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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牛弹琴公号德国干了一件傻事。不仅傻,而且损人不利己,更传递错误信号。什么事?9月13日,德国两艘军舰,“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和“法兰克福”号补给舰,过航了台湾海峡。看德国媒体的报道,声称这还是20多年来,德国军舰第一次通过台湾海峡。没具体看统计,也不知道真假。但如果是真的,20多年来一直没这样做,为什么德国军舰偏偏现在要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13日的解释是,当时德国军舰从韩国去菲律宾,穿越台海是“最短的路线”。他并且补充:“考虑到天气条件,这是最安全的航线。这些是国际水域,所以我们要穿过它们航行。”什么意思?1,这是最短路线。2,天气糟糕,这是最安全路线。3,这还是国际水域。感觉言辞凿凿,但这明显都是托词。我看到,9月14日,我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熹海军大校明确表态,就一段话:9月13日,德“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法兰克福”号补给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德方行为增加安全风险、传递错误信号。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一些的措辞,比如我们全程跟踪警戒,我们保持高度戒备等,我们都比较熟悉。但最核心的是这一句:德方行为增加安全风险、传递错误信号。德国两艘军舰过航台湾海峡(资料图)此前一天,中国外交部记者会,路透社记者就相关问题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明确表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湾问题不是什么航行自由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我们尊重各国依据中国法律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在相关海域享有的航行权利,但坚决反对打着航行自由旗号,挑衅和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毛宁记者会上就相关问题表态(资料图)德国啊德国,你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挑衅和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德国不知道问题严重性吗?应该知道,所以,德国一方面军舰穿越台海,另一方面竭力低调,还找了个理由“考虑到天气条件,这是最安全的航线”。我看到,德国这样的骑墙做法,有德国媒体都看不下去。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就撰文说:“一向喜欢表现得很潇洒的(德国)国防部长,现在为两艘德国军舰穿越台海提供的理由,说这是最短的路线,且是考虑天气情况下最安全的选择——这听起来很德国,很简短也很谨慎,并不具有多少火药味。”嗯,听起来很德国。文章接着说,“但是有两点,柏林方面不应该忘记:首先,如果要更好地贯彻对华政策和亚洲政策,德国需要加强对外贸易的多元化。然而现在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性仍然很高,政界也没有采取多少应对措施。其次,德国联邦国防军不必去威慑中国(也根本做不到),而应该去威慑俄罗斯。德国国防政策的重点在欧洲,而不是远东。”当然,这是德国媒体的看法,观点也未必都正确。但有一点也是很清晰的,德国你威慑不了中国,你这样做,完全是没事找事,自找麻烦。最后,怎么看?完全个人观点,还是粗浅三点吧。第一,德国,就是想低调地献个投名状。献给谁?献给西方,更献给美国。尤其考虑到俄乌冲突,德国和美国矛盾很多,在台湾海峡一本正经地来打卡一下,也是让美国放心,我和你站在一起。另外,为了缓和中国的愤怒,德国国防部长又特意找了个天气的理由,因为走这里“最安全”。德国啊德国,毕竟也是西方响当当的大国。但用一位网友的话说,这次穿越台海,更展现了“替帝国老板跑腿时的艰辛与卑微”。图为环球时报英文版制作的漫画图第二,德国,确实传递了错误的信号。什么错误信号?这不会带来安全,反而增加风险。这根本不是航行自由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打着航行自由旗号,其实是挑衅和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而且,这也不符合两国关系大局,损害中国人对德国的友好感情。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军舰,也去佛罗里达附近这样走走,也去英吉利海峡附近这样走走,也去德国附近这样走走,美国会乐见?英国会高兴?还是德国没任何意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我们,还是要保持清醒和冷静。清醒,是因为这个世界,总有人唯恐天下不乱。以前是英国军舰、加拿大军舰,更频繁的是美国军舰,现在又是德国军舰,纷纷来台海打卡。什么打卡?不过是展现一下存在,制造点流量而已。当然,也不排除其他一些国家军舰,也会来此向美国献上投名状。冷静,是因为国际斗争更加复杂和尖锐。我们斗智斗勇,不惹事更不怕事。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所以,不管哪国军舰来,只要不怀好意,我们自然会跟监警戒,自然会保持高度警备,自然会反制一切威胁挑衅。毕竟,这里是台海,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毕竟,今天的中国,不是伊拉克,不是利比亚,也不是叙利亚,更不是120年前的中国。毕竟,外国列强架起几门大炮就能打开中国大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德国啊德国,这份投名状,真够傻的。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

“不可能说明星住这栋楼,他被困了,我先去救明星,我们不可能这样做。毕竟被困电梯人都怕,空间又小。”

图|任海云和女儿前往派出所任海云见河南老家来的派出所民警将丈夫带走之前,她再三嘱托办案人员,说丈夫患有严重心脏病,每天不能停药。但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等三人,还是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将常济淙从北京跨省抓捕到河南郑州。常济淙在2024年2月4日被确诊为最罕见的心脏病——“右心房血栓”后,就终生离不开一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品。医务人员在常济淙出院后再三告诫患者家属,患有这种活动性右心房血栓的死亡率达到80%至100%,而治疗这种疾病的“利伐沙班”必须每天坚持服用,且不能间断,否则会随时危及患者生命。而在常济淙“停药”一天多时间后,他竟然在警方审讯中“突发疾病”。据涉案派出所所长陈国发介绍,3月28日晚上8点20分许,常济淙在郑东新区分局案管中心讯问期间上厕所途中突然倒地,民警随即联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以下简称:郑大医院)抢救,经医院抢救9天无效死亡,年仅51岁。离奇的是,常济淙在120抢救后,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和《院前急救情况记录》显示,患者“抢救前死亡”,“经全力抢救,患者呼吸心跳仍未恢复,心电监护导联呈一直线,血压未测出……”。尤其让死者家属感到疑惑的是,常济淙在郑大医院抢救9天后,竟然产生了29万余元的“天价”医疗费。白鹿新闻从院方出具的《临时医嘱单》看到,常济淙死后被送到太平间的第五天,院方还在给死者“注射”葡萄糖液等药品,以及心肺复苏、心电图检查。直到4月6日被医院宣告死亡后,任海云才见到爱人常济淙。但她在擦洗丈夫遗体时,发现其后颈脖上有一条深深的勒痕,且腿部也有明显伤口,身体背部有大面积淤青。“死者既然在抢救前已经被医生诊断为死亡,郑州警方为何还要将死亡的常济淙送到医院抢救9天?”任海云由此怀疑,警方为了故意隐瞒丈夫被刑讯逼供的死因,才让医院制造抢救的假象,这样好让死者家属误认为常济淙是正常突发疾病死的。对于死者被抓的真正原因,任海云因误接“赵俊华与神秘人士”的电话而揭开了事实真相。这段8分19秒的录音电话显示,赵俊华副所长在此次跨省抓捕行动中竟然违规传唤犯罪嫌疑人,还涉嫌插手经济纠纷办“人情案”,如“你这一点说得对,他是主动来我这配合调查的,我们没给他设为嫌疑人,我可以不去办传唤证……。这个很有价值,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白鹿新闻了解到,对于上述那段录音电话,涉案派出所及民警至今仍不知被死者家属“截获”。陈国发所长表示,涉案嫌疑人常济淙之死纯属意外事故,而此案的办案民警都是依法依规传唤,不存在违纪违法行为,至于死者身上的伤痕可能是医务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弄伤的。目前,郑东新区分局已经成立专班,地方检察院也介入调取了相关同步视频录像,善后工作正在进行。白鹿新闻就此向郑州自贸区检察院案管中心求证核实,相关人员表示,经查询,该院未受理常济淙的案子,具体情况应该找郑东分局了解。关于警方的这一说法,任海云仍然有自己的疑问:爱人生前患有致命的心脏病,警方有没有及时给他吃药(利伐沙班)“续命”?若是突发疾病死亡,为何他身上有原因不明的伤?她迫切想知道,爱人从北京带到郑州公安局审讯室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民警跨省“钓鱼执法”清晨7点,任海云的手机每天会响起闹钟,闹钟一响,她就要催丈夫老常准点吃药了。她和丈夫都是河南新乡人,尽管丈夫比她小三岁,但她一直管常济淙叫“老常”。可自从老常被郑州警方跨省抓捕后,她每天的闹钟再也唤醒不起丈夫吃药。而此时的老常,已经躺在700公里外的郑大医院太平间近6个月时间。任海云永远不会忘记老常被老家民警逮捕的那一天。据她回忆,3月27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老常在家里接到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的电话,说其表姐得了皮肤病,希望他在北京联系一家好的医院。挂断电话后,老常随即在北京门头沟区天街附近订了一家酒店,并通知好友崔金华过来陪河南老乡一起吃中饭。早在几年前,赵俊华因办理常济淙的拒执罪案而相互结识,并时常有了联系。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楚广军、常济淙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显示,因楚广军与常济淙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常济淙偿还2062万元给楚广军,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常济淙未完全履行债务,涉嫌构成拒执罪,于2019年10月8日移送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以下简称:郑东分局)处理。2021年2月20日,郑东分局开始立案调查。崔金华告诉白鹿新闻,大概一个小时后,她开车赶到天街十字路口时,正好看到老常夫妻俩跟三个身着便装的男子碰上了面。突然,为首的赵俊华将老常的手机夺走,并声称要带他“到郑州配合调查(案子)”,还扬言要戴铐子将他带走。这时,大家都感觉不对劲,一场酒宴竟然演变成“钓鱼执法”案。“我说你们这是干啥,他(赵)说了解个事。这时常总说先吃饭吧,然后我就去饭店点菜。”过了一会儿,任海云打电话叫她赶紧出来,他们要带走老常。“我赶快跑出来,对他们三人说,你们凭啥带他走?有传唤手续吗?”崔金华多次向白鹿新闻强调,当时前来北京的赵俊华三个人,均没按规定穿警服、持传唤证办案。但“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只有赵俊华一人晃了一下警官证。我们由此怀疑另外两人不是办案民警。”事后,白鹿新闻陪同死者家属在通泰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公示栏中,也没有找到这两名陌生男子。不过,该所王姓教导员却称“他们(两人)应该是去年刚分来的。”在双方僵持下,赵俊华最终强行将常济淙带上了路边的出租车。