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一、宏观刺激政策要刺激什么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去年全年增速达到5.2%，今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

　　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不足的起因区别开来，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导致了总需求不足。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问题，更要紧的是会贻误有利时机。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体上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增加投资。认为中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目前可以投资的领域还不少，空间还很大，仍然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维持甚至提高宏观增速。但真实的问题是，与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资比重已经过高，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 效益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

　　另一种更具主流性的观点是扩大消费。认为总需求不足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流行的主张是仿效发达国家进行“直升机撒钱”。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的问题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真实的问题是，在我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内需不足的重点何在，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扩大内需，这样我们才能在深一个层次上理解和解决扩大内需问题。

　　二、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两个重要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经历过类似增长。这种增长快速吸收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

　　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速。这种变化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转变。一个可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人口，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

　　在这种过程中，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

　　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经济增长就开始减速。

　　另一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结构；另一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低收入群体比重低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时间。

　　在转折点以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供给不足，在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通胀，这一时期主要是供给能力形成阶段。转折点之后，主要约束成为需求不足，事实上，需求相对下降正是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胀压力转为通缩压力，或价格上升压力转为价格低迷压力。

　　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这个时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节点。二战以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的国家在这个节点上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三、如何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首先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城市集聚效应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在传统农村地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与发达经济体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6%，户籍城市化率为48.3%，而发达经济体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过80%。

　　以往我们重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忽视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这一条应该是我们现阶段扩大消费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底层逻辑。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

　　从制度层面看，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所体现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不平等；三是财产（不动产）权利不平等。

　　四、不能简单仿效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

　　中国经历的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长，都显著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动能主要来源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结构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结构性潜能。这方面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领域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中国经济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在这一时期，宏观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稳定与平衡。作一个不大准确的比喻，现阶段如果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概影响的是1%，其余4%取决于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体制政策环境。改革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条件。

　　需要说清楚现阶段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折旧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整体走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了。

　　随着中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释放结构性潜能的改革相应转到需求侧。在继续推动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重心将会转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然而，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还有观点认为，改革不能解决短期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货币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改革就是开放权利。这些年来，中央关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词语是“允许”、“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许、不可以做的事情放开了，居民的权利就相应增加了。允许、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权利增加了，就可以发现新的交易机会，而正常的市场交易要“一致同意”，对双方都有好处，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增量或“增加值”。交易增加相应扩大货币需求，扩大信用，进而实质性地扩大需求和供给，特别是需求侧改革能够更多地扩大消费需求。简而言之，改革扩大权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进而实质性扩大需求。如果不通过改革把被不合理体制政策束缚的交易机会解放出来，即使增加货币，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会增加货币空转。

　　五、建议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实质性扩大终端需求，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应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举措，以财政政策为主，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紧密配合，产生扩消费、稳增长、防风险的综合效应。具体包括10万亿刺激规模、两大突破口和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刺激计划在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也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质性地扩大内需。在宏观上则可提升总需求水平，缩小与总供给的缺口，带动GDP平减指数转为正增长。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的精神。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精神。重点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尽可能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意义。

　　提出并实施上述经济振兴方案，短期内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上总需求不足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同时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也将为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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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怡（记者 林兰亚）09月22日,#endText .video-list .overlay{text-align: left; padding: 0px 6px; background-color: #313131; font-size: 12px; width: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bottom: 0px; left: 0px; height: 26px; line-height: 26px; overflow: hidden;color: #fff; }

