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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里约热内卢基督像（一）9月10日，在遥远的巴西里约热内卢，中国和拉美一起干了件大事。什么事？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现场，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白玛赤林，用八个字来形容这次圆桌会。“立意深远，意义重大”！因为很简单，“中国与拉美国家始终心心相印、休戚与共，具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在人权保障方面，中拉面临相近的使命任务。”我们直面现实——人权，是一个激烈斗争的领域，也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领域。我们也不用回避，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人权都是西方指手画脚的抓手，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巴西，以及很多拉美国家在内，都很被动，有一种挨骂难还手的尴尬。但形势，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完全我个人的感觉，这两年，即便在人权领域，中国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敢说也会说。所以，这一次，中国和拉美一拍即合，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在里约共同举办了这次人权圆桌会。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圆桌会。偌大的会场，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朋友，只能在两侧站着。除中国、巴西官员、学者外，还有来自拉美10多个国家的人权领域高级官员、专家学者及智库媒体代表。不少人，是专程从邻国赶来的！对于人权，大家都是有话说，而且有些话不吐不快。这是国际人权领域一个积极的让人欣喜的变化。在开幕式上，白玛赤林就说，人类历史不会终结于一种文明，人权文明也不局限于一个理念。中拉历史传统不同、社会文化各异，这恰恰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人权文明形态的基础所在。他进而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拉在人权议题上交流合作，“既是中拉古老文明之间的交相辉映，也是现实世界中两大力量的深度携手”。中国和拉美，远隔万里，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区域之一。算起来，中拉国土面积，占到了全球的约1/5；中拉人口总数，占到了全球的近1/3，确实是世界两大重要力量，在世界格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人权这个敏感领域，中国和拉美，完全可以携手，而且也应该携手，为自己大声辩护，为朋友勇敢发声，更为世界和平与正义而战。这才是众望所归，人间正道。图为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现场（二）圆桌会很热烈，时而掌声响起，时而又火花四溅。在现场，我可以清晰感受到两种强烈的情绪。第一种情绪，是愤怒。愤怒西方对人权的双标，愤怒西方的傲慢和偏见。格林纳达前外长、前农业部查尔斯·戴维先生，开门见山就说，我对来这儿发言感到非常高兴，但现在不是庆贺的时候，因为在巴勒斯坦，在加沙，“这种侵犯人权的屠杀，我们完全不能接受，这正是我们须在国际社会发声的时刻”。侵犯人权，又何止在加沙？戴维指出，就在加勒比地区，对古巴等一些国家的制裁，导致了大量民生苦难，甚至几百万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公道何在？戴维越说越激动，最后大声疾呼：拉美和中国，必须继续努力，让这个世界更和平，更平等，以便我们最终看到光明。智利无国界人权组织主席杜克先生也痛批，这个世界很不太平，在一些西方组织和机构看来，战争就是个生意，这带来的是灾难，以及对人权的侵犯。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加沙的人间苦难，又是什么造成了古巴等国的民生艰难？拉美人都很清楚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全世界都看到，美国一直在拉偏架，甚至多次一票否决安理会的停火议案，美国却还振振有词。人权在哪里？在古巴问题上，哪怕联大多次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谴责美国非法的制裁，但美国依然故我。公道又何在？所以，也就难怪，墨西哥有一句俗话：墨西哥最大的悲哀，就是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所以，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先生就感慨，在很多价值观被扭曲的当下，非常需要富有正义感的人们勇敢站出来，需要他们振臂一呼，主持公道……第二种情绪，就是期待。期待与中国更密切合作，期待中拉在人权领域捍卫正义。戴维就指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改写了世界对人权的认识，而拉美和中国的合作，已经给全世界带来了很好的榜样，改变了殖民主义带来的负面后果。尤其是中国脱贫攻坚，在短时间内，数千万人脱离贫困，这让许多拉美学者官员大为赞叹。毕竟，在巴西，在不少拉美国家，我们也没必要回避，还有大量民众生活在贫民窟里，他们从中国的发展中，也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在圆桌会上，拉美的一些学者就表示，自己的国家还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极少数的人掌握了绝大部分的财富，这是不合理的，我们需要改变。中国，就成为研究和学习的对象。秘鲁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斯塔沃·维拉先生，更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大为赞赏。他说，中国的这个概念，可以共享我们的幸福，不只是拉美地区和中国，全世界都应该一起，以和谐的方式，那我们就能创造一个美好的共同未来。当然，坦率地说，我们也听到了不少对中国的鼓励和夸奖，甚至一些过誉之词。我总觉得，我们还是要冷静要清醒，既为中国的快速发展进步感到自豪，更不要在各种表扬面前飘飘然。这个世界，怕棒杀，更怕捧杀。图为参加圆桌会议人员（三）最后，怎么看？身处现场，感慨颇多，还是三点我个人的粗浅看法吧。第一，对于人权，我们要更自信。人权很重要，也是西方抹黑我们的一个重要抓手，但恰恰是我们，取得了让全世界惊艳的人权进步，尤其是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什么是德政？我总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德政！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自信。在这次圆桌会上，拉美学者就普遍赞扬中国的发展和人权的进步，对中国蒙受的污蔑打抱不平。