临行时,任海云要求他们留下联系电话,并央求赵俊华,“老常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刚出院不久,身体还在恢复期,希望他能回家拿药。”据任海云提供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2月8日出具的《出院记录》显示,常济淙有长达10年的高血压、糖尿病病史,其间曾被诊断为脑梗死,但经溶检治疗无明显后遗症。早在3年前,他曾出现过胸闷、气短、心前区不适等症状,经多家医院诊断患有多种心脏病。最后,该院于2月4日诊断为包含右心室血栓、肺动脉高压等多种缺血性心脏病,及其他10种疾病。其病历载明,“因心脏严重心衰无法耐受介入手术,院外口服药物保守治疗。”图|解放军总医院为死者家属出具的诊断证明书白鹿新闻从这份出院记录看到,常济淙患有11种疾病,其中最致命的疾病应属右心室血栓。据公开资料显示,心腔内血栓以左心室多见,右心室少见,而常济淙右心室内大小为21x15mm的巨大血栓则更为罕见。赶到家中,任海云将老常每天吃的12种药全部捡到一起,送到已经等候小区门口的赵俊华一行四人的出租车上。“常总心脏病真的非常严重,一旦出问题谁能负责任?”待任海云回家取药后,赵俊华回复崔金华,“我会负责任的,我们有自己的医院鉴定。”老常看着风尘仆仆的妻子,对她说,要照顾好自己。任海云有些不安,老常看出来了,还安慰她说,“放心吧,我没事的,过几个小时就回家了。”车子启动后,任海云仍不放心地再三嘱托赵俊华,“记得让老常准时吃药,如果停了药,他会有生命危险。”但让任海云没有想到的是,丈夫这一去,便永远离开了自己的身边。断药一天后送医抢救再次返回家中,任海云发现刚才匆忙之中少带了一种药。而这种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正是治疗右心室血栓的特效药,需要每天及时服用。任海云至今仍记得老常出院时,其主治医生曾嘱咐过她,一定要记得给他每天服用“利伐沙班”,且不能间断。据了解,“利伐沙班”是一种新型口服抗凝药,可预防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塞,从而有效缓解右心房血栓问题的加重,以降低卒中和全身性栓塞的风险。对于这款药停用产生的后果,上述主治医生曾向任海云作过详细介绍。他说,一旦不及时服用此药,右心室中的血栓就会脱落进入肺动脉,引起肺栓塞,那么栓塞部位远端的血流就不能流入肺泡,无法完成气体交换,导致通气、血流比例失调,血液中的氧气含量急剧下降,最终出现心脏和呼吸衰竭,随时危及患者生命,严重导致猝死。右心室血栓合并肺栓塞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死亡率极高。据文献统计,右心房血栓的总死亡率大约是28%,而未经治疗的活动性右心血栓的死亡率可以达到80%—100%。而活动性右心室血栓又被全世界医学界公认为最高死亡率的急诊疾病。因此,常济淙从北京医院出院后,医生在《出院记录》中还特别注明医嘱:“出院后每天须按时服用20mg的“利伐沙班”一次……,规律服药,预防肺栓塞”。对于大剂量服用这款药,医生曾解释,正常情况下,右心房血栓患者只需服用10mg的“利伐沙班”,但老常右心室内的血栓巨大,所以要加大一倍的剂量,且每天必须准点准时吃药,否则一停药就会有生命危险。老常每天吃药的时间定在早上七点。考虑到明天早上即将要断药,任海云心急如焚的开始拨打赵俊华之前留给她的电话,但整个下午都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傍晚5点26分,赵俊华终于接听了电话。据任海云回忆,赵俊华说带老常去郑州只是了解情况,配合警方调查,并一再叫她放心老常的身体情况,他带有老常的病历。“通话期间,我一个朋友说能否让常总接电话,他说涉及案件不便在高铁上接听。”直到晚上11点37分,常济淙才打电话给妻子报平安,说“你别担心我的身体,今天笔录未做完,明天继续做”,中途,赵俊华抢过电话称,有两人陪着他在宾馆,还说他身体没问题。通过这个电话,任海云才知道丈夫下火车后被送到宾馆做了第一次笔录。结果这一次通话,他们夫妻俩便天人永隔。次日早上七点,又到了常济淙准点吃药时间,任海云多次拨打赵俊华电话,欲想知道丈夫是否准时吃上了“续命药”(利伐沙班)。一个小时后,赵俊华才接通电话,称老常没事,能吃能喝的。随后,任海云仍不放心丈夫病情,决定亲自去趟郑州送药。据上述判决书显示,任海云因为丈夫的经济纠纷案承担民事连带责任,而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员,限高不能坐高铁、飞机。为此,她坐动车到郑州后一路联系赵俊华,均没人接听。直到傍晚,赵俊华才知道她到了派出所,并叫她送到指定地方,那里有其安排的民警过来取药。任海云送完药一个多小时后,赵俊华竟然主动联系了她。任海云说,“他通知我明天中午12点左右到派出所办理拘留手续。这时,我又询问爱人的身体状况,他说没有一点问题。”任海云特别留意了这个电话的显示时间为:2024年3月28日19时13分。但白鹿新闻注意到,任海云事后从郑东分局获取的《拘留通知书》显示,“我局已于2024年3月28日18时将涉嫌拒执罪的常济淙刑事拘留,现羁押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也就是说,赵俊华当晚打电话给任海云时,常济淙早已被看守所收监。图|郑东分局给死者家属的拘留通知书那时,任海云并没察觉到有何异常。但当晚9点17分,任海云又接到赵俊华打来的电话,说她丈夫正在医院进行抢救,让她赶紧去郑大医院。“当时我预感丈夫出事了,也一直是担心断药引发疾病的问题出现了。”大约20分钟后,她和弟弟开车抵达医院急诊室,发现老常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四周围了很多便衣警察、医生,其中就有派出所的陈国发所长和赵俊华。当她走过去准备靠近丈夫时,身边十几个民警把她拖拽回去,直到丈夫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ICU。患者抢救死亡后仍“注射”药品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任海云一家人不知所措。昏迷不醒的常济被医院安置到ICU抢救后,医生告诉家属,说患者情况危急,心跳反复骤停。据郑大医院出具的《入院记录》显示,半小时前上(审讯室)厕所时被人发现晕倒在厕所,可喊醒,后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心肺复苏成功收入院期间再次出现心跳骤停,再次予以心肺复苏,如此反复复苏6分钟才复苏成功。图|郑大医院出具的入院病历医护人员持续为其心肺复苏,却始终没有效果,并下了病危通知书。为了纠正心衰、缺氧,并创造手术条件,医生决定启用一种名为ECMO(体外膜肺氧合)的设备。这是一种高科技的生命支持系统,用于在患者的心脏和肺功能严重受损时提供帮助。ECMO技术可以代表一家医院、一个地区的急危重症救治水平。公开资料显示,被誉为“亚洲最大医院”的郑大医院是河南省规模最大的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在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复旦大学版)中,其综合排名位居全国19位,在中国医院科研量值排行榜中居全国第21位,设有东院区、北院区等4个院区。图|死者常济淙的妻子(右)和女儿在郑大医院的合影ECMO俗称人工心肺,是替代心肺功能的一项抢救技术,可为心脏骤停、难治性心源性休克、重症肺炎等各种疾病引起的呼吸衰竭的濒死患者的抢救赢得时间。目前,ECMO因在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救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逐渐被大众熟知,不少人把它称为重症患者救命的“终极武器”。白鹿新闻了解到,此前一台进口的ECMO设备价格在100万元至350万元不等,且开机、耗材费用不菲。德国德中医学会中国项目部主任刘洋曾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过去,ECMO开机耗材套包平均5万元,加上重症ICU每天超过1万元的治疗费。任海云得知,使用ECMO的费用极其昂贵,光开机费就高达5万元以上,且每天至少上万元。她感到无助,这对于一个负债累累的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她向医生询问了ECMO的必要性和成功率。据了解,成功率为50%。医生向任海云解释,ECMO是在其他治疗手段无效时的最后选择,它可以替代心脏和肺的功能,给患者提供治疗和康复的时间。然而,医生也坦诚地告诉她,尽管ECMO是一种先进的生命支持技术,但它并不能治愈病情,成功率因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异。面对这样的情况,任海云感到非常矛盾。一方面,她不想放弃任何救治丈夫的机会;另一方面,她还要考虑到家里还有两个需要照顾的孩子,以及持续增加的医疗费用,她很难抉择。但最后,任海云还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丈夫的生命。她告诉白鹿新闻,抢救的第一天,她先向亲朋好友筹借了5万元,然后多次找派出所协商垫付每天产生的医疗费,但赵俊华一直躲着不接电话。面对医院的催款通知,她无奈向郑东分局副局长谷秋生发出了“家属无力支付医药费”的求助短信。图|郑东分局谷秋生副局长发给死者家属短信谷秋生于3月31日的当天下午2时12分回复了任海云:“刚医院查了,账上还有一万多,不影响治病。”随即她再发短信就没再回复。4月2日,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接见了任海云及其家属。据她提供的一段录音显示,当时陈林拿了一张打印好的《申请书》让她签字,但她拒绝在这份既没盖章,又没填写日期的纸上签名。图|死者家属从郑东分局拍到的垫付医疗费的申请书趁他们不注意,任海云拍了这张申请书。该申请书显示,“我叫任海云……,3月27日我的丈夫常济淙在北京被通泰路派出所带回郑州询问案件,3月28日夜里常济淙因疾病被送到郑大医院急救,经多次抢救人还没有脱离危险期,公安机关出于人道主义先期已经垫付医药费12万元,家属自筹5万元,现病人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抢救,仍未脱离生命危险,现因家中无力支付医药费,请求公安机关对常济淙进行继续救助医治,并垫付医药费。”“拒绝签字后,陈林随后给我打了电话,承诺他们会支付,让我们放心。”任海云说,“老常刚使用ECMO抢救时,医生找我谈话,说他血压稳定。当初医院给我传递了一个信息:老常有救了,给了我希望。但抢救的第二天,医院就一直劝我放弃治疗,我感觉很不正常。”据任海云提供其中院方找她谈话的一段录音显示,患者主治医生对她说,“目前他30的血压还是在ECMO支撑的,我估计一撤ECMO,血压会掉得很厉害,我觉得你们下一步还花那么多钱去救也救不过来。”任海云告诉白鹿新闻,4月3日,她向院方索求老常的抢救病历,欲将给曾治疗过他的北京医院进行会诊。“可能他们感觉瞒不住了,医院拒绝提供病历,多次谈话中劝告我们放弃治疗,撤掉ECMO,但我们坚持不同意。”遗憾的是,昂贵的ECMO并没有将常济淙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4月6日凌晨4点42分,医院通知患者家属“抢救已经没有意义了”,并正式宣布常济淙死亡。至此,常济淙已经在郑大医院ICU抢救了9天时间,医疗费高达295731.81元,其中郑东分局垫付了24余万元。撤掉ECMO后,警方只准许死者儿女进入ICU,这也是他们俩第一次进ICU见到父亲。女儿摸了摸父亲的脚,“冰凉冰凉的,感觉刺骨,好像爸爸死了好多好多天”,而他的眼睛一直睁开着,死不瞑目。直到常济淙的遗体被转移到郑大医院太平间,任海云才见到丈夫。她按老家的风俗跟丈夫穿了寿衣,但在擦其遗体时发现其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且左腿部也有明显伤口,其身体背部有大面积淤青。她随后拍了几张照片。图|死者常济淙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看到往日光彩照人的丈夫变成这个“狰狞”模样,她痛不欲生,几欲昏厥。任海云告诉白鹿新闻,她从120抢救病历中发现死者的“双手腕可见环状痕”,由此咨询了司法系统的朋友,他们称死者生前在审讯中经历过酷刑,她需要派出所给个说法。此外,任海云还对郑大医院使用ECMO产生的高达29余万元“天价”医疗费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涉嫌过度医疗、存在乱收费现象。她援引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曾经算的一笔细账,ECMO启动费用要4万~6万元,主要是一个套包的耗材费用,包含离心泵头、管道、血管插管和膜肺。运行期间,ECMO每天费用在1万~2万元,主要是ICU、用药、监测设备及医护人员费用等。统算下来,她丈夫抢救9天不会超过24万元。而上述的刘洋主任也曾向媒体介绍过,患者过去使用ECMO两周时间仅需20万元费用。