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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张立新任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据北京市文物局官网消息，9月2日上午，市文物局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精神，对贯彻落实市委全会各项要求进行部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立新主持会议。上述消息显示，张立新已经出任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另据北京市文物局官网“领导信息”栏目显示，张立新还兼任了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主任。张立新任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张立新，汉族，1972年5月生，河南南阳人，199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8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研究生毕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张立新曾任北京市东城区委常委、副区长，西城区委副书记，西城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等职。徐颖任北京市委编办主任北京市机构编制网“编办领导”栏目近日进行更新，据最新名单显示，徐颖已任北京市委编办主任。徐颖任北京市委编办主任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徐颖，男，汉族，1974年11月生，市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徐颖参加工作后在北京市丰台区工作多年，曾任共青团北京市丰台区委副书记、书记，丰台区委东铁匠营街道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丰台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正处级)等职。2016年5月，他转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后升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副局级)。2020年，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至此番履新。何帆任最高法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审判管理办公室”栏目更新信息显示，何帆已任最高法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一职。何帆任最高法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何帆，男，汉族，1978年1月出生于湖北省襄阳市，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6年获刑法学博士学位。何帆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规划处处长，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国际合作局副局长，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务。今年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次会议通过一批任免名单，其中何帆获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他长期从事司法改革的调研、规划及方案起草工作，是《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的主要起草人。另外，何帆还业余从事法政题材作品著译，有专著、译著若干。译著有《批评官员的尺度》《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法官能为法治做什么》《十二怒汉》等问世。除2007年出版的《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基本思路》等三本刑法学专著外，他还于2010年出版畅销书《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并于2016年进行全面修订。郑敏强任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浙江省工商联官方网站“商会领导”栏目近日进行更新，据最新名单显示，郑敏强已任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郑敏强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郑敏强，1968年12月生，浙江玉环人，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8月参加工作，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台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三门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台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台州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台州市路桥区委书记；台州市委副秘书长；台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金华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宁波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等职。来源：白鹭洲知政、各官网

