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五月天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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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李岩9月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发布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其中，百色市副市长方志高，拟进一步使用任设区市副厅级领导职务。公开资料显示，方志高出生于1968年1月，壮族，籍贯广西百色，中共党员，在职大学学历。方志高拟任新职方志高曾任田阳县坡洪镇镇长、县政府办主任，乐业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百色市委副秘书长（正处级）、办公室副主任，百色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市政府办党组书记、主任等职，2016年5月任乐业县委书记。据新华社报道，乐业县因境内著名的大石围天坑，被称为“世界天坑之都”。2020年11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批准乐业退出贫困县序列。2021年6月29日，方志高被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 据《农民日报》报道，回顾摘帽过程，方志高感慨： “全是石旮旯，都是难 啃的‘硬骨头’。 ”乐业县为了做到“真脱贫、脱真贫”，对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对照“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收入达标等脱贫标准，逐户逐项研判，逐户研究解决短板问题、逐户紧盯跟踪落实，做到硬仗硬打、硬账硬结。2021年10月，方志高当选百色市副市长，负责民政、农业农村、退役军人事务、深圳百色对口帮扶协作等方面工作。至此番拟任新职。据官网介绍，百色市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南与越南接壤，边境线长达359.5公里。全市总面积3.63万平方公里，辖12个县（市、区）135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总人口423万。百色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和民族地区，也是全国生态型铝产业示范基地、中国芒果之乡，更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延伸阅读市委书记被提拔为副省级后 "70后"女市长拟进一步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9月4日发布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黄江，女，汉族，1971年4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自治区党委委员，防城港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广西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书记（兼）、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拟进一步使用任设区市正厅级领导职务。黄江曾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资料图）公开简历显示，黄江，广西桂林人，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参加工作，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她早期任职于广西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2002年4月由校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学生工作处副处长调任当时县级贺州市副市长，后任八步区副区长。2006年，黄江任贺州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2009年6月任贺州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2009年11月，她职务再调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在2012年至2013年，她还挂职任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2017年，黄江调任北海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2018年2月同时任北海市委常委，2020年2月，她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2021年8月，她任防城港市代市长，9月当选市长。此前，防城港市委书记谭丕创已被提拔为副省级。5月30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会议任命谭丕创为自治区副主席。谭丕创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资料图）谭丕创出生于1968年10月，广西贵港人，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市长，凭祥市委书记、凭祥边境经济合作区工委书记，崇左市委副秘书长（正处长级），梧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百色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钦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等职。2018年，谭丕创出任钦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21年3月，他转任防城港市委书记，至此次履新。“上官汇”注意到，近期多名市长出任任职地市委书记。9月5日，“安徽先锋”发布消息，日前省委决定：吴劲同志任滁州市委书记。吴劲，男，汉族，1969年10月出生，安徽巢湖人，2000年6月入党，1991年8月工作，大学学历，工学学士。2021年4月，吴劲任滁州市市长。此前担任滁州市委书记的是许继伟，他1964年6月出生，曾任滁州市市长，2021年任滁州市委书记。