白鹿新闻注意到,郑大医院出具的《临时医嘱单》第71页显示,4月6日上午8点2分,死者常济淙被医院送进太平间;4月11日8点53分,死者又做了“心肺复苏术”、“物理诊断常规心电图检查”,以及使用了多次不同数量剂量的“去甲肾上腺素针”、“葡萄糖注射液”等共22项收费,其中3项属“补录医嘱”。图|死者被送进郑大医院太平间仍产生22项医疗费对于死者为何在太平间的第五天还会产生费用问题,患者常济淙的主治医生崔红卫答复以死者家属名义的白鹿新闻,他表示,“抢救完了,晚几个小时写医嘱,这是国家允许的。对于他送来已经死亡或晚几天写(补)医嘱,因为时间太长了,我记不住了。”死者伤痕可能是医生弄伤的丈夫死亡后,任海云一直要求警方给她看丈夫生前从北京到郑州的全部执法记录仪视频。因为她怀疑,身上有多处伤痕淤青的丈夫可能是被派出所民警刑讯逼供致死。现在她最大的疑问是:丈夫在审讯室的几个小时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为此,任海云先后找了派出所和郑东分局,均没有得到回复。4月8日,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发短信通知她:“分局对您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专班,由我来牵头处理善后事宜。”图|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给死者家属发短信任海云觉得由陈林来牵头处理此事不合适。据报道,2020年12月13日,网络上出现实名举报郑东分局二级警督、纪委副书记、执法执纪监察室副主任陈林涉嫌违纪违法犯罪行为,举报人称陈林存在伪造更改多重身份、利用虚假档案资料混入人民警察队伍;裸官、长期与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插手经济案、办金钱案、关系案;拥有多套房产和商铺、为跨境网络赌博提供保护等情况。举报当天,河南省公安厅、郑州市公安局已成立调查组介入此事,但时至今日仍未见相关部门公布调查结果。图|媒体曾报道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涉嫌违纪违法犯罪行为次日下午,陈林通知死者家属前来酒店协商善后事宜,并给任海云送达了《拘留通知书》、《立案决定书》和死者随身物品,以及死亡当天的抢救病历。“但唯独少了丈夫的手机,警方说现在不能给你。”任海云说,然后,她拿着丈夫的身份证去医院打印病历,但电脑中查不到他的相关信息,医生说病历还在ICU重症监护室没上传。最后经警方的同意,院方才勉强将死者的病历全部给了死者家属。4月10日,在任海云的强烈要求下,派出所给死者家属及其代理律师看了部分录像。任海云说,观看视频前,民警要求他们过安检,还要上交手机及金属物品。“我很生气,看个视频像审犯人一样,我们就直接下楼了,可走到大门口冷静想了想,还是想知道爱人去世的真相,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就回去接受了公安的要求。”据任海云和她的女儿回忆,这段视频显示,老常下高铁后,他和赵俊华并肩在郑州高铁站行走了十几秒钟,但具体时间不详。然后画面跳到3月27日晚上11点,他和两个穿着警服的民警在酒店前台待了1分钟左右,其中赵俊华让他在前台出示身份证(开房),尔后他们便乘电梯进入酒店房间一闪而过。整个视频画面没有声音,也听不到人说话。当她要求看房间视频时,放视频的民警却称酒店没监控。“我不相信,因为当晚11点37分,我接到爱人电话,他说今天笔录没做完,明天继续做,赵所还安排了两个人在这里。而赵俊华在电话里也说,在酒店里有另外两个人陪同,我还想多问两句,爱人说他们要手机便断了电话。”任海云说,“我肯定不相信酒店没有监控,而结合我爱人身上的伤痕,我更怀疑他在酒店受到非人的折磨。”所以,她一再坚持要观看房间视频,但遭到拒绝。“这段被剪裁处理过的视频再显示,3月28日下午4点多,老常被民警带进郑东分局案管中心大厅站了一会儿,喝了口水。随后,他被民警送进审讯室,坐上一张椅子,没多久,询问人赵俊华好像在撕一份什么文件。”对此,一旁观看视频的民警跟她解释,审讯人员做笔录,有时会写错、签错,或者需要改动的,然后要重新打印再拿给他认可再签字,所以之前的笔录就得撕了。“我听完之后感觉不正常,因为我爱人的眼睛老花了,看不太清楚,所以他们做的笔录我存疑。”任海云继续观看视频,发现画面中的老常又被带进了一个单独的房间,他先是坐在一个长凳上,然后不知多久又躺在凳子上,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叫门。“他们进一步跟我解释,说爱人要上厕所。”“画面一转,我看到爱人从厕所里倒在地上的画面。”任海云说,“我一看心都跳出来了,大喊救命,可看到爱人旁边没有人,我在着急,隔着屏幕也无能为力,心疼死了。看着他好像在叫人求救,然后就看到他坐起来抱着脚,很痛苦的样子。公安解释说是脚疼,我听不到什么,看不到什么,一会又见他倒下了。这时爱人的旁边站了一个人,不知他在说什么,我眼看着爱人无助地躺在那里,躺了很久。”“我看着画面只能大喊着叫他们救命,可那人无动于衷。”旁边的民警对她说,他们在审讯时进行了抢救。“可是我没看到有人在抢救,又过了不知道多久,我看到120的医生进来了,之后就没有画面了。”看完这段视频后,任海云整个人都瘫了,心脏也跳个不停,现场的120急救人员赶紧给她吃了几粒速效救心丸,她才缓解过来。“从整个视频来看,他们从没给丈夫吃‘利伐沙班’这种药。如果他按时吃这个药,不停药不断药,也不会突发心脏病死了,真的接受不了。”任海云事后回忆,丈夫死亡与停药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她心有存疑。据一位不具名的心脑血管专家透露,“利伐沙班”是一种抗血栓的药品,对治疗罕见的右心室血栓疾病有奇效。如果每天不及时服用,或停药一天以上,会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从而引发血液流不到心脏,危及患者生命。8月12日上午,白鹿新闻随死者家属走访了通泰路派出所,并以家属的名义向陈国发所长了解了此案相关情况。据陈国发介绍,老常在审讯时上了一趟厕所,解完手后不小心摔倒在地。他坐在地上摸着脚,身旁一办案民警走过去问他有事没,他说脚疼得受不了。那个民警将他扶了起来,但他站不起来又倒在地上。随后,民警立即拨打了120,并向带班民警汇报了情况,“过了一会又上去给他按心肺复苏,毕竟他(民警)还不专业。后来我们也在反思,可能有的民警不懂医疗知识”。任海云向他质问死者身上的伤痕及是否吃药情况,陈国发答复“可能是医务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劲儿很大而弄伤的……。进入案管中心,他要吃药,民警又跑出去给他买水”。对于陈国发这一说法,令她难以接受。任海云提出在酒店的房间里存在视频缺失,她要求派出所公布这段空白视频录像,她不清楚丈夫在第一次在酒店房间里审讯具体发生了什么,是否和死亡有诱因。而陈国发却以酒店房间没有监控为由,拒绝了她的请求。死亡通知书显示,目前常济淙的死因还未明确,需要在48小时尸检才能知道真相。任海云明确表示,派出所要尸检,她们家属不同意,因为当地公安直接参与尸检是不合理的,应避开嫌疑人,异地进行尸检,这样才能得到可信的结果。然而,她的要求至今仍没有得到满足。图|郑大医院给死者家属出具的死亡通知书急救病历显示死者抢救前死亡“丈夫从抢救第一天开始,医生就不时劝我们放弃治疗,并一再提出撤掉ECMO。”任海云由此怀疑,丈夫在抢救前已经死亡。后来,她看了120的急诊记录,更加笃定丈夫因心脏骤停在120抢救前已经死亡。白鹿新闻从死者的抢救病历看到,常济淙在审讯中“突发疾病”导致心脏骤停。公开资料显示,心脏骤停,即心脏射血功能突然终止,导致重要器官严重缺血、缺氧,如果不及时干预,将导致生命终止。这种出乎意料的突然死亡,医学上又称猝死。《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1》指出,中国心脏猝死的总人数每年达到55万,居全球之首,每天约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即“每约一分钟,就有一人猝死”。据统计,70%以上的猝死发生在医院前,而其中约90%的猝死者由于心室颤动引起,其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和脑卒中占猝死的首位。对于突发心脏骤停患者,其最有效的急救措施是进行心肺复苏。心肺复苏是通过心脏按压、人工呼吸等方式,建立暂时性的人工循环,保证身体重要脏器的血液供应,同时刺激机体产生自主心跳、呼吸,从而挽救患者的生命。目前多数医学专家认为,心肺复苏开始的最佳时间是在心脏骤停的4分钟内进行,又称“黄金4分钟”。据河南省濮阳市人民医院刊发《关爱生命,“救”在身边——掌握心肺复苏术(CPR),抓住“黄金四分钟”!》的健康科普文章称,抢救心肺复苏的黄金时间只有4分钟,4分钟内复苏可能有一半人被救活,4-6分钟10%可救活,>6分钟存活率仅4%,10分钟以上几乎无一人存活。图|河南濮阳人民医院发布的健康科普知识文章但白鹿新闻注意到,死者常济淙在突发心脏骤停后,至少超过3个10分钟。据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情记录》显示,现场办案民警主诉嫌疑人“晕厥20分钟,加重5分钟”呼叫120,医务人员接120指令于当晚20:32:50到达现场,20:34:26见到病人。而白鹿新闻根据卫星导航,从郑大医院开车到病历载明的抢救地案管中心,全程行车4公里多、约8分钟。这表明,常济淙在心脏骤停至少超过30分钟以后,医务人员才赶到现场施救。那么,120能否在30分钟后将患者常济淙抢救过来?据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显示,患者“抢救前死亡”,肺部“呼吸音消失”,心脏“心音消失,未闻及心音”。同时,《院前急救情况记录》也显示,患者“双侧瞳孔散大固定,直径约4.5mm,对光反射消失,面色苍白,口唇紫绀,颈动脉搏动消失,胸腹无起伏,四肢冰冷,双下肢指凹性水肿”,“经全力抢救,患者呼吸心跳仍未恢复,心电监护导联呈一直线,血压未测出……”。图|郑大医院在死者抢救后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针对死者院前病历出现的以上情况,上述科普文章强调,如果持续超过30分钟的心肺复苏(CPR)后,患者呼吸与脉搏没有恢复正常,患者瞳孔散大固定,那么应视为心肺复苏无效。也就是说,常济淙前期经过现场办案人员的心肺复苏30分钟后,就算等到抢救人员再实施心肺复苏也是无效的。白鹿新闻就“常济淙院前120急救病历”咨询了江西省内几家三甲医院的心脑血管专家,他们多数认为,通过120抢救人员的院前病历上描述,患者突发心脏骤停后心跳、呼吸、脉搏整个都没有了,死亡特征非常明显。但也有个别医生表示,患者“看起来情况不妙”,在短时间内也有可能被抢救回来,而这种情况微乎其微,不到十万分之一。此外,上述科普文章还指出,当一个人心脏骤停,3分钟就会出现脑水肿,4-6分钟就可能导致脑细胞不可逆性损伤。另外还有报道称,在正常室温下,心脏骤停4分钟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时间在10分钟以上,即使病人抢救过来,也可能是脑死亡。上述心脑血管专家告诉白鹿新闻,如果患者出现心跳呼吸骤停引发脑损伤,就不能使用ECMO辅助救治系统,严重违反了包括“严重不可逆的脑损伤和长时间心肺复苏”的ECMO使用禁忌症这一条硬性规定,最终将会导致患者出血、栓塞、感染等并发症,加速患者死亡,所以医护人员使用ECMO较为慎重,市场容量也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心肺复苏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急救措施,由于办案人员前期未经过系统培训,他们在心肺复苏操作时的不专业、不规范导致患者的胸部、肺部、心脏等内脏损伤或出血,这对患者常济淙的右心室血栓疾病造成了第二次伤害脱落,从而也加速了肺栓塞症的形成,威胁患者生命。其中医学博士刘医生认为,右心室血栓脱落引起肺栓塞时常无明显诱因,个别患者就诊时症状并不严重,常规检查通常又缺乏特异性,容易误诊耽误最佳治疗时机。据报道,被称为猝死之王的肺栓塞因很少有人知道,误诊率高达70%,致死人数超过急性心肌梗塞、脑卒中。“因误诊率高,不及时诊治死亡率接近100%,比心梗、中风还可怕。”刘博士表示,因此,肺栓塞很容易被忽视,更像一个“沉默的杀手”,往往比心梗、脑卒中还凶险。以上种种证据表明,死者家属在写给公安部、河南省公安厅的控告信上认为,“当天的急救病历清清楚楚写明,常济淙在送往郑大医院前已经死亡。从3月28日拖到4月6才宣告死亡,完全是医院在某些人的指使下,给我们家属在'演戏',试图掩盖常济淙在公安办案场所当天已经死亡的事实。”“既然患者在抢救前已经死亡,120为何还要送去医院?”任海云一家人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但《院前急救情况记录》中载明的内容给她找到了答案“与赵俊华(关系人:民警)沟通,决定转医院进一步抢救”。“而关于丈夫心脏骤停经抢救成功心肺复苏后,其抢救前后病历矛盾,显然医院在配合其管辖的派出所说谎。”任海云说。但也有法医对死者常济淙的死亡时间提出了质疑。