世界人民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每个国家，包括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内，在人权上多少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其他国家，我们不管，但对我们来说，还是要谦虚谨慎，要正确对待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越是回避，西方越会炒作渲染，我们就会越被动。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不断取得进步，我们就会更主动，更有充分的自信。第二，对于人权，我们还要更善于斗争。这个复杂的世界，坦率地说，敢于斗争，很难；善于斗争，更难。越是这样，越需要智慧，越需要谋略。这不更是对我们水平和能力的一种考验？被动难免挨骂，出击才能赢得主动。我看到，在圆桌会期间，中方还发表《中拉人权报告》，来自国内多所大学的专家学者现身说法，讲述中国人权现状，讲述中国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就是要这样，通过各种方式，抓住各种机会，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我们的进步，人权的进步。做得好是基础，传播好是加分。宣传宣传，我总认为，既要有宣，更要有传，只有宣没有传，那就不是有效的宣传。这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第三，在人权领域，全世界更要团结起来。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IBGE）主席马尔西奥·波赫曼就指出，二战后，美国在人权领域的霸权行径众所周知，全球南方国家，应在人权领域大胆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看到，圆桌会期间发表的《中拉人权报告》就指出，未来中拉人权发展，应着眼于三个方面。1，加强人权交流互鉴，形成更多人权共识；2，反对人权问题工具化，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3，始终秉持“以发展促人权”的核心理念，携手发展促进人权进步，成为“全球南方”人权发展合作样板。这就对了。就是要出动出击，主动设置议题。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才是正途。最让我动容的，有拉美代表谈到人权时，一度言辞哽咽，甚至潸然泪下，为自己国家面临的挑战，为当下世界的种种不公，为他们同胞陷入的生活困境……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总有着太多的问题，太多的不堪和苦难。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只是开了一个头。这个头，我相信，会在拉美和全世界，会对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来源：牛弹琴

极目新闻记者 曹雪娇9月12日，来自湖南长沙的消费者陈女士反映，她购买近三年的三星Galaxy S21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一道绿线，且只能自费换屏。但她发现，三星公司此前已经在印度市场对几款出现绿线的手机实行免费换屏政策，她认为遭到了品牌的“双标”对待。对此，三星电子售后客服表示，或是因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陈女士的手机已过保修期，只能付费修理。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绿线陈女士介绍，2021年12月，她花3789元网购了一部三星Galaxy S21手机，有全国联保。两年多来，手机一直正常使用。今年8月，在没有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一条竖着的绿线。手机中间出现了一条绿线（受访者供图）8月26日，陈女士与三星客服沟通，客服表示需要先确定有无人为损坏因素，可以寄回厂家检测维修。9月3日，陈女士又到一家三星线下维修中心检测，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种情况只能自费换屏，但可能要花费千元左右。陈女士上网搜索发现，不少使用三星Galaxy S20、S21等系列的手机用户，也出现了和她相似的情况，且被告知需自费换屏。极目新闻记者在社交平台及消费者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年，确实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反映三星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问题，其向客服反映后，需要承担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维修费。社交平台有消费者反映相似问题国外同型号手机可免费换屏陈女士还发现，除中国市场外，三星上述型号的手机在印度市场等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三星在那些地方实行了免费更换屏幕政策。据媒体此前报道，三星印度公司曾宣布，将为存在绿屏问题的多款Galaxy系列智能手机提供一次性免费屏幕更换服务，其中，包括三星Galaxy S20系列、S21系列（不包括FE型号）、S22 Ultra、Note 20及Note 20 Ultra等型号。且即便设备已过保修期，只要是在购买后三年内的手机，都可以享受此次免费维修政策。不过，三星当时并未就绿屏问题的具体原因作出官方说明。陈女士说，出现这样普遍的问题，说明是机器本身有问题，所以应由三星公司负责，而不是由消费者承担后果。12日下午，三星电子售后客服回复极目新闻记者称，收到关于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投诉后，已将情况上报给了三星公司。目前，未收到任何需要对上述型号手机进行特殊处理的通知。陈女士所说的出现问题的机型，目前只能提供付费维修。“按照三包相关规定，2021年购买的机器也超过保修期了。”该客服表示，手机只有满足保修期内和机器性能故障两个条件，才能保修。对于陈女士所提到的印度市场手机出现问题可免费换屏一事，该客服人员表示：“可能是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来源：极目新闻）

（原标题：中国赢了吗？美国怎么办？）

