”。这两个大问题，分别是台湾问题，以及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性问题。从《金融时报》的报道来看，美方的不满在于，他们的代表已经多次对中方表示“美国并不想挑起台海战争”，但中方却始终不买账；同时，美方代表还对中方不能接受美方一边把中美关系定性为“竞争关系”，一边又希望与中国开展一些合作，感到头疼。不过，有趣的是，除了《金融时报》，香港的《南华早报》也在沙利文到访前夕，刊登了一篇对美国前资深外交官、曾在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代表团担任首席翻译的查尔斯·弗里曼（中文名傅立民）的专访。耿直哥之所以用有趣来形容傅立民的这篇专访，是因为《金融时报》那篇站在美方官方视角上吐槽中方“不理解”美国的文章，其实都被傅立民这位美国外交圈子的前辈，给一一讲清楚了原因。《南华早报》刊登的对傅立民的专访截图比如，在台湾问题上，虽然美方宣称他们“不想挑起台海战争”，但傅立民就表示，他认为美国台湾政策是在不断加剧两岸对抗的，而不是鼓励沟通和解——尤其是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和武装。他还担心地指出，美国很多人，乃至台湾当局的一些人，都已经把台湾问题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军事问题”了。傅立民指出，美国很多人都已经把台湾问题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军事问题”今年4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召开的一场围绕美国台湾政策的“辩论”，也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傅立民的这种担忧。因为几名参与这场“辩论”的美国专家的重点都是美国政府该如何不让北京“武统”台湾，但没有人提到该如何和平解决两岸问题。一旦涉及该如何解决时，他们要么是用“武装台湾和震慑北京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这种话术兜圈子，要么就是转移话题，说要考虑台湾的“民意”——哪怕这种“民意”早已被岛内铺天盖地的反大陆宣传，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政治制度、社会民生等方面持续妖魔化和抹黑，给扭曲了。外媒发文谈台湾问题所以，当美国抛出“美国并不想挑起台海战争”的这套话术时，中方又怎么可能理解呢？忽悠谁呢？其次，就中方为何不能接受美方提出中美关系是“竞争关系”，但又希望与中国展开合作一事，傅立民在他的专访中也给出了一个相当清楚的原因。他提到，当中国在与其他国家开放市场，谈合作的时候，美国却在将国家安全不断泛化，破坏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贸易体系。同时，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在主动挑起贸易战、科技战，美国如今的中国政策大多是冲着打击中国的出口和科技发展去的。媒体称美国如今的中国政策大多是冲着打击中国的出口和科技发展去的所以，中国又怎么接受美国对中美关系那种相当任性的定性呢？你侵害我的利益我得默默忍受，你找我合作我还得笑脸相迎？其实，如今面对来访的沙利文，中方也已经把话说得明白得不能再明白了。在台湾问题上，中方明确表示：“台湾属于中国，中国必将统一。‘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美方应当把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在国与国的关系上，中方的表态则是：“各国安全必须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本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上。国家安全需要有明确边界，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更要科学界定。美方应停止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打压中国，停止损害中方正当利益。以‘产能过剩’为借口搞保护主义，只会损害全球绿色发展，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所以，如果美国政府真心“不想挑起台海战争”，真心希望与中国找准中美关系的定位，那么美方代表，就应该去看看他们的前辈傅立民的话，看看中方此次的表态，而不是假装听不明白中方的诉求。否则，那只能说明，美国现在确实是陷入了一种——如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杨洁勉所说的，也是被傅立民在他的专访中认可的——以自我为中心，“自恋式的未来史观”；失去了与别国共情的能力。