从事法医鉴定工作30多年,曾在“湖南黄静死亡案”“黑龙江代义死亡案”“福建念斌投毒案”“河北聂树斌杀人案”等案件中担任鉴定或论证专家的著名法医专家胡志强认为,从死者家属提供的遗体照片来看,尸体没有形成尸斑,应该是没有死亡多久,其死亡9天之说应该不能成立。具体情况还要看尸检,才能进一步确认其真正的死亡时间。对此,上述心脑血管专家解释称,死者在宣告死亡时没有出现尸斑,原因就是ECMO的工作原理,即ECMO是维持心肺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帮助危重症的患者实现体外循环,为医生赢得抢救患者的时间,而在ECMO的体外循环过程中会采用血液稀释,以减少阻力和血液的破坏,让患者的血液与平常一样浓,使得患者的温度维持在常温。8分钟误接电话揭开抓捕真相这五个月,对丈夫死因的疑惑一直缠绕着任海云。她认为,造成这一切都是因为派出所民警赵俊华及当地公安机关涉嫌一系列违规“暗箱”操作。任海云说,首先,是赵俊华涉嫌非法“钓鱼”传唤。他到北京以找人看病为名,约嫌疑人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天街附近餐馆见面,随后他没有出具任何手续,强行跨省将丈夫带到郑州。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指定的地点或者他的住所、所在单位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即传唤证)。赵俊华是否持有相关部门批准的传唤证?陈国发所长对白鹿新闻称,他们有传唤证,因为现在异地办案必须得到当地警方的配合,否则未有传唤手续,当地警方也不会协助。但当死者家属提出要看传唤证时,派出所至今也没有提供。死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告诉白鹿新闻,赵俊华去北京抓捕嫌疑人常济淙,还必须至少有两个民警参加。担参与抓捕的三个人当中,仅有赵俊华出示了警官证,而且还是在死者家属强烈要求下才勉强出示的。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处罚应当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且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此外,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时,参与执法的民警也不得少于两人。事后,白鹿新闻在通泰路派出所工作人员的公示栏中只找到赵俊华副所长一人,该所教导员王警官解释另外两人未出现公示栏是因为“他们俩是去年刚分来的”。但白鹿新闻随死者家属随机咨询了该所办证大厅民警,他们均称局里要求所里全体人员必须对外公示。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17条还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但是,死者家属却在传唤的第13天(4月9日)才收到拘留通知书。白鹿新闻注意到,该拘留通知书还是一张“早产”通知书。据拘留通知书显示,常济淙于3月28日晚上6点被警方刑事拘留的,并羁押于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但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情记录》显示,120抵达案管中心的时间是当晚8点32分。这意味着,嫌疑人还在案管中心审讯时,派出所就提前两个半小时办理了刑拘手续,并同时办理了看守所羁押手续。白鹿新闻从拘留通知书获悉,常济淙是以涉嫌拒执罪的罪名被刑拘的。公开报道显示,2019年5月14日,郑州高新区法院、郑东分局联合成立了 “郑东分局驻郑州高新区法院打击拒执犯罪侦办大队”,设立该大队是为切实解决执行工作中存在的被执行人,特别是涉嫌拒执行为的被执行人“人难寻 、物难找、追究难”等突出问题。成立不到5个月,该大队于同年10月8日对常济淙上述拒执罪的案子进行立案调查。图|郑东分局与郑州高新法院联合成立拒执大队据陈国发所长介绍,由于该拒执大队去年被撤,老常的这个拒执案就分到所里由赵俊华副所长负责。移交过来之后,老常来所里做过一次笔录,但因老常住院一直不能过来,申请执行人便举报赵俊华久拖不办案。所以,在此背景下,赵俊华今年才带人前往北京传唤老常来郑州配合调查。“其实我们也不想办这个案子,我们也不认识(申请执行人),也不知道这事。”白鹿新闻就“拒执大队撤销”之事致电郑东分局相关部门,证实该大队确实被撤销,具体原因不清楚。但据郑东分局一知情人士透露,所有的拒执案件必须由法院移交郑东分局案管中心,然后案管中心统一分配。之前,因为郑东分局所有的案件都是在郑州高新区法院判决的,所以郑州高新法院的拒执案都要移交给郑东分局立案。但自从前年或者去年开始,郑东分局办理的刑事案件改由郑州自贸区法院(经开区法院)判决,那么以前由高新法院移交过来的拒执案则移交给郑州公安局高新分局。既然常济淙的拒执案改了办案单位,为何原办案单位还在继续执行呢?对于这个关键问题,任海云因误接到“赵俊华与神秘人士”的8分多钟电话而揭开了神秘面纱。据任海云回忆,3月29日晚上6点55分,也是丈夫被送进医院抢救的第一天。“赵俊华突然打电话给我,我赶紧接听,并喂了几声,见对方没有说话。正想挂电话时,突然听到赵俊华与他人在通话,我一听,刚好说的是我爱人的事情……。我听了很生气,大概听了8分多钟,我感觉他们之间的通话将要结束,我就提前挂掉了电话。”“能接到这个电话,纯属偶然。”任海云说,“我觉得应该是他无意中触碰到我的电话,因为当天我打了他一天的电话未接,可能我的号码被他的手机置顶了。他当时正在用另一个手机打电话时,不小心误碰了他的工作手机。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我偷录到他这个秘密电话。”根据任海云的通话记录,白鹿新闻向陈国发所长求证后得知,该电话号码就是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工作用的警务通手机号码。白鹿新闻发现,这段录音电话全长8分19秒,里面只能听到带有河南口音的赵俊华一人的声音,现摘抄部分内容如下:赵:对,我们公安以前带人,传唤证肯定批不下来,拘证批不出来,只有违规去执法。赵:你这一点说得对,他是主动来我这配合调查的,我们没给他设为嫌疑人,我可以不去办传唤证。赵:我们拘留证快批下来了,确定是嫌疑人了,法院那个高鑫鑫(音)法官来这了,机关批了(批捕)以后,他有重大嫌疑。赵:这个很有价值,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赵:他原来有病,这是事实,又没有说有这种病就不处理,不批拘留,就没有这规定,是不是。赵:120的人说你上车吧······,后来,我又去了,给他挂个号,我给他垫了一万八,后来想想那一万八不该给他垫,但是咱的心老善良啊。赵:没啥事,张旭(音)那边说也没啥事,张旭刚才也给我回过电话了,他们讨论这个事了,他说全是案管(中心)责任,他上卫生间那没人跟着,而且穿个一次性拖鞋,拖鞋一沾水滑。这段电话录音中提到两个关键的人,即“高鑫鑫”和“张旭”。白鹿新闻从常济淙拒执罪案了解到,高鑫鑫是该案二审法院——郑州市中院的书记员。而其中的张旭,经陈国发证实,他是郑东分局治安大队某个专案组负责人。据2022年10月13日公开报道称,张旭入警5年来,干过特警、治安警,现任郑东分局圃田派出所副所长,荣获个人嘉奖一次,多次获得郑州市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白鹿新闻从圃田派出所了解到,张旭今年已调离该所。陈国发所长向白鹿新闻透露,张旭和赵俊华是同一批提上来的副所长,他比赵俊华小,两人关系较熟。“他客观上确实是有病。所以大家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个事发生,走到这一步,我们要积极解决善后问题,包括前期救治,赵俊华还自己掏了18000块钱,现在分局仍没报。”值得一提的是,电话录音中赵俊华重点说到“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任海云称,从这个“钱”字和“尽心去办”这句,她初步怀疑,这个与赵通话的“神秘人”可能是该拒执案的申请执行人,也可能是赵俊华的直接领导,他们之间可能存在金钱交易。赵俊华涉嫌插手经济纠纷,不经任何部门批准私自传唤、拘留丈夫,甚至不顾嫌疑人重病审讯致死,严重违反了公安部禁止民警插手经济纠纷等禁令规定。白鹿新闻在通泰路派出所用任海云的手机拨通了赵俊华的电话,他以“不在、不知道”为由挂断了电话。“老常已经走了5个多月了,当地公安部门至今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每次都是我主动去找他们。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通过媒体找到电话中的那个神秘人。”任海云说,她希望借助媒体公开这段电话录音,能够引起河南省相关部门的重视,让死者家属和公众了解事件真相,并公开酒店及审讯室的完整视频,对相关违法违纪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民警在酒店讯问严重违法白鹿新闻就此案牵涉的一系列法律问题,采访了著名刑辩专家、中央财经大学预防证券金融犯罪研究所副所长、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范辰律师。对于派出所民警在酒店审讯嫌疑人常济淙之事,范辰表示,本案中的《拘留通知书》显示,2024年3月28日郑东分局以“拒执罪”将常济淙从北京跨省抓捕到河南郑州,但第一次讯问却在酒店里进行,不符合有关规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除下列情形以外,应当在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的讯问室进行:(一)紧急情况下在现场进行讯问的;(二)对有严重伤病或者残疾、行动不便的,以及正在怀孕的犯罪嫌疑人,在其住处或者就诊的医疗机构进行讯问的。”因此,对常济淙进行讯问,要么在办案场所讯问室进行,要么因其患有疾病,应在其住所或者医疗机构进行,在酒店对其进行第一次讯问,属于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对于派出所非法传唤重病人员审讯问题,范辰称,常济淙抓捕前被确诊为最罕见的心脏病“右心房血栓”,终生离不开一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品。依据《保外就医严重疾病的范围》(司发通〔2014〕112号)规定,罪犯有下列严重疾病之一,久治不愈,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的,属于适用保外就医的疾病范围:“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急性心肌梗死及重度不稳定型心绞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有严重心绞痛反复发作,经规范治疗仍有严重冠状动脉供血不足表现。” “心功能判定:心功能不全,表现出心悸、心律失常、低血压、休克,甚至发生心搏骤停。按发生部位和发病过程分为左侧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右侧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和全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而常济淙被侦查人员从北京带走时,其家属多次提醒办案人员,常济淙患有严重心脏病,每天不能停药。依据上述规定和情况,常济淙不适宜羁押。出现常济淙在羁押期间死亡情况,办案机关工作人员难以推脱其责任。对于“郑东分局专门成立专班,由公安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牵头处理此案善后事宜”之问题,范辰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根据《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第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报告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开展相关工作。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民检察院进行调查:(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二)死亡在押人员的近亲属对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有疑义,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需要调查的;(三)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有异议的;(四)其他需要由人民检察院调查的。”