今年5月，上海政法学院一名学生在微信上提取了一笔5万元零钱。在这一过程中，共被收取了50元左右的手续费。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其对提现费如此高昂立刻产生了质疑。在线上咨询腾讯客服后，得到的回答是“平衡银行侧交易成本。”因此在免费提前额度使用完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图为微信提现界面的提示（资料图/图文无关）该学生此后与其他法学生组成团队，花大量时间查阅包括腾讯近年来的财报在内的相关资料，并以“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该案于今年8月末开庭，据作为本案代理人之一的华东政法大学研一新生杨昊斌介绍，他在一审后又经过十几次修改，目前已将庭后意见写完并成功提交法院，并等待审判结果。他表示，即使这场官司败诉，也要明明白白地告诉被告，天下苦微信提现费久已。新闻晨报·周到记者联系到作为团队成员之一的上海政法学院大四学生吴祖祎，听她讲述了更多案件细节。随后我们也联系到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的陈善勇律师，专攻金融领域的陈律师表示，微信收取提现费本身并非不合理现象，加之腾讯主场作战历史败诉率极低，因此该案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但不管胜败，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并将引起各方重视。”微信方没有尽到合理提示义务吴祖祎向我们介绍，其团队成员的微信里此前有一笔5万元的资金流入。今年5月，该成员决定将钱取出，“第一次转了500元，没收手续费。第二次把剩余的都取了，一下子收了将近50元。”而这名团队成员在开通微信零钱之时并未在服务协议中找到提现手续费字样，但提现之时却发现需要支付手续费。她在咨询了微信官方后获知，根据规定同一个身份证名下的所有账户终身享受累计1000元的免费体现额度。一旦使用完这个额度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服务费。单笔服务费如小于0.1元，按照0.1元收取。例：零钱提现1000元，需要支付1元服务费。吴祖祎和当时还在上海政法学院读大四的杨昊斌以及同样就读于上海政法学院的席蕊璇、秦浩宁还有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潘灵青建立了一个五人团队，决定对此事进行深挖。8月底，团队中的三人自费前往深圳参与庭审。组团状告微信的法学生们陈律师表示，这一案件涉及到微信提现收费问题是否合理，而关键就需要看双方是否签订过相关的服务合同。“虽然用户不可能与腾讯平台签订纸面合同，但是用户注册使用过程中的电子合同基本不会少。”他说，“从监管层面上看，需了解收费有没有违反监管机关的相关规定。只要微信提现手续费收费没违反监管机关的规定，那么收取手续费无可厚非的。”“微信支付手续费的收取与银行的收取标准有关，因为前期微信支付需要承担了所有转账成本，故而在提现时收取手续费成本。这种模式在第三方支付行业内普遍存在。不同平台会根据自身成本结构和市场策略决定收取多少手续费。所以从法律层面讲，微信收取手续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原告方提出的主张，是微信方面没有尽到合理提示的义务。经过事后查询发现，微信是从2016年3月1日起针对提现功能收取手续费的，当时在官网进行了一个公告（含新协议）。“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份公告，还有更新后的条款，发现有些格式条款没有尽到相应的提示义务。因为公告里把收取手续费这部分内容藏得很深，1.1万字的公告里一半以上的字全都进行了加粗，因此其实没有起到辅助阅读的作用，因为加粗的字太多了，重点依旧不突出；此外，关于手续费细节的规定也没有直接写在里面，而是需要点击打开一个超链接。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尽到重要条款的相应提示义务。”吴祖祎称，“另外一点，它没有给大家一个退出机制。假如有人在公告登出前已经往微信里存了一大笔钱，但又没细看公告或者根本不知道公告的话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杨昊斌本人也在小红书上发帖记录了他们的这次起诉，该贴很快就登上热搜第一，底下超过1万+条评论清一色都在吐槽微信的做法。网友“ufiyyh”在杨昊斌的帖子下讲述了自己的父母在微信手续费上遇到的糟心事：“爸妈在农村卖菜，大半年收入2万元，（提现时）微信手续费就要20元。一斤菜的利润就5毛，20元手续费就等于少卖了40斤菜。担心爸妈心疼手续费，我都是让他们转给我，然后我折现给他们。可我一个人微信也用不上这么多钱，只能慢慢兑换提现额度，一年也兑换不了一万块。但如果爸妈的微信里放几万块我更加担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懂操作，另一方面是怕他们被人骗了或者丢失这笔钱心理扛不住。”图为法院的出庭通知书这触及了本案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微信客服称收取手续费是为了平衡银行交易成本，但怎么能确定微信没有从中赚取高额利润？吴祖祎介绍，他们经过了一个粗略的估算，结论是手续费定价过高。“因为有些数据其实涉及到商业机密，所以我们就只能根据网上公开的信息进行估算，”她说，“我们现在也希望对方拿出证据，他们既然说自己是为了弥补成本，那我们就希望他们证明自己怎么弥补成本。”陈律师也向记者解释，“因腾讯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非上市公司，并无财报可以查看。”“原告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的方式，获取年度流水，从而推算出利润率是否过高。在财付通利润率明显暴利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法院酌定减少手续费用。”但让大家感到失望的是，他们并未能得到精确的内部数据。吴祖祎告诉我们，大家现在正在等待最终的判决结果，“我们觉得微信收取提现费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所以我们要把这次诉讼进行到底。就算不能赢，我们也希望让各方面都能重视起这个问题，从而提醒微信正视广大用户的声音。”微信提现费对商户影响更大陈律师认为，相比个人用户，微信收取提现费对于商户的影响其实更大。如果可以通过这次诉讼引起各方重视，那么诉讼本身就达到了它的目的，而它的意义无疑也将是深远的。“目前财付通主要是提现收取费用，也就是说不提现、钱一直放在账户中是不收取费用的。针对个人用户来说，我可以选择仅用微信支付不提现。但针对于商户而言，微信收款却处在两难境界。不用微信收款明显影响生意，腾讯支付平台正看中这一点，所以将商户提现与个人提现区别对待（商户的提现费率更高）。”“这种区别对待方式违反诚信和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市场运作规律，损害了广大经营者和微信支付服务使用者的合法利益。”他希望看到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公益诉讼或者行政机关可以制定相关文件明确提现手续费最高比率，切实解决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曾发布过《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我们期待针对财付通提现额监管部门也能出一份类似文件，规范提现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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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持有枪支5支、弹药732发，贵州纪检系统正厅级“内鬼”陈罡今日获刑7年。