9月4日，“安徽先锋”微信公众号消息，日前，安徽省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汪华东，任淮北市委书记。汪华东，男，汉族，1972年11月生，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2022年8月，汪华东任淮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次月当选市长，至此次履新。此前任淮北市委书记的是覃卫国，他已任安徽省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9月3日，据中华先锋网消息，辽宁省委决定：李文飙同志任中共铁岭市委书记。李文飙，男，汉族，江苏泰州人，1970年5月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0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8月参加工作。2022年8月，李文飙任铁岭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并于次月任铁岭市市长，至此番履新。前任铁岭市委书记是宋诚，他1967年11月生，2021年6月起任铁岭市委书记，今年8月调任丹东市委书记。9月3日，据微信公众号“北斗融媒”消息，辽宁省委决定：高键同志任抚顺市委书记；王庆海同志任抚顺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提名为抚顺市市长候选人。高键，男，汉族，1969年10月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2019年12月，高键任抚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当选市长，至此番履新。此前任抚顺市委书记的是来鹤。来鹤出生于1964年9月，2018年9月任抚顺市委书记，今年1月任辽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据江西省委组织部消息，9月3日，景德镇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小林宣布省委关于景德镇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胡雪梅同志任景德镇市委书记，不再担任景德镇市政府市长职务；刘锋同志不再担任景德镇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市长的免职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胡雪梅，女，汉族，1967年8月出生，江西玉山人，198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2021年3月任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5月任市长，至此番履新。此番卸任的刘锋，出生于1964年8月，自2021年3月起任景德镇市委书记。

撰文丨李岩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淬火》日前开始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9月15日，专题片第五集《中流击水勇担当》披露了一段辽宁号航母编队的“往事”。政知君梳理出几个关键词，更加直观呈现这场中外航母编队海上对抗的细节。首 次9月15日，专题片第五集播出之前，央视网推出预告片并且介绍，该片将展示中外航母编队首次大规模高强度对抗中，歼-15舰载战斗机在远海雨中起降，驱离外机情况。西太平洋某海域介绍这场对抗时，专题片画面配发字幕：“西太平洋某海域”。同时，当时我方舰船驶入降水区域，将面临强对流天气。专题片画面配发字幕：“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号专题片配发字幕显示，执行此次任务的系海军辽宁舰。同时画面显示，我方航母舷号“16”。资料显示，辽宁号航母系我国首艘航空母舰，采用常规动力、滑跃起飞甲板，可以搭载固定翼舰载机，舷号“16”。2012年9月，辽宁舰入列。服役后，辽宁舰航母编队2016年底首次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远海训练。而后，辽宁舰多次前出西太。4架 VS 4架专题片画面显示，辽宁舰指挥所内传来空情：“外方战斗机一批4架，持续向舰队抵近，研判可能对编队实施模拟打击。”歼15战机从辽宁舰起飞面对步步逼近的外方战斗机，指挥所发出指令指挥歼-15舰载战斗机起飞：“空空构型，歼-15战机4架，二等转一等……”飞行员驾驶战机出动实 弹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侯海鹏在专题片中介绍：“我们升空是带实弹的，对方升空肯定也是带实弹的。”辽宁舰甲板上停放着多架歼15专题片还引述执行此次任务的官兵回忆称：“我们到达指定空域后，外机不断向我们逼近”“我也会做出相应动作，让他知道我们有这个能力”“对方没想到我们能做出如此动作，外机看到阵仗不太对的时候，采取了脱离”。亮 剑专题片中，多位海军航空兵官兵总结称——“几十年来只有他们在这片海域（西太平洋）上空活动，今天我们也能和他们同场较量。”“不管遇到多么强大的敌人、多么复杂的情况，我们都敢于亮剑。”“这只是海天英雄们的一段往事，我们为远海大洋的天空而生，远洋上空留下过我们战斗的姿态。为了这一切，十几年的时间，我们走了别人上百年的路，我们的飞行不曾停下，我们的战斗不敢停下，我们的事业更不能停下。”资料 | 央视 环球网 中国军网等【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政知新媒体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延伸阅读美航母捉襟见肘！在红海坚持了两个月的美国海军“罗斯福”号已经离开中东，正在返回美国本土的路上——是的，原本部署在西太平洋的这艘航母正在连夜往回赶，原因很简单：它已经在海外部署了8个月，尤其是在高度紧张的战区持续巡逻，实在扛不住了。外媒报道截图美国海军学会网站12日称，五角大楼官员证实，“罗斯福”号已经于当地时间11日夜间离开中东。“在中央司令部地区由‘罗斯福’号和‘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进行一段时间的双航母护航之后，‘罗斯福’号已经离场并进入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辖区。”“罗斯福”号已于当地时间11日夜间离开中东美国《防务新闻》称，这艘航母自7月以来一直在美国中央司令部辖区内部署，作为美国海军在中东的一部分“保护过往商船免受胡塞武装的袭击”。该航母编队的其他驱逐舰于周四抵达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辖区。报道提到，美国拜登政府此前要求加强驻扎在以色列的美国军事力量，以帮助以色列抵御伊朗及其盟友可能发动的袭击。