依据上述规定,对常济淙死亡事件,应由相对独立的检察院牵头进行,而不是由造成死亡的公安机关牵头处理。显然,由公安机关牵头调查此案,既不符合有关规定,结论也难以让家属信服。法谚有云,“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程序违法是不能容忍的。但郑州自贸区检察院案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白鹿新闻,经查询,检方至今从未受理过常济淙的案件,具体情况应该找郑东分局了解。范辰还表示,根据死者家属提供的死者遗体照片,常济淙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涉案派出所陈国发所长用抢救时所致,难以自圆其说。白鹿新闻将持续关注河南常济淙死亡案。(来源:白鹿新闻)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近日,朱女士反映,因家中出现债务问题,今年年初她想把母亲名下一套位于浙江温州瑞安市场桥镇龟山村闲置了24年的房子出售。去看房子时,一对超过70岁的夫妻在里面居住,房里还贴着他们孙子幼儿园时期的奖状,而他们的孙子也已经20多岁。她随后得知,两名老人占住这房子已有20多年。朱女士称,跟对方沟通了近半年,两名老人依然不愿意搬离。当地派出所一名工作人员回应,正在处理此事。【1】产权方:占住方曾欠债不还,法院过户房屋抵债朱女士告诉九派新闻,这套房子一百多平方米,两间两层结构。1997年,两名老人的大儿子黄某向朱女士的母亲借款3万元,后无力偿还,朱女士的母亲将其起诉至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图为法院判决书 图/受访者提供朱女士提供的法院判决书显示,经审理查明,被告黄某因还债需要,向朱女士的母亲借款3万元,要求朱女士母亲将丈夫的一套房屋典当,典当款作被告借款,约定月初还款赎屋。后原告典当3万元借给被告,次月初,被告没有还款,原告催债时,被告于1997年12月23日向原告出示借条。典当届期后,被告仍没还款。1998年6月26日,被告立卖契书,将位于瑞安市场桥镇的房屋卖给原告,又注明二个月内偿还原告之款,月息2.5%,房屋收回。并向原告提供产权证。原告才把典当屋赎回,支付典当行利息5788.80元。原告催讨无果后提起诉讼。法院最终判罚黄某(老人儿子)偿还本金三万元,外加利息五千余元。后由于黄某无力偿还,法院决定将其名下,也就是上述位于浙江温州瑞安市场桥镇龟山村的房子抵押拍卖,但迟迟无法卖出,最后法院在2000年,将房子过户至朱女士母亲名下,用于抵债。朱女士母亲名下的房子 图/受访者提供【2】占住方:不搬,现在房子价值50万朱女士称,在被占住的房屋马路对面,老人一家还有两套房子,一间是空着的自建房,另一套其大儿子用于出租。两名老人称,他们不愿意搬走,觉得自建房蚊子太多,住着不太舒服,而他们儿子空着的房子又太吵,就现在这套住得舒服点。老人的大儿子曾表示,要朱女士给他们一些时间,让其凑钱把房子赎回。多次协商后,黄某一方又想要每月付房租,直到把房子买回。朱女士表示,可以不要对方占用居住的费用,要求尽快把房子腾空,他们好将房子出售。事情发生后,朱女士曾在当地报警。九派新闻联系到两名老人的大儿子黄先生,其称,他们一直跟朱女士的母亲是好朋友,当时欠其三万元后,本意是想将房子过户作为抵押,并非卖给对方,“我就欠她三万元,但是现在房子价值50万”。他表示,父母都超70岁,想让他们多活几年,不接受让其搬出去住。针对此事,当地派出所一名工作人员回应,正在处理此事,领导正讨论如何进行协商。文章来源:九派新闻 记者黄家樑延伸阅读女子拍得2套法拍房 物业拒不办入住:你拿的房产证没用“我通过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法拍,取得了当地紫裕兰亭小区三套房产的所有权,办了房产证。然而,到物业办理入住手续时,却说没有开发商的通知,物业不能开通水电气。”陕西咸阳市的郭女士向媒体投诉说,为此她找到区法院和区住房物业事务中心,问题难以解决。业主:法拍了房子,办了房产证到物业办理入住手续遇阻郭女士介绍,2023年9月她在网上看到,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对当地紫裕兰亭小区的多套房产进行法拍,当时本就打算给自己和父母购置房屋的她便参与了这场法拍,最终以每平方米单价低于市场价1000元左右的价格拍得了3套房产。图为郭女士3套房产的成交确认书郭女士向记者出示了这3套房产的成交确认书,显示司法标的物处置单位为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之后法院那边协助我办理房产证,并把房子钥匙交给了我。”郭女士说,“3套房子都是毛坯房,没人霸占,是法院直接从开发商手里查封后抵押拍卖。”2024年4月,天气转暖后,郭女士准备着手两套房子的入住装修。“我去物业准备交装修押金、开通水电气、办理收房手续,却被告知他们需要接到开发商的通知,没通知办不成收房。”这让郭女士很是郁闷。物业:开发商之间存在纠纷接不到通知无法办理9月6日,记者陪同郭女士一同前往紫裕兰亭,见到了相关物业财务工作人员。据物业人员解释,该小区虽然是陕西裕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该公司和其他单位存在经济纠纷,最终被秦都区法院冻结了部分仍未交易的房产,并进行司法拍卖。但当初开发这栋楼盘系分公司出资,总公司并未参与。“没接到分公司的通知,我们这边确实没法给郭女士办理收房。”物业人员说。随后,郭女士称该物业财务人员也系开发商分公司的财务人员,对方并未否认。当着记者的面,该物业财务人员拨打了开发商分公司负责人电话,对方未接听。随后,记者多次拨打该电话,仍无人接听。陕西裕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在多条失信记录(图为爱企查页面截图)记者上网查询,发现目前陕西裕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涉及被执行总金额2亿元,限制消费令多达82条。据该物业财务人员介绍,该小区约1000户,其中100套房产处于未交易被法院冻结状态,并对郭女士说,“你拿的房产证没用,我这面只认开发商(分公司)的通知,开发商让我办,我就给你办。你从法院那买的房子,那你就找法院去(解决)。”执行局:物业公司非执行主体拒绝办理入住手续业主可起诉无奈之下,郭女士当着记者的面拨打了秦都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处理此事的法官。“按照规定,法院协助你腾房,办理房产证,把钥匙交给你,我们的职责就结束了。”该法官说,“现在是物业公司不给你通水电气,执行局受理的执行案件主体是开发商,不是物业公司。”据该法官解释,法院也约谈了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设法协调,配合通过法拍取得房产的业主办理收房手续,但由于物业公司非执行主体,法院执行局无权采取强制措施。他建议道,法院已经协助郭女士办理了房产证,房子的所有权就归属于她,物业应该配合业主收房。目前物业不配合属于侵权,建议郭女士对物业的侵权行为另行起诉。有了判决书,执行局就可以采取强制措施。郭女士持有的房产证郭女士拿到了房产证,理所当然就属于业主,物业不给业主通水电气,相关职能部门作何回应?郭女士说,此前她找了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也说没办法。记者联系咸阳市秦都区住房物业事务中心了解情况,相关负责人称,郭女士的事情他们知晓,但也确实没有好办法解决。“郭女士投诉到我们这后,今年7月份我们给物业公司下发了整改通知,责令他们3日内配合业主办理收房相关手续。但对方拒不整改,我们还约谈了物业公司负责人,仍拒绝整改。”相关负责人称,“我们没有行政执法权,只能行业内部管理,计划将该公司拉进物业黑名单。进入黑名单的物业公司,会影响评级招投标等。”律师:物业若仍不执行判决恐触犯《刑法》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认为:房主办理了过户、领取了房屋钥匙,本可以顺利入住,但是因目前物业不给开通水电气,导致难以入住尴尬境地。执行局解释称,执行局只负责交钥匙、腾空房,并不保障物业开通水电气,这一解释并非无道理。物业不开通水电气,是物业与现房主之间新产生的纠纷,物业这一举动属于明目张胆的违法侵权行为;执行局只能协调物业开通水电气,对物业没有强制执行权。赵良善表示,如果执行局对物业协调无果,此问题也并非无解。针对物业不给现房主开通水电气的违法行为,现房主完全可以将物业告上法庭,诉请物业停止侵权、履行开通水电气之义务。判决生效后,如物业不执行判决义务,现房主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可对物业及其实际控制人采取强制措施,比如罚款、司法拘留等。如若情节严重,物业的实际控制人还可能触犯《刑法》第313条规定,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届时,法院执行局可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赵良善提醒,买房人购买法拍房时要谨慎,尽量多方了解法拍房的实情,不妨实地查看,多向左邻右舍了解法拍房的遗留问题,探究是否存在拖欠物业费、水电费等问题,进而排查隐患,消除后顾之忧,免得踩坑追悔莫及。文章来源:大风新闻

(原标题:房屋被强占20余年 回应:住得舒服不想搬)

刚刚在朝鲜国庆日宣称要“倍增”核武器的金正恩,很快就出现在核武器研发一线。据朝中社9月13日报道,金正恩近日视察了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和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地。韩国总统室官员表示,韩方正密切注意有关情况,对于朝鲜是否可能进行第七次核试验“不排除任何可能性”。这次视察并无太多高级官员跟随。在朝中社发布的照片里,跟随金正恩进入铀浓缩基地控制室和生产现场的部长级官员,只有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劳动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洪承武。他也是这些画面中极少数脸部没有被打上马赛克的人。根据韩美政府的信息,洪承武今年已经82岁,他的职业生涯几乎贯穿朝鲜核事业发展的整个历程。这位“元老”再次出现在公开报道中,有可能意味着他将以一种高调的方式结束自己在军需工业部的生涯。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究所和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地,洪承武(右一)陪同。(图片来源:朝中社)朝鲜核武器研发的神秘负责人目前,外界所知洪承武的个人信息,大多来自美国史汀生中心的知名朝鲜人事问题专家迈克尔·麦登。麦登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早在1994年《朝美核框架协议》谈判期间,洪承武与美国代表团成员就有一些接触。正是从这些和洪承武接触过的人口中,麦登得知洪承武是一位核工程师,曾在苏联或中东欧学习。20世纪90年代之后,洪承武曾扮演宁边核设施反应堆的“总工程师”角色。那时,朝鲜官方媒体还没有关于洪承武的报道。但到2010年,当朝鲜将核武器、核载具(洲际弹道导弹)及航天研发机构整合为劳动党中央机械工业部(后改组为军需工业部)时,洪承武已经在这个系统内担任了较高职务。第二年,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去世,洪承武在治丧委员会名单中位列第126名。洪承武在朝鲜媒体中频繁露面,则是在金正恩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麦登观察到,和父亲金正日不同,金正恩会在核武器问题上召开“更具开放性”的会议,同高级科学家、工程师直接见面,这使得负责具体研发事务的专家型干部得以和新领导人建立个人联系。导弹工程师赵春龙和核工程师洪承武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赵春龙如今担任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军需工业部部长。2012年12月,在金正恩同“银河3号”运载火箭发射参与人员合影留念时,朝中社发布了一张他和洪承武在拍照前亲密互动的照片。2013年1月,朝中社报道了金正恩主持召开“安全和外交方面负责人协商会议”,洪承武和人民军、外务省的负责官员一同列于出席名单,排位高于外务省第一副相、负责对美谈判的金桂冠。梳理朝鲜媒体报道可知,洪承武真正负责的事务,一直是朝鲜的核武器试验。2013年2月,朝鲜第三次核试验成功后,金正恩与有功人员合影,洪承武在列。2016年1月,在第四次核试验成功的庆祝仪式上,洪承武是第一位获得金正恩亲自颁发勋章的干部。