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通报，9月12日，黔南州中院一审公开宣判贵州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原组长陈罡受贿、洗钱、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对被告人陈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对陈罡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对陈罡非法持有的5支枪支及732枚弹药，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陈罡（中）受审公开资料显示，陈罡出生于1964年8月，贵州沿河人，土家族，曾任遵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等职，2017年任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省工商局纪检监察组组长（保留正厅级），2019年任贵州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公安厅纪检监察组组长（保留正厅级）。2023年8月，陈罡官宣被查。2024年1月，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陈罡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钱款；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规放贷获利；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今天的庭审中，法庭经审理查明：2016年至2023年，被告人陈罡利用担任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省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人员在案件处理、混凝土生产资质办理、消防手续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2万余元；2020年4月至2022年5月，陈罡为掩饰、隐瞒50万元受贿款的来源、性质，虚构向他人借、还款的转账事实，伪造借贷关系，转移受贿资金；陈罡还违反枪支、弹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5支、弹药732发。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罡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洗钱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应依法惩处。陈罡受贿数额巨大，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鉴于陈罡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主动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事实，认罪悔罪，且退缴全部受贿赃款，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延伸阅读敛财5.5亿的公安厅长被指"胆子大"：情妇家被搜出1亿多现金在被查一年多之后，“老虎”王大伟受审。2023年10月19日，湖北省襄阳市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辽宁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王大伟受贿一案。据检方指控，他敛财数额高达5.55亿。另外，他还曾收受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孟冰等给予的财物。政知君注意到，此次王大伟受审的官方报道中，罕见提到了他受贿的几个重要细节。他也是今年以来受审以及获刑的“老虎”中，受贿金额最多的人。搞假结婚欺骗组织王大伟1964年4月出生，曾在国家经贸委办公厅、中国联通公司、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任职。其间，他挂职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副市长。王大伟被控敛财数额高达5.55亿，图为其讲话画面 资料图挂职结束后，王大伟留在哈尔滨市工作，历任副市长，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2009年8月，王大伟调往黑龙江省公安厅工作，出任党委副书记、副厅长。2013年3月，他跨省出任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次月他同时担任省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2017年2月升任副省长。直到2022年3月1日落马，王大伟执掌辽宁省公安厅9年。2022年9月，王大伟被双开。纪委通报指出，王大伟为掩盖“裸官”问题，搞假结婚欺骗组织。这在落马“老虎”通报中尚属首次。此外，他还被通报大肆卖官鬻爵，严重破坏任职地区和系统的选人用人制度和政治生态；生活腐化，道德败坏；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徇私枉法践踏纪法底线，贪婪无度。2021年以来，辽宁省公安厅已经有3任厅长落马。2021年1月25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文喜（2002年5月至2011年3月任省公安厅厅长）落马。2021年8月23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薛恒（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任省公安厅厅长）主动投案。今年1月，李文喜受贿案一审宣判。2006年至2021年，李文喜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4亿余元，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李文喜受访视频截图去年8月，薛恒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审开庭。检察院指控，2005年至2021年，薛恒直接或者通过亲属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5亿余元。2019年，薛恒离职后，利用其原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他人请托，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6.3万元。在情妇住所搜到超亿元现金在王大伟被查之后，有关他的案件细节被媒体披露。有媒体称，外界认为，王大伟被认为是落马的几个辽宁省公安厅厅长中，胆子最大的一个。此前，《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当地政法系统盛传，王大伟涉案金额超过李文喜，其被查后，办案人员在其沈阳市一位情妇住所处搜出的现金就超过1亿元。此外，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办案人员在王大伟妹妹的一个住处，搜出数以亿计的人民币，“王大伟主要的钱都藏在齐齐哈尔”。