驻中东美军指挥官长期以来坚信，美国航母的存在对该地区具有可信的威慑力，因此自去年秋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航母一直在该地区及其周边地区驻扎。但对于“罗斯福”号来说，这实在是一件苦差事。根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的统计，该航母是过去5年中美国海军舰队中第二繁忙的航母，自2020年初以来已在海上部署了572天——巧了，美国海军中最繁忙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今年年初也是在红海超期巡逻，实在不堪重负才终于获准返回本土休整。通常驻扎美国东海岸的航母会被派往地中海和中东，而西海岸的航母则负责太平洋。但“罗斯福”号被派往中东时，情况截然不同了——当时“艾森豪威尔”号已经在红海巡逻了7个月，累计海上部署时间长达9个月。报道提到，自从“杜鲁门”号航母于2021年被派往中东地区以来，美国航母在该地区的平均部署时间接近9个月，几乎每次部署都会至少延期一次——倒霉的“罗斯福”号和“艾森豪威尔”号最近被连着延期两次。图为美军航母部署情况造成当前美国航母不够用的原因，首先与美国海军的过度全球部署有关，按照美国每逢有事就问“我们航母在哪里”的做派，很容易导致其他地区出现航母空白。例如根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的最新数据，目前在西太平洋连一艘美国航母都没有。而且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同时，美国海军部分冷战时期建造的航母早就该退役了，可接替的新航母却迟迟没有动静，造成这些带病服役的老航母们故障不断。例如作为新型“福特”级航母的第二艘，“肯尼迪”号在2015年开工，2019年下水，可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服役的迹象。相比之下，向来以拖沓而著称的“福特”号从2009年开工，到2013年下水，2017年服役，节奏也要比“肯尼迪”号快得多。根据当前的最新计划，“肯尼迪”号最快也要等到2025年才能交付美国海军，届时美国海军最老的“尼米兹”号航母已经服役了整整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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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李岩9月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发布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其中，百色市副市长方志高，拟进一步使用任设区市副厅级领导职务。公开资料显示，方志高出生于1968年1月，壮族，籍贯广西百色，中共党员，在职大学学历。方志高拟任新职方志高曾任田阳县坡洪镇镇长、县政府办主任，乐业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百色市委副秘书长（正处级）、办公室副主任，百色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市政府办党组书记、主任等职，2016年5月任乐业县委书记。据新华社报道，乐业县因境内著名的大石围天坑，被称为“世界天坑之都”。2020年11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批准乐业退出贫困县序列。2021年6月29日，方志高被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 据《农民日报》报道，回顾摘帽过程，方志高感慨： “全是石旮旯，都是难 啃的‘硬骨头’。 ”乐业县为了做到“真脱贫、脱真贫”，对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对照“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收入达标等脱贫标准，逐户逐项研判，逐户研究解决短板问题、逐户紧盯跟踪落实，做到硬仗硬打、硬账硬结。2021年10月，方志高当选百色市副市长，负责民政、农业农村、退役军人事务、深圳百色对口帮扶协作等方面工作。至此番拟任新职。据官网介绍，百色市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南与越南接壤，边境线长达359.5公里。全市总面积3.63万平方公里，辖12个县（市、区）135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总人口423万。百色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和民族地区，也是全国生态型铝产业示范基地、中国芒果之乡，更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延伸阅读市委书记被提拔为副省级后 "70后"女市长拟进一步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9月4日发布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黄江，女，汉族，1971年4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自治区党委委员，防城港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广西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书记（兼）、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拟进一步使用任设区市正厅级领导职务。黄江曾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资料图）公开简历显示，黄江，广西桂林人，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参加工作，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她早期任职于广西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2002年4月由校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学生工作处副处长调任当时县级贺州市副市长，后任八步区副区长。2006年，黄江任贺州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2009年6月任贺州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2009年11月，她职务再调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在2012年至2013年，她还挂职任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2017年，黄江调任北海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2018年2月同时任北海市委常委，2020年2月，她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2021年8月，她任防城港市代市长，9月当选市长。