王静怡（记者 李厚福）09月22日,9月14日，四届大满贯得主、前世界排名第一大坂直美宣布，她与大满贯冠军教练费赛特的第二次合作已经结束。这也意味着，在去年“背刺”郑钦文、单方面宣布解约加入大阪直美团队的费赛特，如今再次失业。9月14日，日本网球名将大阪直美今日更新Instagram。大阪直美晒出了自己和教练费赛特的合照并写道：“4年、2次大满贯，和数不清的回忆。谢谢威姆，你是一名优秀的教练，也是一个更优秀的人，希望你未来一切顺利。”大坂直美官宣与费赛特结束合作大坂直美与费赛特的合作关系分为两段，其中第二段是从去年夏天开始，大坂直美为产后复出进行训练。在费赛特的执教下，大坂直美赢得2020美网和2021澳网两座大满贯冠军。今年大坂直美在布里斯班重返赛场，赛季迄今最好成绩是两次打进八强，目前的世界排名第75。她复出后也战胜了六位世界排名前20的球员，包括在美网击败奥斯塔彭科，四年多以来首次战胜世界前10的球员。不过，总体而言，大坂直美今年整体成绩较为平淡。比利时教练费赛特是WTA名气最大的教练之一，2009年开始执教，曾帮助克里斯特尔斯连夺二个大满贯冠军并登上世界第一。其后，科贝尔、哈勒普、大坂直美等球员也在他的执教下拿到大满贯冠军。2023年中，郑钦文放弃与启蒙时期合作的西班牙教练里巴合作，签约有大满贯冠军教练称号的比利时教头费赛特。在以八强成绩打完2023美网后，郑钦文突然收到费赛特的通知，称将转投大坂直美团队。在美网后的杭州亚运会期间，郑钦文在采访中透露遭教练“抛弃”时，一度情绪激动：“我再说一遍，我很能理解他的选择，虽然他违反了约定，这是很不道德的一件事件。既然这是他的选择，我必须要尊重，虽然这带给我和我的家人一些伤害，所以我现在并不想提起那个人。 ”图为赛场上的郑钦文 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可以看出，在郑钦文眼中，这件事情已经逐渐淡去，她已经将注意力放在球场上面，正变得更加成熟。在去年美网被冠军教练“抛弃”后，郑钦文决定不再请大牌。“如果我成为了大牌球员，我的团队也是大牌了。”从找大牌到自己成为大牌，郑钦文给出自己的答案。上游新闻综合@北青体育、北京晚报等延伸阅读郑钦文被指培养费2000万 有女孩学球花掉深圳一套房子“就像郑钦文这一代网球运动员是看着李娜成长起来的，现在郑钦文也成了更年轻一代球员追随的目标。”郑钦文的启蒙教练、十堰市业余体校前教练陈宏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退休多年，仍有家长慕名前来，让陈宏鸣看看孩子“是不是打网球的好苗子”。从发现女儿郑钦文的运动天赋，到对照李娜训练路径来找教练、全力托举女儿的郑建坪也成为被追问的对象：在网球这项高度职业化、市场化的运动上，如何才能把孩子培养成为世界顶级运动员？一则未经证实的消息是，培养郑钦文的费用高达2000万元。针对职业化赛训的投入，郑建坪并未正面回应，他回复《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只是普通人，不想出名，只想安静地希望中国网球越来越好。”刚刚在巴黎奥运会夺得网球混双银牌的中国男选手张之臻，其父亲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培养一名打进世界前100名的网球选手要投入约2000万元。“职业网球是一项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的运动。想成为职业选手，高额的费用投入是最基本的。能否转型成为好的职业选手，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现在职业选手出好成绩的年龄比以前要推迟了，这意味着，可能需要持续、更多的投入。”亚太区知名职业网球培训机构星河湾职业网球俱乐部的王继宏说。“并不是所有家庭都可以承受这样的压力。”“12岁，转职业的一道坎儿”每次在场边陪孩子练球，尤知都在心里吐槽“真贵”，但回想女儿练球半年多从厌倦训练到主动打球，又觉得“值了”。女儿五岁，练球快一年，还在启蒙阶段，她已经换了六七家机构，才找到一位满意的教练。毕竟网球上手难，练一年还无法对打的情况很常见。“重复训练本身是枯燥的，教练自己得对网球充满激情和热爱，才能激发出孩子的兴趣。”