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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新京报评论
明码标价的“检疫许可”究竟是怎么流出来的?
文| 龙之朱
又见生猪私屠滥宰。
据红星新闻记者近日暗访发现,广东揭阳普宁市存在多个疑似私宰窝点及生猪中转站,并协助警方查获一个非法屠宰窝点。现场发现,该窝点卫生条件恶劣,18头猪挤在狭小空间内,宰杀后的猪肉、内脏堆置于地面,地上污水横流。
令人惊讶的是,在当地,私宰生猪并非个体、偶发现象。知情人披露,其委托私宰窝点宰杀生猪,不仅无人检查过猪耳标(一种用于标识和追踪猪只的设备)、检票证等,还可以花钱办理“检疫许可”,一头猪加盖检疫验讫印章只需25元。
而生猪来源、宰杀好的猪肉,也疑似与多个省份有关。记者现场发现,停靠在这些疑似转运窝点附近的货车,以河南、江西、广西、湖南等地车牌为主。
尽管生猪屠宰难度不大,一直以来,民间也有“杀年猪”的传统,但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却危害极大,不但扰乱市场供应正常秩序,造成食品安全隐患,而且存在重大动物疫情传播风险。
国务院制定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显示,我国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除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不实行定点屠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定点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
但在现实中,仍有一些地方无视法律法规,肆意私屠滥宰。今年3月,就有媒体报道了山东青岛莱西市三个窝点私宰生猪的情形,三处屠宰点每日出肉量达千斤以上,部分猪肉流入莱西市最大的农贸市场。
作为很多老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物,猪肉来路清晰、可溯源是安全的重要保障。而目前国家实行的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也能最大限度保障猪肉安全。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在出栏前应当依法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并附有检疫证明。另外,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任命的兽医在生猪屠宰过程中也要同步检疫,同步检疫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对生猪的胴体及生皮、原毛、脏器、血液、蹄、头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加盖检疫验讫印章或者加施其他检疫标志。
按理说,私宰窝点宰杀的生猪至少需要过两道“检疫关”,一道在出栏前,一道在宰杀后。然而,从报道中普宁市私宰窝点的情形看,这两道关口显然已经失守。区区25元就可搞定一切,而一旦私宰的猪肉拥有了“合法身份”,就可以在市场上随意行走,反正该有的章都有,老百姓很难据此明辨真假。
这实际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广东的私宰窝点外边,停放着很多河南、江西、广西、湖南等地的货车。从这些情况看,这或已成为一条灰色的地下产业链,宰杀点只不过是链条上的一个小小节点而已。
如此场景,未免让人担心。私宰的生猪一旦进入市场,其潜在的危害性就会呈几何级数放大,不仅有悖《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也对食品安全形成严重威胁。
私屠滥宰屡禁不绝,且在一些地方仍十分猖獗,固然与这些窝点地方偏僻,有一定隐蔽性有关,但更主要的恐怕仍在监管各个环节执行落实不力有关。比如,明码标价的“检疫许可”究竟是怎么流出来的?这中间是不是存在利益输送等失职渎职情形?又如,大量外地货车来来往往,有没有纳入当地检查视野?
另据报道,普宁市今年年初还对类似窝点做出过3起行政处罚。那么,当地在打击私屠滥宰违法行为的时候,有没有举一反三核查行政行为的缺失?有没有追查非法屠宰生猪的来路和去向?