此前，防城港市委书记谭丕创已被提拔为副省级。5月30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会议任命谭丕创为自治区副主席。谭丕创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资料图）谭丕创出生于1968年10月，广西贵港人，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市长，凭祥市委书记、凭祥边境经济合作区工委书记，崇左市委副秘书长（正处长级），梧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百色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钦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等职。2018年，谭丕创出任钦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21年3月，他转任防城港市委书记，至此次履新。“上官汇”注意到，近期多名市长出任任职地市委书记。9月5日，“安徽先锋”发布消息，日前省委决定：吴劲同志任滁州市委书记。吴劲，男，汉族，1969年10月出生，安徽巢湖人，2000年6月入党，1991年8月工作，大学学历，工学学士。2021年4月，吴劲任滁州市市长。此前担任滁州市委书记的是许继伟，他1964年6月出生，曾任滁州市市长，2021年任滁州市委书记。9月4日，“安徽先锋”微信公众号消息，日前，安徽省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汪华东，任淮北市委书记。汪华东，男，汉族，1972年11月生，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2022年8月，汪华东任淮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次月当选市长，至此次履新。此前任淮北市委书记的是覃卫国，他已任安徽省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9月3日，据中华先锋网消息，辽宁省委决定：李文飙同志任中共铁岭市委书记。李文飙，男，汉族，江苏泰州人，1970年5月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0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8月参加工作。2022年8月，李文飙任铁岭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并于次月任铁岭市市长，至此番履新。前任铁岭市委书记是宋诚，他1967年11月生，2021年6月起任铁岭市委书记，今年8月调任丹东市委书记。9月3日，据微信公众号“北斗融媒”消息，辽宁省委决定：高键同志任抚顺市委书记；王庆海同志任抚顺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提名为抚顺市市长候选人。高键，男，汉族，1969年10月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2019年12月，高键任抚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当选市长，至此番履新。此前任抚顺市委书记的是来鹤。来鹤出生于1964年9月，2018年9月任抚顺市委书记，今年1月任辽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据江西省委组织部消息，9月3日，景德镇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小林宣布省委关于景德镇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胡雪梅同志任景德镇市委书记，不再担任景德镇市政府市长职务；刘锋同志不再担任景德镇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市长的免职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胡雪梅，女，汉族，1967年8月出生，江西玉山人，198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2021年3月任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5月任市长，至此番履新。此番卸任的刘锋，出生于1964年8月，自2021年3月起任景德镇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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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文/观察者网 刘程辉】眼瞅美英仍未决定放松乌克兰武器使用限制，一些英国政客们坐不住了。 据英国《泰晤士报》9月14日报道，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和另外五名英国前国防大臣敦促首相斯塔默，即便没有美国的支持，英国也应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 这五名前防相包括格兰特·沙普斯、本·华莱士、加文·威廉姆森、彭妮·莫当特和利亚姆·福克斯。他们和约翰逊对斯塔默发出警告说，任何进一步的拖延都会让俄罗斯更加“大胆”。 英国前防相华莱士和前首相约翰逊 卫报 约翰逊表示，“没有任何理由需要拖延”。华莱士说，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英国将成为克里姆林宫的“绥靖者”。“英国有陷入犹豫者、绥靖者和拖延者行列的危险。”他称，对付俄罗斯“唯一真正方法就是坚强、团结并决心渡过难关”。 威廉姆森则认为，不采取行动解除乌克兰武器限制是种“玩忽职守”的行为。 沙普斯表示，斯塔默“不需要等待美国的正式批准”，而是需要向乌克兰提供眼下急需的东西，这就是英国在援乌问题上彰显全球领导地位的方式。 “我们行动了，其他人也会跟着。今天的乌克兰再次需要这种领导力。”沙普斯说。 斯塔默13日飞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使用英国导弹的请求。