2017年9月,朝中社在第六次核试验前的数小时发布照片显示,在金正恩检查即将试验的氢弹时,洪承武站在他身旁。试验成功后,洪承武又参与了金正恩和有功人员的合影。一个月后,洪承武被增补为劳动党中央委员。然而,第六次核试验成为朝鲜迄今为止进行的最后一次核试验。次年,朝鲜半岛局势转暖,金正恩和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半岛无核化”又被提上日程。虽然洪承武在2019年被提升为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但从2018年开始,他平均每年只在朝鲜官方报道中出现一两次。2021年,他出现在劳动党八大的新闻公报中。2022年,他位列人民军元帅玄哲海的治丧委员会名单里。然而,随着半岛局势自2022年开始急剧恶化,朝鲜加速核武库“倍增”计划,洪承武2023年和2024年的“出场”,都是陪同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发机构。麦登认为,洪承武的出场次数减少,并不意味着他远离权力中心,相反,“自他被提升为第一副部长后,他很可能也参与导弹等核载具的研发工作”,只是由于依然主管核武器研究所,所以并不在其他试验活动的报道中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2022年以来,军需工业部下属导弹、太空研发机构,分别重组改建为导弹总局和航空航天技术总局。麦登认为,在核弹头生产也在“倍增”的情况下,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可能也经历了一些改革,只是没有向外界披露。历史上,朝鲜的核开发工作一般由一名高级干部长期负责,任职到80多岁属于常态。已故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全秉浩曾负责核开发工作40余年,2011年因身体原因退居二线,当时已经84岁。根据朝中社官方简历计算,接替他出任军需工业部门负责人的朱奎昌,当时也已82岁。从全秉浩、朱奎昌到赵春龙、洪承武,他们都是工程师出身,且大多有在苏联、东欧国家交流读书的经历。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究所和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地。(图片来源:朝中社)提升“核物质现行生产”能力如今,洪承武陪同金正恩出现在朝鲜铀浓缩设施所在地,引发了一些人对朝鲜将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担忧。韩联社援引多方分析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分析是,朝鲜在距离2024美国大选不足两个月之际公开其铀浓缩设施,是为了“彰显其核能力,提高其今后在对美谈判中的地位”;另一种分析则认为,韩国政府去年起研判朝鲜核试验筹备工作已完毕,朝鲜在美国大选前实施第七次核试验的可能性较大。相对可靠的分析方法,是比较洪承武之前几次陪同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究所的报道文本。2017年9月,在第六次核试验前夕,金正恩在洪承武陪同下视察核武器研究所。金正恩对“目睹了用本国力量和技术制造的、具有超强爆炸力的主体型热核弹”感到十分满意,并详细询问了氢弹的技术规格、结构和操作特点。2023年3月,金正恩上一次在洪承武陪同下指导核武器兵器化工作。虽然配发的照片显示金正恩参观了一些核弹头或核弹头模型,但报道文本强调的是,金正恩具体了解了核武器的运用手段、作战目的、与各种武器的互换性,以及国家核武器综合管理体系。他还审阅了拟定的核反击作战计划和命令书。考虑到当时朝鲜军工研发重点是提升洲际弹道导弹等核载具的生存、机动能力,对韩美形成真正的核威慑,金正恩关注的重点意有所指。他赞赏道,核武器研究所“按照党中央要求利用各种手段在多种作战空间统合运用核武器的战略构想和意图,为使我们的核武力壮大成为能够应付任何核紧急情况的可靠力量竭尽努力,并取得了重大成果”。那么,这一次,金正恩看了什么?说了什么?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察看了铀浓缩基地控制室,全面了解了生产工序运行情况;听取了关于“大搞核物质现行生产”的汇报,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察看了正在扩建的核武器现行生产现场,具体了解了设备组装日程计划。在讲话中,金正恩强调了“要按照更高的远景目标,集中一切力量生产战术核武器制造所需的核物质”,并“为此提出了重大任务和方向”。他还具体提到,要增加离心机台数、提高离心机的个别分离性能、推进已进入尾声的新型离心机应用工作,进一步夯实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础。显然,金正恩本次视察指导的,是核武器的生产环节,而非新的成品。他反复观看、强调的离心机,是用来生产制造核弹头所需的高浓缩铀的。分析指出,朝鲜本次展示的离心机,不是美国专家2010年访问宁边核设施时所见的离心机,这意味着朝鲜的“核物质现行生产”能力已经明显升级。但从金正恩的指示看,这项生产升级工作还远未完成。因此,仅就本次视察去判断朝鲜第七次核试验的时间,为时尚早。作者:曹然编辑:徐方清

(原标题:德国干了一件傻事)

《淬火》带给我们的惊喜还在继续着,“福建”号航空母舰曝光的各种设计细节也越来越多,这次带给我们的惊喜是“福建”号的机库设计和诸多设计细节。比如从机库面积上来说,肉眼可见的“福建”号机库相比“辽宁”舰和“山东”舰都大了那么一大圈。中国三艘航母的机库对比图根据网上大佬“牧星观海天”放出的对比图显示,“辽宁”舰机库里,舰员们排排坐放着小马扎看节目,一排坐了20多个人都有点儿挤。到了“福建”舰的机库里,舰员们呈疏开队形列队,间距一米左右一排站了20多个人都不显得拥挤,两侧还能留出不小的空间来,最直观的展现了“福建”号机库的巨大。福建舰的机库门同时,“福建”号航母机库的机库门、机库内部的防爆门等,都有较大的改进。以之前“辽宁”舰和“山东”舰的设计来看,航母机库门采用整体抽拉设计,需要使用的时候向一侧推开,打开速度相对较慢,同时还挺占地方,对于寸土寸金的机库来说,多出来一点面积都是好的。美军航母的机库门这种整体式大型机库门,是苏联航母的典型设计,我们在改造“辽宁”舰,建造“山东”舰的时候,沿用了苏联航母的设计。而“福建”号航母就改弦更张、更改了设计,使用了美式航母的两段开合式设计,提升了开启速度,减少了横向的占地面积,完全美式航母化了。福建舰的防爆门同样存在较大设计改进的除了机库门,还有机库内部的防爆门,航母机库的消防和损管采用分区损管设计,各分区之间安装防爆门,一旦某一分区发生起火燃烧的事故,立刻使用防爆门封闭该分区。辽宁舰的防爆门但从苏联航母的设计来看,封闭分区没有安装刚性防爆门,而是使用了3道软性防爆帘、将机库分为四个分区,防爆帘采用防爆的石棉材料制作,不用的时候收卷在机库顶部,发生火灾时再拉下来将发生火灾的机库分区隔绝。但软性防爆帘的问题是很显著的——它只有防火能力不具备防爆能力,一旦机库内的弹药发生殉爆,强大的冲击波和超压会毫无疑问地摧毁防火帘,这是苏联航母在损管设计上的巨大缺陷。美军航母的防爆门相比之下,美式航母的机库损管设计就科学得多了,机库由两道防爆门隔成三个分区,每道防爆门使用200毫米厚的钢材等刚性材料制造,不仅可以防火更可以防爆。采用分段式设计,不用的时候折叠在机库两侧,对于机库燃烧和殉爆的防御能力远远强于苏联航母的防火帘。“福建”号航母在机库损管上,取消了苏联航母使用的防火帘,改为使用防爆门,极大地提高了机库的生存性和安全性。当然了,这也一样是咱们薅鹰酱毛的结果。辽宁舰进行海上补给时的画面最后,还可以看到“福建”号在干货补给门架上有了改进,之前“辽宁”舰和“山东”舰的干货补给门架位于后方机库门的左侧,采用立式门架,干货补给转运程序,是先将干货转运到升降机上,再从升降机往机库内转运,到机库内进行集散,等于是三道工序。美军航母进行海上补给时的画面美国航母则使用了收拢在机库上方的卧式补给门架,不用的时候折叠在机库上方,使用的时候放下来连接补给舰,接收到的货盘直接放在机库里,叉车推车等直接就叉走进行集散,物资转运效率更高了。福建舰的补给门架“福建”号航母也原封不动地弄了这样一个卧式补给门架,就在机库门上方,一样的,属于薅鹰酱毛的行为,把鹰酱的有益经验都学到手了。背景的福建舰上停满了战机总而言之,美国海军作为这个世界上运用航母最有经验的海军,有些经验教训咱们不得不服,不得不学,我们的口号就是:走鹰酱的路,让鹰酱无路可走。

(原标题: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的9701号船撤离发表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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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16 06: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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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少护妻超霸气》

    (原标题:大学生组团陪爬 月入合计一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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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黑宝宝天价妈》

    9月11日上午,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黄某强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一案。法庭上,辩护人辩称,黄某强虽充当了替人冒用刘汉廷一家身份信息的中介角色,但此案中许多环节并非由其独立经手完成。11日,受害者之一的刘汉庭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庭上,检察机关给出的建议刑期为3年;本案未当庭宣判。被人冒用身份,“欠债”近8000万元……多年维权的刘汉廷希望彻底从这个泥潭中脱身。他对记者表示,这桩案件对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他正在考虑申请国家赔偿。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开具的情况说明据了解,检察机关提供的该案相关信息显示,2009年,此案相关人员刘某威通过关系与黄某强建立联系,让黄某强代其办理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随后选择刘汉廷一家作为目标,替刘某威制造假证。2010年,刘某威再次找到黄某强,托其为刘某威“朋友”陈某制作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则协助陈某顶替了刘汉廷妹妹刘琼华的身份信息。此前,红星新闻曾报道过刘汉廷的遭遇,2011年8月,广东男子刘汉廷被警方告知其在警方系统内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其后,刘汉廷开始频繁接到银行、信贷机构催收电话。据警方调查显示,刘汉廷的身份信息遭他人冒用,并被欠下了近8000万元巨额债务。2023年5月20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冒充刘汉廷的嫌疑人刘某威(男),以及假称刘汉廷妻子的嫌疑人董某丽(女)于广州市一小区内被抓获。今年7月12日,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刘某威冒用身份信息诈骗一案,刘汉廷曾以证人身份出庭,这一案件目前尚未宣判。被冒用身份信息后,即使已经在警方、法院帮助下澄清自己与刘某威所借巨额债务无关,但刘汉廷的生活依然在持续受到影响。他表示,自己现在无法向银行、信贷机构正常申请任何贷款,“500块都借不到。”红星新闻记者 周炜皓事件回顾天降横“债”:多了个“老婆”,还“欠下”近8000万,男子维权十年被人冒用身份,背上近8000万元的债务,十年过去了,刘汉廷依然没能从这个泥潭中脱身。2011年8月,深圳警方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警方系统内,刘汉廷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那时刘汉廷没有多想,托朋友帮忙在老家进行了信息更改,重新办理了身份证后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疏忽,刘汉廷后悔不已,“如果我办这张新身份证的时候,能及时纠正过来,后面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了”。