一个个生猪私宰窝点,连接起多个省份的产销地下网络,这样的私屠滥宰早已不再是“小打小闹”,而是形成了产业化的雏形。相应地,这也为接下来的整治打击带来了新挑战。
当地不妨以此为契机,下大力气严查相应地下产业链条。既要查市场诸环节,也要查监管诸环节,并尽快与涉及的外地省份联手,以治理之网应对私宰之网,切实保障老百姓的餐桌安全。
撰稿 / 龙之朱(媒体人)
编辑 / 马小龙
校对 / 张 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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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军队8月6日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俄乌持续两年多的冲突带来了新的变数。9月12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他指出,在战事逐渐升级的形势下,俄乌双方在和谈问题上持续陷入僵局。在当前双方常规军事手段的运用接近极限、冲突可能因此发生质变的情况下,俄乌双方需要从避免难以承受的后果出发,将重心转向政治解决,国际社会也需要施加更大影响来帮助双方扭转局面。他表示,在推动俄乌和谈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有更大空间,可以发挥比西方国家更大的影响。图为崔洪建教授发言 图源:北京香山论坛官网库尔斯克行动预示着危机升级新京报:乌克兰8月6日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发起军事行动,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首次在俄罗斯领土上展开大规模地面行动。乌克兰此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崔洪建: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行动有多方面的目的。首先是军事上的考虑。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乌克兰在乌东战场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按照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战场上乌克兰的处境会愈发不利。另一个背景是,目前西方在支持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除了美国大选后可能改变对乌克兰政策之外,欧洲国家极右翼势力上升也带来比较大的影响,一些欧洲国家的对乌立场可能会出现松动甚至倒退,这也是乌克兰现在必须面对的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两个背景,乌克兰发起库尔斯克行动,一方面是希望在军事上缓解乌东战场上的压力,迫使俄军从乌东战场上抽调兵力回援库尔斯克;另一方面,从政治上来说,乌克兰也想证明其仍然有余力向俄方发起反击,并试图以进攻俄本土的方式对俄施加更大影响,同时以此来增强西方继续为其提供援助的信心。乌方还有一些具体的目标,例如借此要求西方进一步放宽对使用西方援助武器的限制,这样乌军就能威胁到俄方更有战略性的目标,同时增强乌军在进入俄境后的生存和威慑力。此外,乌方也希望通过此次行动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譬如用土地换土地、战俘交换等,避免在未来的谈判中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新京报:库尔斯克行动已持续一个多月,乌克兰方面称,他们已经控制了部分俄罗斯领土,并俘虏了数百名战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认为乌克兰达到其目标了吗?对于库尔斯克,俄罗斯此前并未积极反击,似乎仍然将重点放在乌东战场,这是为何?崔洪建:从现在情况来看,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并没有完全达到。俄罗斯方面对于乌军此次行动的军事目的判断很清晰,没有动摇将乌东作为主战场的既定目标,仍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乌东战场。对于库尔斯克方向,目前的状况表明俄方在集结部队、形成有效反攻前需要一个准备期,同时也需要对乌军下一步意图进行判断。目前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后续行动意图并不清晰,似乎在等待美欧放松武器限制能够带来的增强效应。俄国防部公布在库尔斯克战斗画面接下来一段时间,俄乌双方在库尔斯克和顿巴斯之间将出现战略取舍上的博弈状态。乌克兰会尽量保持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存在,从而不断地对俄方施加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从乌克兰的政治目标上来看,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兑现,因此接下来还需要持续观察。近几天美欧对放松武器限制的讨论明显加速,一旦西方放松武器限制,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威胁会加大,库尔斯克行动产生的影响也就更大了。新京报:乌克兰的这次库尔斯克行动对整个俄乌冲突意味着什么?库尔斯克的局势又会对整个局势产生多大影响?崔洪建:乌克兰发动库尔斯克行动,其实预示着这场危机正在升级。在战场出现僵局的情况下,要打破僵局就意味着消除限制和约束并可能承担由此而来的风险。此前,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各方都受制于限制和约束并对风险升级有疑虑。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也都认为,这场冲突如果外溢到其他国家,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失控风险。因此从乌克兰方面来说,这次主动作为,其实是试图在这场冲突中变被动为主动。对俄罗斯来说,乌军进入库尔斯克后,俄罗斯国内有一些舆论要求普京政府将“特别军事行动”升级为“战争状态”。如果进入战争状态,俄方将全面启动战时状态,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不过目前来看,俄方采取的还是控制局面的态度,将其定义为“恐怖主义行动”并采取局部措施而不是整体应对。