然而，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斯塔默说，他与拜登将在不久后的联合国大会上，与更多人继续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当地时间9月13日，美英首脑在白宫举行会晤，但未对是否放松乌克兰使用武器打击俄纵深目标作出表态 纽约时报 上周有消息称，俄罗斯已经从伊朗获得“致命弹道导弹”用于乌克兰战场。尽管伊朗方面予以否认，但关于批准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等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的声音越来越大。 普京12日对此发出“最强硬”警告，他说，取消对乌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将大大改变冲突本质，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直接卷入与俄冲突。 “这不是允许乌克兰政权使用这些武器打击俄罗斯的问题，而是决定北约国家是否直接参与军事冲突的问题。”普京说，“如果做出这一决定，将意味着北约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直接参与乌克兰冲突。这将是他们的直接参与，当然，这将大大改变冲突的本质。”英国首相发表讲话 资料图 迄今为止，由于担心事态升级，美国和英国尚未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使用远程导弹。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呼吁西方盟友授权使用这种武器，并称这是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13日表示，美英首脑会谈不会有对乌克兰武器限制政策的重大消息，拜登政府会认真对待普京发出的“威胁”，但拜登对乌克兰武器限制政策没有改变。 欧洲官员本周早些时候表示，拜登似乎准备允许乌克兰使用英国和法国的远程导弹。斯塔默和法国官员表示，此举是为了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建立统一战线。但出于对局势升级和激怒俄罗斯的担忧，拜登对是否允许乌克兰以同样的方式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犹豫不决。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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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昭通一村委会的干部左某婚内出轨女同事，二人多次发生不正当关系。因为感情纠葛等原因，左某在抓扯中打了女同事耳光。二人闹到了派出所，为了平息此事，左某给了对方9.8万元。左某婚外情和殴打他人被处分、降级。左某与妻子离了婚，此后，其妻子李某将左某和女同事起诉到法院，认为上述9.8万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还钱。近日，该案的二审民事判决书公开。二审民事判决书公开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2001年12月21日左某与李某登记结婚，2019年3月5日双方在民政局协议离婚。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左某出轨了同事何某。2018年，左某与何某曾共同在盐津县某某村委会工作，属同事关系，2018年4月至10月期间，左某与何某在某某酒店等地多次发生不正当关系。2018年12月13日，因感情纠葛、工作等原因左某与何某发生抓扯，左某打了何某耳光，何某以左某对其强奸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事情发生后，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经多次协商，左某给付何某9.8万元，2018年12月15日何某向左某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左某现金9.8万元，何某出具书面谅解书。2018年12月28日，盐津县公安局中和派出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左某行政拘留4日的处罚（何某在公安机关自愿放弃做伤情鉴定，认可左某未对其肢体造成伤害，未去医院做检查）。2019年7月23日，盐津县纪委作出《关于给付左某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的决定》，认为左某身为基层党员干部，无视党的纪律，婚外与其他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道德品质败坏，违反党的生活纪律，殴打他人，造成不良影响。2019年8月8日，盐津县监察委员会作出《关于给予左某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的决定》，从九级管理岗位降为十级管理岗位。2019年3月5日，李某与左某在盐津县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何某与左某之间达成的协议是否有效？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左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何某多次发生不正当关系，有悖社会道德，违反婚姻法中规定的夫妻忠实义务，二人的行为之间属于违法关系，不应受到法律保护。本案诉争协议系二人发生情感纠葛，左某打何某耳光，报警后经双方多次协商，左某给何某9.8万元，根据何某在公安机关笔录中陈述，因与左某多次发生不正当关系，双方私下协商，不想把事情闹大，左某的陈述为多次发生不正当关系，为了不影响家庭，给9.8万元解决此事。何某明确表示不做伤情鉴定，未造成肢体上的伤害。由此能够认定，双方达成的9.8万元并不完全是赔偿何某被打的损失，而是因双方多次发生不正当关系，左某为了平息此事对何某作出的一种补偿。因此双方之间因不正当关系所达成的协议违反善良风俗，按照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同时李某作为左某的妻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享有所有权，非因日常生活处理共同财产，应当协商一致，否则属于无权处分，双方的这种行为侵犯了李某的财产权，也应认定无效。协议无效如何处理？一审法院认为，何某明知左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仍与其发生不正当关系，左某与何某在主观上均存在过错，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左某确实打了何某，客观上造成一定的损害，双方达成的协议，应酌定考虑一部分赔偿金额。