根据律师苏玉宏整理发现,那个冒用身份的“假刘汉廷”,有不少借贷记录发生在2011年4月之后,而直到2012年12月,真正的刘汉廷开始不断接到催收消息,冒名者却已经消失无踪。根据统计,被放到刘汉廷名下的已知债务高达7900多万元,对于这个在深圳务工的普通电工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如今十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刘汉廷背负的巨债仍没有完全化解,直到发稿前的2023年3月,他还不断收到征收电话和短信。一家人的生活被完全打乱,妻子蔡晓霞和老家的亲戚之间几乎不再往来,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因为被骚扰而辍学打工,至于刘汉廷自己,也难以继续正常工作,“整个大脑里面所装的信息都是跟这些相关的,我整个手机里面百分之七八十的信息都和案件有关”。更大的隐患是,刘汉廷并不知道这7900多万元,是否已经是全部的债务——在刘汉廷被伪造的户籍信息中,他多出了一名叫作董林丽的“妻子”,由于无法查询这名“假老婆”的负债情况,律师也没办法确认刘汉廷会不会背上更多关联债务。人生中整整十年深陷这笔天降横“债”当中,刘汉廷说,事到如今,他只希望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打工攒点钱,再重新送女儿回到学校,让这个家走回正轨。但他不知道,自己离那一天还有多远,“我也不知道债务彻底了结了没有,对我的影响是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被打乱的十年2012年12月8日,刘汉廷接到第一个催收电话,民生银行告诉刘汉廷,他欠了37万元。放下电话后,刘汉廷马上跑去银行核对,发现银行系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根据银行系统内查询到的信息,借款的“刘汉廷”,除了身份证还有一整套完整的户籍信息,包括一名叫“董林丽”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分别叫刘煜、刘烨。打印了相关报告以后,刘汉廷报了警,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自证之路。刘汉廷一家被伪造过的户籍信息深圳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假冒刘汉廷的人原名刘沛威,在冒名顶替后,他以“刘汉廷”为法人注册了一间民间借贷公司,并在深圳各个银行开信用卡套现。直到刘汉廷报警时,刘沛威已经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而刘汉廷彼时还没有想象到自己会面对一笔多么巨大的债务,随着各路银行、借贷公司的催收和法院判决纷至沓来,催收的手段越发多样,接不完的短信和电话已经司空见惯,有的催收人员甚至直接找到了刘汉廷家里和他上班的工地。2013年10月11日,安信小贷的催收人员假称“送快递”,将正在做工的刘汉廷叫出来,“我们当面澄清了之后,他就有一段时间没再来纠缠”。据妻子蔡晓霞说,后来装修的业主嫌新房被人上门催债“彩头不好”,向老板要求换掉了刘汉廷。征收公司不仅找过刘汉廷本人,也找过蔡晓霞和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蔡晓霞被老家的亲戚朋友议论,逐渐和亲友们断绝联系,一对女儿同样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学校的老师同学老是问她们,你爸你妈和哥哥是干什么的,两个女儿觉得我是破坏别人的家庭”。2015年,刘汉廷存给女儿们9000多元学费被银行冻结,他找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个人征信报告,才发现自己名下有20多条不良信用记录,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实际上,那时的刘汉廷已经是深圳各级法院30多次开庭审理的民事经济纠纷中缺席的被告,只不过法院的传票没有寄送到他的常住地址,在刘汉廷未到场的情况下,他已经败诉了很多次。为了恢复正常的生活,刘汉廷开始积极查询相关材料尝试维权。他统计过,以自己身份为被告的32宗案件中涉及的欠债金额,累加起来高达7900多万元。而刘汉廷做电工一个月的收入只在四五千元,如果按照年收入6万元来算,这笔债务需要还上1000多年。因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刘汉廷开的网店被封停,只能以妻子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女儿们也不堪老师、同学的议论,在初中毕业后辍学打工。刘汉廷女儿收到的催收短信别人怎么变成“我”?十年过去,刘汉廷至今没想明白的一点是,自己究竟是怎么被人冒名顶替的?在他回忆里,2009年初那次托人帮忙可能是身份信息泄露的源头。那时,在深圳务工的刘汉廷通过惠来县老家公安局户籍科的熟人代办女儿户口,将自己的户口本原件、结婚证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个人证件照一起寄给了对方。而惠来县公安局靖海边防派出所开出的情况说明显示,刘沛威冒名顶替办理的假身份证,办理于2009年5月10日——这在时间上与刘汉廷托人办理户口本的时间接近。刘汉廷称,据他了解,办理户口本需要当地居委会等部门开具相关证明,然后由当地派出所核实签发,他认为自己被冒名顶替并非单一环节存在问题。红星新闻记者佯装要托人办理户口本,拨打了揭阳市惠来县靖海镇城东社区居委会某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办理户口本不需要本人到场,可以由他人持有身份证复印件进行代办。记者询问刘汉廷的相关证明是如何办理的,由谁经手?对方称由于年代久远,他已经记不住了,“把关都是派出所那边的,村里面你让村民找我们开证明,我们应该都开给他们”。对此,刘汉廷称他曾经向警方要求过处理相关人员,得到的回复是“已经进行了内部处理”,至于究竟谁涉及其中、如何进行处理,则没有进一步说明。根据上观新闻报道,当地公安曾反复强调,刘汉廷在2011年提出更改身份证上的照片信息时,他们已经给予了及时更正,至于之后刘沛威冒充其银行贷款的案件,是因为“深圳的公安户籍信息系统和惠来当地的不同步”。针对刘汉廷案件的处理调查情况,记者联系了揭阳市公安局某负责跟进这一案件的民警,对方表示没有权限进行答复,需要请示其领导,随后再无回应。刘汉廷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由惠来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对于刘汉廷因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提交的刑事立案监督申请,已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决定予以受理”。刘汉廷的部分报警回执艰难自证让其常年精神紧张实际上此前向媒体求助后,刘汉廷的遭遇引起社会关注,他的维权也迎来了实质性的进展。2016年,在多家媒体报道之下,刘汉廷老家的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公安局出具了证明“2009年5月10日为其签发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但相片并非刘汉廷本人,为错证”。除了证明材料,揭阳市公安局还和刘汉廷签署协议,由公安局聘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苏玉宏律师代理案件。刘汉廷向红星新闻记者出示了当时签署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规定,由揭阳市公安局指定和聘请律师所和律师,负责为涉及刘汉廷名下财产及以刘汉廷、董林丽夫妻共同财产名义为执行标的的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终止,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等事项。刘汉廷与揭阳市公安局签署的协议苏玉宏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截至2023年3月,这份协议当中大部分委托已经完成,但“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还没处理完”。这部分未完成的事项,包括需要公安立案配合处理的部分遗留问题,未能撤销的银行信用记录,以及一辆还未处理的涉案车辆,目前该车辆已经被公安方面扣留,正在进行处理。虽然如今已经与刘沛威大部分债务撇清关系,也从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撤下,但刘汉廷仍然在担心自己能否脱离这个漩涡。在刘汉廷和律师苏玉宏整理的文档中,除了20条征信记录,涉及冒名的“刘汉廷”以及董林丽的案件有42起,相关工商信息4条,房产土地信息5条。由于无法直接查询董林丽的征信等信息,对于这位“妻子”带来的关联债务,刘汉廷暂时难以确定其规模。另一方面,放在他名下的一些债务,也依然如影随形。就在发稿前的2023年3月,刘汉廷和家人还在不断收到催收电话和短信,包括十年前就曾直接上门过的安信小贷。刘汉廷播放了一段和催收员的通话录音,在他多次解释自己身份被冒用后,对方依然不依不饶地表示,“我会去和你双胞胎女儿聊一聊她们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识”。遭遇过激的催收后,几乎每一次刘汉廷都会报警,让警方替他和这些催收人员沟通,但收效甚微。另一段催收录音中,在听到民警的解释之后,催收员称警方“包庇老赖”,并扬言除了要起诉刘汉廷,还要连办案的警员和派出所一起告。常年处于精神紧张当中,相较于2011年办理的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如今的刘汉廷枯瘦、憔悴了许多,他想过那个假冒他的人如果落网,自己是不是就能从这些折磨当中抽身而退。但苏玉宏却对此并不抱什么期望——即使刘沛威落网后承担了其刑事责任,其民事案件所造成的影响依旧要刘汉廷一笔笔去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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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 图为反腐宣传图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信息显示,周铁根,男,1962年11月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曾长期扎根家乡南通工作。1986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1987年,他进入南通市委研究室,两年后成为副科级研究员。1993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委办公室系统,三年后升任南通市委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12月,周铁根出任如皋市委副书记,两年后转任如皋市市长。2006年,周铁根被调往南通另一个县级市如东,出任县委书记。这是他首次主政地方。2011年,周铁根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家乡南通,调任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4年1月,周铁根出任江阴市委书记,并身兼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时隔三年后再次主政一方。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2015年12月,周铁根从江阴市委书记任上北上徐州,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任市长,2018年4月任徐州市委书记。彼时,有媒体评价,周铁根曾在苏南、苏中、苏北等城市都担任过地方领导,如此丰富的施政经历,在江苏官场上仍属少见。纵观周铁根的从政履历,他曾以善于跟企业打交道著称。在担任如东县委书记期间,他曾力主洋口港建设,破解了当地“有海无港”尴尬。当时,由于对开发洋口港信心不足,投资方香港保华集团迟迟不敢和如东县签署合作协议。