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德尔：4年后，我几乎同时有了两个发现。一个是他在2015年末卖出的另一个宝石碎片，我保留了当时的照片以及屏幕截图，我碰巧发现这也被收纳在1926年大英博物馆的出版物中。我试图警示当时的买家，后来得知这件物品辗转落到了我同事手上。我告诉他这是来自大英博物馆的藏品后，他马上给大英博物馆写了信，告知他们自己似乎有一件他们的藏品，想要返还。那时候正值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大英博物馆不仅对游客关闭，也对工作人员关闭，没人能进去，那时候什么也做不了。但至少如果偷窃者在大英博物馆内部，他也不能再进去偷东西了。

　　其次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其他选择，我本人也参与其中了，从那个小偷手里买了藏品。如果我就此放弃，不坚持到底，我自己会成为这场犯罪的共犯。我不确定是否是法律层面上的共犯，但一定是道德层面的共犯，我不能接受这点。在这种情况下，我甚至不能面对自己。所以虽然我考虑过放弃调查，但是随后很快决定，我没有其他选择，我不得不继续调查，不管代价有多大，不管时间有多长。

　　“七个有之”是“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