所以,库尔克斯行动对于这场冲突的影响还需要看后续的发展,譬如俄罗斯的应对会发展到何种程度,西方又会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放松武器使用限制等。新京报:外界关注到,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在对对方进行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无人机作战会是未来的主要作战手段吗?崔洪建:在几年前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冲突中,阿塞拜疆充分利用其无人机优势,可以说相对轻松就赢得了这场冲突。从那场冲突到现在,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无人作战将成为今后军事发展的一个方向。对于乌克兰来说,由于它很难持续地获得西方大规模援助,所以它自己也在想办法。而无人机相比远程导弹技术门槛低、造价低,短期内可以实现大规模量产,同时相比战斗机和导弹之类突防能力更强、射程上也无限制,因此成为乌克兰在战场上的一个重要手段。大量使用无人作战一定程度上帮助乌克兰减少了相对于俄罗斯的军事劣势。需找到契机转向政治解决冲突新京报:在9月12日的北京香山论坛高端访谈中,乌克兰前第一副外长亚历山大·查理说,他认为政治解决俄乌冲突已陷入僵局,这场冲突或许只会在战场上结束。但他也提到了乌方考虑邀请俄方参加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峰会。俄方也表态,愿意继续和谈。如何看待双方的这类表态?崔洪建:俄乌双方有关谈判的表态与战场形势及双方外交环境密切相关。在“库尔斯克战役”后,乌方的立场是“以战促谈”,认为只有在军事上获得优势并确保俄方不能实现其目标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为谈判创造条件,而且“停火谈判”比“和平谈判”来得更现实一些。俄方释放的谈判信号,一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停火止战的广泛诉求,二是让乌方来承担“拒绝谈判”的责任。在俄乌出于各自政治目标互不退让、外部势力推波助澜的形势下,双方缺乏基本互信,开启谈判的条件并不具备,但不断释放谈判信号仍将是双方在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上的重要手段。如果要打破当前僵局,不仅需要逐步放弃将军事作为解决矛盾的唯一手段,还需要认真考虑对方诉求,同时通过一些缓和措施来逐渐建立互信,如提高交换战俘频率、主动降低冲突烈度,甚至实现临时部分停火等。同时,外部因素的变化也会对谈判前景或积极或消极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只要乌克兰认为西方的目标是要“帮助它赢得冲突”并为此继续提供支持和援助,那么它做出妥协的意愿就会降低。同样,如果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的目标是不仅要在战场上获胜,还要在政治上肢解自己,那么也不会放弃军事手段。因此,实现转向政治解决的关键是需要找到一个契机,或是双方的军事手段难以为继,或是降低各自的政治目标,或是外部干预发生重大变化等。新京报: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两年有余,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近来都表态,希望今年内结束冲突,这可能实现吗?崔洪建:俄乌都有表态说希望今年内结束冲突,一方面是双方均不同程度认识到军事手段已接近极限,同时冲突延宕升级给双方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消耗已远超预期,无论以何种方式尽快结束冲突应该代表了俄乌两国民意的主流。另一方面是双方都把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来加以考虑。特朗普曾表态说如果他当选就将在年底前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的立场代表了美国国内一部分不愿被拖入与俄对抗同时反对为援乌耗费资金的民意。特朗普曾表态说如果他当选就将在年底前结束俄乌冲突(资料图/外媒)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有影响力的非西方国家要求停火止战的呼声高涨,也是俄乌表态的重要背景。冲突持续时间越长,外溢效应就越大,双方能够达成合理政治解决方案的难度也会越大。所以,双方发出在今年尽快结束这场冲突的声音,有基于当前形势的判断,也有外交上的考虑。因为推动和谈、结束冲突,是符合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意愿的。因此,俄乌双方一边打、一边喊出要结束冲突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平衡。新京报: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希望中国、印度和巴西能成为这场冲突的调解者,他还表示应基于“伊斯坦布尔协议”进行谈判。普京的这一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崔洪建:观察俄方的表态可以看出其在谈判立场上在不断进行微调,譬如以前说要基于“领土现状”进行谈判,最近则频繁提及当初的“伊斯坦布尔协议”,其用意一是指责西方阻挠“和平”,二是希望在谈判问题上反击乌方,三是通过提出条件来掌握未来谈判的主动权。“伊斯坦布尔协议”是冲突刚爆发时双方达成的初步共识,由于西方的介入,乌克兰最终没有接受。如今俄方提出以该协议为基础进行谈判,从俄方自身立场来看是一种调整或灵活性的表现。但在冲突持续到今天的情况下,当初产生协议的诸多条件已不复存在,况且西方已深度卷入冲突,对于未来谈判条件和目标,西方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因此要想回到“伊斯坦布尔协议”困难重重。这场冲突的走向尤其是朝向政治解决的可能性正在对国际秩序产生深刻影响:在以往面对重大地区冲突或国际矛盾时,决定最终走向或是最终发挥作用的往往都是西方国家。但这一次不太一样。与选边站队的西方国家不同,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秉持平衡中立、劝和促谈立场,相比卷入冲突、支持一方的西方国家而言,在俄罗斯方面更有信誉度,在国际社会也更具公信力,更有资格参与到这场冲突的最终政治解决之中。新京报记者 谢莲编辑 胡杰 校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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