文章来源：牛弹琴公号德国干了一件傻事。不仅傻，而且损人不利己，更传递错误信号。什么事？9月13日，德国两艘军舰，“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和“法兰克福”号补给舰，过航了台湾海峡。看德国媒体的报道，声称这还是20多年来，德国军舰第一次通过台湾海峡。没具体看统计，也不知道真假。但如果是真的，20多年来一直没这样做，为什么德国军舰偏偏现在要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13日的解释是，当时德国军舰从韩国去菲律宾，穿越台海是“最短的路线”。他并且补充：“考虑到天气条件，这是最安全的航线。这些是国际水域，所以我们要穿过它们航行。”什么意思？1，这是最短路线。2，天气糟糕，这是最安全路线。3，这还是国际水域。感觉言辞凿凿，但这明显都是托词。我看到，9月14日，我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熹海军大校明确表态，就一段话：9月13日，德“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法兰克福”号补给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德方行为增加安全风险、传递错误信号。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一些的措辞，比如我们全程跟踪警戒，我们保持高度戒备等，我们都比较熟悉。但最核心的是这一句：德方行为增加安全风险、传递错误信号。德国两艘军舰过航台湾海峡（资料图）此前一天，中国外交部记者会，路透社记者就相关问题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明确表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湾问题不是什么航行自由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我们尊重各国依据中国法律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在相关海域享有的航行权利，但坚决反对打着航行自由旗号，挑衅和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毛宁记者会上就相关问题表态（资料图）德国啊德国，你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挑衅和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德国不知道问题严重性吗？应该知道，所以，德国一方面军舰穿越台海，另一方面竭力低调，还找了个理由“考虑到天气条件，这是最安全的航线”。我看到，德国这样的骑墙做法，有德国媒体都看不下去。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就撰文说：“一向喜欢表现得很潇洒的（德国）国防部长，现在为两艘德国军舰穿越台海提供的理由，说这是最短的路线，且是考虑天气情况下最安全的选择——这听起来很德国，很简短也很谨慎，并不具有多少火药味。”嗯，听起来很德国。文章接着说，“但是有两点，柏林方面不应该忘记：首先，如果要更好地贯彻对华政策和亚洲政策，德国需要加强对外贸易的多元化。然而现在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性仍然很高，政界也没有采取多少应对措施。其次，德国联邦国防军不必去威慑中国（也根本做不到），而应该去威慑俄罗斯。德国国防政策的重点在欧洲，而不是远东。”当然，这是德国媒体的看法，观点也未必都正确。但有一点也是很清晰的，德国你威慑不了中国，你这样做，完全是没事找事，自找麻烦。最后，怎么看？完全个人观点，还是粗浅三点吧。第一，德国，就是想低调地献个投名状。献给谁？献给西方，更献给美国。尤其考虑到俄乌冲突，德国和美国矛盾很多，在台湾海峡一本正经地来打卡一下，也是让美国放心，我和你站在一起。另外，为了缓和中国的愤怒，德国国防部长又特意找了个天气的理由，因为走这里“最安全”。德国啊德国，毕竟也是西方响当当的大国。但用一位网友的话说，这次穿越台海，更展现了“替帝国老板跑腿时的艰辛与卑微”。图为环球时报英文版制作的漫画图第二，德国，确实传递了错误的信号。什么错误信号？这不会带来安全，反而增加风险。这根本不是航行自由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打着航行自由旗号，其实是挑衅和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而且，这也不符合两国关系大局，损害中国人对德国的友好感情。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军舰，也去佛罗里达附近这样走走，也去英吉利海峡附近这样走走，也去德国附近这样走走，美国会乐见？英国会高兴？还是德国没任何意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我们，还是要保持清醒和冷静。清醒，是因为这个世界，总有人唯恐天下不乱。以前是英国军舰、加拿大军舰，更频繁的是美国军舰，现在又是德国军舰，纷纷来台海打卡。什么打卡？不过是展现一下存在，制造点流量而已。当然，也不排除其他一些国家军舰，也会来此向美国献上投名状。冷静，是因为国际斗争更加复杂和尖锐。我们斗智斗勇，不惹事更不怕事。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所以，不管哪国军舰来，只要不怀好意，我们自然会跟监警戒，自然会保持高度警备，自然会反制一切威胁挑衅。毕竟，这里是台海，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毕竟，今天的中国，不是伊拉克，不是利比亚，也不是叙利亚，更不是120年前的中国。毕竟，外国列强架起几门大炮就能打开中国大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德国啊德国，这份投名状，真够傻的。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李纯发长文讲述事发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