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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事务》上刊登的长文《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关注。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他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改学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则是全美管理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对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机）颁发认证的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中国崛起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或者罔顾环保，也不认为是美欧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而“资助”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将其归结于中国深谋远虑、以颠覆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工业政策。换句话说，他主张的是中国阴谋论，并提出美国对策。但是辛明顿看到了正确的现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网站截图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动摇Pax 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

本田汽车可能是目前在中国市场进行人力成本优化和产能缩减最为激进的汽车企业。在5月广汽本田裁员2000余人后，本田在华另一合资企业东风本田近期同样启动了以主动离职为核心方式的大规模裁员。东风本田将裁员2000人一位在东风本田工作了两年的内部人士向界面新闻证实，此次东风本田提供了近2000个离职通道，赔偿能够给到“N+3”。被裁退的员工主要为生产线工人。这是该员工进入东风本田后，首次经历较大范围的裁员。9月10日，东风本田对外回应表示，此次优化是为了更好地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加快战略转型。优化将主要针对生产领域，并采用员工自愿离职的形式，给予员工妥善合理的补偿方案。界面新闻从东风本田贴吧注意到，从7月开始陆续有相关帖子称，内部正在进行协商离职的统计。在8月底，员工开始批量离职，且多个社交平台上出现东风本田离职员工发布的相关视频和帖子。由于此次赔偿方案不菲，一些东风本田的员工积极争取被裁名额。东风本田采用的是“N+2+1”的补偿方案，其中“N”代表工作年限，“2”指代2个月工资，“1”表示额外再发放1个月的奖金。东风本田方面表示，从实施反馈来看，很多离职员工对补偿方案表示满意。东风本田此次大规模裁员早有预兆。由于在中国市场表现低迷，本田计划通过关闭工厂等举措，在华削减三成的燃油车产能，年产能由149万辆缩减至100万辆。此次减产在日本汽车公司中创下最大规模。其中，东风本田在今年7月26日发文称，东风本田在湖北武汉的第二工厂生产线将于2024年11月暂停生产。这座工厂的年产能为24万辆。蓝鲸新闻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是，第二工厂并未关厂，还保留了研发及实验室。目前暂未传出将在生产领域外的进行裁员。界面新闻从多家合资品牌人士处了解到，由于公司效益不佳和短期内难见好转，不少合资品牌人士选择跳槽去新势力或国内自主品牌。自然流失人数不在少数。本田计划2024财年（截至2025年3月）内通过广汽本田的裁员和自然减员，对中国业务共削减3000人左右。但东风本田的人员削减并不包括在内，削减幅度可能会扩大。去年12月广汽本田已经开始裁员。据日媒报道，彼时广本裁员约900人，这是广汽本田25年来首次裁员。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超过50%，成为消费者购车的主流选择，缺少新能源车型的合资汽车厂商很难止住持续下滑的销量趋势。本田汽车8月中国新车销量同比下降44%，连续7个月低于去年同期。东风集团产销报告显示，东风本田1至8月累计销量同比下跌19%；广汽本田前8月累计销量只有27万辆，同比下滑26.81%。尽管在华销量出现大跌，但本田汽车4至6月合并营业利润却刷新同期历史记录。在美国市场，受益于混动车型的销量猛增，本田汽车4至6月财季销量增长3%，实现连续16个月增长。合资汽车品牌曾经是汽车人士争抢进入的好公司，能够提供行业内领先于自主品牌更高的薪资和丰厚的年终奖金，但随着业绩的持续萎靡，其过往的光环已经不再。根据乘联会发布的数据，8月主流合资品牌零售48万辆，同比下降27%；前8月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超过1000万辆，市占率达到63.2%。合资汽车品牌的燃油车产能已经普遍出现过剩，且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让它们对生产更为谨慎。不仅是本田汽车，今年5月一汽大众佛山工厂同样出现人员优化，对部分第一次劳动合同到期员工不续约，并提供“N+1”或“N”个月的补偿。惠誉评级亚太区企业评级董事杨菁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指出，合资品牌转型已经进入关键的执行期。它们拥有资金和技术储备，但令人担忧的是决策过程的周期较长，车型推出速度难以适应当前国内自主品牌快速迭代的市场环境，这将格外考验合资品牌中外双方的步调能否一致。延伸阅读IBM中国裁员会议只开了3分钟 员工冒雨到办公室讨说法步入中国市场的第40年，被称为“蓝色巨人”的美国计算机巨头IBM以一个极为“魔幻”的方式，宣布结束IBM在中国的研发业务，1000多名中国员工被波及。据港媒《南华早报》、美媒《华尔街日报》等27日报道，本周一，IBM高层原定就关闭业务进行半小时的会议，在仅持续3分钟宣布裁员决定后便戛然而止，没有留出任何提问空间，让特地冒着大雨赶到IBM北京办公室参会寻求说法和解决方案的中国员工大为失望，更有不少人感到愤怒乃至羞辱感。与此同时，又有不和谐声音借机鼓噪所谓“外资撤出中国”。不过，知名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对此指出，在中国同类竞争对手太多，自己又缺乏绝对技术壁垒优势，是IBM关闭中国研发部门的最主要原因。“裁撤研发机构可能不怪任何人，只是一家企业老了，这家企业在科技领域活得太久了”，他表示。IBM确认将彻底关闭中国研发部门 资料图有关IBM将彻底关闭中国研发业务的消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传得沸沸扬扬。