她最终物色的这位热爱网球的外教每小时收费1000元，每次上课，家长还要额外支付每小时两三百元的场地费。“不只是技能上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品格方面的影响。”尤知举例，比如输赢观，训练过程中，教练会鼓励孩子“永远不要说我不行”，但也会告诉她“一次的输赢不代表什么”。尤知还不是“最下血本”的家长。这位教练带的另一个小球员，同样在启蒙阶段，已经加练到每周五次课，仅训练这一项支出，就是尤知付出的5倍。而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这样的收费标准，只能算是中等水平。“从整个青少年网球培训周期来看，启蒙阶段的投入是最少的。”陈宏鸣说，这个阶段主要培养孩子兴趣，以玩为主，训练支出主要是教练费和场地费，不同城市收费差异较大，有家庭每年投入两三万元，也有的投入四五万元，没有统一标准。业内的共识是，从教练水平、价位选择等各个角度衡量，启蒙阶段的培训市场最为成熟。陈宏鸣介绍，由于家长对体育运动的重视，孩子接触网球的年龄普遍更小，有的四五岁就开始“玩球”。这样坚持到八九岁，通常要进入下一阶段的培训，逐步增加网球训练时间、难度，将训练正规化，从而将兴趣转化为运动技能。这时，家庭投入也会随之翻倍，如果更换水平更高的教练，费用自然水涨船高。“省队一般会在12-14岁年龄段的比赛中选苗子，如果继续走网球这条路，基本就要进入专业培训的更高阶段了。”陈宏鸣说，目前国家、省、地市或社会俱乐部都有针对青少年举办的不同等级的网球赛事，形成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排名系列赛，一般最小8岁报名，可以打到18岁，每两岁一个年龄组，可“以小打大”，不能“以大打小”。球员通过比赛积累经验、提升球商球技，被高水平教练和机构发掘，甚至签约经纪公司。可以说，实战是检验小球员是否具备继续走职业运动道路能力的最佳方法。郑钦文在巴黎奥运会比赛中 新华社发之所以在12岁左右球员中进行选拔，是因为这时青少年身体基本发育完全，“到了可以看出成年时期身体状态的拐点。”陈宏鸣介绍，孩子能否走职业运动道路，通常还受到“家庭”影响，比如父母身高、家族体育史、是否有家族遗传病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大多数职业选手基本是全年无休地辗转于世界各地赛场，网球运动对身体消耗极大，要结合实际情况理性选择。”“中国孩子确实普遍面临12岁退役的坎儿。”尤知在为女儿做运动规划时了解到，12岁孩子进入初中，学业压力变大，加上自身比赛成绩不佳、家庭经济条件无力支撑等各种原因，很多小球员到这时会选择放弃训练。“打球花掉了一套深圳市中心的房子”对继续坚定职业赛训的家庭来说，“以一年打20周左右比赛计算，只是差旅食宿费用，就要二三十万元，如果再加上训练费，这个数字只会更高。”王继宏说。一位青少年体育培训领域工作三十多年的资深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体育竞技就是靠成绩说话，国内赛事打到一定程度，要想办法送孩子去欧美网球学校集训，参加国际青少年网球比赛，男子拿到前3，女子拿到前6，基本就算踏上了职业这条路，否则还要花更多时间、资金来试错。郑钦文早在11岁时就在其父亲建议下前往美国佛罗里达的IMG学院，在一项面向全球青少年网球选手的公开赛中展示出惊人天赋，从而赢得了网球界头部经纪公司IMG青睐并签约。“网球是非常个性化的运动，一个成功运动员的路径未必能顺利复制到其他球员身上。”王继宏举例，有的球员启蒙晚，十多岁才开始接触网球，也有的孩子可能身体发育较晚，没有那么早开始参赛，因此没能早早展现出能力。而对青少年来说，成绩是可以靠加训练量堆出来的，很多一度被看好的苗子最后在职业赛场上销声匿迹，在该出成绩的年纪已经“打疲了”。因此，就青少年网球培训而言，阶段性出成绩固然重要，但各个阶段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年龄划分，更要注意的是在转职业前保护好他们对网球的长久热爱。当网球选手踏上国际比赛征程，资金投入注定将成倍上涨。