（原标题：美联储下调基准利率50个基点）

三只羊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引争议“疯狂小杨哥”（张庆杨）及“三只羊”旗下主播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中秋节期间引爆舆论场。9月17日，“三只羊”所在地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通报称，已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立案调查。18日，涉事月饼厂家所在地市监局通报称，“香港美诚月饼”商标确在香港登记注册，但实际由内地公司加工生产。一前一后两则通报并未消除网络质疑声，合肥高新区市监局的通报是否仅针对美诚月饼事件？是否“护犊子”？美诚月饼算不算香港品牌？“三只羊”误导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官方通报后，疑问仍有待进一步澄清。待解之问一：合肥高新区市监局的通报是否仅针对美诚月饼事件？9月17日，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对外发布的通报称，已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立案调查。该通报立即引发网络极大关注。有网友注意到，“疯狂小杨哥”及“三只羊”被曝光的梅菜扣肉“槽头肉事件”、假牛肉卷等并未出现在监管部门对外发布的通报中。此前，9月4日，“三只羊”联合创始人卢文庆在其抖音账号发布短视频称，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梅菜扣肉“槽头肉事件”，“三只羊”没有受到任何相关部门处罚。5日，合肥高新区市监局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截至目前“三只羊”确实未受到处罚，主要原因为，消费者在“三只羊”直播间购买梅菜扣肉，收款方是湖北小橙优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此湖北小橙优选才是销售者；央视3·15晚会曝光的生产厂家安徽东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是生产者；“三只羊”只是广告发布者。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资金流向“三只羊”。至于假牛肉卷事件，澎湃新闻此前报道，“疯狂小杨哥”曾为“鲜多裕澳洲谷饲牛肉卷4斤”带货。此后“鲜多裕”因将合成牛羊肉卷虚假宣传为“原切肉”，被罚款50万。9月11日，武汉青山区市监局回应澎湃新闻表示，确实有该处罚。合肥市监局表示，已关注到该情况。但国家企业信用系统中依然没有“三只羊”的行政处罚信息。此外，“疯狂小杨哥”及“三只羊”还被卷入茅台酒、吹风机等纠纷中。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本次立案调查是仅针对美诚月饼，还是包括前述其他事项？9月18日，澎湃新闻多次致电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始终无人接听。“美诚月饼”网传广告图待解之问二：“误导消费者”意味着什么？本次事件中，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通报中所称的涉嫌“误导消费者”的定义是什么，带货直播间是否涉及虚假宣传？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邢鑫告诉澎湃新闻，我国法律法规并未对“误导消费者”做出定义性规定，但其多次出现在法律条文中，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经营者应当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真实、全面地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相关信息，不得通过虚构经营者资质、资格或者所获荣誉，虚构商品或者服务交易信息、经营数据，篡改、编造、隐匿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邢鑫指出，所谓“误导消费者”，简而言之，就是指在虚假宣传等行为的认定中，生产者、销售者等主体的行为会误导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基于该错误认识而作出错误的购买决定。其一般具有如下特征：虚假性。提供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或者部分真实但整体上具有欺骗性；误导性。信息的表述方式或者呈现方式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故意性。经营者明知信息不真实或者可能误导消费者，仍然进行宣传；因果关系。误导行为与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邢鑫认为，本次事件中，商家和带货主播可能构成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涉嫌违反《消保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等。