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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监会披露的信息来看，赵远军曾利用“赵某江”证券账户在星星科技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前火速建仓。赵远军内幕交易“星星科技”的过程及具体情况如下：

内幕信息形成及公开过程

2020年2月17日，光大证券康某结合星星科技情况和融资规则，设计了相关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2020年2月19日，康某向赵远军汇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情况。赵远军向光大证券相关负责人报告相关事宜，并指示康某进行重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2020年2月20日，康某向赵远军发送了相关分析报告。

2020年2月22日，赵远军参与了与星星科技方面就该项目进行的视频会晤。

2020年3月15日，星星科技发布相关重大资产重组公告。

星星科技发布的相关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在信息公开前属于2005年《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内幕信息。该内幕信息形成时间不晚于2020年2月22日，公开于2020年3月15日。赵远军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知悉时间不晚于2020年2月22日。

涉案账户交易“星星科技”情况

2020年2月25日、28日，赵远军使用“赵某江”证券账户合计买入“星星科技”1,601,600股，成交金额11,412,229.52元。2021年8月18日、19日，赵远军累计卖出“星星科技”1,601,600股，成交金额6,095,945.00元。经计算，上述交易亏损5,325,882.10元。

从星星科技当时股价来看，在2020年2月25日至2021年8月19日期间，该股股价累计下跌超50%。赵远军买入星星科技的日期（2020年2月25日、28日），该股收盘价分别为7.48元/股、6.41元/股；其卖出星星科技的日期（2021年8月18日、19日）， 该股收盘价分别为4.15元/股、3.70元/股。

赵远军被罚460万，10年市场禁入

处罚方面，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提到，结合赵远军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证监会作出处罚决定如下:

一、根据《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对赵远军处以400万元罚款。

二、根据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对赵远军处以60万元罚款。

赵远军违法情节较为严重。根据规定，证监会决定：对赵远军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自证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童逸淳（记者 刘雅雯）09月15日,来源：潮新闻“亲爱的八两，我的女儿，妈妈来看你了，虽然是隔着玻璃。明天你又要接受手术了，签字的时候心都在颤抖，太心疼你了，我的宝贝。希望你能理解妈妈的决定，我们一起闯过难关，加油！”陈女士给女儿“八两”的手写信看哭网友 受访者供图前段时间，一个名叫“陈八两我爱你”的账号，在社交平台引发网友们的关注。账号的主人是一位极低体重早产儿的母亲。她的宝宝“八两”出生时仅410克，出生后患有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等多项早产并发症，一度性命垂危。在宝宝抢救、治疗的这段时间，这位坚强又温柔的妈妈一直在社交平台上记录并分享孩子病情进展，给女儿手写的几封信一度看哭网友。陈女士和女儿“八两”的第三次见面 受访者供图9月11日，记者联系上了“八两”的母亲陈女士。“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女儿可以好起来。”陈女士哽咽地告诉记者，无论如何她都会坚持下去。出生只有410克仅有成人的手掌大小2月11日，“八两”出生。作为37岁的高龄产妇，在经历备孕4年、胎停1次、扎了150针肝素保胎后，陈女士终于有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女儿。“‘八两’的降生结束了我肚子上扎针龇牙咧嘴的生活，但比起孩子小小年纪要承受的这些，我宁可自己受苦。”陈女士红着眼，孩子是不到27周的情况下被紧急剖出来的，与预产期相比，提早了3个半月。正如名字的由来，“八两”出生时体重只有410克，仅有成人的手掌大小，属于超早早产儿、超低出生体重儿，“胳膊都没她爸的手指头粗”。宝宝从出生后就一直待在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已经待了200多天。“出生后一周我才再看到她，小小的身体插着管子还要打好多针。”说起这些，陈女士几次泪崩，“在NICU期间，还做了两次手术。”新生儿病房有一个本子，里面是给宝宝的话，陈女士写了几次给女儿的手写信，希望她有一天能看到。今年4月，她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八两”的故事和手写信，很快引起了关注。网友们的留言鼓励 受访者供图“起初是为了排解低落的心情。”陈女士说，没想到能给同样在焦虑中的早产儿父母带去温暖和希望，“很多素不相识的网友非常关心我们，他们为宝宝揪心落泪，一直鼓励安慰我，我真的发自内心感谢。”如今长到了八斤可能需要在医院待一到两年记者了解到，“八两”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出生并治疗50多天后进行了转院，目前在浙大儿院的NICU进一步治疗。好消息是，曾经的“八两”如今长到了八斤。但未来小“八两”的治疗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孩子前期进行了坏死小肠的切除手术并做了造瘘，第二次手术进行了肠造瘘回纳。”浙大儿院NICU副主任马晓路告诉记者，从医院以前救治跟小“八两”类似病情的案例来看，可能需要在医院待一到两年。“通过治疗好起来的几率还是很大的，费用可能需要百万元以上。”马主任说，目前小“八两”在他们医院的治疗费用已经累计45万元，“对于普通家庭确实有一定压力。”病房内陈女士的母亲轻拍着“八两” 受访者供图陈女士和丈夫是东北来杭的新杭州人，普通工薪阶层，此前家中的积蓄并不多。“不光是浙大儿院NICU的医护工作者们在尽力地救治‘八两’，儿保的早产儿妈妈群里还自发筹了一万多块给我。”陈女士说，这些天她被感动了好多次，“有位经历相似的网友找到我说，当时她选择了放弃，现在想给‘八两’出一份力，希望‘八两’赢。”“虽然‘八两’的治疗还很漫长，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放弃。”陈女士说。潮新闻 记者 滕一韬 通讯员 祝姚玲延伸阅读万米高空25周婴儿早产，新生儿科护士出手相救“飞机上有没有医护人员？紧急请求支援！”“我是新生儿科护士，可以帮忙！”近日，在海南海口飞往北京的CZ3119航班上，一名孕25周的产妇意外分娩。危急时刻，搭乘该航班的新生儿科护士陈珊珊在万米高空进行了紧急救援。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产妇和新生儿情况如何？一起来看。8月3日，张女士带着4岁的大女儿乘坐CZ3119航班从海口飞往北京，准备与丈夫汇合。飞机飞行大约一小时，她突然觉得肚子不舒服，前往卫生间，不料却意外分娩。海南省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护士陈珊珊也在这个航班上。陈珊珊回忆，当时广播突然传来紧急呼救：“飞机上有没有医护人员？紧急请求支援！”听闻需要医护人员支援，作为护士的陈珊珊赶了过去。“快救救我的孩子，拜托了！”陈珊珊说，当她赶到机舱卫生间时，看到一位孕妇已经分娩，正捧着一个手掌大小的胎膜，胎膜里包裹着胎盘和新生儿。经过紧急询问，陈珊珊得知，这位孕妈妈怀孕仅“25周+5天”，陈珊珊顿时精神紧绷。在确认产妇状态稳定后，陈珊珊决定立即对新生儿进行抢救。此时，机舱内另外两名医生也闻讯赶来。由于他们不是新生儿科医生，三人商量后，决定由陈珊珊主要操作，另外两人打配合。陈珊珊日常工作照由于新生儿被胎膜包裹着，不破膜会导致新生儿无法呼吸。万米高空医疗条件不足，陈珊珊和另外两名医生只能戴着手套撕开胎膜。破膜后，他们发现新生儿全身苍白，没有哭声，无呼吸和脉搏，四肢软，给予刺激也无反应。“这个柔弱的小生命危在旦夕，每分每秒对她来说都至关重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陈珊珊对其进行胸外按压、经鼻氧供应等紧急措施。“早产儿要充分保暖，体温每降低1℃，败血症风险增加，死亡率也会增加。”陈珊珊请求机舱工作人员取来暖水袋，并用机舱包包裹着给新生儿进行保暖。经过一系列救援措施，宝宝的心率逐渐恢复了。此时，所有人松了一口气，没来得及留下一张现场照片。由于早产儿各项功能发育不成熟，且在飞机上生产感染风险倍增，为了保障新生儿和孕妇的生命安全，在机长的协调下，飞机准备紧急备降湖南长沙黄花机场。在此期间，为了防止意外发生，陈珊珊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一直给新生儿做胸外按压。飞机备降长沙后，陈珊珊提议，自己也跟随救护车送新生儿一同前往医院。早产儿情况目前稳定从万米高空到医院，陈珊珊持续按压约一个半小时。“看到孩子被送到了抢救室，我才发觉自己的手已经麻木了。”幸运的是，经过抢救，宝宝脱离了生命危险，产妇身体也已稳定。看到母女平安，陈珊珊才放心离开，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得知妻子在飞机上分娩，张女士的丈夫孙先生第一时间赶往了湖南省儿童医院。孙先生介绍，二女儿出生时体重仅为820克。经过半个月，如今体重增加了50克，目前情况稳定，但还需要继续留院观察，直到符合出院条件。“我们给她取名叫孙奕安，寓意着‘一生平安’。”张女士和丈夫、大女儿合照近日，孙先生也与陈珊珊取得联系，他特意录制了一段视频表达感谢，“危急时刻，感谢您挺身而出，我们会让孩子永远记得您”。此外，孙先生表示，等到孩子平安出院后，要登门致谢。南方航空也向陈珊珊致以感谢信，感谢她及时、高效、专业的抢救。得知孩子情况稳定，陈珊珊十分欣慰。她说当时情况太危险，自己来不及多想，只能凭借着经验全力救助。她还要特别感谢机组人员和另外两位医务人员，是大家共同努力完成了这次救援。此外，陈珊珊也特别提醒，孕妇外出时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有人陪同。她也为小奕安送上祝福：“希望奕安健康成长，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陈珊珊日常工作照

童逸淳（记者 郑奕豪）09月15日,“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近日，一批落马中管干部受处分的结果密集公布。继昨日宣布李显刚被开除党籍、公职，刘跃进、李勇被开除党籍后，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黑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海涛被“双开”，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被开除党籍的消息。李海涛：处心积虑对抗审查图为李海涛资料图，他曾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公开资料显示，李海涛出生于1963年9月，黑龙江巴彦人，一直在本省工作，曾任黑龙江省经贸委、省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佳木斯市委副书记、市长，大兴安岭地委书记等职，2011年任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2013年12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委秘书长，2014年初任省委常委、秘书长。2016年，他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并兼任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一职（至2017年6月卸任）。2022年1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同年5月，他不再担任省委常委职务。2023年9月，李海涛官宣被查。经查，李海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搞迷信活动，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接受宴请、旅游等活动安排，出入私人会所；违背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人事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安排下属单位报销、支付个人费用，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利益；贪婪无度，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开发、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海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海涛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张祖林：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