据《南华早报》等报道，早在上周五，就已经有一些员工发现了“苗头”：当晚，IBM中国毫无预兆地关闭了内网访问权限，有些正在加班的员工突然发现自己无法访问公司的内网系统。到了周一，IBM中国关闭下属主要负责研发和测试的中国研发中心（CDL）和中国系统中心（CSL）的消息尘埃落定，涉及IBM在北京、上海和大连等地的中国员工。而这场将改变1000多人命运的会议，却是以一种让受影响员工觉得极其敷衍了事的态度结束的。报道称，当天参加虚拟会议的有IBM的全球企业系统开发副总裁赫根罗瑟（Jack Hergenrother）、Z大型机总经理毛里（Ross Mauri）和存储软件工程副总裁梅斯（Danny Mace）。赫根罗瑟表示，受到市场动态和激烈竞争的影响，IBM在中国的基础设施业务正在“衰退”，因此决定将开发业务从中国转移到IBM其他海外基地。《华尔街日报》补充称，部分业务可能将转至印度。一份文字记录显示，在赫根罗瑟敦促受影响员工与各自所属管理人员就遣散安排组织私下讨论，另两名高管感谢员工贡献后，这场仅持续了3分钟的会议被直接掐断，根本没有留出任何与中国员工进行问答沟通的时间。综合北京商报、第一财经等报道，大多数员工对突然裁员感到惊愕，更对如此简短的会议大失所望。在IBM工作13年的研发员小李（化名）告诉媒体，一早冒雨来开会，全员会议只开了3分钟，“大家听完之后很气愤，感觉受到了侮辱。”和小李的说法一样，另一名北京IBM员工对《南华早报》透露，他已经和自己的一线经理谈过相关安排，后者也被解雇了。IBM方面目前的说辞是不按裁员处理，而是协议离职。员工在今年9月13日之前签署解聘协议，将得到N+3的补偿。据小李补充，9月20日之前同意签字的补偿将是N+1，在10月31日正式关闭相关业务后再签字将得不到任何补偿。IBM此番大动作引发科技领域“地震”。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已经有中国科技公司的猎头，就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相关的职位，与这些受影响的中国员工进行了接洽。在一份发给媒体的声明中，IBM强调，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越来越重视抓住混合云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机遇，IBM在中国的本地战略重点将是利用在技术和咨询方面的经验，转向服务中国的民营企业以及部分在中国的跨国企业。近年来IBM在亚太地区虽有复苏之势，在中国的销售额却始终处于下滑中。IBM年度财报显示，2023年，IBM在中国的收入下降了19.6%，而整个亚太地区增长了1.6%。“就像把ThinkPad笔记本电脑业务卖给联想一样，IBM现在不得不关闭CDL和CSL，是因为这些业务的利润并不理想。”一名前员工告诉《金融时报》。IBM中国回应裁员传闻不过IBM仍然重申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就在8月22日举行的一场IBM中国企业级AI论坛上，IBM亚太区总经理德克斯（Hans Dekkers）表示：“今年是IBM进入中国市场的第40年。我们希望在未来的4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继续扎根中国。”IBM中国管理层也强调中国市场仍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在于企业级AI领域。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IBM关闭中国研发部门，原因有且只有一个——在中国同类竞争对手太多，IBM缺乏绝对的技术壁垒优势。他对封面新闻表示，虽然IBM宣称关闭相关业务是用AI取代人力，提高企业效率，但从今年二季度数据来看，IBM营收仅仅增长2%，固定汇率算仅仅为4%，“在科技企业中，你很少见到如此没有火气的业绩表现。所以，有可能研发机构裁撤不怪任何人，只是一家企业老了，这家企业在科技领域活得太久了。”对于有杂音借机唱衰中国外资投资，盘和林在一篇评论文中反驳道，所谓“IBM全面撤离中国”是一种危言耸听，IBM此次裁员只是其全球业务调整的一部分。自2020年新CEO上任后，该公司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多轮裁员，此次裁员显然不是针对中国市场的特殊行动。IBM在中国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分公司和业务，在华员工总数超过1.2万人。《华夏时报》也援引专家说法分析称，近些年，IBM在中国市场的能力和服务优势其实已经被本土IT企业逐步取代，其先发优势到了一定瓶颈期，这是目前这家公司遇到的最大问题。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指出，在中国过去这40多年的发展中，外企先进的IT技术的确占到巨大的先发优势，但最近十几年，中国IT领域的发展尤为迅速，整体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都有很大提升，而不少外企却固守在过去的逻辑思维和技术水平上缓慢前行，无法适应变化中的中国企业的需求，只能选择收缩业务或者退出，这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北京商报引述专家分析指出，对于IBM这种习惯于服务政府、银行等大型机构的龙头，“放低身段”挖掘细分群体“赚辛苦钱”，并非易事。产业观察家洪仕宾也提到，在现今各家技术差距已经不再明显的情况下，市场整体的打法、逻辑早已改变，所谓“得客户者得天下”，关键在于竞争谁的生态覆盖面更广。一些外媒则猜测，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可能也给在中国从事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研究的美国公司的商业前景蒙上了阴影。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中国设立大型研究团队可能会使IBM获得美国政府合同变得困难，美国政府是IBM的主要客户。《华尔街日报》还提到，自2010年以来，为了推动信息化建设的自主性和安全性，中国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接连发起“去IOE”（在IT架构中去除IBM小型机、‌Oracle数据库和EMC存储设备）。尤其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棱镜门”爆料人爱德华·斯诺登在2013年揭露美国当局曾入侵中国的移动通信和企业网络，更加速了这一转变。