具体而言，鉴于美诚月饼实际未在香港生产销售，如果主播在直播带货的过程中，存在“美诚月饼产自香港、在香港销量高”等明示或暗示的宣传话术，使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而影响购买决策，则构成虚假宣传。如果情节严重，则涉嫌构成虚假广告罪。如果商家或主播通过虚假宣传等手段误导消费者，从而获得不正当的市场优势，就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美诚月饼的配料表待解之问三：仅商标注册在香港，是否能叫香港品牌？直播回放视频显示，“疯狂小杨哥”及“三只羊”旗下主播在直播间强调美诚月饼是“香港高端品牌”、“香港大牌”，月饼里是黑松露，还是米其林大师调制的。广州花都区市监局在9月18日发布的通报提到，香港美诚食品集团在香港注册有“美诚”、“香港美诚月饼”、“MEISUN”等核准在月饼商品上的商标，其把商标授权给广州美诚食品公司使用，广州美诚食品公司委托广州美诚科技公司加工“香港美诚月饼”产品。“我国大陆及香港法律均不存在对此类情况的禁止性规范或强制性规范，从法律角度出发，能否宣传为‘香港品牌’系公司自由。但如果在宣传过程中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虚假内容，则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邢鑫告诉澎湃新闻，从法律原则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法不禁止即自由”，前者是对于执法主体的约束，后者指只要公民没有违反公法领域的禁止性规范和私法领域的强制性规范，公民就享有广泛的自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也指出，根据最新通报，涉事月饼厂商的行为并不违反现有的法律法规，“核心问题在于这种销售行为，是否对消费者造成一定的误导。”“比如产品在宣传中自称是香港的高端品牌、大牌子等，实际上只是在香港注册，并未在香港生产销售，也并未获得消费者认可，这离消费者理解的‘香港高端品牌’‘香港大牌’是不符的。”陈音江说，经营者在直播或销售过程中一再强调“香港品牌”“香港月饼”，而没有全面、真实地披露月饼的生产和品牌信息，会让消费者误以为该产品是香港的成熟月饼品牌，或者在香港获得市场认可的知名品牌，从而作出非真实意思表示的购买行为，因此这种行为涉嫌误导消费者，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对于美诚月饼品牌方或出品方，陈音江也认为，如果其在产品包装上的标注信息故意突出“香港品牌”，而没有真实全面地披露商品信息，同样涉嫌误导消费者，同样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待解之问四：消费者该如何维权？“美诚月饼事件”引发关注后，罗永浩在直播间称，（旗下）小的垂类直播间也曾售卖涉事产品，如果消费者在“交个朋友”的某一个直播间买过美诚月饼，可以退一赔三。而据媒体报道，有消费者称在“三只羊”旗下直播间买到美诚月饼，联系网店客服未退货成功，联系官方商家也明确表示不给退货。“他们回复称，月饼属于特殊时令产品，不符合7天无理由退货要求。”消费者如何维权？退一赔三是否合理？陈音江认为，消费者在直播间消费权益受到损害的，如果直播间在显著位置标明了真实销售商家名称等信息，消费者可以找销售商维权。如果直播间没有在显著位置标明真实销售商家信息，消费者可以找直播间运营者进行维权。平台和直播间有义务协助消费者维权。如果平台明知或应知平台内商家存在违法违规或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而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的，则要承担连带责任。邢鑫认为，根据《消保法》相关规定，如果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存在欺诈行为，消费者可以要求增加赔偿，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如果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这里的“欺诈行为”不同于前文提及的虚假宣传，虚假宣传也不必然构成欺诈行为。欺诈行为的认定是基于经营者是否存在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消费者作出错误购买决定的行为，在实践中需结合情况具体分析。在美诚月饼事件中，带货主播的宣传存在虚假宣传之嫌，甚至可能构成欺诈。涉事企业可能面临怎样的处罚？邢鑫表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可能会包括责令涉事企业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商品、处以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企业还可能涉及民事赔偿，需要对消费者的损失进行赔偿，包括退货退款以及可能的三倍赔偿等。此外，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六条，如若经营者违反规定从事不正当竞争，受到行政处罚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记入信用记录，并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公示。