同时李某与左某协议离婚，在离婚协议中对夫妻共同财产处理时，左某对财产作出很大的让步，将财产给李某，债务由左某承担，虽与何某达成的协议无效，但作为共同财产的共有人，在法律上不具备单独处理的权利，对其应有的份额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配，鉴于左某与何某均有过错，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酌定由何某返还李某3.5万元。何某不服提起上诉，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延伸阅读男子疑因护士妻子出轨医生自杀:在妻子手机发现不雅照近日，一则浙江一女护士出轨医生致丈夫自杀身亡的消息引发关注，事后医院方面曾发布情况通报称，涉事护士、医生已被停职，将依纪依规进行处理。8月26日至27日，大皖新闻记者对话了死者父亲徐先生，其称，儿子曾不顾家人反对入赘，结婚才半年多便发现妻子出轨，遭受打击后自杀身亡，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死者遗体仍在殡仪馆。男方曾不顾劝阻入赘，结婚才半年多8月26日，徐先生告诉大皖新闻记者，他们都是浙江杭州本地人，其子王越（化名）随母姓，1999年出生，今年才25周岁，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父母亲双方亲属都对这棵“独苗”疼爱不已。而王越从小就表现出超越同龄人的成熟，待人有礼貌，乖巧懂事。2019年，王越在大学时与同龄的校友毛英（化名）相恋，2023年，双方正式领证，这段校园恋爱最终落地开花。死者王越与妻子的婚纱照（受访者提供）但是在此过程中，男方面临需要入赘的现实。“当时我们家里是一万个不同意！”徐先生介绍，尽管父母不同意，但王越说二人是真爱，态度坚决，家人拗不过只好同意。今年1月中旬两人举行婚礼，因为前来祝贺的亲友太多，连摆了两天酒席。看着儿子成家，徐先生也欣喜不已，当天接连在朋友圈分享了婚礼现场的照片和视频，并配文“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你们能恩爱一生，百事顺遂！”，照片中二位新人身穿红衣，面带微笑，透着喜庆。婚后，王越是在一家银行任业务经理，毛英则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护士，一同住在女方家里，在亲友眼中，二人工作稳定，生活幸福。“小夫妻俩看着感情很好，同桌吃饭王越经常会给爱人夹菜，也没见过他们争吵。”徐先生说，儿子王越全身心投入到了这段感情中，婚后热爱生活，也很自律，遇到假期小两口还会出门旅游，女方对长辈也还不错，父亲节他还收到了儿媳发来的红包，这对小夫妻的甜蜜生活也让作为家长的他倍感欣慰。然而这样的甜蜜仅仅持续了半年多。遭受打击，男方留下遗书遗言轻生徐先生向大皖新闻记者介绍，今年7月30日，王越给毛英买了一部新手机，当晚，王越在帮忙导数据时发现了妻子跟同事——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医生刘某某的不雅视频、合照，以及“不寻常”的聊天记录，这让王越备受打击。徐先生称，8月1日，心灰意冷的王越请了假带着毛英前往舟山散心，在此期间，还曾用毛英的手机与刘某某联系。8月2日凌晨，王越写下了遗书发给毛英。死者留给妻子的遗书（来源：死者母亲微博）家属提供的照片显示，王越在遗书中写道：“吾妻，谢谢你陪我度过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我永远爱你。只是经过这次你的背叛，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对不起，我真的挺不过去了……”在遗书中，王越还表达了对刘某某的怨恨，并再次向妻子深情告白：“我爱你，如当初。我们来生再做夫妻。”当天凌晨2点多，王越将这封遗书发给了妻子，早上快9点时，对方回复“等我”。徐先生则告诉记者，作为父亲，他等来的是儿子的死讯。当天中午，宾馆工作人员进房间时发现王越已经在衣柜内自缢身亡。这突如其来的悲剧让全家人无法接受，更令人痛心的是，事后，他们在王越的手机里还找到了录好的遗言，同样表达了对遭遇背叛的绝望死者尚未安葬，家属希望女方出面事后，王越的遗体被运回了浙江萧山。徐先生介绍，事发至今已过去了快一个月时间，但女方家迟迟未出面，王越的遗体依旧存放在殡仪馆内。家属也曾找到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和女方家所在的萧山区衙前镇政府，虽然相关部门组织过调解，但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家属们也不知道院方对于毛、刘二人的最终处理结果。徐先生表示，目前，男方的诉求是，女方要出面处理后事，让逝者早日入土为安，同时还要进行一定的赔偿。8月27日，根据家属提供的联系方式，大皖新闻记者多次联系毛英，但显示已经关机，其父母的电话也无人接听，刘某某的号码则显示已是空号。大皖新闻记者注意到，王越家人在网上发帖反映此事后，很快引发关注。8月7日，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发布情况通报称：7月31日上午8时左右，护士毛某某丈夫王某到毛某某所在科室反映刘某某、毛某某有关问题。期间，王某有报警。医院第一时间成立以院领导为组长的调解小组并开展工作。经调解，毛某某、王某情绪得到平稳，并于当日上午9:30左右一起离开医院。鉴于王某反映的刘某某与毛某某涉嫌生活作风问题，经研究，该院于当日上午11时左右对医生刘某某、护士毛某某进行了停职处理。同时，医院纪检监察部门启动初核程序，后续将依纪依规进行处理。图为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发布的情况通报通报中还称：“我院对后续出现的变故感到痛心，将进一步加强全院医护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和社会公德教育。”如今，20天过去了，此事是否有处理结果，又进展到了哪一步呢？8月27日，大皖新闻记者联系了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工作人员回应称，毛、刘二人均没有来上班，此前院方已经发布了情况通报，目前尚未发布新的通报。萧山区衙前镇政府工作人员则告诉大皖新闻记者，女方户籍地确实在该镇，针对此事，镇里相关部门曾介入协调，但具体结果并不清楚。徐先生介绍说，对于王越的死因，事发地舟山警方经过调查得出结论：排除他杀，认定为自缢死亡。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8月2日上午，该所接毛某某(女，25岁，浙江萧山人)报警称：在舟山东极一民宿内其老公王某自杀。该所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后经现场120医生确认，王已死亡。经调查，该死者于8月2日上午在舟山市普陀区东极镇民宿内自缢。经该所调查走访取证、分局技术现场勘查、法医对遗体的勘验和提取物检测，房间内未发现打斗痕迹，死者体表无暴力性损伤，符合缢死特征，排除他杀，判断自缢死亡，家属对此无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