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当时兼任洋口港开发建设总指挥的周铁根向保华集团表态,只要保华集团将跨海大桥和人工岛建起来,“不管后边有无投资者,政府兜底收购!”这一承诺最终促成洋口港开发的关键性工程——黄海大桥、人工岛的建成。2008年10月28日,洋口港实现初步通航,结束了如东“有海无港”的历史。彼时,在开发建设洋口港时,周铁根曾坦言,洋口港是全国的重要港口,洋口港开发建设任务重,难度大,必须超常规强势推进。他还提出,吸引大客商就要解放思想,灵活地运用市场化的办法,能合作的就合作,“我们不能看到人家有利可图,就死抱着项目资源不放。要想方设法,尽可能早开发、早启动”。在江阴工作期间,周铁根也曾展现过和企业打交道的哲学。据《江阴日报》报道,2014年1月6日,也就是履新江阴市委书记后仅三天,周铁根便深入部分镇村、企业进行调研。他的第一站是“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在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后,周铁根提出,希望华西继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把华西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此后,他还来到江阴的两大龙头企业阳光集团和海澜集团。周铁根说,企业是江阴发展的最重要力量,阳光集团、海澜集团等一批大企业集团为江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徐州工作期间,周铁根曾多次参加政企会谈,旨在加强同民营企业家沟通交流,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建议。据《徐州日报》报道,2021年4月28日,2021年度首期“政企交融汇”活动举行,周铁根出席并讲话。活动期间,周铁根认真听取企业家们的发言,不时插话与大家交流探讨,并就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具体要求。他说,举办“政企交融汇”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增进政企沟通了解,能够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服务更加精准、措施更加有效。从大家的发言中,深切感受到企业家们良好的精神状态,详细了解到企业发展情况和所需所盼,听后很受启发。开启“十四五”,要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坚定信心。周铁根曾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专门曾谈过他对政企关系的看法。他说,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营造环境,企业才是发展的主体。“社会要对企业家给予充分尊重。政府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往这个方向发展。”周铁根表示,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诸如土地、金融等要素的获得,都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和协调,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而在生产经营方面,政府不要去干预企业。2021年7月,周铁根转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后任江苏省十三届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江苏省十四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此番被查。值得一提的是,除周铁根外,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被查。王昊曾任徐州邳州市市长,沛县县委书记,徐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徐州市政协主席、党组副书记,宿迁市市长,宿迁市委书记等职。去年1月,王昊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7月25日,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兴振被查。冯兴振曾任徐州市农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沛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沛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州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等职。2019年4月,冯兴振任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州矿务局局长。延伸阅读70岁的北京原区委书记落马 卸任后还告诫该区领导干部近日,三名高龄厅官落马和受审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9月9日,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发布消息,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尚宪芳1955年6月出生,今年69岁,已退休9年。9月7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王云峰1954年4月出生,今年70岁,已卸任通州区委书记近10年。9月6日,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她被指控受贿1309万元。胡世莲出生于1955年2月,今年69岁,已退休9年。这三名厅官退休9年多,年届七旬被查、被审,再次敲响警钟: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虽往必查、虽远必追,既不会因为党员干部退休而止步,也不会因为退休而出现盲区。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尚宪芳,男,山西省襄垣县人,1955年6月出生。他15岁便开始参加工作,在襄垣虒亭公社当办事员,在基层历练多年,此后在长治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多年后,开始主政地方,曾任长治市沁县县委副书记,黎城县委副书记、县长,黎城县委书记。2005年3月任长治市副市长,任职长达7年。2012年4月跻身长治市委常委,后获任市委统战部部长,2015年到龄退休。尚宪芳还是山西省作协会员,曾出版《县委书记的思考》《县域发展论》《治县观》等书,书中谈了他在县城主政十年的心得体会,尤其谈到了提高党性修养和拒腐防变能力,营造持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而今书籍犹存,写书人已落马。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王云峰出生于1954年4月,河北阜城人。他长期在北京任职,早年在丰台区任职30年,担任过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世界公园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区政法委书记兼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任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2002年12月调任北京市平谷区委副书记,次年任区长。2006年5月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局级)。2007年8月,王云峰任北京市通州区委书记,2014年11月卸任,随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值得一提的是,王云峰主政通州区期间,正是建设高峰期。据媒体报道,在他卸任两个月后的北京市两会上,市领导在通州团分组审议会上告诫通州区党员领导干部:“高速建设时期规模量大,要坚持公开透明,工程监理要跟上,不要出腐败,不能楼起来了,人倒下了”。一语成谶,而今9年后,王云峰还是“倒下了”。胡世莲受审画面9月6日,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公开资料显示,胡世莲,女,1955年2月出生,安徽肥西人。主任医师、教授、山东大学和安徽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省政协委员,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家级特殊津贴。擅长老年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诊治。她曾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2015年8月卸任。今年1月,退休近9年的胡世莲被查,今年6月被开除党籍。安徽省纪委监委通报,经查,胡世莲身为公立医院党委主要负责人,丧失党性原则,背弃初心使命,带头违纪违法,严重污染单位政治生态,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财物;无视纪律规矩,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大肆干预插手医疗设备采购、工程项目招标;权力观异化、亲情观扭曲,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利,单独或伙同亲属非法收受巨额财物。9月6日,69岁的胡世莲在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受审,检方指控,她利用担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09.8053万元,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受262.71万元。胡世莲当庭表示认罪、悔罪。该案将择期宣判。察时局梳理发现,近期,官员退休多年后被查处的案例并不少见。退休近9年,69岁的原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郑勇8月30日被查;退休八年后,71岁的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8月21日被查。除了高龄厅官被查,还有“高龄虎”,1月落马的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苏增添,今年已70岁;中纪委今年打下的正部级“大老虎”,曾担任海南省委书记近6年的罗保铭,将满72岁。纵观近些年查处的类似案例,有的是在职时就存在违纪违法行为,退休后“东窗事发”;有的是临退休时想捞一把,导致“晚节不保”;还有的是退下来后“不甘寂寞”,利用“余威”谋取私利。通报案例一再证明,只要触碰纪法红线,就难逃纪法惩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2027年)》明确提出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思路举措,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的腐败分子,更加有力遏制增量,分类施策清除存量。上述高龄贪官被查,正是对腐败存量的坚决清除。中纪委网站刊文表示,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彻底清除,腐败增量仍在发生,表现形形色色,腐败隐形变异、手段翻新升级,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等等。这些问题充分说明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根除,必须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持续保持战略定力,防止“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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