男单名将吴易昺的母亲吴芳曾坦言，吴易昺幼时学球花费不菲，15岁之前的花费就已经超过100万元，而此后历年的训练和比赛花费，加起来也超过了1000万元。据IMG学院官网显示，根据报名年龄和课程不同，2024-2025全年网球学费从6.94万美元到9.39万美元不等，折合人民币约49万~67万元。“加上比赛、食宿、装备、穿线、治疗、请私教等开销，每年实际支出费用轻松达过百万人民币。”王继宏提醒，其中很大一笔支出是用于“开小灶”的，在常规训练之后，通常还要请一对一私教。职业网球运动员的培养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轻易承担的。去年获得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网球女子单打金牌的小将张瑞恩，年仅15岁，据其父亲张義磊在媒体上介绍，女儿从3岁半开始练球，已经花掉了一套深圳市中心的房子。图为网球小将张瑞恩 资料图“世界排名前100才能养活自己”既然投入如此之多，为什么在青少年培训阶段就要去国外打比赛？“和乒羽相比，网球的国际化、职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更高，要在职业赛场上与欧美选手抗衡，提前去海外训练、比赛是必经之路，而且越早越好。”前述从业三十多年的青少年体育培训工作者说，与其他球类相比，网球受场地限制、上手难等影响，在国内普及率并不高，有国际大赛经验的教练更是屈指可数，其中大部分教练只带本国学生，缺少指导国际球员和顶级赛事的经验。王继宏进一步介绍，国际大牌教练提供的帮助不局限在提升技能方面，更能帮助球员匹配各方面资源。例如，比赛当地哪里有好的俱乐部，快速对接理疗师、康复师，帮运动员找到合适的比赛搭档，甚至拿到顶级赛事的外卡。“有一个在职业网坛多年的专业团队，更大的优势在于帮运动员做出最科学的赛训规划。”王继宏说，如何在复杂的赛事体系中做出最合理安排，让球员锻炼技术能力的同时，拿到赛事积分与奖金，这门学问靠运动员自己研究要花费大量精力，最好有团队根据实际情况协助做出决策。而整个团队是靠选手打比赛来供养的。例如波兰历史上第一位登顶WTA世界排名的网球运动员斯瓦泰克，长期跟随她满世界飞的不止有教练、体能教练，还有理疗师、心理顾问。想要在巡回赛取得突破，聘用专业人员组成团队已变成一种趋势。但团队成员越多，意味着球员的开销越大，排名50开外的选手要复制同样“奢侈”的团队已经非常吃力。“如果把门槛降低到靠比赛奖金养活自己，起码稳定在世界排名前100。”王继宏说，排名前百与百名开外就是两个世界，前者很多赛事基本不用打预选赛就能进入正赛，积分高、奖金高，而后者想进正赛必须从预选赛打起，赛训投入需要精打细算，甚至入不敷出。很多欧美球员没有官方支持，盈亏自负，比赛失利意味着没有进项，后续交通食宿都可能受到影响。以美国网球公开赛为例，2023年，郑钦文打进8强，即便没拿到奖杯，依旧收获了430积分，以及45.5万美元的奖金，约等于330万人民币。即将举行的2024年美网公开赛，年度总奖金再次提高到7500万美元，相较去年上涨了15%，继续稳居四大满贯奖金之首。然而，现实对大多数职业运动员是残酷的。根据国际网球联合会（ITF）在官网发布了《2021年全球网球报告》，目前在职业网球联合会（ATP）和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拥有排名的职业球员共有3619人，来自113个国家。其中273名运动员曾经排进世界前100，包括男职业选手137名与女职业选手136名，分别占有排名男女职业选手的6.41%和9.18%。也就是说，在职业赛场上，运动员要打进前百分之十，才能获得足够多的收入覆盖赛训成本。“职业体育同样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王继宏坦言。在国内网球运动比以往更普及的当下，更需要家长和孩子做出理性判断，是否要坚定选择职业网球之路。（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尤知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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