王天一被终身禁赛 资料图新京报讯 据中国象棋协会官微消息，2023年4月，象棋“录音门”事件，引起社会关注。中国象棋协会对此高度重视，会同有关方面开展了深入调查，查明王天一、王跃飞等运动员存在买棋卖棋操纵比赛等违规行为，时间跨度长、频次高，性质非常恶劣，情节非常严重，对象棋运动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为正风肃纪、惩前毖后，推动建立风清气正的象棋运动发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象棋比赛赛风赛纪管理办法（棋牌字〔2013〕122号）》、《中国象棋协会纪律准则和处罚规定（象棋协字〔2020〕17号）》等相关规定，经研究，给予王天一、王跃飞终身禁赛、撤销由中国象棋协会授予的包括特级大师在内的所有技术等级称号的处罚，禁止二人从事和参与中国象棋协会及其会员单位组织或授权组织的所有象棋赛事和活动。赛风赛纪和行风行纪是象棋运动发展的生命线，中国象棋协会将举一反三，全面深入组织开展象棋行风行纪整治，对买棋卖棋操纵比赛等违规行为严肃查处，绝不姑息，持续推动净化象棋运动发展生态。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继续对象棋工作进行监督。中国象棋协会2024年9月19日编辑 赵熹此前报道"中国象棋第一人"王天一被批捕:既涉嫌买棋又涉嫌卖棋“中国象棋第一人”王天一被批准逮捕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微敖 2024年8月1日至23日，多位知情者向经济观察网记者确认，有“中国象棋第一人”之称的象棋特级大师王天一，已被杭州检方批准逮捕。除王天一之外，还有其他中国象棋特级大师，亦被调查。上述知情者亦介绍，王天一所涉及的事项，既涉嫌在比赛中“买棋”，即自己或者通过另一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王跃飞给予对手好处，以赢得比赛，获取象棋等级分排名优势；还涉嫌“卖棋”，即收受对手钱财，在比赛中故意输棋。其中，王天一和王跃飞涉嫌“买棋”的金额，累计超过了80万元人民币。中国象棋残局 李微敖/摄王天一，1989年4月23日出生于北京，其从小就展现出象棋天赋。2008年，王天一被北京大学录取，就读于信息管理专业。2012年10月，王天一获得全国象棋个人赛冠军，成为中国第十六位男子全国象棋冠军棋手，并晋升为象棋特级大师。从2014年开始，王天一连续十一年，居中国象棋棋手等级分全国第一名；其中2023年，他的等级分达到了2800分，为中国象棋施行等级分以来的历史新高，因此王天一也被誉为“中国象棋第一人”。2018年3月，王天一正式加入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彼时，王天一公开称自己是“从合同工升级为正式工”。中国棋院杭州分院是中国棋院在国内的唯一分院，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在2004年正式批复同意成立，拥有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三大棋类的专业队伍。王天一的职业生涯，也不乏丑闻。2012年9月，在河南省举行的第七届全国农民运动会上，王天一改名换姓为“王天弈”，假冒农民身份参赛，获得男子象棋快棋冠军。但事后被揭发，王天一公开道歉。2023年4月前后，两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王跃飞与郝继超的一段通话录音，在网络上开始传播。这段录音中，两人提及王天一，并谈到王跃飞、王天一参与“买棋”，操纵象棋比赛之事，并疑似提到使用“特殊手段”在比赛中作弊。这段录音迅速在中国象棋界及象棋爱好者中引起轩然大波，并被称为“录音门事件”。同年10月17日，时年73岁的中国象棋特级大师，有“棋王”之誉的柳大华公开实名举报时任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郭莉萍。柳大华在举报中称，“长期以来，她（即郭莉萍，记者注）包庇纵容中国象棋界的黑恶势力，公然使用电脑软件以及现代科技手段，操纵包办国内各种大型比赛的胜负与奖金分配，使得中国象棋这一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沦落为一小撮棋界败类买卖胜负、受贿牟利的工具。”柳大华还称，“长期以来，郭莉萍对中国象棋界的这一惊天丑闻，不查不问，反而对挺身揭露丑闻的运动员、教练员进行百般打压、打击报复。”有知情者对经济观察网记者表示，“棋王”柳大华对郭莉萍的实名举报，使得“录音门事件”等中国象棋界存在的种种争议和乱象，更广为人知；同时，也引起了高层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录音门事件”的调查。2024年6月，数位知情者向经济观察网记者证实，2024年4月23日，王天一接受警方调查，其办案单位包括杭州警方的经侦部门。而这一天，也恰恰是王天一的35岁生日。“中国象棋第一人”王天一彼时，王天一涉嫌的罪由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在2018年，王天一正式加入中国棋院杭州分院之前，他的身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2024年6月，经济观察网记者也联系到了柳大华实名举报的郭莉萍。她回复称，自己已调离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对于柳大华的指控，她不方便回应，需要等待组织的正式答复，“相信最后会有结论的”。2024年8月1日至23日，数位知情者向经济观察网记者进一步确认，王天一已被杭州检方批准逮捕。除王天一之外，还有其他中国象棋特级大师，亦被调查。王天一所涉及的事项，既涉嫌在比赛中“买棋”，即自己或者通过另一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王跃飞给予对手好处，以赢得比赛，获取象棋等级分排名优势；还涉嫌“卖棋”，即收受对手钱财，在比赛中故意输棋。其中，王天一和王跃飞涉嫌“买棋”的金额，累计超过了80万元人民币。另一位接近案情的知情人士则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王天一给予一位浙江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一场比赛的“让棋费”（好处费），达到20万元。该象棋特级大师前后三次被警方带走调查，其中第三次是在2024年7月初，此后他一直处于“失联”状况。前述知情人士还介绍，公安机关在办理王天一案中，曾遇到比较多的干扰因素，后来此案“升格”，由上级公安部门督办。