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不少观点认为，土地财政源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因为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收入占比低、支出占比高，这种资金缺口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土地出让、城投平台等方式融资。对此，粤开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曾在公众号“粤开志恒宏观”上发文表示，分税制和住房市场化改革都只是“土地财政”的促成因素，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激励机制决定行为，引发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土地财政等连锁反应。如果没有分税制，只要存在GDP考核，仍会产生资金饥渴和不足。

　　吕明报案的第5天，网警查到，两名犯罪嫌疑人一个月前的IP地址显示在厦门市某小区。“IP地址并不是实时位置。犯罪嫌疑人也是聋哑人，他们很少与圈外人接触，即便范围缩小到小区，要找到他们也并不容易。”

　　2021年印发的《“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十四五”期间，新增技能人才4000万人以上，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达到30%，东部省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达到35%，中西部省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在现有基础上提高2～3个百分点。客观来说，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对于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但高层次职教人才供给却捉襟见肘，供求出现不平衡现象。教育部最新发布的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高职（专科）招生552.58万人（含五年制高职转入专科招生45.20万人），而全国职业本科招生仅4.14万人。当前，中职毕业生升学去向主要是高职专科层次院校，面向应用型本科的招生计划较少。而部分高职院校由于生均占地面积不足、高水平师资队伍较为薄弱、实验实训条件不达标等多方面因素，未能达到教育部对高职院校“升本”要求，造成职教本科院校数量偏少。因此，要推进职教高考，就要不断优化高职院校新校区建设、高水平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政策和条件，鼓励符合教育部规定要求的高职院校升格为职教本科，并允许一部分优势专业转型升级为职业本科专业。同时，也要鼓励名校的技术技能专业推出一定数量的招生名额，为职业教育人才成长创造更大空间。

　　我们不会忘记——西藏自治区国家安全厅干警吴建国在敌人窥视、危机四伏的边境线坚守10年，在情况极为复杂的异国他乡冒险潜伏、连续战斗，牺牲在工作岗位上。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批发及零售界)邵家辉9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2018年全港零售业2/3依靠本地市民消费，1/3是境外旅客消费。在这1/3中，内地旅客的消费占到八成。而过去3年中，内地旅客的数量几乎为零，零售业面临很多困难，很多公司不得不裁员或关闭分店。邵家辉提到，因内地旅客无法来港而受到最大影响的是珠宝、化妆品及小电器公司。它们曾经受益最多，如今处境也最为艰难。

　　新能源企业较传统企业而言，具有风险大、销售回款过慢的特点，较难获得信贷支持，绿色金融工具成为其解决融资问题的突破口。

张淑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