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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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第79届联合国大会本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路透社9月12日独家报道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Thomas Greenfield）将于当地时间12日宣布，美国支持为非洲国家设立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设立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报道指出，此举出台之际，美国正在寻求修复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加强和太平洋的岛国的关系，意图在这些地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格林菲尔德将有关计划描述为美国总统拜登政治遗产的一部分。她对路透社表示，希望这一宣布推动有关议程“向前发展”，“以便我们能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实现安理会改革。”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发言，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中、俄、美、英、法）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权实施制裁和武器禁运，并授权使用武力。5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非程序性事项表决时各自拥有否决权，即所谓的“一票否决权”。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按照地区进行分配，其中非洲和亚洲国家5个，东欧国家1个，拉美国家2个，西欧和其他国家2个。 值得一提的是，格林菲尔德对路透社表示，华盛顿不支持将否决权扩大到现有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外。 目前有3个非洲国家拥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分别是加蓬、加纳和莫桑比克。“问题在于，这些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无法让非洲国家充分发挥它们的知识和声音，为安理会的工作做出贡献……无法让非洲国家持续应对影响我们所有人、尤其是非洲人民的挑战。”格林菲尔德称。 她还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理应获得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因为这些国家 “在一系列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尤其是气候变化影响的问题上，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支持这一安理会改革。他11日对路透社表示，安理会的现状和二战之后的局势完全相符，“它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存在有效性问题，需要进行改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讲话，联合国网站 但是，任何安理会成员的变动都要通过修改《联合国宪章》来实现，报道称，这需要三分之二会员国的批准和认可，而安理会目前的五个否决权也发挥着作用。 路透社指出，十多年来，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对抗日趋激烈，尤其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安理会在很多问题上陷入僵局。 格林菲尔德表示，她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让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扩容的决议进行投票。 报道指出，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印度、日本、德国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也希望获得这一席位。但多年来的改革谈判收效甚微，目前尚不清楚美国的支持是否能推动相关行动。 在2022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均提到“安理会扩容”问题。拜登当时表示：“美国支持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这包括我们长期支持的国家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德国总理朔尔茨2022年在联大发表讲话时称，德国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请求支持德国的候选资格，“德国准备好了”。除了德国之外，拜登当年5月访问日本时，也曾公开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曾在2020年表示，巴西和印度应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拉夫罗夫2023年8月谈及联合国改革问题时，曾表示德国和日本“不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为这会加剧不公正，且德日两国是“美国意志的忠实执行者”。 对于安理会改革问题，在2022年11月的第77届联大会议期间，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曾表示，安理会要有效履职，全面改革势在必行。这是所有会员国的共同期盼。 张军称，中方对改革有三点期待：首先，安理会改革要坚持正确方向，切实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安理会改革要体现公平正义，应优先考虑代表性不足地区的关切；第三，安理会改革应与其他治理机制改革协调推进。 “安理会的决策事关战争与和平，关乎集体安全机制的未来。安理会改革应有助于维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加强真正的多边主义，增强安理会权威和效率，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改革不能只满足个别国家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入常’的私利。”张军强调。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原标题：前国足主帅沉默14年的社媒“爆了”！球迷刷屏：队危，速归）