经济观察网记者从2024年7月初至8月23日，多次拨打王天一、王跃飞，及上述浙江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的电话，始终未有人接听。 本想租辆网约车赚钱还债，不曾想被网上找来的中介一顿操作，又多背了18万元的车贷。最近，来杭州打工的曾先生找到潮新闻“记者帮”，讲述了自己的烦恼。“你们说，我是不是被诈骗了？”应聘开网约车，公司推荐贷款18万元“租”车事情要从今年3月说起。那时，曾先生刚刚回到杭州。27岁的曾先生是江西宜春人，早些时候也在杭州打过几年工，后来结婚回了老家，开了一家小店。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父亲却意外伤了头部住院，至今一直瘫痪在床。曾先生在医院照顾父亲大半年，老家的生意完全顾不上，不仅花完了家里的积蓄，又欠了一屁股债。思来想去，他决定回杭州寻找赚钱的机会。一次偶然，他看到某招聘网站上有一则招聘网约车司机的广告。根据广告，他联系上杭州越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胜公司”）客服小甲（化名）。小甲说，只要从公司租车成为网约车司机，每天可以领取580元的保底工资，还约他第二天去公司面聊。“一见面就让我填表格，登记姓名、身份证、手机，还让我配合他们查征信。”随后，小甲推荐了一种租车方式：通过公司向4S店零首付“租赁”一辆新车，租金以车贷的形式支付，每月3000多元，“当时对方跟我承诺，半年后如果不想开了，可以退还给公司，车子就和我没关系了。”急着挣钱，曾先生当场答应，还在销售的引导下签了一份“车辆融资租赁合同”，贷款18万元“租”车。曾先生贷款买来的吉利几何A（记者 杨云寒 摄）一周后，有工作人员带他去提车。提车点位于一处偏僻的停车场里，是一辆灰色的吉利几何A新车。又隔了十来天，新车办出了车证，曾先生才发现，这辆汽车居然挂在自己的名下，“我一开始就以为车子是公司临时挂在我名下的，是公司的财产，所以没多想。”没多久，他心中起疑。“不仅先前承诺的保底工资没有，连网约车平台还要自己去找。”成为网约车司机后，曾先生每天开车十三四个小时，刨去成本一天赚200多块钱，与预期相去甚远。“当时我想，没保底工资也算了，反正累半年，一到期就把车退回去，再找别的工作。”承诺的退回变成租赁，还要车主自己承担保险根据曾先生之前和小甲的约定，今年9月15日期限到了。前一天晚上，曾先生联系小甲退车，被告知公司已经放假，让他联系公司车管小乙（化名）。小乙让曾先生第二天去余杭一个小区找自己。就这样，第二天曾先生开车来到小区楼下，小乙带了一份合同下了楼。曾先生看了一眼合同傻眼了——这是一份租赁合同，让曾先生把车转租给越胜公司，在租赁期内公司每月替曾先生还贷，但车辆每年的保险和年审费用全部由曾先生承担，租期为1年。曾先生这才确定，这辆车就归属自己。他觉得，自己应聘网约车司机，却不明不白地被贷了款买了车。“不是说把车退了就和我没关系了吗？车租赁给公司，公司租给别的司机开，为什么还要我来买保险？万一公司资金链断裂跑路了，那不是最后还要由我来还月供？”曾先生要求对方把车子买断，但被拒绝了。于是，他当场报警。街道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时，小乙已回到楼上，还让曾先生在中秋小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天，也就是9月18日来公司再谈。曾先生告诉记者，得知这辆车归属自己后，他也想过当二手车卖了，但这辆车，市场价也就11万多，开了半年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只能卖8万多，但当初拿车可是借了18万的贷款。公司称原客服离职，只是替车主代运营9月18日上午，接到曾先生求助后，记者陪他来到越胜公司位于拱墅区数创智能大厦8楼的办公点。半年前，曾先生也是在这里签署“车辆融资租赁合同”。图为越胜公司位于拱墅区数创智能大厦8楼的办公点（记者 杨云寒 摄）赶到时却发现公司早已搬走，变成了一家物流公司。大厦前台工作人员回忆说，之前8楼确实有一家网约车租赁公司，“不记得叫什么名字，前几个月刚刚搬走，先前也有其他的网约车司机上门找过，好像也是因为退车的事情。”随后，曾先生多次联系小甲和小乙。小甲声称自己还在放假，不愿提供公司新址，小乙则一直不接电话。记者通过企业公开信息查询发现，越胜公司成立于去年11月，今年7月30日变更过注册地址。根据新地址，终于在西湖区三墩镇墩祥街上找到了这家公司，还见到了曾先生口中的小乙。图为越胜公司新办公地（记者 杨云寒 摄）小乙表示，小甲早已离职数月，对于小甲和曾先生当初约定的内容并不知情。至于为何价值11万的车却要贷款18万？小乙解释，这11万只是裸车的价格，贷款时还要再算上保险、办车证等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以及5年内的利息收益。记者又问“为何要把5年利息和收益也追加到贷款中？”小乙未能回答。对于曾先生提出买断车子的要求，小乙再次拒绝，理由是越胜公司要把车子租给其他司机，但如果是二手车则不能办理营运手续，“我们只是替车主代运营。”不过，他表示公司愿意为曾先生提供5年的租期。图为越胜公司内部（记者 杨云寒 摄）对此，曾先生仍不满意。“签了租赁合同，这车还是在我名下，如果出了事故我要不要担责？而且每年5000多元的保费还得我缴，4年就是2万多，这不等于我这半年白干了？”在陪同曾先生寻找越胜公司途中，记者还陪他去拱墅区祥符派出所报了警。接警大厅工作人员表示，此为合同纠纷，警方无法立案。“记者帮”帮帮团智库专家、上海博和汉商（杭州）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名誉主任邵斌律师告诉记者，此类网约车租赁纠纷这几年确实比较多，租车公司存在不诚信的“擦边”行为，但取证较难不利于网约车司机维权。“提醒广大网约车司机，不要轻信高薪的口头承诺，签约前要仔细阅读合同内容，谨慎签字。”同时，邵斌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强监管。潮新闻“记者帮”也将持续关注。（来源：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