据检方指控：2008年至2022年，被告人王大伟利用担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辽宁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红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孟冰等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处理以及职务提拔、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等财物，以及代为支付购房款、购物款，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王大伟当庭认罪悔罪从检方指控来看，王大伟是进入政法系统之后开始堕落的，他敛财的第一个岗位是“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辽宁忠旺集团和下属孟冰政知君注意到，此次王大伟受审的官方报道中，罕见提到了他受贿的几个重要细节。第一，他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他是今年受审、获刑的“老虎”中，受贿金额最多的人。第二，根据检方指控，他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红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孟冰等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公开资料显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忠旺的下属公司。据《证券时报》等媒体报道，中国忠旺实控人是刘忠田，贴有“亚洲铝王”标签。在王大伟被查之前，2021年10月15日，中国忠旺收到下属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因重大亏损、运营困难，下属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出现严重经营困难，经多方努力，已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当前问题。中国忠旺发布内幕消息2022年9月，中国忠旺公告称，公司接获通知，相关中国债权人已于2022年8月30日，针对公司附属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等共计14家公司，向法院提交破产重整申请。今年4月6日晚，中国忠旺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香港联交所宣布，由2023年4月13日上午9时起，该公司的上市地位将被予以取消。另外，王大伟还曾为下属孟冰提供帮助。孟冰，男，汉族，1973年9月出生，今年50岁，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王大伟的“70后”下属孟冰孟冰长期在辽宁省公安厅工作。2013年，王大伟从黑龙江调任辽宁担任公安厅一把手时，孟冰是辽宁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副厅级）。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孟冰任葫芦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之后他重回省公安厅，出任公安厅党委委员、指挥中心主任。2018年10月，孟冰出任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兼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局长。次年11月，他任省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正厅长级）。2021年5月，在王大伟被查前一年，孟冰调离辽宁省委政法委，出任辽宁省法学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2022年6月16日，在王大伟被查3个月后，孟冰落马。孟冰的双开通报提到，他“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政治攀附，并在组织核查时掩盖攀附问题，花费巨资跑官买官”“为谋求职务提拔调整，向领导干部赠送钱款”。孟冰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官网截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第三，王大伟曾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等财物，以及代为支付购房款、购物款。此前“老虎”受审时，官方的报道表述多为“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XX万余元”，王大伟案件则明确列出了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此前，8月4日，“正部级”老虎、十三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主任沈德咏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法院审理查明，沈德咏收取现金、黄金制品、车辆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56万余元。更早一些，2019年5月，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张化为受贿案一审宣判。张化为被认定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给予的字画、金条、玉石、珠宝首饰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284.93万余元。 近日，《美国事务》上刊登的长文《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关注。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他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改学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则是全美管理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对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机）颁发认证的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中国崛起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或者罔顾环保，也不认为是美欧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而“资助”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将其归结于中国深谋远虑、以颠覆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工业政策。换句话说，他主张的是中国阴谋论，并提出美国对策。但是辛明顿看到了正确的现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网站截图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动摇Pax 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